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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企業家 The Entrepreneur 4/23/08 11:21:22 pm

第八章企業家 The Entrepreneur

喬治‧席爾威斯特‧霍爾（George Sylvester Hall）是位美國商人，受雇於位於紐約的美國銀行卷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這家公司專門從事印製銀行卷及替外國政府處理印製大量法幣紙鈔的業務。霍爾在該公司裡的遠東部門工作，負責接洽中國及日本的業務，也因而才會同拜克斯有所接觸往來。

他們初次的見面是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的九月，當時兩人同乘一艘正橫越著太平洋在駛往中國途中的郵輪。霍爾是因公司業務的需要而正前往洽公，而拜克斯，如同我們還記得的，則是剛辭掉了在倫敦國王學院那份從未履職的中文教授職位，宣稱自己是個遁世者，正要回到中國去，讓自己那衰退到幾近失明的眼睛能好好地修養一番。但是遇到了霍爾之後，拜克斯的眼睛突然就奇蹟式的不藥而癒了，而他那隱士的本性也暫時地消失匿跡了，他發覺了一個天賜的良機，一個值得把握不容錯過的人際關係。於是他向霍爾做自我介紹，說自己是英國政府的一個重要密使，現在正要替英王喬治五世來傳達他所寫給袁世凱總統的親筆信函。此時的霍爾，因為那本轟動一時有關於皇太后的書，以及拜克斯的家族銀行早就為自己任職的美國銀行卷公司所熟知的關係，所以早已聽聞過拜克斯的大字；後來霍爾又兩度和他同船往返美國。

在這幾度橫越太平洋的悠閒漫長旅途中所做的對談裡，以及在北京幾次正式的社交場合當中，拜克斯都讓霍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認為他是個人脈深厚並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拜克斯對霍爾開門見山很明白地說過，自己是中國高層官員們非常要好的一個友人，包括袁世凱總統。還指出自己非但是英國重要的造船公司約翰‧布朗集團的代表，同時也是深受英國政府所信任的密使。霍爾似乎天性就是很容易相信別人，但就算他曾有過任何的懷疑，當他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的十月十一日，看到英國駐北京的全權公使，那位北京使節團裡最受尊敬的首席外交官，竟然親自登門造訪拜克斯，並帶他去總統身邊的軍師（eminence grise，法文，同等英文grey eminence）兼政治顧問梁士詒，在親眼目睹這番情景時之後，任何的疑惑也必定會隨之而煙消雲散的。此後，霍爾就認同拜克斯真的是號人物，因此當拜克斯提議說，藉由他自身豐沛的人脈，他或許可以為美國銀行卷公司來效力做些事時，霍爾便迫不及待殷切地接受了他這樣的一個提議。在獲得公司的首肯認可之後，霍爾即刻雇用拜克斯為特任專員來確保中國地區的生意，凡是由他經手所拿到的訂單，他將可因而獲得百分之二的佣金，外加他的相關開銷支出。

拜克斯開始受雇於美國銀行卷公司的日期，我們並不清楚，但有可能是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讓霍爾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一幕（喬丹帶拜克斯去見梁士詒）之後：也或許是在西元一九一六年初，在拜克斯結束回到英國的訪問，再度回到中國之後。因為此時這正是拜克斯又為經濟貧乏所困而深感苦不堪言之際，此時為一家穩固的美國公司來工作，對改善自身經濟的窘境應該是有所助益的。那場徹底失敗的軍火採購是個被緊緊保守著的秘密，在北京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已經離開的約翰‧喬丹爵士之外，就剩下雪尼‧巴頓爵士；但是他對此事的解釋向來是抱持著仁慈寬大的觀點，所以就這件事而言，對拜克斯並沒有任何明顯的不利之處。再者，此時中國的政治局勢瞬息萬變，美國銀行卷公司對此情況尤其是感到興致高昂。

銀行卷公司會感到有興趣的原因是因為，之前，該公司和中國政府曾做過協商。那個拜克斯似乎未曾參與其中的協商，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有了具體的結果，雙方因而簽立了一份合約。這份被稱為「億元的合約」顯然是很有價值的，應該就是指印製一億元的中國法幣紙鈔。但這份合約似乎還沒有被做過細節部分的確認動作，而隨著後來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這份合約變成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這個時期，正是「帝制復辟運動」當道正興，袁世凱試圖想把自己變成中國皇帝的那段期間。

「帝制復辟運動」實際上並沒有取得成功，但在剛開始的時候，袁世凱是自信滿滿的，就像以前的皇帝那般，他也為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年號，在西元一九一六年，他宣佈以洪憲元年來取代民國五年，登基儀式再度被舉行，爵位也再度被分封；袁世凱準備坐上那已被閒置著的龍椅。但外國勢力對這個新王朝的反應冷淡，而在中國境內，各個民主派系也聯合起來開始反抗，尤其是向來與北京的帝制採敵對態度的南方中產階級，更是向這個政權挑戰，孫逸仙也再度成為國內的一股反對力量。美國銀行卷公司焦慮地觀看著整個局勢的進展演變，如果袁世凱政權被推翻了，公司曾被告知，「那份百萬的合約就會整個失效，而必須重新簽訂過才行」。因此，才剛剛浮現出在紐約那些大老闆的眼前，那個中國紙鈔如雪花繽飛下個不停的美好畫面景致，眼看著就要再度幻滅了。

而現在，真是非常地走運，公司有一位真正的專家可以來託付信賴，一位對中國的政治、中國的社會及中國人的做事方式都有著深入瞭解的專家！此時，拜克斯不斷地提供著他的協助，他正打算以三萬美金的代價把自己的房子賣給公司，他很「熱心地插手」同中國當局去交涉，要求釋放一個因襲警而被捕入獄的公司裡的司機。他向公司保證，即使袁世凱最終垮台，換了個新的政府來接手，公司還是會拿到這筆生意的。在西元一九一六年三月，公司在北京的代表回報說：「我固定常常和拜克斯面會」：他「似乎總是比別人先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拜他所賜，無論局勢怎麼地演變，公司對此事的信心才能變得較為踏實而來得有所憑據，因為拜克斯不僅認識袁世凱本人，和那些即將在北京組成新的繼任政府的中國高層政客們，也都維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長久以來，他一直就是前任國務卿徐世昌的朋友，多虧了這位朋友，之前他才能協助寶靈公司。就在西元一九一零年下台（暫時地）前沒多久，徐世昌還曾寫了些「詞意懇切」的信件給他。徐世昌在北京仍是個很有權勢的角色，注定有天會成為中國的總統。銀行卷公司還很高興得知「無論政府如何地重組，都會在新政府裡擔任要職的段祺瑞，竟是拜克斯最要好的朋友」。段祺瑞的確是個值得擁有的珍貴朋友，他擔任過陸軍總長，在袁世凱手下一度代理過國務總理；他擁有軍事將領們的支持；他對支持何人來接替那已搖搖欲墜的袁世凱政權，握有關鍵性的決定權。袁世凱的確是氣數已盡，他的結束來得非常地快。在西元一九一六年的六月六日，這位野心勃勃的總統，在深受帝制復辟失敗後所帶來的羞辱與懊惱後，竟在精神過度緊張而精疲力竭的情況下暴斃辭世了。他死後，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他是個平凡無奇的人物：是一個，如同英國公使在回報倫敦時所描述的，「是個八面玲瓏但沒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見的人」。在黎元洪手下，段祺瑞再度擔任起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就這樣，這個共和國又再度轉危為安，而「拜克斯最要好的朋友」此時成了新總統背後一個無可取代的最有力人士了。

這番人事的重組自然令銀行卷公司感到非常地高興滿意，也讓公司對拜克斯更加依賴器重，此時人在美國的霍爾，特地前來北京同他共商大計。在他抵達北京沒多久，霍爾便向公司回報，他「受到中國政府囑託，將回到紐約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這一切都蒙拜克斯所賜，他得到了一個「保證數量將是不小的生意合同」：從西元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起的未來十年裡，美國銀行卷公司將是唯一為中國來印製紙鈔的外國公司。但是這個漂亮的出擊，因為某種未被表明的原因，「必須保密不能聲張」。拜克斯對所有的事情都堅持要有絕對的保密性。

就某一方面而言，拜克斯對保密的堅持，顯得很不方便而且也很不合理。為了要鞏固確保新的合約，依霍爾的看法，自然是必須把之前同袁世凱政府所簽訂的「億元合約」的內容先確定下來，因此他發電報給紐約，要求將先前那份合約的照片副本寄過來。這樣做是再自然不過了；因為如果缺少了舊合約內容裡的完整資訊，要怎麼和新政權來談新的合約呢？但是當拜克斯聽到這個要求時，卻顯得驚訝惶恐，甚至是莫名的憤怒。他親自發了封電報給紐約說，絕對沒有參照舊合約的必要，「最重要的是」，不可以將舊合約的副本或是相關文件拿給任何人來觀看。他說，在此時中國政治複雜敏感的情況下，這個作法將會是個無可轉圜的致命傷，將會沈重地打擊到拜克斯，而使得他無法再為公司效力；也會破壞他同新任的國務總理之間良好的關係；更會使得讓新合約更進一步地具體化的希望蕩然無存。

霍爾開始對自己之前向紐約所提出的主張感到躊躇猶豫，他發電文回公司表示他絕對無意背叛任何人，他授權公司回覆拜克斯，向他保證這合約副本的內容「絕對不會向任何人」來展示，他只是要這份副本來當作個人的指引參考而已。但是拜克斯極度地堅持，舊合約必須被完全地封閉做到隻字不提，不能將它的任何文件再給任何人觀看。現在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交由他以個人的政治運作來達成，當然，這件事也是絕對不能說的。如果他的名字被提及同之前十月的那份合約（億元合約）有關的話，他說，「這將對他以及他的政府（指英國）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因為拜克斯不僅是約翰‧布朗集團及美國銀行卷公司的員工，中國前後任總統及國務總理的親信好友而已，同時他也是英國政府的秘密特使。

霍爾感到困惑並進退兩難，他發電報給此時人在倫敦的拜克斯向他解釋，自己會想要一份舊合約的照片副本的理由，不過就是想讓願意將舊約合併入新約裡的中國新財政總長，確認一下照片副本裡的中文內容罷了。舊合約本身並沒有什麼機密：人們到處談論著它；甚至連報紙也提過它；據說袁世凱也觀閱過這份合約，雖然在閱後並沒有批准這麼龐大的數量：顯然他覺得一億元的紙鈔太多了。那麼問題到底是在哪裡呢？霍爾將拜克斯的爭論先擱置一邊，他發電報給拜克斯，「請發送一封電報給我，同意允許我將文件拿給財政總長看，這樣我就能盡快地動作。」

綜觀這些在西元一九一六年夏天到秋天之間，雙方焦慮急躁的往返通信之內容，讓我們得到一個印象─拜克斯是因為擔心中國的政府官員和霍爾及該公司裡的其他成員，會做直接的接觸並逕行開始協商而感到害怕。這一次，就如同在那場偉大的軍火交易裡，他依舊希望自己是唯一的仲介人。他尤其不希望中國方面看到西元一九一五年十月份訂立的那份合約，甚至不願見到那份合約被雙方所確認，因為這樣會使得，就如同他所說的，佣金將歸屬於原來簽訂合約的人。他樂見原來的舊合約被完全遺棄，而被一份由他獨自一人所簽訂的新合約來取代，當然如此一來，他將是唯一獲取這筆佣金的人。而公司只要能確保住合約，自然不會在意佣金是歸於何人。對公司而言，如果能獲得確認的話，其實舊合約就已經很好而且也足夠了；所以如果該合約能被確認，參與協商的人都將能獲得適當的報酬：「談到佣金，對所有相關的人員都會有令人滿意的安排。」因此，對於自己獨佔著以政治運作來談合約一事，如果拜克斯想讓這種作法顯得有理而站得住腳的話，也唯有靠著爭取到比目前數量更大的訂單一途才能辦得到，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不過都是為了獲取最多的佣金而已。

他贏了，在他的堅持之下，舊合約將不再被提起。然後，在幾個月之後，他就能回報說他已經談好一個新的合約，相對之下，讓那個印製億元紙鈔的舊合約好像僅是個零頭小錢（chicken-feed）。在經幾番費盡唇舌的溝通協議之後，其中包括四次與中國總統的個人面晤（為此，他每次還需支付八十銀元的大門費『 gate-money』），最終他獲勝了。拜克斯曾以口頭及書面詳盡地敘述那些協議的完整經過。現在中國政府將委託美國銀行卷公司來印製六億五千萬的法幣紙鈔─每年五千萬，如此持續十三年。他說，在這次協商裡，除了總統和國務總理之外，鼎力相助的還有他的老友徐世昌以及前財政總長周學熙。

就這樣，拜克斯又幹了一次同樣的事，這是他在那次偉大的軍火交易當中，所運用那些的技倆的另一個翻版。在這次的交易裡，正如同在上次的，他的勝利是構築在經由他的運作所獲致而來的龐大數量上。當其他的協議者只能到處東拼西湊取得為數不多的武器時，那些數量如此微不足道的軍火，值得去擔待風險嗎？藉由他的秘密作業，個人關係的運作，拜克斯可以安排出一支船隊載滿著堆積如山，從遙遠的各省收集而來的槍械軍火，讓英國整個的軍事作戰機構體系，自內閣以下，全都投入沈醉在他那個令人眼花撩亂的計畫裡。所以現在，在這單純僅僅是商業行為的交易裡，那個經由他的操作所獲致的數量，當然是讓所有的雜音異議立即都變得鴉雀無聲。公司原本期待，如果能保住那「億元合約」其中的一部份，就會很開心了，因為他們知道前總統認為它的數量太大。但是拜克斯堅持，如果將協商的工作交由他獨自來處理，他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真的做到了。在這兩次的作業行動（指軍火及印鈔）裡，唯一的不同之處，只是其中角色的互調安排。在第一次裡，不知名的中國「當局」，是用來讓英國的內閣部長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第二次裡，有名有姓的中國內閣總長們，卻是用來讓紐約不知名的老闆們感到印象深刻。

這個偉大的獨家消息立刻引起遠在紐約的公司裡一陣的雀躍歡欣，拜克斯親自前往紐約去報告這件事，公司裡的主管們，尤其是總裁葛林（W.L.Green）先生，熱烈盛情地款待他。霍爾也獲得加薪並被升職成為公司裡遠東部門的副總裁，就僅僅因為他「發掘了這位彌足珍貴的特任專員」。然後霍爾陪著拜克斯回到了北京，在西元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拜克斯以勝利者的姿態將這個訂單的合約交到了霍爾的手中，這份合約是以中文所書寫的，由總統黎元洪以及拜克斯的那位最要好的朋友，國務總理段祺瑞所簽署的。於是因而開心至極的公司方面便開始儲備大量印鈔所用的特殊紙張，並下令技術人員開始設計印鈔所要用的模版。拜克斯除了「備受讚譽」之外，他還獲得一共五千六百英鎊，做為這筆交易的佣金以及他個人的其他相關雜項花費，其中包括了數次晉見總統所付出的三百二十銀元大門費的補償金。

截至目前為止，一切都很順利。合約已經簽訂了，但是很奇怪的，訂單並沒有隨後跟著來。公司給拜克斯發了數封電報，但是都沒有下文。而郵件，如同拜克斯所解釋的，在這世界大戰的期間裡並不是穩當：信件常常會被日本所攔截並拆開....然而，中國政府沒有遵循合約內容來開立主訂單，依舊是件很怪異的事。在西元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遠東部門的副總裁霍爾寫了封信給該公司在北京的代表，宣稱拜克斯沒能確保這個訂單是件「非常嚴重而嚴肅的事」。拜克斯已經被預付了佣金，並且他曾承諾保證一定會有訂單的。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總得要有人給個合理的解釋才行。

一如往昔，拜克斯自然會有他的解釋。當被逼急了，他解釋說他在安排與國務總理面晤時，碰到了很大的阻礙困難。在四月初，他回報說他終於和總理段祺瑞會面了，但是結果並不盡如人意。事實上，在會晤的過程裡「爭辯激烈」，段祺瑞指責拜克斯竊佔了他的「匯款」─這應該是指他曾要求銀行卷公司所應支付給他，一筆做為他提供合作的回報的「佣金」─他還說「他會拒絕履行所有的一切」，包括合約在內，除非將「匯款」能交到他的手裡。拜克斯還暗示說，這筆匯款應是被英國政府所攔截了，英方還告知身為秘密特使的他，除非是中國向德國宣戰，否則不會歸還這筆款項的，「但及便是中國向德國宣戰了，英國會不會真的歸還這筆款項仍是一個問題」。

霍爾在北京的那位代表並不相信這番說得天花亂墜的故事，於是開始向拜克斯施壓，他受夠了「拜克斯一次又一次的承諾」，他決定要採取行動了。他發電報回公司說：「如果事情不能在幾天後有個滿意的結果，我建議安排一次單獨的面會來發掘整個事情的真相。」這不免讓我們回想到，喬丹曾要脅要將拜克斯剔除，尋求自己和總統的面晤。但是霍爾不願因在拜克斯背後有所動作而激怒到他，他覺得至少該讓拜克斯有個為自己辯駁的機會。於是霍爾回覆說，「在我見到拜克斯之前，我想最好還是不要單獨地來進行協商較妥。」畢竟拜克斯有著同他家族的背景關係、在中國有著寬廣眾多的人脈、對東方語言有著深厚的研究、尤其還有著英國政府密使的特殊身份地位，實在不是個僅是因為懷疑就能輕易加以給得罪的大人物。此外，霍爾會如此溫和地處理拜克斯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原因：那是個屬於較私人性質的原因，與美國銀行卷公司的事毫無關連。

在自從接觸到拜克斯以後，霍爾的胃口就被養大了，他私下同拜克斯一起做了各種的買賣交易，這就是拜克斯家族在倫敦的那位律師柯頓‧敏卿所曾提到的「合夥做買賣」。譬如說，拜克斯曾說服霍爾投資了一萬五千墨西哥銀元─當時中國流通的一種貨幣（又稱鷹洋，因幣面圖案是一隻叼著蛇的鷹而得名，西元一八五四年流入中國後，鷹洋迅速成為各大中城市的標準貨幣，根據西元一九一零年的調查，當時中國流通著大約四億元的鷹洋，佔洋銀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來成為擁有一半他那些因緣際會得來不易的中國「古董」的合夥人。當時霍爾正要離開中國，正如他在事後所承認地，自己答應得太匆促了。他信任拜克斯對古董所具有的行家眼光，尤其拜克斯是還很謹慎地將合夥所需的金額降了兩千銀元，做為在聽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裡的一位荷蘭籍主任對那些古董的評價後，他所覺得應有的價差（拜克斯自己說的）。用對於細枝末節絲毫都不放過的細心注意，以及迂腐學究般嚴謹審慎的自我修正，來贏得別人對他的信任─是拜克斯非常在行拿手的伎倆手法。

然後還有慈禧太后的珍珠外套的案例，這是件非常有名的服裝，是她個人衣裝行頭裡，最為人所知的品項。原本就熱愛珠寶的拜克斯，對它更是深深著迷不已。拜克斯在同霍爾熟捻後告訴他，他在個偶然的機會裡購得了這件珍貴的衣服，並邀請霍爾投資來成為擁有這件奇珍異寶一半所有權的合夥人。然而，在宮廷裡的太監們能將這件不屬於他們的衣物（應該也是這樣）交送到手之前，當然是有些困難需要克服。事實上，拜克斯需要秘密地潛入宮廷之中（此時仍由皇族家室居住其內）親自去拿取這項贓物，然後在不驚動到宮廷警衛們的情況下再悄悄地溜出紫禁城。他打算讓他的「秘書」─也就是，他打雜的家務總管張何差來幫他，一起去幹這件事。但是因為宮廷是個危險的地域，所以他打算攜械武裝前往。換句話說，據拜克斯自己所說，他打算闖入宮廷裡去接收這件被太監所盜取並偷偷變賣的贓物。霍爾則說自己已經準備好要加入這次的買賣，他投資了五萬墨西哥銀元來參與這項冒險的行動。也因為這件買賣的風險很高，所以他還為此特地去向別人借了一把左輪槍來給拜克斯，讓他在行動的過程中帶著自衛用。出了錢跟槍枝之後，霍爾就退到一旁靜靜地等待著，等待著他這些投資的回報。

在一個適當的時機，拜克斯向他回報說夜盜的行動成功地完成了。根據拜克斯的敘述，他成功地潛入了宮廷之中，但是由於他那個中國籍的幫手不可理喻地驚慌失措，因而讓他無法保存那件服裝的完整性，但在經過了極度的危險和種種的困難後，他還是將衣服上三百四十四顆的珍珠全都給割了下來，所以實際說來也沒有什麼損失。然後接著的，是他那番戲劇化的逃離現場之描述，他說為了從宮廷警衛們的重重包圍中殺出一條路來逃生，他還不得不以左輪槍向他們開槍射擊。為了證明自己行動的成功，拜克斯向霍爾展示其中的一顆珍珠，「一顆形狀不是很完美但是色澤亮麗的梨形珍珠（drop-pearl），經過美國的專家們評估，單是這顆就值一萬八千金幣」。他在歸還左輪槍時，還不忘附上一封「誠摯的致謝函」給原槍主。

受到了那一顆珍珠的誘惑，霍爾等著收到他對這批贓物所應分得的部分錢財，他在中國時等待著，回到了美國後依舊還是再等待著，然而始終沒有下落。拜克斯以一連串的藉口欺瞞著霍爾，這些藉口一次比一次複雜，一次比一次匪夷所思。後來，這些珍珠說是被拜克斯裝在外交郵袋裡，經由他特殊的秘密管道送回英國的外交部去了。這些珍珠已被評估過，每顆值六百英鎊；他還為這些珍珠投保了十萬英鎊的保險；這些珍珠是以拜克斯及霍爾兩人聯名的名義，被放置在倫敦的一家銀行裡；開始有人競價要購買這些珍珠了，越來越多顯赫達貴的名字被加進那份競購者的名單行列裡：有大使、有印度的君王，還有殖民地的總督....最後，霍爾終於再也按耐不住，不願再如此等待下去了：對這些藉口已深感不耐煩的他，老聽到這些響叮噹的名字縈繞耳際，但兩手卻始終依舊是空空如也，於是他請長假回到他在緬因州（Maine）的老家退隱，以便能靜下心來對這件事以及其他怪異的「拜克斯事件」好好地來做番深思長考。

到了西元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他終於能領悟到拜克斯那些障眼的手法把戲，逐漸地看出事情真相的端倪來。無論於公或是於私，拜克斯在與他的每一個交易裡的所作所為，都讓他認為拜克斯無疑是個「騙徒」。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之後，他決心要以自己個人的力量來對付拜克斯，他要上前去「掀掉這個騙子的假面具」。

但是在西元一九一七年的秋天，要上哪裡去找拜克斯呢？這位遁居在韃靼城市裡的隱士，活動卻突然變得異常地頻繁，他告訴試著盯牢他的那位霍爾的北京代表說，他自己的行程是「非常地不確定」的，他可能將前往日本....只要生意一談妥順利的話，他會立即前往美國，接著，他又宣稱他將要搭乘一艘荷蘭籍的船前往西雅圖。雖然拜克斯飄忽不定難以捉摸，但霍爾已下定決心一定要堵到他，要同他來做次面對面的接觸。他建議拜克斯在西雅圖見面，如果拜克斯被他在日本的「生意」所延誤，那麼霍爾毫不放鬆，那他將會親自前往橫濱去見他。無論拜克斯去哪裡，他都會找到他，並當面來質詢他。

拜克斯並沒有在西雅圖出現；於是霍爾動身前往日本橫濱，在那裡等著要堵他，然而拜克斯依舊沒有在那裡出現，霍爾只好繼續前往北京，他在九月中旬抵達北京，才知道拜克斯的計畫又變了。當霍爾正在橫越太平洋的海上時，路透社發佈了有關拜克斯被徵召到歐洲西方前線擔任中國苦力理事的那個令人驚訝的消息。所以當霍爾到達北京時，剛好得知拜克斯因他答應前往覆召的愛國熱誠而剛受到大家的恭賀，而他本人即將出發經由加拿大前往歐洲，他將在天津搭乘「亞洲公主號」油輪出發─這正是霍爾剛搭乘進來的那艘船。

然而，似乎霍爾這次是即時趕上了，在拜克斯離去前，仍有點時間來同他做些對話；因為在九月二十三日，霍爾從北京當地發了封電報回紐約，告訴公司，因為日本的阻撓，致使中國政府遲遲無法履行合約，拜克斯已將被預付給他的佣金退還：「將會在回到紐約後，對此間情況做解釋。現正在做新的安排....」

而這也正是拜克斯最後所做的解釋，沒有絞盡腦汁再做任何更進一步的辯解，從頭至尾表現得冷酷無情（sang-froid，法語，同等cold-blooded ）而厚顏無恥，在他登上「亞洲公主號」油輪時，他宣稱正是因為日本出乎意料之外地阻撓，才使得他不得不如此匆匆地離開北京。在他前往歐洲西方前線就職的途中，他會在日本稍做停留，以便將十萬英鎊交付給日本的外相本野（Motono）男爵，做為他沒有對中國向約翰‧布朗集團購買七艘戰艦一事提出抗議而得到的「佣金」。他還說，他這麼做不但是為了維護約翰‧布朗集團的合約，同時也是在幫他老朋友段祺瑞的忙，希望藉此說服他去履行印鈔的那份合約。十萬英鎊跟七艘戰艦以及六億五千萬的紙鈔比起來，霍爾的那點小錢又算是什麼呢？現在的拜克斯，至少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個出神入化的企業家，數百萬的金額隨他呼來喚去，掌理著橫跨歐美亞三大洲的生意。

從霍爾第一封發自北京的電報當中，對當時事情的信心把握看來，似乎顯示他已經相信了拜克斯所做的解釋。毫無疑問，這番說詞必定是有著鉅細靡遺的內容，而且深具說服力的，拜克斯的解釋向來都是如此。再多如山的鐵證都抵不過他的舌燦蓮花，再怪異的奇談，總能經由他的三吋不爛之舌，而獲得他人暫時的信任。但是在拜克斯離開之後，留在北京的霍爾開始著手拼湊相關的證據，這最後一個精彩的謊言便立即隨之而崩潰瓦解，它根本經不起第一道仔細的檢驗。在十月三日，霍爾發電報回紐約，「我們終止了同拜克斯先生的一切關係，他絕對不是一個正派的人，他欺騙了使館，同時也欺騙了我們。」

他的確是這麼做了。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十月上旬，霍爾在北京展開了一連串的拜訪行程，讓整個事情變得再清楚不過。他到美國使館的那次拜會，是揭露這些最令人震驚的事實的一個開端。在美國使館裡，他展示出那份曾讓拜克斯在紐約享盡榮耀並風光一時的著名之合約，讓美國使館裡的中文秘書，一位退職的傳教士，查理斯‧鐵尼（Charles Tenney）博士來做勘驗。鐵尼仔細查看了文件上前任總統袁世凱及現任國務總理段祺瑞兩人的簽名後，認為是完美無瑕的：他無法懷疑它們是偽造的。但是接著，鐵尼繼續採取下個步驟來對其進行確認。他請美國公使保羅‧藍奇（Paul Reinsch）博士陪同自己，帶著這份文件去面見總理本人。當著他們二人及總理自己的私人秘書的面，段祺瑞檢視了這份文件，然後「毫不猶豫地就指出他本人的簽名是偽造的」。（如同鐵尼在事後給霍爾的信裡所寫的）「我們還當面請教總理，他是否認識或者曾經見過拜克斯先生，而他回覆說他不認識此人，也不曾見過他。」這就是拜克斯口口聲聲所宣稱的，段祺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的真相。

下一步，鐵尼博士接著又前往拜會徐世昌，當面向他詢問有關他與拜克斯會晤的一些疑點。而徐世昌的回覆卻是斬釘截鐵並且再也明確不過了，他說，「他並不認識這個人，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更別提說他曾殷勤地寫過信給拜克斯表示願意提供協助或是肯定彼此之間的友誼，以及曾經在過去這動盪不安的八年裡曾會晤過此人。

沿著這項發現一路追尋下去，最後霍爾帶著他的故事找到了一個人，如果在北京還有人真的認識拜克斯的話，那就是偉大的莫瑞森醫師莫屬了。當莫瑞森聽完了霍爾的故事後，想必對當初自己認為景善日記是造假的，卻苦於拿不出具體證據一事，心中此時應是冷笑不已才是。在過去五年裡，因為他自己成為了袁世凱的顧問，而拜克斯的志趣也轉向比單純做翻譯來得更刺激的那些活動領域，所以兩人之間幾乎已沒有往來，而他們之間僅有的少數往來信函，也僅僅是為了決裂而寫的。此時，在聽了霍爾的這番陳述後，莫瑞森決定將這些有趣的發現寫成一份紀錄，所以他從他的眾文件裡，打開了一份還存在著的檔案，其上的標題為「埃德蒙．拜克斯爵士（二代從男爵）的一些註記」，上頭還有個副標「漢學家埃德蒙．拜克斯，濮蘭德和拜克斯合著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當中，那本偽造的日記的作者」。就這樣，向來不斷地質疑那本著名的日記是件贗品的莫瑞森，現在變成指控就是拜克斯本人親自偽造了它。我們將會再度聚焦回到這本日記的，而此時我們所關切的是莫瑞森製作這份文件的時機。

莫瑞森在聽完了霍爾的故事之後，當下立即的反應是，對於眼前「這樣一位精明幹練的生意人」，竟然會徹徹底底地栽在拜克斯手裡，為此而感到驚訝不以。但是霍爾反問道，難道任何其他的人就不會上當受騙了嗎？畢竟拜克斯是那家非常著名的大公司約翰‧布朗集團的代表，他曾向霍爾展示自己同約翰‧布朗以及英國駐北京使館海軍武官伊提‧荷頓（Illtyd Hutton）中校的交情，荷頓有次剛巧與他們一起搭乘同一艘油輪三人同行，期間他向霍爾證實，約翰‧布朗集團的主管們曾向他介紹過拜克斯，並稱他為他們公司在中國的代表。霍爾在美國銀行卷公司裡的其他高階主管伙伴們，絲毫沒有因為他的這些無心之過而怪罪他，因為他們自身，尤其是總裁本人，都同樣地被這個永遠是口若懸河的惡棍所欺騙了。但當然，這一切都是虛假的，莫瑞森在記錄裡寫道：「合約本身是偽造的，上面的那些簽名自然也是。」張何差則是曾自己親口對霍爾告白過「拜克斯根本就不認識那些他裝得同他們之間有著非常密切交往的達官貴人」。他也從來不曾面晤過中國的總統：那筆「大門費」全都被他踹進口袋中飽私囊了。回想起這點，霍爾對這個小細節比其他的任何人都感到憤怒：他告訴莫瑞森，只要想到還補償了拜克斯每次八十銀元大門費的這件事，就讓他感到快要抓狂。就如同拜克斯私下同霍爾所做的買賣全是些不老實的交易，而那些古董也全都是贗品─「收藏裡面沒有一件是真貨」。珍珠，則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而有關取得它們的過程那個故事更純粹僅是個虛構的幻想罷了。

其實莫瑞森不需要怪罪霍爾認為他容易遭受矇騙，因為有太多的人都曾上過拜克斯的當，在那場盛大的軍火交易的荒謬挫敗裡，甚至連整個駐北京的英國使館都成了受騙者的大本營。隨著霍爾到使館找他的老朋友海軍武官伊提‧荷頓中校去向他訴說自己悲慘的故事，有關這點便將會立即顯露無遺。

在這個時候，在駐北京的英國使館裡知道祕密採購軍火這件事並曾每日處理其中的細節的有兩個人。他們是依舊擔任著中文秘書的雪尼‧巴頓以及當時人在外交部負責處理這個案子的貝比‧雅爾斯頓，現在雅爾斯頓，在約翰喬丹爵士休假這段期間裡，正擔任北京的代理公使（charge d'affaires）。雅爾斯頓和巴頓兩人顯然都深信認為拜克斯在這整個事件裡，不過僅是個無辜的傻瓜，一個被惡劣的中國「當局」所欺騙耍弄了的天真學者，而雅爾斯頓自身同拜克斯更是有著私人的交情，兩人還一起涉入些「純粹私人的交易」─毫無疑問，這當然又是指「古董」的買賣而言。知道這些實情後的莫瑞森，當聽到雅爾斯頓同拜克斯私下有來往的傳聞時，曾試圖著要警告他，但是雅爾斯頓似乎是把莫瑞森所說的話當成馬耳東風，根本沒把他的警告當回事。

在同荷頓中校的會晤裡，霍爾向他把自己所知道有關於拜克斯的卑劣事蹟完整地做了番敘述。他告訴荷頓有關合約的事，也坦白說出自己與拜克斯之間的合夥關係，讓他平白無故損失了六萬五千墨西哥銀元。他還說，截至現在，他手上已握有「大量的佐證足以證實拜克斯是個騙徒和偽造者」並且「還繼續在追查有關拜克斯在美洲所做過的一些各種不法交易的事實」；他也提及「莫瑞森醫師對拜克斯先生早年的過去歷史耳熟能詳」。

在聽聞這番駭人的故事之後，荷頓立即前往會見使館裡的副領事麥爾斯‧藍普森（Miles Lampson），藍普森後來在外交圈以居蘭爵士（Lord Killearn）之名廣為人所知曉。他們一起就這件事做了討論，都覺得這個事實在是異常地令人尷尬。海軍武官主要的考量自然是英國造船的利益：覺得自己應該通知海軍部以及約翰‧布朗集團，但同時另一方面，他曾聽說拜克斯與該公司之間的契約已經終止；現在他從中國消失了，顯然是到法國去擔任與中國苦力有關的那份差事；而且截至此時，霍爾的指控不過都只是傳聞罷了，此外，拜克斯同雅爾斯頓兩人的親密私交，讓這處境更顯得有些棘手而難堪。綜合考量到上述的這些情況，藍普森和荷頓兩人決定不向代理公使來報告這件事，他們認為這個故事乍看上去尤其不像會是真的，而且越少人知道這些內幕，越少被耳語流傳是越好。他們就如同大部分的人所常常期盼的，如果不去理會關於拜克斯的這個問題，希望這問題終究會成為過去的。但是很不幸地，他們錯了，拜克斯所帶來的問題永遠是不會成為過去的。

此外，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一個令人畏懼的大人物出現了，他可不想讓這安逸的受騙者大本營就這樣來粉飾太平。就在藍普森和荷頓兩人達成協議決定不再提及這件事的幾天後，已經休了一年長假的約翰‧喬丹爵士終於回到他的職位上了。而在前幾位來向他致意的友人當中，有另一個可怕的人物，他的老友─就是當初推薦他回來擔任北京公使的莫瑞森醫師；不用說，莫瑞森迫不及待地將自己最近才得知有關拜克斯的那些事情全都告訴了喬丹，因此在離開北京前才察覺到拜克斯的醜聞並對此仍記憶猶新的喬丹，發覺才剛一回來就立刻面對著他另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對此他並不高興，當他發現，曾有人將這件事告知使館人員，而代理公使卻被矇在鼓裡全然不知的時候，更是大為火光怒不可遏。他堅持要釐清這件事，而他的目的，如同他在記錄上所記載的，「是要向外交部示警，並在當對拜克斯的指控有合理的立場之時，能阻斷對拜克斯再賦予職務上的任命」。換句話說，喬丹想要封鎖拜克斯成為苦力的理事的這項任命。

喬丹的要求所引來的結果是由紀錄、備忘錄和辯解所交織構成的一場混亂，以及一份新開立的檔案。無疑覺得自己受到了連累的代理公使雅爾斯頓，對荷頓表示了極度的憤怒，為什麼他沒有將「這麼重要的資訊」立即向當時身為使館領導人的自己來報告？荷頓為自己做出了辯解；而藍普森則是代為受過了；就這樣，這場風暴才逐漸地平息了下來─但在此之前，還顯現出了一些有趣的小細節。

在辯駁的過程裡，藍普森發現自己所面對的指控，是指他隱匿了一件可能會危害到使館的事情。於是在回覆裡，他抗議說他對「拜克斯與使館之間的關連」毫無所知，他知道拜克斯是雅爾斯頓個人的好友，兩人私下有些交易往來，但不知道拜克斯與使館有任何公務上的關連。他也知道拜克斯前往法國「去就任一個與審驗中國苦力往來的信件有關的差事」，但是使館與這份派差任命之間毫無關係，「那是由苦力部隊的指揮官，費爾費克斯（Fairfax）上校以一封由陸軍部在二月二日發出的私人信函直接任命他的，這封信還被歸檔在我們的檔案室裡。」藍普森說，因此，他毫無理由去認為拜克斯的任何個人活動，會讓使館被牽扯在其中，或是會讓使館受到危害。而藍普森所不知道的，正是拜克斯兩年前與使館的秘密關連─那場偉大的軍火交易。

對喬丹而言，對那段過往的記憶仍是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和拜克斯這個名字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當內部調查結束之後，喬丹邀請霍爾來見他，以便能親耳聽聽霍爾做番完整的敘述。喬丹安慰霍爾說，「是沒有人有能耐會在當時對那個人起疑心的」，顯然他想起自己在兩年前也曾看走了眼。尤其當霍爾自己還說對兩年前所發生的事有所瞭解時，讓尷尬的喬丹更難忘記自己曾看錯了人。因為霍爾告訴他，就如喬丹事後向外交部所報告的，拜克斯曾向霍爾透露，自己「受雇於英國使館，從事與秘密買賣軍火有關的活動，並向他展示過一些有關此事的使館文件」。所以，拜克斯非但欺騙了美國政府和一個美國公民：同時，在這欺騙的過程，為了達到欺騙的目的，他還違背了曾向自己的政府所承諾過的要保守秘密的誓約。

在彙整了所有的證據後，喬丹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向外交部做了個報告，他通知政務次長，以握有拜克斯對霍爾詐欺及對使館洩密的初步有效（prima facie，拉丁文，同等at first view）證據;因此他要求不要再任命拜克斯擔任任何政府官方的職務。四個月之後，當外交部在尋找失蹤了的拜克斯時，喬丹認為外交部找他或許是為了讓他擔任苦力的理事，於是又重複了一次他的要求。他寫道，拜克斯目前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據說是生病了。還傳聞當他身體好些可以旅行時，他會回到中國，來對霍爾所做的指控提出辯駁。即便如此，喬丹還是堅持，除非那些指控都獲得釐清平反，在此之前，拜克斯不適合再擔任任何官方的職務。

喬丹在該份報告裡說得蠻籠統的：他並沒有特別提及傳聞中拜克斯現正於前往履職途中所將擔任中國苦力理事的那個職務，喬丹真的相信有這個職缺存在嗎？還是他同意莫瑞森所說的，那只是拜克斯為了掩飾自己逃離北京而所編造出來的一個詭計？這個職務的邀約，到底有多少真實性？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只能說，這個職務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有些古怪，這支苦力部隊是於西元一九一六年在中國成立的，此單位所有職務的人選，通常都都是由使館來推薦，而不是由陸軍部主導的。拜克斯會收到由陸軍部所發出的一封純粹私人性質的信函，並在收到該信的七個月後才突然地以公開宣佈的方式來做出回應，這的確似乎是很怪異的。有些人對於那些中國苦力的往來書信文件，竟需要一個學者般的漢學家去做審核的工作，感到訝異不已，而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至於費爾費克斯上校所寫的那封信函，如果拜克斯能偽造中國總統的親筆簽名，他自然也就能偽造苦力部隊指揮官的簽名。無論如何，拜克斯根本就沒到歐洲去，所以自然也沒有機會能來對此事加以證實核驗。

拜克斯消失了，而他在歐洲的那個職務（如果真有其事的話）也被擋掉了，所剩還在的只有法庭上的官司。美國銀行卷公司輕易地由此事件裡全身而退，這要感謝霍爾的迅速行動，讓拜克斯不得不將那筆曾預付給他的佣金酬勞全數歸還─或者至少是，如同霍爾告訴莫瑞森的，退還了這筆五千六百英鎊的預付款當中的五千英鎊。該公司從此與他斷絕任何關係，僅將他視為霍爾個人所雇用的人員，而不再是公司的人。剩下來的，就只有霍爾每每逢人就訴苦，說著自己這番痛苦的經驗並獨自地來面對處理與拜克斯之間的個人恩怨了。霍爾總結地說，以手法而論，拜克斯無疑是個天才，「是遠東地區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卑鄙惡棍」─這話還真是一語道盡。他欺騙了每一個人；所以霍爾是憑藉著什麼看穿他呢？「我絲毫沒有懷疑他的理由，他確實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軍造船廠之一的約翰‧布朗集團的代表，我親眼看過他與該公司之間的關係，他們在上海的那位副代表還曾到北京來找過我。」但是約翰‧布朗集團本身也受騙了，霍爾此時聽聞拜克斯提領到一筆十萬美金的款項，「事後他還吹噓，他拿到該筆錢所憑藉著的只是一張偽造的七艘戰艦的合約罷了」。是美金還是英鎊─此時已經沒有太大差別了：毫無疑問，這正是那筆假裝要給日本外相本野男爵的「佣金」。

當霍爾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同樣地也是受騙上當時，心裡多少感到好受了些。至少，他可以說，自己只是眾多受騙者當中之一。但其實這都是一樣的，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個經驗讓他深感懊悔不已，尤其每當他憶起自己被升職成為公司裡部門的副總裁還被加薪，單純只是因為他招募了這個拜克斯加入公司，而最後他卻被證實為是如此不堪的一個人。在西元一九一八年一月，他寫信回公司談到這個內心的痛處，他寫道：「你們都記得在我去年回到紐約時，你們因為我確保了那份偽造的合約，而將我升任為副總裁。為了維護我在中國個人的顏面，我希望能繼續保有這個頭銜....但是，我希望你們將我的薪資調降回我原本的數目。」公司對待霍爾極為寬大，但是這件事顯然始終在他的內心折磨著他。一位公司裡的同事在西元一九一八年四月曾在北京見過他，而回報說他看起來似乎仍是非常地沮喪。「我曾強烈地督促過他，只要情況許可的話，他就應該盡快離開該地去修養一陣子，因為他看起來真得很糟。拜克斯事件對他的打擊很大，而且留下的陰影老縈繞在他心中，就像莎士比亞筆下那個揮之不去的班可將軍的鬼魂（Banquo's ghost）。」

而拜克斯似乎依舊是逍遙法外並未受到制裁，這才是尤其令人懊惱可恨的事。從英國駐北京使館，霍爾得知拜克斯「以前就曾玩過這種把戲，但是礙於他家族的聲望，所以事情都被遮掩隱瞞了起來。」霍爾經過思考認為「為了牽涉到中國相關高層的事情」向拜克斯提出他對自己公司詐欺的訴訟，這似乎不是很妥當。而英國使館向霍爾保證，只要拜克斯人回到英國一定會將他加以逮捕；但是拜克斯當然不會笨到跑回英國去：當霍爾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在英國向他提出告訴，而在倫敦的律師們也正焦頭爛額地忙著試圖要替他來達成一個和解協議之際，他自己卻躲在溫哥華島（Vancouver Island），在那裡他安靜地躲得低低的，宣稱自己得了重病不起。

律師們最終不負所託成功地達成任務，在西元一九一八年的秋天，拜克斯於是結束了他躲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一地的隱居生活，再度橫渡過太平洋，出現在日本京都的京都飯店，此時霍爾正在那裡等著他。西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兩人簽立了和解協議，藉此，正式解除了兩人之間的合夥關係。此合夥關係中的所有財物─也就是那些「古董」和一顆珍珠─全部都回歸拜克斯一人所獨自擁有。雙方同意撤回對彼此所做的所有指控，此後絕口不再提起此事，同時也不會再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雙方維持表面和諧地各自過下去。拜克斯同時也同意支付霍爾一筆總數為一萬零六百五十英鎊的款項。如同莫瑞森曾觀察到的，「他正常生活的各項開銷必定是非常大的。」一份對於次這次協議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書副本被寄送給了在北京的英國使館，而約翰‧喬丹爵士又依此協議書副本，再做成了一份副本送回倫敦的外交部做為留檔存證之用。

喬丹無疑有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在他這份文件頁首的信函裡，告知外交部說，「拜克斯正在此間為自己所曾做過的事情在做善後的工作，以便在他的健康情況允許時，能盡快地回到英國去度過餘生」。這不禁讓我們想到，此時正是牛津大學即將對那個出缺的教職展開遴選工作的時候。毫無疑問，他必定會帶著那些他被迫以天價贖回的「古董」一起同行，依照和解協議書當中立契所轉讓的項目，其中有：兩件絲卷、七件掛毯、一件刺繡、幾尊陶製的佛像、一對蛋殼製作成的燈籠、一些盤子、「一座琺瑯的寶塔，上面寫著西元一七零零年，由皇帝送給達賴喇嘛」，「一對銅器（不是真品，是被騙誤購的）」、「一幅由吳道子在西元七百八十年所畫的觀音像」、「四捲畫軸」以及「一顆大珍珠」。

就這樣，簡單的說，拜克斯和喬治‧霍爾以及美國銀行卷公司，這三者之間的故事就此結束了。雖然看起來有些怪異，我們必須承認有許多事情的細節，竟完全絲毫不差地符合了我們此時已經建立起來的模式：拜克斯要帶給袁世凱總的那封由英王喬治五世所寫的親筆信函，讓我們想起了二十年前，他帶著由莎立斯波利勳爵、喬瑟夫．張伯倫以及德文郡公爵所寫的那些介紹信。如果前者的確蒙騙了喬治‧霍爾，那麼後者在早年同樣地也是曾欺矇過羅伯．赫德爵士。我們現在可以確信那些介紹信函都是幻想虛構的，或者說，如果真的有那些信函存在著，那也必定是由他自己所偽造的。我們對拜克斯與徐世昌兩人的面晤並不陌生：現在我們知道，當這些無中生有虛構出來的面晤被描述給了范奇勳爵，而從寶靈公司那裡獲得金錢的報酬，正如同虛構的面晤也被描述給了霍爾，而從美國銀行卷公司獲得到金錢的酬庸這情形是一樣的。所以當莫瑞森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八月在海立佛高地濮蘭德的老家對他說，拜克斯實際上在中國的高層官員裡並沒有任何的朋友，也沒有真正認識任何人，就這一點而言，莫瑞森是說對的。那些拜克斯拿來賣給霍爾的古董贗品，讓我們想起了被拿來哄騙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那些偽仿的卷軸，現在我們可以理解到，當初敏卿先生何以急著向梅丹尋求一個足以證實拜克斯是個中國古物鑑定專家的憑據：為的就是要以這個證據來抵擋霍爾對古董真實性的質疑。如出一轍的手法，拜克斯曾抗議說那十八件卷軸都是真品，而他自己身為一個舉世公認的專家，在這種事情上是絕對錯不了的。現在我們對那串根本不存在的珍珠項鍊都早已是再熟悉也不過了，而至於慈禧太后的那件珍珠外套，則是透過了別的管道而獲得確認的：在北京，後來大家都知道拜克斯曾參與過這樣的一件事，而結果是花了他家族一大筆的錢來擺平；但當然，也有人說他是天真單純而被一些「能幹奸詐的中國人」所利用了，法國出版商昂瑞維齊先生仍相信拜克斯是清白無辜的，他曾寫道：「這個巴別塔裡的精靈是個天真的傢伙：他讓自己被那些王八蛋牽連涉入那些齷鹺的事情。（Babel來自聖經中『巴別塔』故事：有一群人想要蓋一座通往上天的塔，以證命人類的無所不能，上天知道後，便將這些人分送於世界各地，分化人類的語言，於是這些人們再也無法彼此交流，最後築塔的夢想終成幻影，而人們也從此不再溝通、交談與傾聽）」而這也正是雅爾斯頓和巴頓二人對拜克斯在那場不凡的軍火交易裡的作為所持的看法。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妹婿約翰．佛萊雷爵士為何會在和伯德雷恩圖書館書信往來時顯得那麼拘謹而慎重，同時對拜克斯這位大舅子的評價也不是很好。在這個印鈔事件仍餘波蕩漾以及霍爾對拜克斯所提出訴訟發生的同時，也正是強納森‧拜克斯爵士身處於終了此生的最後一場大病的時候，也難怪妹婿佛萊雷會出面涉入替拜克斯善後的那場協議裡，因為他的其他三位親兄弟當時都在軍中任職。或許佛萊雷就是在這場替他善後的協議中，正如同諾瑞司主教所陳述過的，「先借給了拜克斯一大筆錢，但該款項卻是仍未歸還」，而在親身經歷過試圖收回這筆欠款的過程後，佛萊雷才會說他也是花了錢後才瞭解到，不能相信這位自稱是中國古董專家的大舅子。

再者，我們心中不免會有另一個較小人的想法，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二零年的夏天，放在他律師的事務所裡的那些可以要求觀看並將交由蘇富比拍賣公司以賤價拍賣出售的「五幅非常珍貴的中國手卷」，又是怎麼回事呢？這些手卷會不會就是先前拿來唬弄詐騙霍爾的那些贗品「古董」，最後依照雙方協議內容而被迫買回的那些物品裡其中的一部份呢？或許是，或許不是；但是這些手卷在他的律師手裡的這項事實，至少證實了其中確實有些相關的背景。

關於拜克斯對美國銀行卷公司及霍爾個人所做過的這些詐欺行為，莫瑞森為記錄拜克斯而編纂的那份檔案中的絕大部分，是這段相關陳述唯一的根據來源。在西元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霍爾告訴莫瑞森，關於拜克斯要將在北京的房子立契轉讓一事，「他相信這其中必有詐」。拜克斯曾試圖要把房子賣給霍爾，但是霍爾心存疑慮而加以拒絕了。有問題的那棟房子就是拜克斯自西元一九一二年起就佔據著，位於石駙馬大街十九號的那棟屋舍。而就我們所知道有關該房子的所有權，在西元一九二一年時，或許更早，這棟房子的合法擁有者就已不是拜克斯，而是他的僕人張何差。有可能是，拜克斯覺得霍爾好騙，而想假借一屋重覆二賣來斂財獲利。但也有可能是霍爾的懷疑並不公正，而是拜克斯在同他對買賣房子的這筆生意談不攏後，才把它賣給張何差的。在無法得知其間確切日期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對此事來做任何評論。

稍後，賀頓（Hutton）中校告訴莫瑞森「拜克斯的詐騙行為遠比我已指出的要來得複雜，他還涉入以虛假的皮草詐取一大筆錢財」；隔年，當拜克斯人還待在維多利亞的皇后飯店裡，聲稱自己得了重病，而倫敦的律師們正拼命地正想設法幫他善後之際，又有他的醜聞傳出。有一個叫做莫爾‧格翰（Moore Graham）的，他是拜克斯新的醫療看護，可能是為了幫他維護利益或是為他返回北京做鋪路，反正他代表拜克斯來到了北京，而格翰告訴莫瑞森當拜克斯待在維多利亞的時候，並沒有因在中國的事業失敗而喪志斷念，「他同司爾薩（Celsa），飯店裡的一位義大利裔經理，兩人參與了一個非法的冒險計畫而花費十二萬金幣，他現正依循法律途徑努力地要追討回這筆款項」。至少拜克斯是這樣跟格翰說的，依我們對拜克斯的瞭解，我們可以假定他所付給司爾薩的那十二萬金幣，正如同他付給了日本外相的那十萬英鎊的「佣金」，同樣都是虛構的，只有試著追討的意圖才是真實的。難怪在倫敦的律師事務所裡，他的律師們會忙得如此不可開交，而他的那位家族律師柯頓‧敏卿先生，也才會如此憂慮地寫信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管理員向他求助，希望能讓他的客戶脫離這場複雜交錯的糾紛裡。

然而，最終敏卿先生還是辦到了，拜克斯的親人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但至少事情獲得了解決。在西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當這場風暴才剛一結束，拜克斯就又若無其事鎮定地回到了北京，恢復到他那原本「知名漢學家」的身份。在西元一九一九年，他故意放出風聲讓人知道，他期待獲得牛津的那個中文教授的職位，如果失之交臂他將會非常難過。他讓自己在漢學期刊「新中國評論」裡以卓越學者的形象出現，而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館長們也仍依舊信賴著他、推崇著他，直到西元一九二一年才發現原來其自身也是被矇騙的受害者。更令人訝異的是，當時在北京所瀰漫著的那份對他寬大而容忍的健忘，從西元一九二零年代至三零年代的這段期間裡，依據文字記載，絕少有人提到拜克斯對其所涉入的那些詐欺事件，似乎具有任何故意的犯意，人們通常會宣稱，既使在最私密的的文件裡，說他是一個學者型的隱士，的確是古怪些，但是無傷大雅，對別人既沒有惡意，也沒有犯過為人所知的罪行。只有威德若在牛津的一番私人談話裡曾含蓄地點出，拜克斯在金錢方面並不可靠。

我們或許會覺得這一切很奇怪，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拜克斯所曾犯下的詐騙形跡，在北京的那些歐美殖民國家人士圈裡，一定普遍為人所知，也一定常在杯光斛影的晚宴桌上被談論過，而縈繞迴盪在眾人的嘴邊耳際。的確是如此沒錯，但人們都總是以一種極為謹慎的態度來談論它：因為事件都已被處理並獲得解決，而拜克斯向來是以好興訴訟著名，任何對此議題的公開談論都可能為自己惹來麻煩。再者，還有一件沒預期到的意外事件也幫了拜克斯的忙。至今，唯一編纂了檔案文件來提供關於拜克斯當時的這些詐騙事蹟的權威性記述的人，就是莫瑞森。莫瑞森，如同濮蘭德曾寫的，是個「輕率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人，而毫無疑問地，他在這些拜克斯造假行騙的事蹟裡，找到了本錢來支持他先前的指控，只要依此回溯類推，拜克斯也必定是偽造了那本景善的日記。但世局的演變卻對拜克斯是有利的，在拜克斯回到中國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就在莫瑞森還沒能完成他的那份關於拜克斯的檔案文件之前，他就被中國政府委任去出席在歐洲舉行的和平會議，由他在席間代表並維護中國的利益。而此時，他已是有病在身，在此次離去之後，他便再也沒能回到中國。他於西元一九二零年病逝於倫敦，享年五十八歲。而那份他已開始撰寫卻未能以竟全功的檔案文件，就這樣地被遺留在他的個人文件堆裡。

然而，既使莫瑞森不在北京了，喬丹卻仍還在；或許最後應該另外單獨地來談談這位英國殖民時期的強人喬丹，就像莫瑞森早先一樣，起初他也是被拜克斯極度的友善所感動從而信任他；也正如同後來的莫瑞森，最終他也覺醒了過來，而以清晰的批判眼光來看待拜克斯，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這般，一眼就能看穿拜克斯在個性上的那層夢幻薄紗。似乎很顯然地，他對西元一九一五年所發生那件對他個人的羞辱，依舊是耿耿於懷。他怎能忘記或是原諒那件荒謬的偉大軍火交易事件？身為國王陛下的全權公使竟被像個小丑般的耍弄，以致全英國半數的內閣部長們，在當國家身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戰事時，卻都隨著這位身穿彩衣的風笛手所吹奏的空泛曲調而翩翩起舞。這一切只因為喬丹已經確信─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他已完全相信─拜克斯背後根本沒有什麼所謂的「中國當局」：這整個精心巧思所設計的猜字謎遊戲，都只是拜克斯運用自己活躍異於常人的想像力所創造出來的。

這一切已經夠糟糕的了，但是此外還有一個更令人不悅的連帶推論，因為如果拜克斯瞎編了這場軍火交易，他還洩漏機密違背了曾被要求遵守的保密規定：如果不是這樣，駐北京的俄國公使如何能向他的政府來回報一個他根本沒握有確切客觀證據的行動？這個一直存在於喬丹心中的懷疑，當在他面晤霍爾，聽到霍爾告訴他自己同拜克斯的關係時，就變得非常確定：拜克斯為了贏取霍爾的信任，在做說明的過程裡，是如何地向霍爾宣稱，自己是深受英國政府信任的秘密仲介人。從霍爾自己對銀行卷公司及對喬丹所做的陳述當中，我們得知，拜克斯為了向霍爾證明自己所說屬實，還曾向他展示過一些拜克斯原本就打算拿來這樣用的機密文件，就如同拜克斯為了證實自己如同所宣稱的，是約翰‧布朗集團的代表，而將自己與公司的合約拿出來，連同前者一起向他展示。因而很明顯地，喬丹似乎是曾對霍爾表達了自己極度的憤怒，而這股憤怒，藉由霍爾或是霍爾的律師們，在當拜克斯從加拿大的深潛裡再度浮現，抵達日本簽訂兩人之間的和解協議時，被一股腦地宣洩在拜克斯的身上。無論這中間的過程到底是如何，於西元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拜克斯從在京都的一家飯店裡寫了封私人信函給公使，來為自己被指控為對霍爾揭露了「我先前與使館的關連」一事做開罪申辯。他寫道，這項罪名完全不是事實，「我從未告訴霍爾先生，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這項訊息。因為我認為這個關係是完全機密的，也由衷地理解到這件事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被提及的。」為了解釋為何霍爾能毫無疑問地知道了這些最高機密事務，他提醒公使有關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十月的細節，當時霍爾正在他家，而「閣下您為了我依照您的要求所做的一些協商而到訪；霍爾先生因而看見我與閣下一同乘車外出。」霍爾，如果他真的那麼有頭腦，那他可以打探得到他們是要前往拜會梁士詒，因為拜克斯交曾代了自己的車伕隨後前往，以便在面會結束後能接他回家。如此一來，拜克斯所做的這個推斷，讓霍爾變成了才是應受到懷疑的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對於我為閣下、為使館或是為巴頓先生工作一事，我都不曾給予霍爾先生那怕是最輕微的一絲暗示，從頭至尾我都絕對地保守著秘密。」

收到了這封信，喬丹將它交給了巴頓，要他對此做評論；不知是真的相信還只是做為藉口，巴頓始終堅持拜克斯只是中國馬基維利主義陰謀者的無辜受害者，還試著幫他說好話。他說，知悉這些機密文件的，有香港、上海的銀行（曾處理過原本要支付那次行動的兩百萬英鎊的存款）、「某些中國人以及拜克斯」，因而藉此他暗示著，無須把洩密一事完全歸罪於拜克斯一人的身上。喬丹對巴頓的這番說詞並不以為然，他曾寫道，他確信銀行方面「並沒有違背我們所付予的信任」，而在這場神秘事件裡，實際上根本沒有中國人：「他們又是誰？而他們是如何能得知機密文件的內容的？」對喬丹而言，至今仍為巴頓所相信的那個拜克斯在過去常引述的不知名的中國「當局」，就如同拜克斯故事裡的其他要角元素那般，不過僅僅是些根本不存在的幽靈罷了。他還寫道，「整個事件，依我個人經驗研判，我相信其中所有的武器、船隻等等都從來不曾存在過，只存在於拜克斯的想像裡。」

在那張顯然是為了留下記錄而與拜克斯這封信附在一起的「機密備忘」裡，喬丹說明了為何他無法接受拜克斯這番「精巧的解釋辯駁」。他承認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的十月那天，「當我到拜克斯家中，把他帶去見梁士詒」時，霍爾的確是看到了自己，這是事實，但這是不相干的兩回事。因為霍爾「所告訴我的事情，一定是從拜克斯那裡所得知而來的。就憑他向我描述了我們以特殊固定語法所寫成而給予了拜克斯的那些文件的性質，就足以讓我相信，他若不是曾親眼看過它們，便是曾被詳盡而精確地告知了文件的內容。」隨後他又對這份文件的主旨再加註一張備忘，「就交易本身而論─經由拜克斯先生來為國王陛下的政府獲取武器的這項嘗試─早在見到霍爾先生之前，我就深信拜克斯先生的故事從頭至尾都是虛構的，它讓我白忙了一整個夏天，同樣地也讓英國政府（HMG，His Majesty's Government）白白浪費了電報往來的費用，等等。」一個月後，喬丹依舊是心繫此事，他寄送了一份拜克斯同霍爾達成和解所做成的契約書的副本給巴頓，上面還註記著，「我最好不要對這場交易再做任何的評論，因為如果我這樣做，就會讓我憶及那場我絕不願再想起的軍火交易。」

那是在西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事，同在此時，即將永遠離開北京的莫瑞森正在他的檔案裡，對關於拜克斯所做的惡行，記上最後的一筆。上面寫道：「賀頓中校告訴我，約翰‧布朗集團正對拜克斯所涉及的數項詐欺行為提出訴訟。」因而，我們回到拜克斯在中國所從事最主要商業活動，擔任約翰‧布朗集團的代表，這個議題上來。

這份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一零年所獲得的職務，從那時起，一直是他在中國所從事的商業活動的主軸核心。正是因眾人皆知道他是這家知名大公司的代表，英國使館也才會認為他是擔任在中國秘密採購軍火這項行動的理想仲介人，基於同樣的理由，霍爾也才會認定他是美國銀行卷公司可加以信賴的專員。很遺憾地，對這一個主題，我們卻無法對他的活動經過來做出詳盡的記載敘述，因為有許多約翰‧布朗集團的相關主要檔案都已不復可尋。然而，有些文件，包括該公司的會議記錄，所幸仍被留存著；從這些文件以及從外交部的一些紀錄裡，我們可以大約地述說一下這故事的輪廓，也能合理地保障這故事的精確性。

拜克斯身為該公司代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說服中國政府來向約翰‧布朗集團下單訂購現代化的船艦。我們可以說，在公司裡的一級主管眼裡，他應該是個深具利用價值的代表，他出身自於一個在銀行商界裡享有盛名的家族，他的父親是柏克萊銀行的董事，又和長期從事海運代理的福克斯家族有密切關連，在進入該公司之前，已受雇於寶靈鐵路建築公司並為史贅特所效力的美國金融財團工作過。他對中文有著深厚的學識，他又自稱同中國有影響力的一些政客─如總統、國務總理、機要秘書等都有私交，即使他的身世裡有任何隱密的瑕疵缺陷，在往來的書信或短暫的面晤裡也絲毫不會被察覺到的；對於拜克斯，每個人都同意，甚至在每件事上也都得到應證，他所做的陳述從來都不會欠缺令人信服的必要證據，的確是個應獲得喝采嘉獎的人。對於在克來德的那些造船業者而言，西元一九零零年後，中國突然興起的現代化不啻為他們提供了絕佳的生意良機，這個土地寬廣而人口眾多的國家，正在淘汰那些破舊的木船和舢舨，轉而投向蒸汽船和鐵甲船的懷抱。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能出得起價錢買得起船隻的政府，和一個有效率的代表能來同它接觸做洽談。口燦蓮花的拜克斯當然能輕而易舉地說服那些天真的中國企業家，這些條件現在都具備齊全了，而拜克斯正是他們最合適的人選。

在西元一九一零年七月，拜克斯是由約翰‧布朗集團和朝聖者集團（Palmer & Co.）這兩家關係企業所聯合雇用的，他的起始雇用契約似乎是為期七年有效，在同年的秋天，他帶著內有適合賣給中國的船隻圖解以及戰艦的計畫書的那些簿冊，起程前往來到中國。雖然瞭解內情的人士，譬如像是濮蘭德之流，他們對中國政府的購買能力以及拜克斯的銷售能力，都抱持著同樣的懷疑。然而公司方面，顯然對由拜克斯來擔任代理所帶來的無窮希望，感到非常地開心。公司尤其希望他能賣出兩艘「布里斯托級」（Bristol Class）的巡洋艦，拜克斯便順勢而為地鼓舞了主管們的希望，他平常給公司的一般往返信函還常被拿去在董事會裡被討論著。在西元一九一一年春天，英國皇家海軍中尉愛得華‧包伊勒（Edward Boyle）被公司所雇用，擔任日本代表一職。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他們兩人據說是在一起工作的。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一月，包伊勒在同拜克斯討論過後，寫了份報告回公司說，中國政府希望能購買八艘「城市級」（Town Class）的戰艦，但是日本政府認為這樣的投資是個有明顯野心的企圖：所以做為替代方案，他建議約翰‧布朗集團應該要中國提供一些大約頓位在五千至六千噸的「海岸巡防船艦」，一支由這種噸位的船隻所組成的艦隊，即使數量達到八艘也不會被日本視為是種挑釁。而且如此一來，又可以讓中國政府「把它們駛往諸多絕少看過自己本國戰艦的地區，向當地的中國人來炫耀一番，而讓政府面子十足」。對於這個提議，拜克斯必定牽扯在其中：尤其是對於中國政府做這樣的投資所能獲得的好處這個部分的陳述，應該正是出自於他的手筆。

在西元一九一四年一月，包伊勒回去英國了，但是還留在中國當地的拜克斯仍繼續討論著這筆海岸巡防船艦的生意，依循著這個步調緩慢發展，最後終於達成了協議，或者是公司方面自認為已經達成了協議，這批船艦將由約翰‧布朗集團和朝聖者集團合作來建造。西元一九一六年的夏天，這兩家公司正熱切討論著「拜克斯的那筆中國的生意」，而在此時，雖然徹底失敗的軍火交易事件已經發生，但是他的雇主當然對其中的詳情毫無所知，而拜克斯卻似乎正又要展開他在商場上最拿手的絕活：如同在許多典型的拜克斯事件裡的手法伎倆，在當事情愈接近應該有個結果而需要被具體化的時刻，經他斡旋所獲致的成果也總是變得愈加豐碩而令人感動。

在西元一九一六年九月，他向他的雇主回報，有幾家日本公司正同他接觸，「想要參與此合約裡的造艦工作」，這就生意考量而言，是個受歡迎的正面附加價值，但是如此的作法也涉及糙政治層面的考量，所以身兼這兩大集團的主席查理斯‧麥克勞倫爵士造訪了外交部商討此事，在部裡由外交部長艾德華‧葛瑞爵士和政務次長華特‧蘭格雷爵士兩人一起親自接見了他。麥克勞倫爵士問及英國政府對日本參與造船有何看法？而被告以「既然日本人毫無疑問地會對這項合約持反對的立場，如果他們真的有參與的意願的話，英國的公司答應讓日本公司參與這項造艦的工程應會是個明智的作法」。在討論過後，大家都同意拜克斯應該繼續與中國政府做協商，而讓日本人來做出更進一步的合作提議；如果日本人真的提出了建議，那麼英國的公司應該接受讓日本人參與這個造艦合約裡的工作。在這個論點的前提下，公司繼續放手來進行，到了十月底，為中國海軍建造六艘海岸巡防艦的評估和設計都已完成，其中也包含估算到了日本參與建造的提議。因此，在西元一九一六年尾，拜克斯對其雇主而言似乎是非常稱職的，因為他已處理並完成了一樁成果豐碩的買賣。

然而從這個時候起，這支幽靈艦隊卻開始慢慢消失了。在西元一九一七年三月，約翰‧布朗集團的一級主管們注意到，他們再也沒收到拜克斯對於他的這龐大的中國和約所發送的任何隻字片語，於是很顯然地他們開始催問他們的這位代表，而在一個月後，拜克斯發了封電報回來報告說合約已經簽訂妥了。然後又是三個月過去─在這三個月裡，中國的政治局勢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原本的主角袁世凱總統下台，而已覆亡的滿州帝國短暫地復僻。到了八月，公司主管們又再次注意到，依舊沒有關於這個合約的任何近一步消息，因而應該是再度出手對拜克斯施壓，就如同美國銀行卷公司所曾做的，要求要看到該合約白紙黑字的書面確定文件。最後，在西元一九一七年的九月十五日，拜克斯終於現身露臉做了回覆。透過他的友人，代理公使貝比‧雅爾斯頓，他發了封私人電報給約翰‧布朗集團，上面寫著：「該事迄今依仍被耽擱，我即將離去，預計十一月底達倫敦。既然我的合約已屆滿，在和平來臨前也沒更進一步可落實的生意，相信你們會同意我前往履職如報所載在法國有關中國苦力的那份差事。戰後再為你們服務，抵達英國時會再做完整的報告，別直接發任何電報過來，傳遞並不可靠。」

就這樣給公司發了最後的一封電報後，拜克斯就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喬治‧霍爾已經逐漸逼近，是他該閃人的時候到了，在他離去時，他留下了那個有關十萬英鎊的故事，說是為了約翰‧布朗集團與中國簽訂和約的事，他需要用那筆錢來安撫日本的外相。而霍爾則是聽說，事實上他「以一份偽造的七艘戰艦的合約為幌子」，籌集到了十萬美金。此後，再也沒有人曾聽聞過有關合約或是戰艦的事情─或許，除了在拜克斯與伯德雷恩圖書館管理員所做過的對話裡。四年後，他告訴管理員，他正為一家造船公司所拖欠他的三萬英鎊而對該公司興訟：他所指的這筆款項，可能就是指因西元一九一七年出售這支不曾存在過的幽靈艦隊的這筆交易所應得到的佣金。

這些就是依目前可得的證據，盡一切的可能，而所能揭露關於拜克斯為約翰‧布朗集團擔任代表的這段時期的一個實際經過，若要依此做出推論並不難。當包伊勒最初提出有關戰艦的替代修正建議時，這個想法應該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當拜克斯接手之後，它就變成了荒誕不經的的空想。那份造船的合約應該是虛構的：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設想，拜克斯是在紐約接受過勝利式的款待後，才剛從紐約回到中國，就宣布了這個造船合約的消息。接著他偽造了給美國銀行卷公司的那份合約，而銀行卷公司後來發現該合約是份造假的文件，而使他隨後不得不忙著安排撤退，以致於沒能騰出時間來偽造一份給造船公司的合約。所以，事情按照時間前後排序的記載所能呈現出來的對稱性，其實是相當不可思議的，有時或許還會具有建設性。無論如何，造船一事從來沒有成真，這整個虛構捏造的情節，在當霍爾及銀行卷公司節節逼近他的時候就已經完全崩潰瓦解了，拜克斯在經過了細心周全的設想算計後，在北京施放不實消息以愛國情操為幌子，藉此做為煙幕來障眼，人卻悄悄溜掉躲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去了。在此之後，他擔任造船公司代表的時代便成為過去，唯一留下來的只有對他的訴訟和指控。

關於那些指控，在北京使館裡的檔案中留有一些令人感到有趣的線索。在西元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外交部受到約翰‧布朗集團請託而發了封電報給英國駐北京公使，詢問有關在一年前當拜克斯從北京消失的那個晚上，他曾存放在使館裡的一個簽封過的文件包裹。約翰‧布朗集團此時宣稱該包裹裡的文件歸屬於他們所有。公司已經追查拜克斯和這些文件的下落有好一段時間，此時拜克斯已從躲藏中再度出現，同時也知道該文件的去處了，所以公司此時請求外交部出面協助幫忙。因而公使接獲電報指示，該包裹只能在有該公司授權的代表在場的情況下才能被拆封開啟，沒有該公司的授權，誰也不能動它。如果拜克斯宣稱該包裹是屬於他的物品，公使依指示需將該包裹留置在使館裡，直到由法律來決定誰才是這包裹真正的擁有者。

公使回覆那封電報說，拜克斯是曾將一些文件委託某位使館人員保管存放著─此人應該是雅爾斯頓或是巴頓─這些純粹是私人性質的物品，在他不在的期間，為了安全理由而這麼做的，並留下了在萬一他身亡時，應該如來做相關處置的一些指示。現在拜克斯被發現還活著，人在日本，並且「堅拒將那些文件交給約翰‧布朗集團，所以政府應該將兩方之間的協議問題留給他們自己去處理」。情形就是這樣，喬丹對外交部的建議方案持著堅定的反對立場，認為絲毫沒有道理讓使館捲入拜克斯與其前雇主的這場私人爭論與對抗之中；他同時強烈要求讓這件事交由當事的雙方自己去協調處理。他曾經讓使館同拜克斯產生過關連，他絕不想再重蹈覆轍犯下同樣的錯誤。毫無疑問，此時喬丹的內心裡，對拜克斯此人以及他的所作所為，所具有的厭惡之情實在已是無以復加。

外交部接受了喬丹的這份異議，並將此情況轉告給了約翰‧布朗集團，但是該公司方面並沒有因而打算就此放棄，這包裹裡到底是裝著什麼？我們無法得知，但很顯然地是造船公司認為極其重要之物。隨後，公司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的相關申請，在還沒有得到正式回覆之前，該公司已經悄悄展開非正式的接觸，在北京使館裡的副領事麥爾斯‧藍普遜，接獲一個友人同時也是伊頓公學校友史蒂芬‧嘉士理（Stephen Gaselee）的一封來信：嘉士理是個典型的學者，一個愛好收藏書籍的人，劍橋大學馬德藍學院的研究員，現暫時受雇於外交部，從事同盟戰爭宣傳的研究。嘉士理告訴藍普遜他有一位朋友是約翰‧布朗集團和朝聖者集團關係企業的主管，這位友人前來拜託他一件事，他的企業之前曾委任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在中國為他們工作，但是他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八月不告而別。公司方面有理由相信，當這件事發生當時，拜克斯曾在使館裡留下一個裝有文件的簽封包裹，其中絕大多數文件都是屬於公司的，拜克斯並交代只有他或他的代理人才能拿取該包裹。嘉士理問藍普遜是不是能幫忙探知上述所言是否屬實？如果真是如此，那是否能幫忙安排讓這包裹在當有該公司代表在場時才被拆封打開？嘉士理細心地不忘在信尾加上一句，藍普遜「對我們的宣傳工作向來是位很棒而慷慨的支持者」。

公使已經公開地宣稱了他所持有的反對立場，外交部也已經轉達了此事，藍普遜因而對這封私人的信函，採取謹慎的態度來拖延做回覆。但是約翰‧布朗集團並不接受這次的挫敗，兩週之後，集團的主席查理斯‧麥克勞倫爵士決定要找最層高的主管出面來做仲裁並討個公道，他直接向外交部長請援求助，於是部長介入此事並發了封私人電報給喬丹，請他將包裹留置在使館裡直到雙方對此問題有個妥善的解決。然而，喬丹也採取了拖延戰術，來個置之不理什麼都沒做。在十二月五日，這個僵局終於隨著拜克斯的回到中國而打開了，他私下去找了他的那位外交官友人並取回了這個包裹。最後當喬丹終於不得不屈服在外交部長的壓力下要採取行動時，才得知一切都已經太遲：包裹早已不在使館的手上了，喬丹派了人去找拜克斯，拜克斯則宣稱這包裹已經在倫敦的律師事務所裡，他的那位家族律師敏卿先生的手上了，敏卿先生也已得到他的指示，會安排處理那些該公司如想取回文件時所需要的條件事宜。約翰‧布朗集團亦曾寫了封信透過外交部的管道由私人傳遞到北京給拜克斯，但是這封信最後也是同樣被轉交到敏卿先生的手裡去了。

就這樣，拜克斯在約翰‧布朗集團擔任北京代表的這份工作，就如同在美國銀行卷公司擔任特任專員的工作那般，都是在他的律師們手裡做了最後的了斷和結束。他們之間的協議，如果有的話，最後是如何達成的？我們實在無法得知：因為這次，使館沒有被告知這次協議的條件內容，而使館也樂得置身事外。我們僅知道拜克斯宣稱公司欠他三萬英鎊，或許這個金額就是他以手中的文件欲向公司勒索所要的贖金數目。如果真是這樣，他可是要失望了，因為在約翰‧布朗集團所能找到的所有會計帳目文件裡，並沒有紀錄顯示，拜克斯在離職後，曾再從該公司拿到任何一毛錢。

在拜克斯的這一生裡，做為一個企業家的生涯故事，就到這裡完全結束了。這是一段相當輝煌的生涯─或者該說是相當輝煌的白日夢─在當它在還未幻滅之前。一支支的艦隊，數以百萬計的鈔票，交戰國之間的武器，宮廷裡的珠寶，都是這場幻夢裡的真實內容。而內閣的部長們，企業界的巨頭們，位居高位的金融家們以及派駐四個國家的全權公使們，全都通通涉入其中。但是現在，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那位令他懼怕的霍爾，是讓拜克斯這整個投機冒險的大堆頭猝然瓦解崩盤的催化劑，從此以後，大使們和生意人都會更加謹慎小心了，而我們再也聽不到那個活像是個企業家般的拜克斯。但是他因擔任約翰‧布朗集團的代表所引發的這個推銷戰艦的幻想，卻沒有隨著這段時期的結束而輕易地消退。在過了許久之後的西元一九三一年，拜克斯寫信給他在海軍擔任艦隊司令的弟弟羅傑‧拜克斯爵士，當時他已升任第三海軍卿。在那封信裡他告訴弟弟，自己此時身受中國政府的委託，正在搜尋任何可購買得到的二手英國戰艦。一如往昔，這封信起先受到眾人所肯定歡呼，並認真加以對待，只是終究被發現，這不過純粹又是他個人的另一個幻想罷了。

除了這次欲振乏力的迴光返照之外，拜克斯藉由經商致富的美夢，在他於西元一九二一年再度回到中國時，就已經破碎夢醒了。從這時開始，他的冒險活動將被侷限於文學的領域，而我們也將隨著他從戰艦和印鈔回到了日記、回憶錄和「宮廷密辛」（chroniques scandaleuses，法文，同等英文Scandalous Chronicle，原文解釋為literary work centering on gossip and intrigue at the court of a king.Memoirs relating the gossip of the day,originally a references to a life of Louis XI of France attributed to Jean de Troyes）。

第九章不只一本的日記 The Diaries 4/30/08 9:21:14 pm

第九章不只一本的日記 The Diaries

我們已經知道構成「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和「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的主要核心，是依據真實的中國歷史文件記載而來的，也正因如此才讓它們有別於當時所出版的其他膚淺杜撰的傳記作品。這些原始的中國文件全是由拜克斯所提供並由他一人獨力翻譯而成的；但「修改」了這些翻譯稿的是濮蘭德。也就是說，他讀覽過這些譯稿後，有些片段在「沒有參考那些大部分他根本都沒見過的原稿」的情況下，而將其修改成符合英文語法及風格的文句，但是仍忠實地保留了譯稿中的原意。所以沒有道理去認為濮蘭德對文章的主體隨意地做了更改：他應僅是想以一種簡潔明瞭的風貌來呈現本書。而在原始中文的文件當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自然是景善的日記，就是這份文件同時吸引住出版商和眾讀者的目光，但景善的日記雖然在當時是篇幅最長的文件，然而也不過是諸多文件當中的一件罷了。而莫瑞森也注意到，在該文件總共達五百頁的篇幅裡，有四百四十頁是由拜克斯以翻譯過的譯文這種型態所提供的。

我們已經知道，打從開始，莫瑞森就質疑這景善日記的真實性，並直率而嚴厲地宣稱它是件造假的贗品。對於來自於莫瑞森的這樣一個指控，就如同濮蘭德的出版商威廉‧海納曼所說的，是非常地令人憂心的：如此會讓對本書的信譽蕩然無存。因而濮蘭德逼迫莫瑞森要不就拿出證據來，不然就將這項指控撤回，隨後被逼急了的莫瑞森，只得悻悻地否認了自己的這番質疑。但是他才剛寫信給濮蘭德及拜克斯否認自己曾提出這樣的質疑─其中還詭詐地想把這些質疑的罪嫌轉嫁給濮蘭德─他便又開始不斷地以口頭的方式來繼續重覆著他的質疑，毫無疑問地，他僅是將自己的否認當做是一種戰術上的必要手段而已。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決心要讓大家相信，這本日記是件「贗品」。他憑藉什麼堅持這樣的信念呢（假設他個人有所憑據而不僅僅是因為肆無忌憚而已）？我們並無法得知；但他根本不懂中文而且也沒看過這份日記的原始文件，我們暫時地假定，他若不是有著充分詳盡的理由，能對拜克斯所陳述如何發現該日記的那個故事來加以反駁，就是有一個他不願意或不能讓對方成為人證的第三者曾經非常明確地告訴過他，那個有關發現日記的故事是虛構捏造的。由於我們無法得知他質疑的根據何來，所以我們不能對他質疑的可信度來做出判斷。

雖然在西元一九一一年至一二年那段期間，莫瑞森曾再度同拜克斯密切地在一起工作，但是其間莫瑞森似乎不曾就這個敏感的問題，直接地對拜克斯來提出質疑，或許他覺得這樣做已沒有意義。如果莫瑞森心裡已經確信是如此，那麼他何必同一個與自己的看法立場都對立而卻能從中獲取利益的人發生爭執，更何況當時他還需要對方為自己效力。確實當此書出版的時候，拜克斯寫過一封信給莫瑞森，在信裡他曾簡短但明確地描述自己當時發現這本日記的經過；但是莫瑞森在回信中並沒有提到此事，似乎莫瑞森在當時心中對此事就已經有了定見。

在莫瑞森有生之年的最後十年裡，他私底下一直認為這本景善日記是偽造的，而這個觀點看法，藉由他個人的聲望，也一直為他人所傳述著，而約翰‧喬丹爵士正是這些人其中之一。喬丹頑固地堅信這本日記只有英文版本（根本沒有中文原稿）而且是「從『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的兩位作者當中的其中一人腦袋裡所想像出來的」。濮蘭德則堅稱喬丹從來沒有深入地探究過這個問題：不過是全盤接受了莫瑞森的觀點罷了。但是這樣說是不公允的：喬丹當然是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且我們可以回想到（濮蘭德並不知道）從西元一九一五年起，喬丹就已經領教過拜克斯想像力的威力了。莫瑞森小心地不在公開場合談論及他對此事的看法，因為他知道自己在爭論時將無法提出證據，而且他無意再次引起對立的爭辯，但是他的這個觀點卻從未因此而動搖改變。在西元一九一八年，當他已同拜克斯斷絕往來，並編纂著記述拜克斯對霍爾及美國銀行卷公司的詐騙行為的那份檔案文件時，他更是覺得絲毫沒有顧忌的必要：他概要地以『偽造的「景善日記」的作者』這些字眼來描述拜克斯。

另一個接受莫瑞森的觀點並持同樣看法的人是義大利籍的外交官丹尼爾‧瓦瑞（Daniele Vare），瓦瑞在西元一九一二年來到北京擔任義大利使館裡的秘書，在此地一直待到西元一九二零年才離去。住在北京這段期間裡，他成為了莫瑞森的好友。在將近二十年之後，瓦瑞寫了一本有關皇太后的傳記並廣受歡迎，在其中他曾大量引述了景善日記，並附帶提到莫瑞森認為該日記是拜克斯在他的滿州中文老師的協助下所自行偽造的。瓦瑞寫道，如果日記真的是偽造的，甚至即便是如此，那也是件最有價值的藝術作品：「古老的中國觀點再也沒有比它能做出更好的呈現，或是再獲得複製」。因為莫瑞森是在西元一九一八年離開北京，並於兩年後逝世，所以很顯然地，瓦瑞應該是在西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的這段期間裡，從莫瑞森那裡聽到了這個觀點。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出版商海納曼曾提及，如果他沒記錯，莫瑞森說過這日記是由拜克斯的「僕人」所編造的：這個說法還被曾拜克斯揶揄奚落了一番。也許莫瑞森當時所指的正是拜克斯的滿州中文老師。

我們或許可以再做更深入一點的推測與探索，在「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剛出版沒多久，拜克斯在寫給莫瑞森的信裡，曾提及兩件有趣的事情，首先，拜克斯陳述了自己在「使館圍城」之後，是如何那棟他所佔據的屋舍裡找到那本日記的，他還接著說，「或許你還記得那個傲慢無禮的恩昌（En Ch'un，音譯），老邁的景善的那個兒子，以及他被逮捕及因庇護義和拳民而被處死的那些事情。他就是那個曾被你狠狠揍過耳光的傢伙。」這句話表示當拜克斯踏進景善的家中時，莫瑞森也在現場，或者至少表示，莫瑞森同佔據景善的房舍及逮捕恩昌有著相當密切的牽連。再者，當描述到他擁有了這本日記後，他告訴莫瑞森說，「你在北京的前任房東康先生，當時就是他在為我做抄寫的工作」，他曾為拜克斯抄錄了部分的日記內容，「當時我因生病所以在閱讀和書寫上有困難」。將近三個月之後，拜克斯又對濮蘭德重覆做了同樣的敘述，還說他仍擁有部分康先生所抄寫的謄本。如果康先生是拜克斯的抄寫人同時又是莫瑞森的房東，那麼莫瑞森也有可能就是從康某那裡得來的訊息，而這個訊息也就成了莫瑞森的論斷基礎，當然這並不代表這個訊息就必定是正確無誤的。

無論如何，當莫瑞森堅持著他的觀點的同時，濮蘭德也是信賴著拜克斯所做的相關主張而維持著原來的看法。依他來看─就如同至今對日記的真實性仍是深信不疑的那些人普遍所表達的看法一樣─「沒有人能偽造出這樣的日記」。這手稿是以非常難以書寫的「草書」所寫成的，「有能耐偽造這樣的文件的人還沒出生哩」，濮蘭德還說，反正原始手稿就放在大英博物館裡，公開任憑有本事的批評者去觀看和做檢視。事實上，就曾看過這份文件而有資格來做批判的人士當中，還不曾人對它的真實性表示過懷疑。而拜克斯對此事的態度亦是自信十足地昂首以對，並且就在他們的第一本新書才出版後過沒多久，他就告訴濮蘭德他又新發現了一些日記，此外，還頗感憂心地說，「難怪真實性會受到質疑，但是對此情況我逐漸地習慣了。」一週後，他又再度提到這個主題，還說「如果我繼續待在中國，我應還可以找到類似的日記，只是如果都被人指控為是造假的，那這就將是件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了。」然而他覺得，時間和歷史對自己是有利的；景善日記終將被專家評定並接受為是真品：他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寫道，「這日記不斷地被那些撰寫關於滿州傳記的作家們，在他們一篇篇精彩的中文文章裡所引述著」。

這事情就在「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本書出版後，這樣懸而未決地度過了十年，然而在西元一九二零年，當莫瑞森死後，卻有人努力地嘗試著想要讓這件事有個水落石出的了斷。有一個學識飽滿的荷蘭籍漢學家杜文達（Duyvendak）在管理員萊諾‧吉爾的鼓吹下，對收藏在大英博物館裡由吉爾負責保管的這份手稿做了一番學術性的審視。杜文達的意圖是想將這份由中文書寫而成的原始文件刊登在當時負有學術盛名的期刊「通報」（T'oung Pao）裡，為了能這樣做，他必須先取得濮蘭德的同意。在杜文達同濮蘭德往返的書信裡，他提及對此文件所曾被給予的那些焦注性的質疑，對此他並不表同意。而由於其他眾人對此文件依舊存有疑慮，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最後「通報」的編輯群還是拒絕刊登這篇受到爭議的文件。但杜文達最後於西元一九二四年，在另一個負有學術盛名的期刊「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上，發表了他自己對此文的翻譯並加上他個人的評論。

在他個人的評議當中，他對濮蘭德及拜克斯之前出版的翻譯內容做了一些批評，他觀察到他們的版本內文非常地鬆散，有些記載甚至連在日期上都有所出入，同時他也注意到一些令人驚訝的事實。例如說，拜克斯的文章在許多地方都與他自己所擁有的那本日記裡的敘述不符，再者，日記中有許多關於皇太后的言詞記載，竟然與皇帝的詔書十分雷同，同時文中還有好些怪異之處。然而，他評論說，這一切都不足以讓文件本身的真實性受到質疑，最後杜文達做成了結論並認為這份文件是真實的；他寫信給濮蘭德表示，他希望他的證明做到了「讓每個人都感到滿意，同時證實了莫瑞森醫師的陳述是沒有根據的」。杜文達的這個舉動讓拜克斯和濮蘭德都覺得十分開心而滿意。

還不只這樣，杜文達堅決的判定，不久便受到另一個自發性而且具有同等公信力的支持。這份支持是來自於瑞基納‧強斯頓爵士，我們之前曾經讀到他，就是那位在威海衛擔任地方官的學者型的行政官。在當時他是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家庭教師，而此時他已是倫敦大學的中文及文學教授。他說，他曾將濮蘭德及拜克斯所出版的這本日記其中之部分做臨摹抄寫，拿給兩位學者觀看，一位是中國人，一位是滿州人，這兩人對皇太后的宮廷都有很深入的瞭解，而且兩人都能辨識景善書寫的手跡。強斯頓因而宣稱，杜文達的這項驗證工作證實了，在濮蘭德及拜克斯書中「構成了最有價值也最有趣的章節」的景善日記，毫無疑問是真的，是份「很有價值的文件」，同時也是重要的史料。它揭露了有關中國宮廷在義和拳亂時期裡所持的態度的歷史真貌，尤其是榮祿對保護使館區所曾做過的最大的努力。那些一直以來不斷質疑文件真實性的人們─包括約翰‧喬丹爵士等這批人，「他們早就應該要知道的」─現在終於受到了反駁。因為強斯頓（如同我們將看到的）非常明確地並不喜歡拜克斯，所以在這個事件裡，他的支持反而愈加顯得有其價值。

為了能讓這件辨證的工作早日完成而被宣告終結，還僅差最後一個小小的步驟。拜克斯手上還有這本日記的部分原稿，因為這個部分當初他並沒有翻譯出來，所以也並沒有隨之被放置於大英博物館。杜文達為了圓滿達成使命，曾答應過將該部分做成翻譯並公布出來─當然，這還需要經過艾德蒙爵士的同意，而艾德蒙爵士也欣然同意允諾提供這部分的原稿。後來，當杜文達要求要觀看這原稿時，拜克斯卻推託說現在他決定要親自來公布這份原稿並加上一些註解。於是整個學術界對於在不久將來，終於可以看到剩下的證據而感到寬心不少。

就這樣，這個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由莫瑞森惡意地挑起的問題，最終似乎獲得解決了，而自身信譽被牽扯於其中的濮蘭德當然也深深覺得鬆了一口氣。六年之後，當一位英國出版商將丹尼爾‧瓦瑞以義大利文所撰寫的皇太后傳記寄送給他，並尋求他的評論時，濮蘭德也才能有本錢來坦然以對。根據濮蘭德的說法，瓦瑞是受到莫瑞森的壞影響；他大量採用引述了他們的著作內容，但對身為作者的自己和拜克斯都沒有足夠的瞭解；對景善日記也只有著可悲的無知。這些評論傳到了瓦瑞的耳裡，對於是個職業外交官而非學者的他，當然知道什麼時候該要屈服投降，也知道該如何才能做得姿態優雅。當他此書的英文版本出版時，他在書中寫了些適當合宜的感言；他親自推崇濮蘭德，同時表示他自己作品的靈感正是來自於濮蘭德與拜克斯二人所合著的書；雖然他還是提到了莫瑞森對該日記的懷疑，但是他以非常不經意的方式輕輕帶過，是在一個附註裡提到這件事，並且以外交官慣有的語言與手法去做描述。他寫道，如果莫瑞森是對的，那麼「艾德蒙‧拜克斯爵士顯然應被與著名的『歐西安的詩集』（Ossian's Poems）的翻譯者歸為同級才是」。事實上，如果莫瑞森是對的，那麼拜克斯其實是遠遠在詹姆斯‧麥弗遜之上的（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蘇格蘭籍詩人，被指控在他翻譯的古愛爾蘭詩歌中參雜部分自己捏造的內容）；因為麥弗遜，可不像拜克斯，他從來沒能創作出他自己宣稱是經由翻譯而來的那些文章所依據的原稿。

上述是發生在西元一九三零年至三一年期間的事情，隔年，在音訊全無了許多年之後，有一天，濮蘭德發現自己又開始同拜克斯有直接的書信往來。此時，景善日記的問題終於獲得了圓滿的解決，而在拜克斯那想像力豐富的腦袋裡，又有一個新的計畫產生了。

這次這兩個老伙伴之間的對話是由濮蘭德先重新開啟的，這時他已有七十歲了，他希望對兩人所合撰的著作的版權問題，在萬一自己逝世的情況，能預先做個妥善的安排處理。拜克斯立即從他隱居的世界裡站出來同他對話，表示他非常樂意以十英鎊的代價將自己所有的權利賣給濮蘭德。在同這位老朋友又搭上線之後，拜克斯便繼續維繫保持著這份聯繫。在三個月之後，也就是西元一九三二年的十月，他寫信給濮蘭德提議再來合作一次，並宣稱他發掘到一本新的日記，它比之前的景善日記還來得更為重要，也更值得出版。為了要對這本新發現的日記有所瞭解，同時要體認到這本日記在那個不斷反覆重演的「拜克斯症狀」裡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必須回溯到清朝的最後那幾年，也就是當濮蘭德第一次與拜克斯合作的那個年代。

我們已經讀過關於拜克斯在「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本書剛出版過沒多久，就曾向濮蘭德宣稱他又發現了一本新的日記，而且還信心滿滿地說，如果讓他繼續待在中國的話，他應會發現更多的資料；雖然他也擔心地說但是如果都被指摘為是偽造的，那就將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好像他知道或許會這麼地被別人指控。當時他並沒有指明已經找到或是將會拿到手的那本日記的作者是誰，而在西元一九一一年他所寄送給濮蘭德的零散片段，也被他自己認為是不適合用來撰寫「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然而，在西元一九一五年一月七日，當時人在倫敦的拜克斯寫信給濮蘭德時，在那封信中的字裡行間暗藏了一個玄機。他說袁世凱絕不會原諒他們兩人寫了這本關於皇太后的書，「而且我想，如果我們是中國人的話，那老早就被『拖出去砍了』。當他看到那位太監的回憶錄被出版時會說些什麼，那也只有天知道了」。這裡的太監所指的，只有可能是皇太后身邊的那位太監總管李蓮英。

太監總管是打理著宮廷裡所有大小雜務的眾多太監們的首領，在滿州最後幾任皇帝的宮廷裡，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李蓮英在皇太后長期執政的歲月裡，幾乎都佔據著這個特殊的位置，因而在這段期間裡掌握了龐大而陰邪的權勢。據傳聞，他本是北京城的一個鞋匠;有天恰巧目睹當時的太監總管安德海從市區裡經過，由龐大的護衛隊伍伴隨著，從兩旁圍看爭睹的群眾之間穿過，由前擁後促的人馬以及眾星拱月的排場所顯現出來的華麗貴氣和不可一世的傲氣幕幕都看在李蓮英的眼裡，當下他就心志已堅決定也要投身擠進這個有朝能帶來同樣榮華富貴的行業，因此他在自宮淨身後，便前往宮廷應徵太監一職，順利通過遴選而進入宮中任職。在西元一八六九年，長久深受慈禧依賴的太監總管安德海（因私自出宮招搖違反大清律例，詳情點此參閱），突然被同慈禧一起聽政的慈安太后下令處斬，李蓮英因而順理成章地藉機取而代之。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裡，他治領著一群數目眾多而且數量還持續增加成長著的太監們，藉由賣官鬻爵貪腐欺壓的手段，為自己累積獲致了大量的財富，他是皇太后在政治上的軍師，怙勢弄權地左右著朝政並自始至終支持保著守派勢力；因為改革派曾揚言要廢除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太監體系，發生於西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裡，其中一個推動的力量正是來自於李蓮英，無疑地他憎恨也唯恐光緒皇帝及那場「百日維新」會威脅到他的既得利益。

戊戌政變以後，他的權勢較之前更大，據說他曾誇口自己能決定任何人的前程，也能同皇帝來抗衡。在西元一九零零年，他全力支持宮廷裡贊同義和拳派的勢力；但是就如同他的主子，在戰敗後他便巧妙地遮掩隱藏起這個事實，在這個政權仍延續著的最後幾年裡，當殘敗的君主政體以向諸外強權屈服來換取虛有其表的存在之時，李蓮英連同他的內部影響力及其下屬的太監們都仍一併被保留了下來。在西元一九零三年，一位曾被接待入宮作客的西方人士，將他描述為「一個真正能力非凡的人」，身材高瘦，「有個像薩佛納羅拉（Savonarola）的頭」，「像羅馬人的鼻子，極瘦的下巴，突出的嘴唇，充滿了智慧的眼睛由那深陷的眼窩裡射出慧黠的光芒，臉部佈滿了皺紋，而皮膚就像是老舊的羊皮紙。」當光緒皇帝在老皇太后臨死之前突然戲劇化地猝逝，自然會被人認為就是保守派勢力的那幫人馬，對曾發難於西元一八九八年的改改革派勢力即將展開反撲，皆感憂心不以，因而先下手將他謀害身亡，而李蓮英被認定就是策劃了讓光緒猝死的那個人。一年後，在西元一九零九年的十一月，李蓮英出現皇太后的下葬儀式中，慈禧的遺體從在宮中暫厝之處移往西郊特別為她所蓋的陵寢安葬，拜克斯和濮蘭德將他描述為：「深受年紀和病痛的影響而形容枯稿....身處於需做短暫步行的送葬隊伍裡，步履闌跚幾近無法行走，呈現出一幅可悲而脆弱的畫面，足以讓人暫時地忘記，他在過去七十年的邪惡歲月裡，所累積的那些惡行。」

西元一九零九年的李蓮英或許是形同行屍走肉，那是因為年邁體衰以及主子的逝世所致，而絕不是因為整個體系有了任何的異動。在西元一八九八年一度幾乎被廢除的太監制度，是由他一手所拯救的，並被保存到慈禧死後及他自己退休以後。在新立了一個幼兒皇帝，並由新上任的皇太后代為聽政的那段期間裡，古老的制度體系都仍被忠實地依循維持著，新的皇太后在每個細節上皆仿效著她的姑姑；而新任的太監總管張祥齋（小德張）也是毫不遜色地由前任者那裡有樣學樣，以同樣的手段，為自己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和權勢。然而，同樣的方式，卻不見得能運用在不同的人身上，慈禧和李蓮英的主僕關係維持了將近四十年，但是隆裕和小德張的關係卻只維繫了三年；在明朝末代幾任皇帝的任內，促使該朝走向滅亡的太監制度，一度曾被滿州來的征服者所縮減刪弱，但終究這制度還是重返宮中並敗壞著逐漸衰沒中的繼承者。最終，這個制度在西元一九一二年才被共和國的改革者所徹底廢除而走進歷史。

當濮蘭德和拜克斯合著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出版時，李蓮英仍活在世上，書中有一整章的篇幅都是在談論慈禧和太監之間的事，其中李蓮英自然是佔了很重的份量，作者還在書裡附上一份李蓮英所寫的信函之謄本，來做為他敲詐勒索所使用的手段之證據。在本書裡，李蓮英被描述成曾顯赫一時的人物，但即使他的個性迷人而有魅力，但從頭到尾仍是作惡多端的惡人。當李蓮英本人對此書在中國所可能會引起的反應感到忐忑不安之時，拜克斯卻似乎是一點都不為他擔心。或許拜克斯認為李蓮英此時已是又老又病，又不接觸文學，所以是絕不會知道的，或者是認為，即使知道了對自己也是沒大礙。在該書出版了五個月後，拜克斯從北京寫信告訴濮蘭德關於李蓮英的死訊，他悲嘆道，「可憐的老傢伙，於他生命裡的最後幾個月都是一直在忍受著苦楚。」「我懷疑沒有人會發電文傳遞李蓮英的死訊。」濮蘭德則回覆說，「單純以世人眾生裡的一個奇特人物而言，他當然是值得由泰晤士報來為他發篇訃文。」濮蘭德以李蓮英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將他描述為在皇太后的宮廷裡有著邪惡影響力的核心人物，藉此想彌補對他死訊的漠視與遺漏。拜克斯（是他提供了這篇文章的素材）從北京寫信告訴濮蘭德說，莫瑞森宣稱他的這篇文章是從頭錯到尾，莫瑞森說，李蓮英是個「正直而沒有絲毫權力的大好人，對慈禧而言，就好像是中國的約翰‧布朗（John Brown，維多利亞女王忠心耿耿的僕人），凱恩‧海利爾爵士是這樣告訴他的，而事情的真相也正是如此。」

上述就是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一五年信裡，含糊其詞地提到有關這本「回憶錄」的主人翁的情形。在當時的這個時間點，他正為申請牛津大學的教授職缺而忙著準備相關文件交寄給伯德雷恩圖書館，同時也正籌畫運作著為英國政府在中國大量採購軍火，並且曾以極為細小的字跡寫信向濮蘭德哭窮，說自己視力差到無法閱讀寫作了。而濮蘭德此時正打算撰著中國政治家李鴻章的生平，早在西元一九一三年二月，拜克斯就曾向他示警說，當時剛出版的一本李鴻章的回憶錄，雖由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John W. Foster）鑑定並認為是真的，但其實卻是偽造的。濮蘭德對拜克斯所給予的警告深表感激，並認為此事證明了拜克斯在辨認真偽這方面的確是個老練的行家。這本由濮蘭德一人獨力所著作的李鴻章生平，出版於西元一九一七年，其間雖拜克斯曾要求要合著。

除了這個在西元一九一五年所能找到短暫而模糊的參考之外，我們就沒在聽過所謂有關李蓮英的日記或是回憶錄的事情，直到西元一九二三年，我們看到威德若前往牛津大學在對拜克斯所說的言詞做查證，根據威德若所言，拜克斯宣稱已將李蓮英的日記全部翻譯完畢或是已完成其中大部分的翻譯。在北京時，拜克斯還曾告訴他，原始的中文日記原稿連同他寫的翻譯稿，全都同其他的文件一起被放置在伯德雷恩圖書館裡。然而，威德若在圖書館裡搜尋了半天卻是徒勞無功，他並沒有找到任何中文的原始日記，只有兩頁以打字機打印而成的紙張，那就是所謂的「翻譯稿」。此後，這件事又沈寂了九年。

在西元一九三二年十月，當拜克斯同濮蘭德恢復了中斷已久的聯繫時，這份沈寂又被打破了。在這個時候，拜克斯突然告訴濮蘭德，李蓮英的侄孫，當然他也是姓李，將要出版這位太監總管所寫的回憶錄了。他說，「這部回憶錄大約就像『皇后大學的雙週報』一樣那麼地冗長」而且「是非常獨特的，雖然我還沒有完全讀完這些手稿」。這部回憶錄內有李蓮英同各國部長的長篇對話，「一場和被他斥為『說謊者』的莫瑞森醫師的面晤，對義和拳民的完整敘述，以及老佛爺逝世時林林總總的情況」。這一切，當然都有可能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但對於藉此能將莫瑞森醫師的信譽毀於一旦，這回憶錄顯得尤其是更加重要，同時這部回憶錄還能為評斷拜克斯及濮蘭德合著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提供一種重要的佐證功能。「總而言之，你會得到這個印象，她是個心地善良、好玩愛鬧的女人，對於犯錯者依舊是和藹而仁慈，但是一旦讓她覺得你冒犯了她的威嚴，她就會變得『非常令人畏懼』。這些都確認了我們對她的看法....我已經著手完成了好些準備工作，但是想來這著作的篇幅太長並不適合發行出版，同時也不易找到市場。」接著拜克斯繼續描述著自從他不再回去英國後，在北京所過著的生活。他已經完全在地化了，「藉由穿著中國的服飾（現在已是我的服裝），我能開心自在地到處去晃，在中國友人的陪伴下，簡直就像是一個在地人」。

濮蘭德立即接受了這個提議，他回覆說，他很高興聽到「你對自身彷彿有著高深的寂靜哲學般的生活方式所做的那番有趣敘述」：中國的滿州社會生活無疑地是要比外國使館區的社會生活來得有趣得多，在當時，濮蘭德正忙著和萊諾‧克蒂斯以及「外交部的思想學校」（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打筆仗，他認為該研究所是「導致現代中國一切腐敗事物的主因之一」；但是他被再度合著一本新書的這個想法所吸引，於是他詢問了更多有關於這本新發現的日記的細節。這時那些對景善日記的質疑已經被有效地擊退，杜文達也對於景善日記的真實性給予了他那有如神喻般的確認，濮蘭德因而能對以往的合作經驗感到滿意。拜克斯現在是個受到尊敬的人物─至少公開地是如此。濮蘭德對於拜克斯所扮演的角色之理解，僅限於知道他是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人，但是對在後來他與圖書館之間的關係變化，以及擔任秘密仲介人及公司代表期間所發生的那些奇離古怪的事蹟卻是一無所知。這些事蹟的所有記錄都被個別深深掩埋在外交部、各家大公司、他的律師事務所的機密檔案夾裡，以及莫瑞森的私人文件裡，這一切都已安然地歸於死寂。所以濮蘭德覺得可以認真地來看待拜克斯所提議的這個新的計畫，他寫信給他的出版商，告訴他有關拜克斯的新發現。他說，「就如同你所知的，拜克斯是個怪胎」，但是「那個詭計多端的惡棍」李蓮英的回憶錄一定將是很有趣的，更別提說這回憶錄「在很多地方，都應證了我們所曾寫過的那個關於皇太后的故事的內容」。

受到鼓舞的拜克斯回信了，他願意從李蓮英的回憶錄裡獲取素材來著作另一本有關歷史的書─當然，假設他能夠收買這回憶錄作者的姪孫，他還暗示說這裡面內容將會是非常地刺激，「這回憶錄裡的有些章節令會人想起大仲馬（Dumas）作品中的一幕以及凱薩琳太后（ Catherine de Medicis ）的所作所為。像是在明朝時從義大利所帶回來的嗅聞即可致死的毒藥，浸泡過某種液體穿戴上即會喪命的手套；東太后遭到謀害的可怖記述；以及光緒是如何死去的描述。然而即使有著這些冷酷殘忍的內容，你還是會覺得她是個令人喜愛的女人。」這一切聽起來的確是非常刺激，因為其中無可避免地，雖然有著關於謀殺的毒惡謠傳，但東太后據說是自殺身亡的，而光緒皇帝據說卻是自然死亡的。他說，「你所寫的回憶錄應該會是很精彩的」，而且更令人摸不著頭緒地他還說，「我已曾擁有過一個有趣的生活，雖然是以一種隱密的方式─我是說，居於幕後的。」他的這句伊索寓言式的句子究竟是代表什麼意思？我們很快就會明瞭。

兩個月後─在西元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拜克斯寫信向濮蘭德報告最新的進展，他說這時他已見過李蓮英的侄孫，並且能對這份手稿來做些詳盡的敘述。他寫道，「這整本回憶錄大約有一百五十萬字，他將交付給一家中國本地的公司來出版發行，我告訴他篇幅實在是太長了，但是他回我說，以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並不是個問題，總之，那是他家的事。我的問題是，我該從裡面擷取些什麼給你，我希望很快地能夠寄些例稿給你看，讓你來做評斷。」順道一提，還有件很開心的事，在義和團亂及珍妃之死這兩件事情上，李蓮英的敘述「完全和我們的看法吻合」，而且「李蓮英還說莫瑞森曾詐騙過他，所以他提供錯誤的信息給莫瑞森來作為報復」。如此一來，對那些不同於拜克斯的觀點說法，也就是莫瑞森對那些事件所曾做成的敘述而言，當然不啻是個再完美不過的反擊了。

濮蘭德再度興致勃勃地回信給他並催促著要看例稿，他相信這本書將會大賣。再過沒多久，他即將前往美國去演講，說不定他還可以做些安排，讓這故事在當地的報章雜誌上連載做長篇刊登，「太監總管日記的長篇連載」這個標題當然必定會吸引那個新大陸的眾多讀者們。

拜克斯似乎是不太情願寄送例稿給他看，但仍繼續告訴濮蘭德一些從回憶錄中所摘錄的誘人片段細節，並向他描述同李蓮英的侄孫協議之最新進展，（他解釋說）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太監總管的那位侄孫自己節錄了回憶錄的部分內容刊登在上海的報紙，而這節錄的內容裡有一些對孫逸先的負面影射，包括皇太后對他所做的尖酸刻薄的批判。對建國之父的這份不敬將國民黨政府惹惱了，故禁止這部作品在中國境內發行流通。這是一個棘手的阻礙，但並非不能克服：這作品的擁有人目前正試圖要將原稿拿到日本去發行，而拜克斯聽說─雖然他仍無法確定是真是假─有一個德國的出版商此時出價要購買該書在德國的版權，而他自己現在也在試著要去拿到英國和美國的版權並希望能夠成功，雖然英國的出版商約翰‧雷恩正好在北京，同時他對此也感興趣。拜克斯說，作品的擁有人要求一大筆數目，要價三千美金，但是他只出價兩千美金，希望對方能接受這個價錢。為了報答濮蘭德在昔日合作「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時，對他所表現的慷慨，到時候他願意免費給濮蘭德一半的所有權。

對於拜克斯提到了出版商約翰‧雷恩以及於西元一九三二年他會出現在北京這件事，應該是著實讓濮蘭德感到驚訝不已。約翰‧雷恩是柏德雷領袖出版社（Bodley Head）的創辦人，「黃書」（Yellow Book）的出版商，同時也是歐柏雷‧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和麥司‧比爾柏恩（Max Beerbohm）的老闆兼朋友。在拜克斯眼裡，在他們一夥人當中，約翰‧雷恩是最有可能出版一本有關中國的文學新作品的出版商，只可惜啊，他已經沒有資格來參加這個所有權的競標，因為他早在西元一九二五年就與世長辭了。

協商依舊繼續進行著，這位中國的擁有人宣稱他已將德國的版權以一千五百美金賣出，對於英國及美國的所有版權，他要價三千美金（一個荒謬的價格！濮蘭德這麼說）。最後他降價到兩千五百美金：或許他還會再降。然後國民黨政府的臨門一腳卻讓這筆買賣成交了。擁有人聽說警方即將要查封沒收這部回憶錄；於是請求拜克斯收下並保護它，「現在這回憶錄在我的掌控之下了」，「它被裝在一只碩大的木箱裡」。而拜克斯同意支付了兩千五百美金（他自己說的）「購買了所有的版權」，包括德國的。

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三四年十月宣布了這個最後的意外出擊，但令人納悶的是，這件事從此就沒有下文了。這件事突然中斷的原因並不清楚，或許是有些他們之間來往的信件已經遺失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原本已經被拜克斯牢牢所掌握的李蓮英回憶錄，就如同它的出現那般，就這樣又突然神秘地蒸發消失了。我會說是「神秘地」，那是因為細心的讀者一定老早注意到了，在這個拜克斯的故事裡所經常具有的前後矛盾不一致的不協調性。這份現在由拜克斯所持有的回憶錄，最早是在西元一九三二年他才首次見到的，當時他所看到的是未經翻譯的原稿，並且是由太監總管的侄孫保存了至少有二十年之久。而根據他自己所告訴威德若的，早在西元一九一五年以前，他就已經將這中文原稿連同英文的翻譯稿一起存置進伯德雷恩圖書館裡。這不會是這本回憶錄的幻影最後一次的出現，也不會是關於這個主題的故事最後的一個版本。在此同時，這回憶錄又縮回到陰暗的角落而且將因對拜克斯所曾提供的那些手稿，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我們所熟悉的另一本日記，景善日記，所重新點燃引發的嚴重爭議而更加退縮。

右邊第一人為李蓮英

李蓮英獨照

附記：景善日記英中翻譯之內容

對於那些能操作兩種以上的語言而又以遊戲文字為樂的人們而言，對一個「特定的文字敘述」來做不同語言間的轉換翻譯，應是件有著相當樂趣的事情。以下為後人又將拜克斯以英文寫成的《景善日記》，翻譯回中文的文言文版之內容。特轉錄於此，供對此日記有興趣做更進一步瞭解的讀家自行參考:

前言

景善者，滿洲正白旗人，生於西元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於西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為翰林院學士，尤以理學著名於世。次年轉內務府官。西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即同治八年，升內務副大臣。西元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即光緒五年，升內務正大臣。其父桂順在道光朝為都統，甚得信任。景善之家，與葉赫那拉有戚誼，與滿洲各貴族皆有關連，因之景善於朝廷巨細之事，皆詳悉無遺。凡都中勢要各官，無論滿、漢，景善皆能知其意向與行事。在內務府數年，西元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緒二十年，退職家居。景善曾為端王瀾公及妝王之子師，故與主持拳匪首領皆甚親切，而能知其詳。渠頗不以拳匪之騷擾京都為然。其本身之境遇，極為悲苦。開戰之動機，拳匪之暴亂，甘兵之野蠻，洋軍之侵入及其家庭之苦楚，婦女之詬誶，其子不孝之狀，皆詳載於日記之中，閱之酸辛。視其他傾家敗產者，尤不同也。至西歷八月十五號，聯軍入京，太後出走，景善之妻、妾及子媳皆自盡死，景善亦為其長子恩昌推入井中。恩昌後為英兵槍斃，因其收藏身帶兵器之拳匪故也。日記之首，載西元一千九百年正月至八月之事，皆無大關系者。余所擇錄者，乃當年夏間如痴如狂之慘劇，及太後之意向，宗室王公極愚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此日記譯者（此應指是拜克斯）於八月十八號得於景善家中。當正騷亂之時，幾為色克斯（英國人）所沒燒，幸而得存，可以考當時之實情焉。

景善日記（由英文轉譯）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瀾公來坐，談義和團事甚詳。言義和團起於山東，今巡撫毓賢獎勸之。又談昨日召見事，言昨日除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尚書、內務大臣外，又召恭王瀛、貝勒濂、貝勒端王等入見，議廢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國人頗有責言，謂不合於繼嗣之正。況我立之為帝，自幼撫養，以至於今，不知感恩，反對我種種不孝，甚至與南方奸人同謀陷我，故我起意廢之，選立新帝。此事於明年正月元旦舉行，汝等今日可議皇帝廢後應加以何等封號？明朝景泰帝當其兄復位之後，降封為王，此事可以為例。」太后語畢，諸人相顧無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為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號。」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擇定端王之長子。端王秉性忠誠，眾所共知，此後可常來宮中，監視新帝讀書。」軍機大臣孫家鼐廷爭，請太后勿行廢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變。選擇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當俟諸萬歲後，方可舉行。太后聞之，甚為不懌，謂孫曰：「這是我們一家人會議，兼召漢大臣，不過是為體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無言。」太后命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駕到，閱視立嗣之諭，其禮節則定於新年元旦日舉行。於是眾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數分鐘後，太后乘轎而至，諸人跪接。有太監數人隨駕，太后命在外邊等候。使李蓮英往請皇帝，帝亦乘轎至外門下轎，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內寶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復跪下。諸王公大臣仍跪於外，太后曰：「進來，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諸王公大臣皆入，共約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說極是，我意亦同。」此時軍機大臣榮祿以所擬諭旨呈太后閱看，太后看過即發下，亦未與皇帝一言，但商議選擇嗣子事。議既定，諸王公皆退，唯軍機留俟後旨。故以後之事，瀾公不知。瀾公言觀皇帝神情，如在夢中。

三十日除夕。劉順為余剃頭，渠今晚歸家過年，大兒恩昌（譯音）向余索銀五十兩買銀鼠外褂。此子性情悖逆，甚為不孝。是日齊秀成（譯音）來拜，言其岳父毓賢，將簡放山西巡撫。太后前日召見，甚贊其在山東任內之治績。毓賢時往端邸密議，端王言：「我若得總理衙門差使，與洋人交涉，必無困難之事。」端王性情暴躁，舉止粗鄙。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元旦。

余今年七十八歲，諸子欺余耳聾，無所不為，皆不肯向上學好，余家風墮矣。余年二十餘歲時，文學即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稱獎，賞余御書一軸，上寫《朱子語類》。今年有閏八月，人人皆謂不祥之兆。蓋以前每逢閏八月，則是年必有變故也。新帝本定於今日即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鈴告余，新年大高殿奉先殿致祭，皆系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歲，人甚聰俊，性情粗暴，致祭時，由煤山步行至殿。

五月五日龍舟節。

余六鐘起床，在小書房內洗臉，看門家人何貴進來，持剛毅名片，送余豬肉數斤，為節禮。彼同趙舒翹往涿州查看義和團情形，余不知其已回京也。來使言彼主人稍停即來拜會。余子恩昌、恩鈴往朋友家看戲，幼子恩銘在頤和園當差。四日內太后傳戲，余未見剛毅，想彼昨日甫自涿州歸，尚未到差也。下午三鐘時，剛毅來拜，余留在家晚飯。渠為人甚佳，少余二十歲，甚為聰明。告余昨晚有外國鬼子兵隊數百人入城。彼同趙舒翹於午後四點半鐘到京，急草奏，預備明日覆命。言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此時端王請假五天，剛毅曾往見之，告余正在端邸談論。慶王差侍衛送信與王，言有三百洋兵於昨日午後由天津來護衛使館，並言洋兵甚少，無所妨礙，請端王知會虎神營，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許之矣。端王詳詢侍衛各事，侍衛又言慶王曾接直隸總督來電，言洋兵未帶大炮。端王笑曰：「幾百個洋鬼子，怕他什麼。」剛毅則力勸端王下令步兵統領崇禮，阻止洋兵入城，但榮祿似已命其入城，剛毅因此事，甚怒榮祿，言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大約去年底端王與榮祿二人，已合謀廢帝立大阿哥。端邸知榮祿為太后最信任之人，苟無榮祿之助，則彼子未必能立。但現在榮祿力言義和團之無用，勸太后勿信之。榮祿一日不贊成，則端王、剛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義和團也。舉一事以明太后近日之意向。有一日，大阿哥同太監數人在頤和園空地穿拳民衣服，練習拳術，為太后所見，立即傳諭，命大阿哥入房責之，並責大學士徐桐不用心教導，以致扮成這難看的樣子。此事為端王告知剛毅者。渠言由端邸出前門，見洋兵入城，旁觀之百姓有罵者，但都不敢出頭。其實有什麼要緊，若群起攻之，一個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隸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清滅洋，即小孩子亦皆練習拳術。曰：「這回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也不用疑慮。」涿州縣官姓康，曾捉拿拳黨首領數人，剛毅、趙舒翹皆命放之。為余述在涿州時，觀其操練，口噴白沫，甚覺奇異。初不甚信，後有人以槍擊之，連放數次，拳民毫無所傷。此次試驗，即在縣衙門大院內行之，觀者極眾。趙舒翹言從前在陝西鄉中，曾見人練習，與此相同。東漢末年，黃巾作亂，其首領張角，奉五鬥米道亦有法術，從者數十萬人，自言歸玉皇保佑，刀劍所不能傷。剛毅、趙舒翹明日入朝復命，將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請太后信任義和團，用為軍隊，以敵洋人，即以端王、剛毅統率之。蓋北洋陸軍統領榮祿，深不信之也。總管太監李蓮英，亦為熱心贊助義和團之人，時以義和團之神奇，述於太后之前。然苟榮祿心懷反對，則終不能望太后之一意信任也。況太后春秋已高，心樂和平，不願開釁。余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極為溫藹，好書畫，喜觀劇，但有時發怒，則甚為可怕。當同治六年，余父為內務府大臣，有一日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監小安為山東巡撫丁寶楨所殺，系出東宮太后旨意。太后聞之，大罵內務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內務府未先奏聞也。太后言恭王將謀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嚴刑拷問跟隨小安之太監，何人走漏風聲。其後查出，立命斃於杖下。此事太后蘊怒至深，經歷多年，始漸忘之。但現在太后暮年，心腸已軟，即對於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則洋人之在中國者，將立刻戮盡無余，各處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剛毅約坐二時許別去，渠今日尚須往端邸，冀見總管太監李蓮英也。是日工部侍郎坤岫亦來拜，言慶王於談論間，時譏笑義和團，謂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則發言極為謹慎。數日之前，太后曾問慶王對於義和團之意見如何，慶王答言義和團可用，可以保衛國家。夜九鐘，恩昌自齊秀成家中觀劇歸，言人人皆譏榮祿，不應許洋兵入城。齊之岳父毓賢，近日寫信來，言山西百姓入團者甚少，但彼極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聯成一氣，以滅除洋人。外間傳言袁世凱已吃洋教，若彼在山東，果壓服忠勇之義和團，則雖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為不孝，是晚與余妾口角，幾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余年已七十有八，時因家事煩惱，下人無禮，每使老人難堪。

五月十二日。

恩銘午時來家。因昨日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故亦隨侍而歸也。言昨日早晨，榮祿在園召見，奏拳民燒毀鐵路之事甚詳。太后聞之大驚，立即命駕回宮。觀太后心中，似乎遲疑不決者。榮祿又請開缺，苟彼出軍機，則剛毅、啟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進城時，太后催轎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門，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宮，立即召端王入對，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則總不開口，雖太后常問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來京，今日在殿上參劾榮祿，言京中外國使館，五日之內，即可攻毀淨盡，但榮祿從中為梗，乃朝廷之奸臣，若不乘此時機除滅洋人，則國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日對於吾滿人，感情甚惡，剛毅深恨之，但今日則利用之。

五月十四日。

軍機大臣啟秀來拜，示余所擬上諭一道，乃與各國開戰者，彼預擬以待太后蓋璽，然太后尚未決定與外國開戰。下午，余往瀾公家。今日為其夫人之生辰，余往拜壽。有義和團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鄉民，有一團長溫順統帶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約十三四歲，狀若昏迷，口中噴沫，起而奮跳，執近前之物，亂跳亂舞，口出怪聲，如瘋狂然。瀾公信以為神，言其夫人時入宮中，告太后以義和團神奇之術。大公主邸亦有義和團二百五十余人，但彼不敢奏聞。其弟載瀾亦學此術。甘勇均已入城，人民預備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日。

榮祿今日入朝，軍機首領禮親王不敢以甘勇昨日在永定門外殺死洋人之事奏聞。禮王既退，叫榮祿起。剛毅言榮祿必請太后，命董福祥帶後出京，並以殊榮賜與殺死之洋人。榮祿奏對時，無一人在側，退出後，直回其家，亦未與同僚一言。傳聞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將不許其入城，榮祿亦贊成之，並勸太后許京中洋人一體出城。言若攻外國使館，實與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日。

昨晚恩昌回家，告余有義團數百人已入海岱門。余患腿疾，不能出視，甚覺悵悵，遂差何慶定出觀，報余知之。余老矣，今日得親逢此盛事，真幸福也。除使館外，京中洋房皆燒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為奇觀。剛毅信來，言彼與瀾公往順治門，於三鐘時指揮義和團燒法國教堂，其中教民數百，無論男婦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難聞，二人為之掩鼻。天明，剛毅入宮，李蓮英告之曰：「老佛爺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見火光，看燒順治門法國教堂，甚為清楚。我說因洋人先在海岱門對眾放槍，激怒義和團，故殺教民以報復之。又告訴老佛，徐相在家，為洋鬼子所阻，不能出來。老佛聞之，甚為惦念，命慶王向使館言，讓徐相出來。老佛見義和團如此奮勇，甚為驚異。剛毅謂老佛現在雖未明下上諭圍攻使館，然不久必允許矣。李蓮英又告剛毅，不可稱贊義和團過甚，致起太后之疑。除榮相外，無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對者。太后現移居寧壽宮，因外間喧囂之聲，時達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二十一日。

南城大火，延燒一日。因義和團放火燒大柵欄外國藥店，遂致延燒甚廣，附近一帶銀號銀爐均成焦土。《書》雲：「火炎昆岡，玉石俱焚。」此之謂矣。義和團自謂有法術，只燒洋房，決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義和團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壞人攙雜於內，希圖趁火搶劫。此等流棍，冒穿義和團衣服，以污真義和團之名譽。前門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榮祿派兵把守城門，以防亂人混入內城。下午，余之侄女來家省視。此女業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殺人，離其所居甚近，甚為驚恐，遂移居北城。聞端王請太后派彼為總理衙門大臣。太后命將城中洋人皆護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殺。余老友啟秀及那相，均派為總理衙門大臣。那相近曾上奏，請朝廷速向各國宣戰，勿待其援軍之至。太后特派入總理衙門，命其幫助端王、啟秀護送洋人出城。慶王仍模棱無所可否。榮祿請送外國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督裕祿之職，以防生變。是晚內子病重，口出譫語，轉側不寧，余請楊大夫來打針。

五月二十四日。

昨午裕祿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炮台，請朝廷即與宣戰。太后怒甚，立即召見軍機，定於今日集群臣會議。端王、啟秀、那桐進呈外交團一照會，其言甚為悖逆，請太后歸政，以大權讓與皇帝，廢大阿哥，並許洋兵一萬入京（此乃假造之文也）。太后閱之，怒極。剛毅告余，從未見太后如此次之發怒者，即前聞康有為之逆謀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們怎麼敢干涉我的大權？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國人無禮至此，余誓必報之。」太后盛怒之下，無論何人不能勸諫，雖榮祿亦無能為力矣。太后告榮祿曰：「你要願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訴外國公使，教他們前往天津。但他們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歸政，我不能保他們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們的命，前並允許洋兵入城保護使館。我一人違拂眾人的意思，壓服義和團，都是為他們。他們竟這樣報我！」又曰：「拚死一戰，強於受他們的欺侮！」太后雖為女人，其勇氣智力，迥非尋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

余在剛毅家中，聞彼告余今晨召見事。是日召見在鑾儀殿，軍機大臣禮親王、榮祿、剛毅、王文韶、啟秀、趙舒翹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與尋常召見不同，乃會議國家重大之事也。榮祿含淚跪奏曰：「中國與各國開戰，非由我啟釁，乃各國自取。但圍攻使館之事，決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實為危險。且即殺死使臣數人，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徒費氣力，毫無益處。」太后曰：「你若執定這個意見，最好是勸洋人趕快出京，免至圍攻，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你要是除這話之外，再沒有別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話。」榮祿乃叩頭退出。啟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擬宣戰之諭，進呈御覽。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又問各軍機大臣意見如何，皆主張決裂。此時已至平常召見之時矣，太后入宮稍息，復御勤政殿，召見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貝勒載濂、載瀅、瀾公，及其弟貝勒慶王、莊王、肅王以及軍機大臣、六部滿漢尚書、九卿、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皇帝先到，候太后轎至，跪接而入。李蓮英侍於側。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時，戰栗不已。太后厲聲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為容忍。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敢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決。皇帝自己承認，不克執掌政權，豈外國所能干預？天津法國領事索大沽炮台，業已無禮至極。若此次各公使之照會，凌辱中國主權，其為悖謬尤甚。」太后主意堅決，向來諸事取決於榮祿者，至此亦無力回太后之意。太后又謂諸漢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澤，凡為吾赤子，皆視同一體，無分南北。自余執政以來，謹守成憲，罔敢廢墮。租稅之輕，歷代所無。偶有偏災，立發內帑賑濟。前此發逆作亂，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難，重睹升平。今日余等受外國欺侮，正吾全國臣民合力同心，以報國家之時，奮勉殺敵，永杜外侮。果能全國一心，何難制勝夷人。朝廷平日以懷柔遠人為心，不與深校。彼等乃誤解，以為懦弱，橫肆欺侮。今當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寬大，康熙皇帝應許洋人自由傳教，此乃過於仁厚，為後來憂患之源。夷狄不知聖人之教，遇事恆多無禮，至於其他細微之事，足以敗壞吾之風俗。自恃兵力，肆無忌憚。但今日中國人已全體發奮，數千萬之義和拳民，皆奮起以衛國家。余總覺鹹豐十年，英法聯軍走得太容易了。彼時若有一得力之軍，截而殺之，即可轉敗為勝。但至今日，余等報復之期已至矣！」語畢，又問皇帝之意如何。皇帝遲疑良久，乃請太后聽榮祿之言，勿攻使館，護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決斷，仍請太后作主。趙舒翹奏請明發上諭，將內地洋人，滅除盡淨，以免其為外國間諜泄露國內之事。太后命軍機斟酌此議奏聞。趙既退，滿人立山、漢人許景澄、袁昶以次進諫，謂以一國與世界各國宣戰，必不免於敗績，恐釀瓜分之禍，且內亂必乘機發生，極為危險。袁昶並言臣在總理衙門當差二年，見外國人皆和平講禮，不信有請太后歸政之照會。據臣愚見，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國內政。端王聞之大怒，斥袁為漢奸，問太后：「肯聽此漢奸之言嗎？」太后責端王言語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無人敢進一言者。太后即命軍機宣布開戰之諭，傳達各省。又言當先致祭太廟，派莊王瀾公為團練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使，有願今晚離京者，即由榮祿保護送至天津。命軍機勿散，以待後命。於是除端王、瀾公二人外，余皆退下；二人尚須獨班召見也。此次會議，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館地方逃出，太后賀其平安。瀾公奏聞太后，言彼觀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降臨，稱獎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後當國之時。玉皇亦曾降臨，與今日之事同，既有神明護佑，不難滅盡洋人也。未時，剛毅入宮，見慶王在軍機處，神色驚惶。問之，乃知有一滿洲兵丁名安海者至慶王處報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轎在東單牌樓經過，彼擊殺之。蓋端王、啟秀出有告示，令各兵如遇洋人，即殺之。此次所殺二洋人之中，有一人為德國公使。安海報告慶王，冀有不次之賞也。端王聞知此事，大樂。慶王與剛毅商議，欲將此事奏聞太后。剛毅言殺一兩個洋鬼子，算什麼大事，不日即將各使館掃滅淨盡，現殺死一個公使，什麼要緊。但慶王意見不同，反復言殺死外國公使之重要，謂此事關系極大，以前所殺洋人，不過是傳教的，今系使臣，必動各國之怒，觀鹹豐十年拘執英國議和使臣之事可見也。軍機入見，禮王將此事奏聞，又言此系洋人自取，彼先以槍擊人，人乃還擊之也。太后聞之，急召榮祿入見。剛毅因供應拳民甚忙，未俟榮祿之到，即先行，故以後之事，彼未知也。余正寫日記時，家人告余槍子飛轟於頭上，余耳聾竟不之聞。恩昌言甘勇已在圍攻使館，榮祿護送使臣至津之舉，已完全失敗矣。余僕劉順請假七日回家，官民紛紛出京者甚多。

五月二十四日。

戌時，恩銘來家，言董福祥手下之兵捉一洋鬼子，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說何語，此兵以刀傷之。帶至莊邸，將處以死刑。此兵將獲上賞，其余之洋人鑒之，此人即彼等之榜樣也。榮祿前已預備護送各使至津，其手下有滿兵二千人，均已布置妥貼，但太后不肯阻止甘勇圍攻使館，言各使如願同榮祿出京，可聽其便，若留京不去，則是自己討死，無謂未先通知也。瀾公差人來，請余明日至其家中早飯，渠近日公務甚忙，但彼兄弟二人，尊敬其師，未嘗失禮，雖性情暴烈，好勇鬥狠，而有時亦甚溫雅也。齊秀成差人來，問余等願遷居彼家否。因余所居離開仗處頗近，槍炮之聲甚大也。但余耳聾，尚不覺之。齊秀成曾寫信與其岳父毓賢，告知近日召見之事。瀾公寫信來，言今日下午，某人（原書無名）告端王、啟秀，前所殺德國公使，以漢奸袁昶之命，已經棺殮。某人請端王戮其屍，懸首於東安門，袁昶爭之，言在總理衙門，親識德使，不忍其暴屍於外，引《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雲雲。此等漢奸，竟表同情於吾上國之仇敵，可奇矣。

五月二十五日。

申時，余欲往瀾公處。轎夫逃走，不得已，坐車而往。端王、剛毅、載濂及軍機皆在座，又有崇禮，新派為步軍統領者。端王今早曾蒙太后召見，兩宮由西苑搬入大內，從西苑門至西華門，沿路有拳民排列，護衛聖駕。太后賞銀二千兩，親對莊王稱拳民之忠勇。又謂端王曰：「洋人命運該絕，如魚在釜中。余四十年來，忍辱含垢，臥薪嘗膽，以謀報復，如越王勾踐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余待洋人，不可謂不寬大，從前我不是請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嗎？現在全國一心，敵愾同仇，必能戰勝無疑矣！」余知端王急盼太后立其子大阿哥為帝，不幸兩江總督劉坤一極力反對。此人在太后前，勢力頗大。今年二月劉在京，曾力斥義和團之妖妄，並敢諫阻立大阿哥為同治皇帝之嗣子。苟無劉坤一之反對，則大阿哥久即帝位矣，故端王深恨之。劉在京於第二次召見時，曾對太后言，若有廢立之事，則兩江士民，必起義憤！然此亦何礙，皇帝在位中，已致國家於危難之域，端王何不啟奏太后，速立其子為帝耶？若然，則董福祥之兵，及端王所統之滿兵，必皆擁戴之。但榮祿亦懷反對，太后甚信其言，榮祿之妻亦為太后所悅，常在宮中。

五月二十六日，往禮邸。

余之轎夫，非回鄉，即入拳民之伙。不得已，坐小車而往。恩昌、恩銘欲招拳民百人來家中練習。但被等既來，則須供應其火食，費用頗為不貲。雖今日舉國之人，皆當加入義團，然當此艱難之會，即供應拳民，余亦不能不加以吝惜，蓋今已至米珠薪桂之時矣。昔梁太祖弟蕭宏，性好蓄積，每積至百萬錢，則加以黃簽；至於千萬，則標一紫簽，親戚皆怨其嗇。余老矣，頗師蕭宏之所為。諸子每欲動余所蓄，然不能如願也。余至禮邸，見禮王心頗煩悶，渠家蓄積甚富，既為軍機領袖，又懼其責任太重，才具平庸，余不解太后何以選彼為軍機領袖，使繼恭王之任。彼告余，劉坤一有一電奏來京，極力攻擊拳民，太后見之，心頗不懌。劉又有一私電致榮祿，請其設法禁阻。榮祿復電如何，無人知之。其電奏由保定加緊遞來，中言苟御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作此用也。太后朱批，大致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貳。該督當粵寇之亂，久歷兵間，自必深明此義，又引《左傳》「唇亡齒寒」以為言。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余正與王談論時，榮祿來拜，形容憔悴，步履蹣跚。既入座，大聲斥責拳民，謂必無好結果。又言余過後門時，拳民竟敢大聲罵余為漢奸。余口雖不言，心思此名實為相稱。榮祿之為人，性極堅毅，乃滿人中之至強者，在太后前勢力極大，余深恐其敗拳民之事也。回家後，聞端王、莊王派兵圍攻法國禮拜堂。其處只洋兵數人守之，距禮邸不過一箭之遠，由邸往西華門，必由堂前經過。禮王明知必有攻擊之事，而不移避者，恐一移動，則邸中財物將被劫也。此禮拜堂不數日遂毀。余家中近日已住滿拳民及甘勇，直不能更名此屋為余所有。禍皆起於洋鬼子，令余受此擾亂。思至此，曷勝憤恨。是日戌時，聞榮祿發一電由袁世凱轉致江鄂廣諸督，禮親王抄稿送余，余將秘藏之。其文如下：「尊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臣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既出此，義團竟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免。力疾出陣，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群臣、內侍，皆眾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兩宮諸邸左右，半系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狃眾。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嗣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在總署會晤，冀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為虎神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為萬世罪人，此心唯天可表。慟慟！本朝深恩厚澤，惟有仰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尚希密為布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又聞張之洞亦有電奏來京，自矢忠誠，言臣應否帶兵北上御敵，恭候朝命。張之為人，善觀時勢，立嗣之舉，彼亦贊成。其博征經史，以辨論統嗣之正，皆費辭也。看風轉舵，並無膽力，迥非劉坤一之比。如劉坤一之反對拳民，余雖惡之，然其忠貞之操，無人不敬之也（日記中於此處詳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禮節等，今皆略之，但錄其一端如下）。義和團有一秘密之符號，交戰時佩於身上。其符以黃紙一張，用朱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作妖，有頭無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頂上有四圓光，心下書秘字一行，其意若曰：我為冷雲之佛，火神在余之前，太上老君在余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而左端書請天兵天將，其右端書請瘟疫之神。其咒語太后亦知之，一日諷誦數遍。每誦一遍，則李蓮英在旁高呼曰：「那裡又有一洋鬼子！」義和團判斷人罪之法，亦至奇異，對其人燒黃表，視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則免死，下降則立殺之。其實紙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視其纏之松緊，松者易升，緊者常降也。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導，用刀或槍向房屋門上指畫，又向地上土上指畫，群呼曰：「著！」立時火燃，實則皆暗中布置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

余前所記被捉之洋人，於今日卯時殺之。洋人無辮子，乃以其頭置於籠內，掛於東安門之正梁上，面目猙獰可怕。在吾國宮門之上掛一敵人之頭，不可謂非盛事。觀之，令余回憶鹹豐十年刑部監外所掛洋人之頭矣。榮祿設法欲救此洋人之命，至欲以強力行之，但端邸莊邸決意斬之，不令榮祿得知，已先處決。及榮祿派人至，則洋人已身首異處矣。昨日王爺令此洋人跪練，至數鐘之久，呼聲慘不忍聞。老佛知此事，命賞捉此洋人者以五百金，較之告示所開，加十倍矣。住余家中之拳民，以余吸雪茄煙，初欲取之，後因余年老，特別許用。此時凡洋貨均禁用，即洋火亦在禁止之列。義和團之首領，如張德誠、韓以禮皆粗野未讀書之人，今則受王公之尊禮，思之殊可異也。瀾公來坐，告余一新聞：今日嗣子大阿哥呼皂帝為鬼子徒弟，為帝所聞，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將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甚為憤恨，但畏而不敢言。端王性雖暴烈，極畏太后，每太后與之言，輒震懼失次，汗流被體。昨日董福祥奏言使館即將攻破，太后在宮中高石之上見使館附近火光甚大，以為使館已毀。至下午，許景澄入見，上一封奏，與袁昶會銜，參劾義和團，言火起之處非使館，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勢延燒及於使館耳。太后聞之，大為不懌，斥責董福祥。立召榮祿入見，奏對良久始出，旁無一人，不知其為何語。今日裕祿自天津奏報，言我兵得勝，洋人攻大沽炮台，死者甚眾，並擊沉其兵輪兩艘，天津洋人，幾剿滅淨盡矣。京中教民，今日所殺者有數百人之多，在莊邸外行刑。審問者為莊王、貽谷芬、車桂春，甚為殘忍，多有無辜枉殺者。老佛真乃仁慈，聞之惻然動念，下諭教民如果悔改，可即赦之。

五月二十九日。

今日為內務大臣文年值日，告余有義和團約六十人，由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於六鐘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后尚未起床。彼等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正所說。其時端王粗莽之狀，甚可駭異，或酒醉而發狂乎？老佛正吃早茶，聞外面喧囂之聲，群呼殺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階上，諸王公及拳民聚於階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敢於這樣胡鬧！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廢立的權柄。現在雖立汝子為大阿哥，頃刻就可以廢之。你以為當國事紛亂的時候，可以隨便胡鬧，就錯打主意了。趕快帶人出走，沒有奉旨召見，不許隨便進來，並須叩頭請罪！」端王乃大懼，叩頭不已，太后命罰俸一年，以示薄懲；其義和團之首領，膽敢在宮中叫囂，立即斬首，命榮祿之兵在外宮門駐扎者行刑。於是人人震懼，皆謂榮祿有此機會，必請老佛停止圍攻使館矣。皇帝當拳民噪呼之時，甚為吃驚，其後乃叩謝太后之仁慈，保其性命。午後九鐘，老佛以怒端王及義和團之故，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次日榮祿乃帶隊往使館邊界懸一牌，書奉太后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記鐘之久不聞槍聲。但其後恩銘來告余，言情勢又變，老佛聞聯軍戰敗之消息，又變其意旨，復信任義和拳矣。

六月初四日。

剛毅來拜，在余家晚飯，告余董福祥今早親往榮祿家中借武衛軍之大炮。榮祿所帶之武衛軍，軍械甚富，若用其大炮，攻擊使館，則數鐘之內，必成灰燼。但在榮祿掌握之中，董福祥等候一鐘余，榮祿始出見。董盛氣向榮祿索取，榮祿佯睡不理。董罵榮祿無理，榮祿笑曰：「你要大炮，只有一個法子，可奏明老佛，把我的頭取去。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又曰：「你即刻去見老佛罷。你是好漢，老佛又信用你，你去求見，沒有不答應的。」董福祥大怒，無言而出，立即入宮，其時召見之期已早過矣。董亦不顧，至皇極殿門，大聲吩咐太監：「奏聞太后，言甘軍統領立請召見！」老佛正在作畫，聞之，大為不悅，說：「叫他進來。」董入內跪下。太后曰：「好嗎，我以為你來奏報使館業已攻毀呢！從上月起，你已經奏過十次了。」董答曰：「臣求見，乃參劾大學士榮祿，為一奸臣，幫助洋人。他所帶武衛軍中有大炮，若攻使館，立即片瓦不留。臣向之索取，榮祿立誓不肯借用，並言即老佛爺有旨意，亦是枉然。」太后大怒，斥董曰：「不許說話！你是強盜出身，朝廷用你，不過叫你將功贖罪。像你這狂妄的樣子，目無朝廷，仍不脫強盜的行徑，大約活得不耐煩了！去罷，以後非奉旨意，不許進來！」剛毅言榮祿之勢力一日不倒，則使館一日不能攻克。又言立山亦為太后所信任，彼亦袒護洋人者，那桐曾參劾之。下所錄之告示，遍貼街市，乃莊王所出。莊王言太后曾對彼言，此項賞銀，將由內帑頒用。其示略謂：現在外國教堂，均已燒毀，洋人無處藏身，必四散避匿。為此，特示仰軍民人等，如有膽敢將洋人藏匿者，立斬無赦。如有活捉一男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捉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捉一小孩者，賞銀三十兩。均須活捉，不得冒混。一經驗明，立即頒賞不延。其各奮勇遵行雲雲。回憶鹹豐十年，亦有此等示諭，且賞項較豐，蓋其時洋人來者甚少，今則愈多。言至此，曷勝慨嘆。今晨莊邸門外殺死教民九百余人，承審者為貽谷芬、車桂春，多有無辜枉死者，即數歲之小孩亦不免。芬、車直一劊子手，可謚之為屠伯，殘忍極矣。聞老佛斥責莊王，不能約束拳民，任令橫行。

六月初八日。

十一時，齊秀成來談甚久，聞槍炮聲頗厲。余居之南，近皇城外，有李秉衡之軍隊駐扎，並架炮於高處，皆恨榮祿不借大炮。榮祿所帶之兵，頗忠其主，服從維謹，不能以賄賂動之。榮祿膽力絕巨，近與人談，常引《孟子》「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之語，紂蓋指端王也。有人告余，端王近竊得一皇璽，如有機會，即可徑立其子為帝。此事若為老佛所知，極其危險，然不久必將查出也。齊秀成言毓賢近上一封奏，言山西教會事。十日之前，太后曾寄一密諭，命其但遇洋人即殺之。勿使漏網。此旨似通諭各省者。然近聞陝西署撫端方、河南巡撫裕長及蒙古各處所奉諭旨，乃大不同，凡「殺」字皆系「保護」字，恐有奸臣竊改，但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后者。毓賢最近之封奏，太后批曰：「余命凡洋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以清亂源而安民生。」此諭已加緊遞往山西。齊秀成告余，毓賢極懼內，其痛殺洋人，皆由夫人主之。毓賢到山西不久，即得極好之聲名，百姓皆頌其審案公平，有青天之號。莊王見太后批諭，大樂。榮祿力諫，言殺戮婦孺，何足以揚國威，恐為全球所笑，且於老佛平日仁慈之名亦有損。太后笑曰：「是的。但洋人要我歸政，我不過以此還他。自道光以來，洋人在吾國內欺虐吾民，反客為主。現在教他們看看，究竟誰是真主人！」昨日下午，太后往西苑，游於湖中，有宮妃數人隨侍。日來城中圍攻法國教堂，槍炮之聲，繼續不斷，太后厭聞，命人傳諭與西華門駐守軍隊停止攻擊，俟回宮後再行進攻。
　　六月十一日。裕祿近上一奏，甚可笑，言在天津捉得駱駝四只，殺死洋人多名。榮祿曾勸其勿攻租界。余聞榮祿言，董福祥近派一滿兵暗殺榮祿，然此兵反以所謀告之。此兵乃安海（即殺死德使者）之弟。董以為彼必痛惡洋人，而恨及榮祿也。但此兵乃榮祿旗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鄭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善射者庾公之斯追之。而庾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縱令生還也。」榮祿又上奏，引《春秋左傳》之言：「兵交，使在其間。」今日圍攻使館之舉，實大悖於公理，且極愚拙，各國將永不能忘，視中國為野蠻無禮之國。太后謂特蘭斯不過非洲一小國，而能戰勝強英，中國豈不能戰勝列強？」榮祿言今日之勢，實非其比，若此時即與列強議和，國猶可以不亡，如使館毀滅，則社稷危矣。榮祿極力開陳，太后之意漸轉。義和拳言雖誇大，而實效絕少，天津戰敗之消息到京，太后甚為憂慮。

六月十五日。

余鄰居內廷當差大臣文年告余，老佛近發大怒，斥責大阿哥之粗莽。大阿哥曾請於太后，許其護送太后至熱河，讓皇帝在京中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有一小太監，欲在太后前討好，聞一槍聲，言曰：「又殺了一個洋鬼子。」太后曰：「前幾天槍炮的聲音，足夠殺盡中國洋人多次了，然而總沒有那一回事。」

六月十七日。

榮祿昨日入見，問太后若拳民戰敗，北京為洋人所破，將如何辦法。太后引賈誼之言，「建三表，設五餌」雲雲。所謂三表者，以信諭，以愛諭，以好諭也。所謂五餌者，文繡以壞其目，美食以壞其口，樂聲以壞其耳，高堂邃宇以壞其腹，隆禮厚愛以壞其心也。太后又述兩年前曾請公使夫人來宮游玩，受太后之招待，皆極歡樂。曰：「他們雖向著皇帝，不喜歡我。我有手段教他們意思轉過來。」

六月二十日。

消息甚惡，天津已為洋兵所得，勢將節節進逼，軍機無一人敢以此消息奏聞者。端王仗膽入奏曰：「天津已教洋鬼子占了，都是義和團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敗。但北京極其堅固，鬼子決不能來。」今晨榮祿上奏，言現已查出，前日外國公使之照會請太后歸政者，實系偽造，乃端王命軍機章京連文衝所為。故老佛近日對於端王，甚為忿怒，告端王曰：「設洋兵入京，你的頭必不保。」老佛知端王心懷不軌，欲乘時取得監國攝政之位，乃明斥之曰：「我一天在世，一天沒有你做的。放小心點，再不安分，就趕出宮去，家產充公！像你的行為，真配你的狗名！」（端王名載漪，乃犬旁也）。端王狼狽而出，告人曰：「迅雷不及掩耳。」除董軍外，榮祿已得各軍統領之助，皆知圍攻使館之舉，勢將停止。榮祿自言所以不借大炮與董軍者，因恐傷及宗廟。老佛近送禮物與使館，系西瓜、酒、蔬果、冰等物，並命慶王前往慰問。人言許景澄秘密與各使通信往來，今日捉得使館信差一人，搜出電報十二張，送往莊邸，內有三張，系密碼，未能譯出。觀其余數電，如洋人死傷有二百余人，糧食已將罄竭。齊秀成近往太原，聞毓賢上一奏，言彼設一巧計，將洋人盡數擒捉，以鏈鎖之，均在撫署處決。其漏網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後逃走，藏於城牆之下，其後查得，已死。大雨如注。劉□橋帶來御膳房豬肉數斤，余送余妹一碗。傍晚有馬兵一隊，荷槍過余之門，乃李秉衡之部下，帶有炮，將架於禁城之上，以備洋人襲攻。夜間槍炮聲甚厲，聞海岱門外有洋人出現。

六月廿一日。

天氣晴明，余步行至禮王及瀾公家。聞裕祿之兵嘩潰，四散搶劫，因欠餉數月未發之故，通州張家灣等處皆搶掠一空。東城門皆閉，北門偶然一開。余僕楊升由京東寶坻縣回京，言彼處尚安靜。聞李秉衡得一勝仗，將洋人趕至海邊。下午，東南方槍炮聲復起，聞有教民多人，藏匿日壇，瀾公率義和團一大隊往搜之。

六月二十七日。

晨，袁昶、許景澄上第三奏，請殺主持義和團之大臣。昨日李秉衡入見，極力主戰。老佛又轉其意旨，信任拳民。而袁、許竟敢於此時上奏，其識見雖誤，而膽力亦可佩也。李秉衡由漢口而來，現已簡為督師大臣，在太后前，毅然自任，必能攻毀使館，並力言宗廟社稷決不至再受恥辱。今日余至瀾公家，端王、李秉衡皆在座，正籌畫再攻使館之事，李主張由翰林院埋地雷以轟毀之。李曾以此策進言於太后，請仿前毀法國教堂之法，用地雷轟之，洋人必然紛亂，即可乘機而克之。老佛閱袁、許之奏，言曰：「此皆有膽之人。許景澄且不說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為之陰謀奏余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當執其固執之見，擾亂余懷，朝廷自有權衡，豈彼等所能越俎代謀耶？但余亦不罪之。」乃命傳旨申飭，勿得再行瀆奏，以擾聖衷。

七月初三日。

自李秉衡到京，老佛甚為信任。昨日李與剛毅查出前擅改諭旨之人，即將太后寄各省諭旨之中凡「殺」字皆改為「保護」字者，乃袁昶、許景澄二人所為。剛毅告余，太后聞知此事，大怒曰：「他們膽敢擅改諭旨，如趙高之所為，應治以車裂之刑！」命傳諭立斬之。諭中未言及擅改諭旨之事，因關於朝廷之威信也。但言二人在廷抗爭，袒庇外人，遂於今早處決。恩銘曾往觀之。袁昶為人極好，余聞其結局如此，為之凄然。若許景澄，則余曾與彼在內閣同事，認識其人，向不重之，其聲名亦頗劣。行刑之時，袁神色自若，言曰：「余唯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蓋謂端王專橫凶僭，蒙蔽太后之聰明也。瀾公監刑，怒斥之曰：「汝為奸臣，不許多言！」袁毫無畏懼，仍大言曰：「余死而無罪，汝輩狂愚，亂謀禍國，罪乃當死也！余名將長留於天壤，受後人之愛敬。」又轉謂許景澄曰：「不久即相見於地下，人死如歸家耳。」瀾公欲前擊之，行刑者立下其刃。

七月初八日。

余與長男大鬧。彼偷余銀不少，余知而責之。其答言狂悖已極，謂余受國厚恩，今日國事危亟，理應自盡以報國。李秉衡帶兵赴前敵以御夷人。李在京，曾奏劾榮祿，老佛留中不發。皇帝對榮祿稱其盡職。榮祿答言以二年前之事言之，已虧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

七月十一日。

老佛命榮祿籌畫護送洋人至津，以阻聯軍之前進。數日之前，余曾聞某人令啟秀函致使館，請各使至總理衙門商議，勿帶衛隊，蓋欲誘其離館，盡殺之於路中也。啟秀自謂得計，但連去數函，各使皆不敢輕身而來。且一面致函邀請，一面又數往攻擊。有一洋人半露其體，在崇文門大街逢人叩首，即對於挑腳之夫，亦叩頭請其饒命，討錢數枚，自雲不久即須被殺，但從未做壞事。榮祿所用之人將其帶歸，榮祿不殺而放之，此洋人之所以難平也。

七月十五日。

消息不佳，裕祿之兵大敗，洋人節節逼近，老佛意欲巡幸熱河。榮祿力諫，言即洋兵進城，亦不可離京。瀾公不信洋兵能來，聞人言，即譏笑之。但有一事尚好，即洋兵雖入城，亦不致劫殺也。四十年前之事，余尚憶之甚清，其時都城雖破，余仍安居未動，亦無一洋人來余家騷擾者，但得糧食稍難。洋兵駐於城外，不甚入城，余等亦未受其害。

七月十六日。

余老同事立山住屋鄰於法國教堂，有人言彼挖一地道，以接濟洋人之食物。端王將其拿交刑部，太后並不知之也。尚有徐用儀、聯元二人，亦均送刑部監。徐用儀前不贊成立大阿哥，端王深恨之。聯元被執之故，則由於某人謂其與袁昶交好也。此三人皆於今晨殺之。徐用儀年紀較余大，今年七十九歲，真可憐。彼雖聞太后不知此事，皆由端王矯擅，亦無怨嘆之詞。臨刑之時，但曰：「彼僭妄者，豈能久存？余死於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甚願也。」二滿人之被殺，如為太后所知，必大怒。立山乃榮祿之老友。山西有一劉將官來京，今晨入見，在太后前言：三日內必可將使館攻克。使館一破，聯軍聞之必驚懼而不敢進矣。今正起手猛攻，義和團無用已極，余早言其不能作一事。

七月十八日。

洋人愈逼愈近，裕祿之兵在北倉、楊村、蔡村等地，大敗三次，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殺。李秉衡於十四日到河西，務用盡心力，以收集軍隊。而張春發、陳澤霖二人均不願戰，李遂仰藥以死。榮祿入宮，報此消息於太后，君臣相對而泣，皆諸王公及拳匪所釀之禍，使吾國家至於此也。榮祿乃極聰明之人，至此並不表曝己之先見。老佛言，出走不如殉國，並令皇帝亦殉之。榮祿懇請太后聽彼之言，留京，下一上諭，將端王等斬首，以正其矯擅之罪，而明朝廷之本心。但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術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館。今日召見榮祿八次，召見端王五次，其余軍機，皆默然不發一言。

七月二十日。

下午五鐘，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次於寧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申時，瀾公匆匆入宮，不俟通報，呼曰：「老佛，洋鬼子來了！」剛毅隨至，言有兵一大隊，駐扎天壇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們的回勇，從甘肅來的。」剛毅曰：「不是，是外國鬼子。請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們就要來殺了。」夜半，復召見軍機，唯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那裡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丟下我們母子二人不管。無論有什麼事，你們三人必要跟隨我走。」又謂王文韶曰：「你年紀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隨後趕來罷。」又謂剛毅、趙舒翹曰：「你們兩人會騎馬，應該隨我走，沿路照顧，一刻也不能離開。」王文韶答曰：「臣當盡力趕上。」皇帝忽若驚醒，謂王曰：「是的，你總快快盡力趕上罷。」兩宮究於何時離宮，則余不甚清悉。此時榮祿正極力收集軍隊，不及入見。

七月二十一日。

文年告余，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匆匆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鄉間農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騾車帶進宮中，車夫亦無官帽，妃嬪等皆於三點半鐘齊集。太后先下一諭，此刻一人不令隨行。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此時亦隨眾來集，膽敢進言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太后不發一言，立即大聲謂太監曰：「把他扔在井裡去！」皇帝哀痛已極，跪下懇求。太后怒曰：「起來！這不是講情的時候，讓他就死罷，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並教那鴟梟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皇帝悲憤之極，至於戰栗。太后曰：「上你的車子，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皇帝穿藍紗長袍，藍布褲。老佛又傳諭溥倫曰：「你掛皇帝車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輛車，教溥俊掛沿。」謂李蓮英曰：「我知道你不大會騎馬，總要盡力趕上，跟我走。」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亂，指揮一切。又謂車夫曰：「盡力趕，要有洋鬼子攔阻，你不要說話，我跟他說。我們是鄉下苦人，逃回家去。我們此時先到頤和園。」於是兩宮遂啟程，出宮北門（即神武門。）而去。動身時，宮中妃嬪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萬壽。僅有軍機大臣三人乘馬隨行，其余百官皆奉諭往頤和園會集。余鄰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見聖駕至德勝門，但人山人海，致城門幾擁擠不能行矣。申正，聖駕於辰正至湖，老佛用茶膳少坐，先由慶邸派員前往朝陽門，向倭寇懸止戰之旗，後將城門辟開，由倭兵擁擠而入。聖駕幸湖之際，恩銘正在彼值班，兩宮蒙塵而至，致無人敢認，果然系老佛否？但一見慈顏，似有不悅之狀，立時開辟左門，將車趕進。於用膳之後，即行傳諭：凡園中珍寶，悉送往熱河。又差一太監回京告知皇後，速即將宮中財物珍寶均埋藏於寧壽宮院中。端王、慶王、那王、肅王皆於頤和園隨駕，此外有公貝勒等數人，大員吳汝梅、溥興二人，各部堂官約十二人，軍機章京三人，由馬玉昆提督帶兵一千護送，往張家口。又有端王所帶之虎神營旗兵數百人，乃曾攻使館而無功者也。榮祿仍極力收集軍隊。聞余老友軍機大臣徐桐自縊而死，全家婦女十八人，亦皆縊死，真忠臣也。此時耳中所聞，皆系悲慘之事。滿洲之驕子，今落此可憐之結局。醇王聘妻，將於下月成婚者，亦全家自盡，可哀也。老佛一生，此為第二次避敵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難，蒙塵於外。此次之敗，蓋由南方諸省不肯同心合力也。端王存排漢之見，最為悖謬。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榮祿之識見，究竟不錯，拳民法術，如小孩胡鬧，毫無所用。嗟乎！回首往日，盛時難再矣！余妻及家中婦女，執其愚昧之見，欲吞煙自盡，余亦不能阻之，然余無此拙見。外國強盜，雖已在城中搶劫，必不能知余藏金之所在。余雖老耄，將留此不動。恩昌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僕星散，至無人為余治晚餐。

後言

《景善日記》至此而止，此老人即於是夜，為其長子所殺，其家中婦女均吞煙自盡。

光緒帝朱筆上諭，立端王子大阿哥為繼承皇位之人，下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錄於下：

朕衝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巨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勿克負荷。且入繼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統系所關，至為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賢良，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畀。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俊繼承穆宗毅皇帝為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為皇子，將此通諭知之。

如此傷心之文，為歷史所僅見。諭中不獨甘心引退，且以其刑明告於眾也，而尤不得不謝聖母之恩。夫太后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於帝身，以期達其志，亦雲忍矣。下奏乃京中都察院上西安行在者，言安海被捉之事，即殺德使男爵克林德之人也，閱之可知京中權貴當日對於拳民排外之感情。且彼等尊重太后之心，敗猶不減，而中國官吏之所謂勇敢，亦可見焉（此折留中未發，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隨扈之一官送登於上海報館者）。其奏略曰：日本人所雇偵探，在日軍領地當鋪之內查得一表，有克林德圖記，當鋪主人言此乃滿人名安海者所當。此人住內城本店內。偵探名為得洛，本旗營定字第八隊之書記，查得此事，即報告於日人。立派人往車站內，以二三人先入內，立院中，問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余即安海。」乃立時拘去。審問之時，安海神宇鎮定，毫無畏懼。問官問曰：「德國公使，是否為汝所殺？」安海答曰：「我奉長官命令，遇外國人即殺之。我本一兵，只知服從長官命令。有一日，我帶領二三十人，在街上見一外國人坐轎而來。我立於旁，對准外國人放一槍，轎夫立時逃走。我將外國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槍者，有得其戒指者。我萬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殺國仇而死，心中甚樂。汝等即殺余以償命可也。」翻譯又問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飲四五斤，但那天實未飲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圖減罪嗎？」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懼，觀者皆為動容，覺中國軍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於德人，在克林德被殺之地殺之。臣等思此事，理當奏聞：安海為國而死，當邀皇太后、皇上之憫惜，加以榮典，謹此具奏。

第十章爭辯 The Controversy 5/10/08 7:54:09 pm

第十章爭辯 The Controversy

在西元一九三四年的年初，當拜克斯（根據他自己的敘述）正在試圖和李蓮英的侄孫做溝通時，濮蘭德卻發現自己又再度被迫面臨著一場硬仗來捍衛拜克斯的那些手稿和翻譯的聲譽。這一次的挑戰是來自於一位美國的學者肯尼斯‧司考特‧拉度瑞（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之前是在中國的一個傳教士，現在是耶魯大學神學院的傳道學教授，也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之工作規範的作者。在由紐約的麥克米倫公司（實際由倫敦總公司所控制）所發行的一本他所撰著有關於中國的新書「中國人，其歷史與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 Culture）當中的參考書目裡，拉度瑞教授引用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以及「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這兩本書做例證，但為的僅是評論這兩本書的作者對「取材挑選不當」的中文原稿，隨意做了「通俗戲劇風格」的記述。此時的濮蘭德正身陷和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裡那些目空一切的貴族們的筆戰之中，他對那些「西化的中國知識份子」以及他們在英國，尤其是在美國，故做虔誠狀的那些幕後老闆們已是逐漸感到不耐煩。而這個傷人的評議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濮蘭德對此暴跳如雷，好不容易才看到景善日記得到了杜文達的辯護（看似如此），他現在卻發現這些討厭的批判無疑是又在不當地攻擊他著作當中的一部份，因此他直接寫信給這位美國教授要他給個解釋，拉度瑞回覆說這些評論是他從「中國一所著名大學歷史系裡的中國人及外國成員」那裡所得來的，而這些人在學術界皆享有盛名。這個模糊而推託的回覆更是激怒了濮蘭德，他以強烈的語氣回信給拉度瑞，他寫道，這些由作者所提出的鬆散而具毀謗性的評議，並不是建立於對文件所做過的嚴謹研究上，而僅是依據一所不知名的中國的大學裡的幾位不知名人士，他們所持的不負責任而沒有文件憑據基礎的意見或是偏見，這樣是不行的，除非拉度瑞以書面公開撤銷他的主張，否則就等著收訴訟狀吧。拉度瑞堅持他的立場並在回覆信中列舉了一些特定的例證，對於書中「虛幻而驚聳的特性」並「過渡宣染」之處，他引述了文中幾段內文。濮蘭德看到回函的當下便決定要同這個用意已是再清楚不過的「豬腦袋」（silly block）周旋到底：因為他顯然是為了自己曾對美國在中國的傳道學院所做過的一些批判來施行報復的。於是他向對手的出版商提出抗議，麥克米倫公司則是回覆說目前無法聯繫上拉度瑞教授：很遺憾地，他現在人正在蒙古佈道傳教；濮蘭德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堅持要對方撤回主張：如果作者不這麼做，由出版商來做也行。在遙遠的一方觀戰的拜克斯，寫信給濮蘭德，為他那有尊嚴的堅持而向他致敬，並承諾屆時將從北京返回英國出庭作證。拜克斯還說，所有的日記原稿都還在，在必要時可提出來當做呈堂證據。但到頭來，並沒有到需要提出原稿的那個地步，出版商在沒有和原作者商議的情況下，就直接在拉度瑞的書中加入了一張致歉的勘誤表。濮蘭德對此獲勝的結果感到滿意，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裡寫道，麥克米倫公司為那位教授所做的愚蠢評論道了歉，雖然教授本身是不會這麼做的。可憐的傢伙，他對凡事都是以西方傳教士的觀點來看待：「他應該休個假去掉掉釣魚了。」拉度瑞的這本著作後來被證實為的確是本受到歡迎的教科書並常常被再版；但甚至直到拜克斯及濮蘭德過世之後，這本書中對此二人的評論都不曾再被恢復成原本的敘述。

在這些屢次同他人的爭辯裡，先是和義大利籍的外交官丹尼爾‧瓦瑞，後有美國的教授拉度瑞，濮蘭德所使用的言語，是一個憤怒的人所使用的言語，但這是不是一個充滿自信的人也所會使用的呢？表面上看來，濮蘭德對自身立場是有信心的，他顯然相信拜克斯所提供的文件全是真實的，大家也都公認拜克斯是個傑出的漢學學者，甚至連莫瑞森，即使背地裡在詆毀他們所合著的作品時，都還依賴著他的學識。就景善日記這件事而言，濮蘭德看過原稿，也深信沒有人能夠偽造出這樣的文件，而其他專家們的判斷也是如此，只有莫瑞森例外，他大膽地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現在莫瑞森被國際知名的專家杜文達所擊敗，而杜文達的評斷又得到公正的學者瑞基納‧強斯頓爵士的背書，在這種種情況下，由一個輕量級的文人如瓦瑞，或是只具有美國傳教士的一般傳統智慧如拉度瑞所引述的言論，看來都僅像是撥弄是非的吹毛求疵。

然而，濮蘭德是不是真得有十足的把握呢？對於拜克斯，他也是有著他自身的體驗，他深知拜克斯是個「怪胎」、一個「難以捉摸」、「心志不堅」、「反覆無常」的人。除了景善日記之外，他從未見過由拜克斯提供的翻譯稿所依據而來的那些中文原稿，所以濮蘭德根本無法拍胸脯來做出任何的保證。即使─歸功於杜文達─他能避開了這些評論的攻擊，但再度去完全地相信並支持，只由拜克斯一人宣稱是真實的，那些新發現的回憶錄，這種作法是否夠謹慎小心呢？在市面上流傳著眾多偽造的中國人物的回憶錄，有假的李鴻章日記，假的德齡郡主回憶錄，對於號稱是皇太后宮廷裡的一員的德齡郡主（Princess Der Ling），濮蘭德此時同瑞基納‧強斯頓爵士是站在同一陣線，他也認為這本回憶錄是假的。或許是來自於拉度瑞所提出而很顯然是激怒了濮蘭德的攻擊，讓他開始懷疑自己再去力挺拜克斯最新發現的李蓮英的「回憶錄」是否是件明智之舉？因而在還沒拿到那部作品的一些例稿之前，濮蘭德就已經開始對此失去信心。在西元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在他強迫拉度瑞的出版商麥克米倫公司向他致歉的兩年之後，當他正開始同北京一個年輕進取的法國出版商昂瑞‧維齊商談著將「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重新再版發行的事宜之時，濮蘭德又再度面對新的一個對景善日記的質疑，而這次的挑戰可真的是不能等閒視之不理不問了。

這次的質疑是由威廉‧樂威頌（William Lewisohn）所提出來的，他是當時上海當地一家報社的編輯記者，樂威頌是英國人，一個優秀的漢學家，他支持濮蘭德對中國的看法，也反對莫瑞森和「外交部的思想學校」的想法，但是他並不像濮蘭德那般，對景善日記抱有著同樣的信心。後來他在寫給濮蘭德的一封信裡，解釋了他的疑心是如何被激發起來的。他是在撰述有關使館區被包圍那段期間的經過時，才發現景善日記裡的陳述既不精確而且同時也令人難以置信。例如，景善曾節錄了榮祿的說話：「襲擊攻打使館區....這比無法無天還遭，這是愚蠢的行為（is worse than an ourtrage, it is a stupidity）。」而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歐洲人都能輕易地辨識出，這句是法國主教塔里蘭（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所說過的名言（原文為it is worse than a crime, it is a stupidity），同時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一個中國人是絕對不會想到要這樣說的」。

一旦疑心已起，樂威頌便繼續對這日記做了一番深入而仔細的研究，然後在一份學術性的刊物上以專文的型態發表了他的這些發現。在這篇文章裡他表示，藉由對日記內文所做的仔細分析顯示，這本日記並非是一本日記的原始記載，也非一人獨力所寫成的真實作品，更不可能是景善所寫的。他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部混合的模仿之作，這日記的內容裡，還結合了對同代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他所曾公開出版過的中文日記當中之部分內容所做成的逐字翻譯。接著，樂威頌由對日記內文的分析轉而對拜克斯宣稱發現此日記的當時情況所做仔細的檢驗，他提出了一些貼切的疑問。尤其是，當時才初抵中國的拜克斯，如何便能立刻辨識出這份以「草書」字體所書寫成的珍貴文件？而草書體是種許多傑出的西方漢學家在沒有旁人協助的情況下都還難以閱讀的一種字體。同時，這本號稱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所發現的日記，何以直到西元一九一零年，在被拜克斯連同自己所做的翻譯稿一起出示之前的這這段期間當中，從來沒有任何人聽說過有這本日記？當樂威頌完成了這篇文章，他將文章的副本一份寄給了拜克斯，一份寄給了濮蘭德。

當濮蘭德讀完了樂威頌的文章之後，他深感煩憂困擾，終於有一份證據出現了，還是份難以辯駁的證據，似乎證明了莫瑞森和他的同夥那幫人所說的是對的。他立即憂心如焚地寫了封信給拜克斯，他提醒他說自己是因為信任他，所以才認為該日記是真的，但是「當然，我沒有足夠的學識能閱讀原稿或是判辨你的翻譯稿」，因此，這次該由拜克斯出面來回應這些難以對付的批判質疑。濮蘭德還指出，除非對這些質疑做出回應，否則為了幫拜克斯的緣故，那位最近常被自己罵到體無完膚的樂威頌將因而證實他說的都是對的。同時濮蘭德還寫信給樂威頌和昂瑞‧維齊，試圖要他們在拜克斯做出回覆之前，先不要對此問題再進一步咄咄逼人。但是他的這些信件並無法遮掩他內心的焦慮不安，他問道，為什麼這份備受爭議的文件沒有經由一些中國學者來做過鑑定？為什麼拜克斯從來沒有履行先前所曾答應的，要將這份原稿中尚未翻譯的部分，連同自己所做的註解一併發佈的這項承諾呢？為什麼拜克斯從來沒能提供證據來證明這日記確實是景善所寫的？─在西元一九一一年，他曾說過這是很容易就能辦到的─濮蘭德寫給維齊的信中寫道，「我沒有任何偏見」；他還說，「如果這日記被證實確實是偽造的，那它將會成為文學界的一件珍品，是種學術的高超技藝的表現，遠遠比偽造的李鴻章回憶錄要來得卓越非凡」。

現在一切都得靠拜克斯了，單看他要如何來回應這個挑戰：這個截至目前，對他身為一個學者的學識及正直所提出的，最嚴重也是最有憑有據的指控，人在北京的樂威頌，以及退休後待在英國愛丁堡（Aldeburgh）的濮蘭德都摒息以待地在等著看他的回應。

對樂威頌，拜克斯以奧林匹克競賽選手般的優雅風範寫了封信給他，感謝他寫了該篇文章，還說這篇文章「將會為我的藏書增添另一件珍貴的收藏」，但是對他提出質疑的該篇文章內容卻是絕口不提。對濮蘭德，拜克斯以較長的篇幅寫了封信給他，然而對該篇批判的專文之主旨及實體內容也是隻字未提，但是隨函附上了一長篇的文稿，稱之為「給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之腳註」，在該篇腳註裡，拜克斯對自己是如何發現景善本日記的前後經過，又做了另一番，較之前所曾給過的，都來得更為完備、生動也更加詳細之敘述。這份「腳註」─是他最後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來對這個主題做陳述─後來濮蘭德將它送呈給大英博物館，讓這份文件與日記原稿放在一起，被保存至今，用來做為證實該日記的真實性之最終證物─或者，至少是當做拜克斯，在景善身亡三天之後，親自在作者的書房裡發現這部已完成的作品的一項明確的證據。如此一來，這就會成為一份很有說服力的文件。

在這篇「腳註」裡，拜克斯詳盡地記描述了在八國聯軍佔據了北京城之後，他造訪這棟後來成為他的住處的房舍所看到的情景，他列舉出當時陪伴他進入這棟房舍並目擊了這番經過的那幾位英國軍官的姓名，並描述了當時景善家中及書房的狀況：在大廳，景善夫人躺在炕上低聲呻吟著，她的小兒子和媳婦正在勸她喝點稀粥；書房裡無可避免地，到處凌亂散置著「深達數英吋厚」的紙張文件；珍貴的書籍，其中有些是「有趣的宋代哲學作品」，隨同其他的手稿，在掠奪時被到處任意丟棄著。他述說他發現了這本日記，並立即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他對於自己在發現它之後一直保持著所謂神秘的沈默一事表示抗議，他說他曾向當時幾位重要的人物報告過此事：他曾向俾路支斯坦軍團（Baluchistan Regiment）的羅蘭森（Rowlandson）上尉報告，他對此文件「深感興趣」，也曾向巴羅（Barrow）將軍報告，「當時我擔任他的翻譯員」，他對此文件也是「非常感興趣」，此外還列舉了幾位軍官的姓名。後來，當恩尼斯‧莎陶爵士抵達北京擔任公使時，拜克斯也曾經向他報告過自己的發現（現在他才這樣說），而莎陶「強烈地建議將它出版公開出來，但是要延遲等到皇太后過世之後才這樣做」。如果前述這些人在當時，或是在事後的任何時間點，都不曾提及過此事，那真是非常地遺憾。拜克斯同時還描述，除了這本日記之外，他還將其他的一些書籍文卷據為己有：他說，因為羅蘭森上尉當時告訴他，可以盡量拿沒關係。

或許有人會問，拜克斯為什麼一直沒把該中文日記原稿當中尚未翻譯的部分全都給翻譯完，來成就該日記在史學上的正當性以及維護其在書誌目錄學上的利益呢？最終他對此問題的回答竟是，這件事是再也辦不到了。「為了一個更高層次、更急迫的利益關係，也就是，生計的問題（Bread-and-Butter Interest），生活的拮据（res angusta domi，拉丁文，同等英文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at home ）」迫使他不得不在西元一九三二年把它給賣了，以「免於受飢寒之迫」（to keep the wolf from my door）。現在他也說不上來這份文件到底在哪裡，因為「幫我執行這項交易的前任中間人，張何差先生，在沒能將完整的買家名單交給我之前，就在他自己的家中被人謀害了」。拜克斯在後來的一封信裡提到，這筆買賣對他是非常有助益的：因為這筆買賣給他及時帶來了他所需要的七百美金，當然在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失去它，在後來竟會是這麼地麻煩。可憐的張何差─「我從來沒能預見他會被人冷酷地殺害....我猜想他是參與了一些『不法之事』也並不想讓我知道太多。但『是死者為大，不說他的壞話了』（de mortuis，拉丁文，同等英文Let nothing be said of the dead but what is good）....」至於樂威頌，拜克斯知道應要如何來對付他：他會對樂威頌提起毀謗罪的訴訟官司的。拜克斯認為用這兩個回覆似乎就可以讓樂威頌所提出來的這些質疑悻悻地沈寂消失。

可惜天不從人願，這些質疑並沒有就因此而銷聲匿跡，過沒多久，便有一個更具聲望也因而更加令人畏懼的盟友加入了樂威頌的行列，待在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 ）的那位杜文達教授，長久以來一直等待著拜克斯依約定將日記中未曾公開的部分做出發表。在西元一九三四年，他為了打破自己的沈寂或是為了逼迫拜克斯出手，他曾公開地提及到拜克斯所做過的那個承諾。在西元一九三六年，他也曾透夠濮蘭德來聯繫拜克斯，願意出價來購買那奔日記原稿裡剩餘的部分─得到的回覆卻是說那部分的原稿已經不在了：它已經被賣給了一個不知名的買家。如此一來便激起了杜文達的疑心，因此當樂威頌的文章發表時，杜文達心中的疑慮無疑是伴隨夾雜著其他的情緒：應是職業的自尊或是妒忌，從他前後的言行舉止看來，杜文達似乎是因樂威頌所發表的文章而感覺受到羞辱並自覺難堪。他自己對這個問題所曾做過的公開聲明，是在西元一九二零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對此日記真實性早做了肯定性的背書。而現在他心中才剛有疑慮產生，也正因而打算重新來檢視自己對此所持的看法之際，卻被一個業餘的玩家搶先了一步，對身為一個專業學者的自己，對此主題所曾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提出反駁。對他而言，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為了維護自身的信譽以及追求學術性的真相，他決定加入這場筆戰並奪回樂威頌所篡奪的主導地位；他寫信給濮蘭德要他先別下斷論，因為身為漢學權威的他將要開口說話了。

濮蘭德此時的心中惶恐不安百感交集，他基於對拜克斯的那份信任，當然是希望向來自己信以為真的那本日記以及其他文件都是真實的，他依舊相信拜克斯不會偽造出這樣的日記原稿，也不曾欺騙他。但是除非拜克斯能拿出證據來，否則又要如何來反駁這些質疑指控呢？而這場風暴又來得非常不是時候，他正同法國籍的出版商昂瑞‧維齊在商談著「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重新再版的相關事宜....因此他寫了封信給拜克斯，堅決地要求他一定要站出來面對這些質疑。他說，提起毀謗的訴訟官司是沒有意義的；真的需要做的是提出學術性的反駁：拜克斯必須對樂威頌所提出的疑問，公開地給個坦白、合理而又能令人信服的答案。濮蘭德向他保證，自己完全相信他對於發現日記所做的詳盡敘述，但是對於拜克斯表示自己已經將剩餘原稿拿去賣掉的這個說法，深感對此時的情況非常地不利：這將會「對你的聲譽造成嚴重地損害，如果這事情被公佈出來」─尤其是你曾對杜文達做過了許諾。既然做過這樣的承諾，「我寧願相信就算你窮到需要將你的襯衫拿去變賣，你也不會將這些原稿賣掉....」

在回信裡，拜克斯又試圖用他那慣有的可憐哀怨語調悲嘆哭窮，「我想我平靜的遁世生活還是招惹了敵人」，他現在是「身無分文，身處極度貧窮潦倒的狀態」，非但需要賣掉那份原稿，連自己的衣物、書籍以及自身所擁有的家族祖傳遺物通通都已變賣到一件不剩。事實上，既然濮蘭德已經提到了他的襯衫，那他也不得不承認，他連襯衫也都賣掉了─十二件全新的絲質襯衫全都以賤價售出。他在銀行的戶頭裡只剩下六十分錢，諾瑞司主教曾好心地借貸過金額不多的小額金錢給他，「我常常在早晨想著，不知晚上的那餐飯要從那裡變出來，甚至曾認真地考慮過，是不是要上城裡的大街去行乞。一個曾是滿州宮廷裡家族成員的老友，看到我衣衫襤褸的模樣，託人拿了一百元給我，他的仁慈真是令我銘感五內....」

濮蘭德在他寫給拜克斯的信裡並沒有提到─或許他根本沒注意到─因拜克斯那番會因時因事而異的說詞，所造成的一種奇特而不尋常的矛盾，細心的讀者可以回想到，從這個時間點回溯三年，也就是在西元一九三四年，當濮蘭德威脅要對拉度瑞提出告訴時，拜克斯曾承諾過屆時要回去英國出庭作證，還說所有的日記原稿都還在。然而此時，他卻說他早在西元一九三二年，就不得不將手上的原稿給賣掉了，這是比先前的日期更早了兩年的事情。但是毫無疑問地，拜克斯如果被逼急了，他總是能找到說詞來讓這顯而易見的矛盾合理化的。

還有一些前後不能協調一致的矛盾之處，濮蘭德也始終無法注意發現到，那是因為他從沒能看到所有的證據。尤其是，他沒有看過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十月時所寫給莫瑞森的信。在那封信裡，拜克斯承認，在他發現了那本日記後的九年裡，從來沒有向人提過此事，那是因為他從來不覺得這日記有任何的重要性，直到「范奇勳爵和濮蘭德兩人都強烈地建議他將它公開發表」。而此時他卻說，打從一開始，他就「深信它是很有價值的」，而且「一旦察覺到對於我的這個發現瀰漫著一種神秘的緘默」之後，便將此事告知了軍方及使館裡的要員，其中包括了當時的英國公使恩尼斯‧莎陶爵士。很遺憾地，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一零年時，並沒有提到這些事情，當時莎陶爵士還活著，他可以為在拜克斯所說的這番話來作證，但到了西元一九三七年，（對拜克斯而言）他已經很適時地過世了。在莎陶任職於北京的這段期間裡，並沒有任何證據跡象顯示他看過這本日記，否則根據拜克斯這個最新版本的說法，莎陶會立即辨識出這本日記的重要性。同在寫給莫瑞森的那封信裡，拜克斯還承認自己對於辨識日記裡書寫記載所用的「草書」字體，在閱讀上確實是有困難，需要別人來為他做轉錄抄寫的工作。而此時他卻宣稱，當時才初到中國的他，已有充分的能力來閱讀草書字體，並且事實上是他自己獨力讀完整本日記的。這些都是對他相當不利的矛盾點，在在顯示出拜克斯對自身所經歷過及做過的事，分別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和西元一九三七年做出了兩個「版本不能協調一致」的說法。每個版本裡的描述都很詳盡而鉅細靡遺；一個挑剔的讀者不難發覺，那些他在西元一九三七年所加入的細部情節，只有當這些被提及的人事物都已永遠無法再對其來做求證的時候，它們才會被加以引用並帶入他所陳述的故事裡。

然而，當濮蘭德讀到拜克斯哀怨的信函時，讓他所感到憂煩的，並不是在細節上的這些矛盾之處。真正讓他感到震驚訝異的是，拜克斯竟然不尋常地供認他已將原稿脫手售出並且再也拿不回來，還有，拿不合常理的貧困來做為需要將它賣掉的理由。在失望喪氣之餘，濮蘭德寫了封信給人在北京的昂瑞‧維齊，私下向他探聽有關拜克斯的經濟狀況，他是否真得是那麼地窮困潦倒？窮到不得不把那麼重要的文稿給賣掉？同時濮蘭德也寫了封信給繼任了莫瑞森和他自己，正在北京擔任泰晤士報通訊記者的大衛‧佛雷茲（David Fraser），他問道，「關於我的那位朋友拜克斯，真實情況到底是如何？他是否精神恍惚？幾週前，他寫信告訴我，他貧窮的狀況已經到達了需要變賣他所穿的衣服，甚至是襯衫，以及他持有的卷稿（包括那知名的景善日記原稿中還沒有公開發表的部分），這樣的一個地步，他還認真地考慮要到大街上去乞食....他是真的窮困潦倒至此，還僅是追隨他父親的腳步，成了一個吝嗇的守財奴？我曾寫信強烈地建議他不要興訟，並應該要公開發表一本有品味的書來闡述他是如何找到那本日記的那番經過，以及他的作品同這本日記的關連性。我自身對這本日記的真偽並沒有任何的成見，但仍不禁覺得樂威頌這次做得太過火了，畢竟可敬的杜文達，那麼優秀的一個學者，早已宣稱過它是真實的。」

只可惜呢，此時連杜文達都已不再是那麼地確定了。三週之後，他寫信給濮蘭德，為自己即將發表評斷來向他預警，在這封信裡的關鍵字眼是，「我不得不改變我的看法」。

濮蘭德依舊試圖著要多爭取點時間，他請求杜文達給拜克斯一個機會，讓他來為自己辯駁。他寫信給拜克斯，也寫信給昂瑞‧維齊，懇求他去激勵拜克斯採取正確的行動。杜文達回覆濮蘭德說，他會親自寫封信給拜克斯，但不會永無止境地等待著他的答覆。「依我的見解，我已握有如數學般嚴密的證明。如果我是一個法官，我會毫不猶豫地依此證據來對任何人判以絞刑。」但是他承認自己無法探究出拜克斯何以要造假的動機：「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我只能把這種行為歸咎於是，一種喜歡沈溺於神秘之中的病態心理狀態....」但是罪行本身的證據確鑿，所以刑罰還是照樣要被執行的。可悲的拜克斯，杜文達為他嘆息著，當他手裡一邊溫柔地玩弄著他的套索，一邊仔細檢查著他的絞刑台上的踏板是否運作滑順的同時，杜文達的內心為拜克斯深深感到遺憾。「擁有那麼好的天分（卻做這種事），他一定是過著一種悲慘的日子。」

一種悲慘的日子？那可不是當昂瑞‧維齊依照濮蘭德的囑託，前往拜克斯的住處去討論此事時眼裡所看到的情景。維齊帶著濮蘭德所寫給他的信，來到了位於這城市的西區，自從張何差被謀殺後拜克斯就搬進去住的那棟房子，在那裡他看見，如同他寫信告訴濮蘭德的，「充滿生命力和舊時過往的回憶，同時依舊仍是風采迷人的一位老紳士」，維齊還說，「我相信艾德蒙爵士在北京是以憂鬱的壞脾氣而聞名，但是這種傳聞是經不起片刻的驗證的....他住在一棟有著庭院而且十分寬廣的房子裡，顯然過得相當舒適安逸。」拜克斯輕而易舉地就說服了維齊，說他自己是被人所毀謗陷害的：維齊回報說，「艾德蒙爵士告訴我，是莫瑞森開始散播這個有關造假的謠言的。」

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維齊先生對於他當初造訪這位表面上看似貧窮的北京隱士的那個回憶，仍依舊是歷歷在目徐徐如生：他寫道，「艾德蒙爵士在位於北京市西區，他所佔居的那棟宅院裡接見了我，他是位體型高瘦風采翩翩的人，蓄留著像托爾斯泰（Tolstoy）般的長鬚，他在年輕的時候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Yasnaya Polyana，托爾斯泰的莊園，北距莫斯科160公里）拜訪過他（他這樣告訴我）。」我們將還會聽到更多有關拜訪托爾斯泰的事。維齊繼續寫道，「在他手裡，正握著個玻璃杯裡面裝承著威士忌，那是醫生為了提升他的血壓所開的處方....」總而言之，維齊發現拜克斯是位和藹可親的老紳士，與自己的個性相近並且氣味相投，正享受著某種生活的悠閒自在，絕對看不出來有任何「窮困」、「拮据」或是三餐不繼的跡象。

如果維齊欣賞拜克斯，那麼拜克斯同樣地也喜歡這個維齊，在他一封回給濮蘭德的信裡，他開心地談到他的這位訪客：「我發現他是一位有魅力而四海為家的人，能看到這樣一位有熱誠又有教養的年輕人真是一件樂事....」至於關於日記那個無趣的老問題，除了他曾給過濮蘭德的那個記述之外，他已無話可說，「最後一次，我只能這樣說─就算是到我臨終只剩最後一口氣，我還是只會說─『事情的真相就是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而日記原稿被找到的經過就如同我曾寫過的那樣。我的整個敘述是個冰冷堅硬如鐵的事實陳述』。」

濮蘭德並沒有被拜克斯所做的這番「嚴肅地宣示著誠信」的鄭重宣言所打動，他寫信給維齊說，「私底下而言，我可以說拜克斯是惡名昭彰地不誠實，近來我也認為他的心智精神有些錯亂，因為，在前一封信裡，他才說他是如此地貧困，不得不將他禦寒的衣物全拿去變賣，還認真地考慮要上大街去乞食，而在接下來的一封信裡，他卻又建議要花費五百英鎊來對樂威頌提起毀謗的訴訟官司。算了，還是就讓這一切都成為過去吧。」

所有試圖爭取時間來讓拜克斯來回應杜文達的文章所做的努力終究都歸於失敗，因為就如同他曾對待樂威頌的文章那般，拜克斯在杜文達的那篇文章發表之前或是之後，根本就從來沒打算要做出回應。濮蘭德還特別曾以樂威頌所提出的一個觀點來逼迫他：「坦白說，我也覺得這很難想像的，王文韶所寫的日記裡的片段文句如何會跑到景善的日記裡？這個事實似乎是無可否認的，我期待你能對這個奇特的現象做出個合理的解釋，因為此事對我而言也有著同樣切身的利害關係，而非全然只是出自於想將心中這份焦慮除去。」

這個奇特的現象並沒有被給予任何的解釋─至少至此時尚未有任何的解釋。濮蘭德對於無法與他這位老伙伴，唯一可能幫他維護自身聲譽的捍衛者，取得聯繫而深感挫折。唯一曾被郵局送到他手裡的信件─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卻是一封因郵資不足而蓋著「收件人拒收」戳章的信件，其他濮蘭德所寄出的信件，都是石沈大海毫無回音。而濮蘭德唯一所能依靠的私人特使維齊，早就已受到受到拜克斯的誘惑倒戈了。至於杜文達親自寫給拜克斯的那封信，正如同樂威頌曾寫給他的那般，被拜克斯彬彬有禮地覆以感謝指教，但對其質疑的內文同樣地也是隻字不提。如果拜克斯曾寫信給濮蘭德，那只是為了向他悲訴自己的貧窮與疾病，拜克斯裝作從沒有收到濮蘭德的來信，不然就是稱病不起。濮蘭德在寫信給維齊寫道，「他的疾病只是一般的外交辭令罷了，如同你所說的，在現實生活裡，其實他是個充滿活力又開心歡愉的老紳士」。

在拜克斯接下來的那封信裡，他又恢復到那述說自己悲慘遭遇的老調，他寫道，在過去的三個半週裡，他患了肺炎病臥在床，「如果我康復痊癒了，我將投入全部阿心力來回覆杜文達教授的質疑，我多年長期以來所遭遇的貧困和艱辛，嚴重地影響到我的身體狀況，讓我從來就不是很強健的。」一個月之後，他還是病得很重（他說的）；但是幸虧得到使館醫生雅斯普藍（Aspland）醫師的照料，「不然在此之前，我已是黃泉路上的外籍居民（a denizen of the Yellow Springs）」。然而，他的身體卻好到還有力氣來撰寫訴狀，向法律顧問提出諮詢，指示律師們去辦事，他宣稱，他受夠了這場迫害，他終其一生都受到別人的迫害。在年輕荒唐的歲月裡，他是非常地奢侈浪費，沒錯─曾向倫敦冷酷的高利貸者以六十分的利息借貸了五千英鎊，曾欠下四萬兩千英鎊的「詐欺賭債」，這些都是事實。在牛津大學就讀期間，他曾「長期患有精神衰弱的病症」，這也是事實。但是其餘關於他的所有指控則純粹是毀謗，他甚至被中傷說成是「同性戀，這是一個最大的謊言....我當年因仰慕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的盛名以及愛慕他的才智而結識他，但是我對他個人那反常的癖好真的是一無所知。我認識他，此外也還認識畢爾彭（Max Beerbohm，英國作家）、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十九世紀末英國著名插畫藝術家）、賀蘭（H.Harland）、勒加林（Le Gallienne，英國評論家、詩人）、強森（Lionel Johnson，英國詩人）、高斯（Edmund Gosse，文學史家）以及詹姆斯（Henry James，美國小說家）等人，他們都是同在那個時期裡的人物，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就是他們的『思想學校』裡的一員！我沒有理由去害怕任何事情被人挖掘出來而曝光。」過沒多久，他又老調重彈，他宣稱，這一切的毀謗都是來自於同一個源頭，「我怪罪莫瑞森，那個頑固的同性戀（improbus cinaedus，拉丁文，同等英文self-willed homosexual man）和無恥的老玻璃（pathicus devergonde，法文，同等英文shameless catamite），他要為這些虛假到無法形容的故事來負責。我從他所告訴我的一些特定事情裡，那些被我憤怒地斷然拒絕的事情裡，得知他在道德上是個怎樣的人，更別提他在競賽場上的那些故事....以及他像是在卡布里島上的羅馬皇帝提比留斯那般蕩墮落的那些例證....」至於王文韶的日記，那份日記毫無疑問地，是依據真實的景善日記內容抄襲竄改而來的，「因為王文韶曾告訴過我，他是不會發表任何公開著作的，當年他在向我商借景善的日記之時，說只是為了要拿來比對日期之用。」也就是說，王文韶從拜克斯那裡借了景善的日記，然後把內容複製到自己日記的章節裡，所以樂威頌才會能指出兩者內文中的相同之處。

在此同時，杜文達婉拒了繼續再如此等待下去，而將他的文章發表出來了。他的這篇文章裡透露著一股怪異的怒氣，似乎他依舊不能原諒樂威頌，一個業餘的文人竟然粗魯無禮地搶在自己之前發表言論，讓連他有尊嚴地撤退的時間都沒有，而使得他早先寫過的文章顯得是愚蠢無比。這位自傲的荷蘭學者是打算要修正自己的看法，但可不是被人家來修正。因此他開始攻擊樂威頌的論點，說對方的論述不過都是在重覆自己觀點罷了，所以不可能導引出他原先所沒有達成的結論。然後在撇開這位無禮的對手之後，他繼續藉由不同的論述，最後達成同樂威頌一模一樣的結論。他毫不把樂威頌這樣一位業餘對手的競爭放在眼裡，透過精細的哲學式論證，他做成結論說，景善的日記，就其現存的形式而言，「不可能是真實的」，而是一件技藝高超的文學偽造品。他暗示說，或許確實有一本真是由景善所寫的日記存在著，被拜克斯在他的書房裡所發現，而這本真的日記其中有些部分被融合混進了現有的這本偽造的日記裡：「然而，它們是被如此精心巧妙地安置於其中，所以要將它們從現有的內文中分離出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杜文達的這番論述，試圖指出拜克斯發現了一本真的景善日記，然後將它混合轉化成一本仿偽品，這種說法，對我而言，並沒有讓我深有同感。他的這個說法，似乎是源自於一種想讓已被證明為是偽造的日記，和拜克斯自己所說過發現日記的那個過程，這二者間的關連達成某種妥協的一致性的想法，為什麼會有人願意接受這樣的想法，我不得而知。如果拜克斯偽造了這本日記，或者甚至是將真的轉化為偽造的，那他當然有充分的能力來編造出發現它的經過。的確是如此，如果他造假了這本日記，當然他也不得不編造出它的來源出處，用以解釋自己為何會擁有它。

在杜文達的文章發表之後，拜克斯振作起自己來，他決定向杜維達及樂威頌兩人提出毀謗的訴訟官司，他在天津的律師伯西‧肯特（Percy Kent）試圖使濮蘭德加入拜克斯的陣營成為盟友，他寫信給濮蘭德說，他的客戶之良好信譽是不容置疑的，任何認識艾德蒙爵士並且「頭腦清楚」的人，都不可能會去懷疑他的誠信，艾德蒙爵士也可能親自前往倫敦上法庭去提告。濮蘭德願意合作嗎？他可不願意。這一次，他才是真的受夠了「這個反覆無常沒有定見的傢伙」」。

濮蘭德同拜克斯之間最後的聯繫都是經由昂瑞‧維齊往來傳達的，而不是直接進行的。維齊所將發行的新版「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時正要付莘，大家都同意對於此書中，景善日記所引發並於剎時變得如此尖銳的那些爭議點，在這版的書裡應該要提出相關說明。此時已轉向支持拜克斯的維齊，派遣了「北京年代記」的編輯萊奇（William Sheldon Ridge）去會見拜克斯，萊奇便以拜克斯所陳述的故事做為他在編寫「腳註」時的開端，並對此主題寫了篇「註記」加入這一新版的書裡。這註記曾給濮蘭德審閱過並「編輯」過，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濮蘭德就不願參與這次的再版。在這篇註記裡，奇特的訴求成為了它的特點：那就是，這篇註記的重點是在於提出假設，那本日記是真實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不是依證據所顯示，那本日記是偽造的。這版加入了這篇註記的書，於西元一九三九年在北京發行，而給予了樂威頌發表第二篇專文以及拜克斯威脅對他第二次提出告訴的機會。樂威頌在第二篇的文章裡，詳盡地指出日記的內容文句是由哪些不同的來源所拼湊組合而成的，確實對這本日記造成了更大的傷害。此時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已蔓延至遠東地區，於是關於景善日記真偽的這個爭論，也就因而暫時地偃兵息武而被擱置了下來。

樂威頌和杜文達兩人的論點說服了許多的學者，大英博物館的萊諾‧吉爾就是被他們所說服的─他當然熟知拜克斯致贈給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那些偽造的卷軸之事，所以他並不反對他們兩位所做的這些指控。吉爾曾安慰濮蘭德說，他所放置於博物館裡的那份日記原稿，是「現代文學偽造品當中，大師級的頂尖作品，非常值得保存」。濮蘭德自身的信心也因而隨之動搖了，但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年裡，他還是依舊為景善日記的真實性及那位被他稱之為「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的合夥人的誠信在做辯護；但是當需要為此來做文章發表時，他又猶豫了。而維齊相信對此主題的爭論將永遠會是件懸案（sub judice，拉丁文，同等英文under judgment），至今他仍相信那本日記是真實的。

在此同時，中國的學者也加入了這場辯論，大致上，他們都同意樂威頌和杜文德兩人所說的論點，認為景善日記是件贗品。中國學者金梁，他是官方版的清史編修者之一，原本因景善日記的盛名，他曾打算將景善的傳記包納放進編修中的清史裡；但是後來─在西元一九二零年代─當他更仔細地讀閱過該日記後，在其中發現了許多「錯誤和矛盾之處」，才放棄了這個計畫。中國學者房兆楹在西元一九三八年曾為文清楚地指出，在該日記裡有許多所謂是榮祿的談話，事實上是由其他公開發行的回憶錄裡所節錄的。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程明洲，則是找到一些理由能來懷疑，除了景善日記，還有許多拜克斯提供的文件都是偽造的。然而，於西元一九五一年，在有關義和團之亂的文件匯集「義和團資料叢刊」裡，卻將此日記視為完全是真實的，並將它加以採用引述。

維多．普西爾在，發行於西元一九六三年，他所著作的「義和團起義」一書裡，針對有關景善日記的爭辯，附上了一份的特別附錄，他在審視過西方以及中國雙方對此議題的相關證據後，他做成了結論，這份日記是由不知名的人士所偽造的贗品。現在大部分的學者也都視它為贗品；但是偽造它的動機及其當時的時空背景情況卻依舊是個謎，而這場真偽的爭論也從來沒有正式地被宣告結束過。或許，僅憑藉著截至目前所能使用的書面文字證據來做論斷的話，這場爭論是永遠無法被終結的。而我相信，此時是可以將它來做個了斷的，因為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有利的地位，能對之前從來沒有被檢驗過的一項因素來做衡量：拜克斯的性格。到目前為止，大家都認為凡是對有關景善日記所成的結論，皆須考慮到拜克斯所陳述的發現經過─這項證據，換句話說，無論這日記是真或是偽，都認定它就如同拜克斯自己所說的，是於西元一九零零年八月十八日，在八國聯軍佔據了北京城之後，由他在景善的書房裡所發現的。這個陳述被房兆楹說成是已知數，而杜文達和樂威頌兩人也從未對這點表示過異議。當然，當他們行筆為文時，拜克斯仍活在世間，但是甚至當普西爾在撰寫關於這個主題的附錄時，拜克斯早已駕鶴西歸，再也不會提出告訴了，但是他還是接受了拜克斯那個版本的說法。的確，在普西爾的附註裡，拜克斯所寫的「腳註」是首度被刊登來─那是他對自己發現日記的過程所做過的，最後一次也是最詳盡的一次敘述─普西爾非常明白地指出，這份腳註雖然對解開日記真偽之謎沒有幫助，但是「讓拜克斯爵士在這事件裡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清楚，也讓我們瞭解到一些珍貴的事實」。我卻相信根本沒有這回事─事實上，這腳註只是讓事情變得更為混淆不清。對於這個件事，真正的智慧是起始於瞭解到，無論拜克斯將發現日記的過程描述得如何詳細，但這其中根本沒有「珍貴的事實」，而完全是一個虛構、一個幻想罷了。一旦我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可能性，那麼問題自然就會變得有解。

房兆楹和普西爾兩人都曾試圖透過，這本偽造的日記與政治目的有著關連，因而被巧妙地安排放置在「細心注意的外國人會發現它」的景善書房裡，經由這樣的一個假設，來讓這本假日記內部所顯現的證據與由拜克斯所提供詳述的證據之間，產生一種協調一致的關連性。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本日記，就如同他們認為的，完全是件偽造的贗品，那麼拜克斯的故事就無法成立:景善才剛剛死去三天，一本才剛寫完最後一則紀錄的偽造日記，就能在真實的景善書房裡被發現，這個說法根本是難以想像的。在那動盪不安的三天裡，當朝廷眾人正忙著撤退逃離，而整個北京城陷入一片混亂之際，到底誰能有辦法或者是會刻意去偽造一本文學的加工品？或是將如此珍貴的一本學術性的仿偽成果放在一個，當然或許會被一個識貨的英國漢學家看到並能辨認出來，但更有可能會被「一群錫克教徒士兵」所焚燬的地方？如果這本日記真的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偽造的，那比起將它置於一棟即將被縱火燒焚的房間裡，期盼著有一位不凡的外國學者適時會出現並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將它從火裡給搶救出來，是遠遠還有更好的其方式可以確保將它交到西方人士的手中，讓西方的官員來讀閱它的。

一旦我們都同意這本由拜克斯展示出來的日記是本贗品，那麼我們別無選擇地只能將他發現它的過程視為是虛構幻想的；如果一個人於對他是如何得到一份造假的文件，提供了一個完全是虛構的過程，並堅稱真相就是如此的話，那麼認定此人自身沒有能力來偽造出這本日記的這個假設，便顯得毫無明辨是非的理性可言。相反地，任何一個偽造出一份文件的人，必須也要為它提供一個能讓人認為這份文件是真實無疑的出處交代；而這個不可或缺的出處交代必定也是虛假捏造的。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部分偽造的可能性，就如同杜文達似乎是如此地暗示，拜克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在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個情況下，發現了一本真的日記，然後把它竄改變造成假的日記。但如果真是這樣，正如杜文達所認為的，整本也都是竄改變造的。這樣一個沒必要的假定，事實上並不能幫拜克斯免除去受到任何的指控，這本他在西元一九零九年所展示出來的日記依舊是件贗品，並且是由他自己所偽造的，而他於西元一九零零年在景善的屋裡發現本日記的這個故事依舊是個虛構的幻想，一個他所做的白日夢。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的故事裡的任何部分呢？完全不理會拜克斯的「證據」，從一個更實在的基礎上，開始來做我們自己的推斷，這才是個較合理的作法。

假設就如同已經是相當確定的那樣，這本日記是件贗品，我們自然會問，那到底是誰偽造了它？目的又何在？這日記不必定然是拜克斯所偽造的：有可能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八月至西元一九零九年之間的任何一個時間點，當然不是在如同他所敘述的情況下，有人將已造假完成的日記交給了他。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有必要假定它是為了某種特殊目的而被偽造出來的，為瞭解此日記的特殊目而研究過它的人都同意，它有可能是為了榮祿的政治利益而寫的。依據認識他的中國官員所言，榮祿是個野心勃勃又自私自利的政客，十分聰明但是「危險、不可靠而貪婪」，他支持對外國人所發動的的那些攻擊，但事後卻試圖將責任轉嫁給他人，並裝成自始至終都支持著外國強權的，在宮廷裡也曾徒勞無功地力抗那些反對改革支持義和團的保守勢力。雖然很難相信榮祿會或者能差遣下人偽造出這樣的一本日記，讓拜克斯在他自己所陳述的狀況下來發現它，但是當榮祿撤逃到西安後才這樣做，卻或是不無可能。當時的皇太后正藉由竄改歷史試圖來逢迎討好外國勢力，那榮祿為何不可也有樣學樣依樣畫葫蘆呢？那本假日記也有可能在當時被輾轉交給了拜克斯，希望藉由他的手，將它交給更高層次的外國權力當局，這情況有可能是發生在西元一九零一年或是剛過沒多久。因為在西元一九零三年四月當榮祿逝世之後，此舉就失去其意義了。如果情況果真是如此，那我們不得不假設拜克斯在拿它後，在好幾年裡絲毫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而使得當初製作這本日的原意盡失，然後自己再創造出一個巧妙的故事來讓這日記具有可信度並將自身安插進這故事的當中。

然而，這樣一個並不能幫拜克斯維護信譽的推論（因為這推論還是讓他為了要對一個造假的文件來提供不實的憑據時所做的偽證及空想而致有罪），僅純粹是臆測，沒有任何證據及可能性的機率能做為支持。再說，如果是榮祿想要改變自己在西方人士眼中的形象，那還有更簡單更可靠的方法來做這樣的修正。這本日記顯而易見地是位學者的作品，而非出於一個宣傳匠的手筆。它是件模仿之作，巧妙地由眾多繁複的中文資料來源當中取材，再以歐洲文學作品之臨摹手法所構築而成，其中再融合覆以一層淡淡的當代歐洲的中國風格色彩。這樣的一件模仿品，表明了是出自於一個歐洲人之手，而不是中國人，所有的跡象徵兆在在都指向拜克斯本人，他自己才是創作了這部日記的藝術家。

到目前為止，學者們找遍了各種理由解釋，卻獨獨讓拜克斯置身事外仍是個無辜之身。他們認為─就如同濮蘭德所想的─不可能有任何歐洲人會有能耐可以創作出這麼精湛巧妙的偽造品。他們也曾試問，有什麼可理解的動機能驅使拜克斯去這樣做，來替榮祿的過去說好話？他們曾這般設想過，在這裡也依舊是這樣地認為，他一定是某些「能幹而無法無天的中國人」手底下的一個受害者。他們一直不願意去假定有一個傑出的英國漢學家，一個有教養而風采迷人的爵士，有可能就是這件贗品的作者。此外，他對自己發現這本日記的經過，所做的那番敘述是如此地明確、如此地連貫、如此地詳盡，所以不能將這敘述的不實，說成僅是因為記錯了或是因為記憶的混淆：這敘述如果不是全然的真實，就必定是全然的虛假，若不是一個「珍貴的事實」紀錄，就必是一層謊話連篇奸詐無恥的薄紗。無論是在他有生之年認識他的人，或是在他逝世後讀閱到有關他的記載的人，沒有任何人願意將他視為是如此誇張的一個說謊者。學者們、政府官員們、報章記者們、出版商們、律師們、外交人員們以及企業家們─在起先，都為他所矇騙了，而有部分的人還持續被騙到最後，他們都同意天津的律師肯特先生所說的看法，認為任何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會去懷疑拜克斯完整無瑕的誠信，那是件不可想像的事。而對我們這些人而言，在已經看過他以偽造的卷軸來哄騙圖書館，以造假的契約來哄騙公司企業，以贗品「古董」來哄騙個人，還偽造過介紹函、捏造出與高層官員會晤面談的報告、虛構的軍火、虛構的艦隊、虛構的個人藏書以及虛構的珍珠，這一切都曾透過他那精心巧思鉅細靡遺又帶著自我膨脹的虛無幻想，做出過闡明和詮釋─那支沿著揚子江偷偷潛行南下的船隊，裝滿了珍貴藏書由馬拖行著緩慢地穿越過盜匪橫行的省分的車隊，漆黑夜半在宮廷禁地的那場武裝盜寶，一次次和高官達人的秘密會晤─我們對他的看法自然可能就會不太一樣了。對於一本藉由發生在被宣稱為是作者本人的淒涼家裡的一場虛幻的情景，來做為發現過程的解釋的偽造日記，我們當然是無須對它感到困惑的。

如此的一件偽造工作或許是需要獨特的，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技巧，但是拜克斯顯然擁有這樣的技藝，而這說法應可成立於深不可測而難以理解的動機之前，我們必須探究才能揣摩推斷這些動機，不然就要將其擱置著不管。但無論這些動機究竟為何，這個事實是幾乎不容置疑的。

有一個人，獨獨這個人，打從開始就看清了這個真相：那就是莫瑞森醫師。莫瑞森顯然無法證明拜克斯偽造了這本日記，但是他知道事就實是如此。他是怎麼知道的？我們只能猜測，但是我們能以有幾分精準的可能性來做臆測。在西元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八年期間，莫瑞森和拜克斯之間的關係非凡，他是拜克斯的庇護人，顯然他曾陪伴拜克斯去過景善的房舍，當然也涉入了逮捕景善的兒子。而莫瑞森的前房東曾替拜克斯做抄寫的工作，他們兩人當時都未婚，所以必定是常常膩在一起。在西元一九一零年，莫瑞森對拜克斯做了番評量，也因而發覺了他過去的一些事情。莫瑞森發現拜克斯並不認識任何他自己所宣稱與之很熟的達官貴人，所以認定莫瑞森也發現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這樣的一個認定並不突兀：從一些細微的證據，從看到但沒提起的事情，從日常的閒聊與問答之間，從與樸役間的對話裡，諸如此類，他知道拜克斯背地裡在做些什麼，他知道拜克斯並沒有在景善的房裡發現一本日記，他知道拜克斯正在製作一本日記並相信是要將它說成是景善的。他無法證實此事，所以也沒打算就這件事情來做爭辯，但他就是知道。

第十一章遁世者 The Recluse 5/15/08 3:10:54 pm

第十一章遁世者 The Recluse

在西元一九三三年一月，當拜克斯試圖著以他最新發現的李蓮英回憶錄來勾起他的那位老合夥人的興趣之時，他曾不經意地提到，「你自身的回憶錄將會是很有趣的」。當時，濮蘭德已經七十歲了；在接下來十年裡的某個時間點，他以「七十歲以上的老者應有的超脫而公正眼光」，開始撰寫他自己的回憶錄，可惜它從沒有被完成：這部手稿包括了他待在中國的那些歲月，但是直到停筆為止，都沒提及他和拜克斯合作過的事情。的確，拜克斯這個名字並沒有出現在這份手稿裡，或許濮蘭德正是因為覺得難以對此主題著墨下筆，因而才會停止寫下去的。他可以很公正客觀地去描寫莫瑞森這個人，自己公司裡那個「古怪的天才」，做為一個同事，能離開他那是一種解脫，追溯回想起來，莫瑞森的性格無疑有種清晰而明確的模式，但是對於那個反復無常的拜克斯，要如何描述才能讓他有個真實而連貫一致的呈現呢？甚至直到老年，他依舊仍是那麼地不可信賴依靠。環繞在景善日記四周的那份不確定性，讓濮蘭德很難自信滿滿地下筆來述說有關他們曾經有過的合作關係，甚至是任何有拜克斯牽扯在其中的事情。似乎當濮蘭德提筆行文寫到他們合作著書的這段過往時，內心感到沮喪並失去信心，因而將手中的筆停擱了下來，難以繼續撰寫下去。

然而，當濮蘭德在寫到回憶錄其中的一段章節時，此時他心中很顯然地是想起了拜克斯。在他記述自己學習中文的情況時，談到自己曾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專心致力於苦讀中文，之後就已能口操流利的口語中文，並熟悉些足以應付日常生活書寫之用的字彙。此後，在活躍繁忙的生活裡，每有空暇閒餘，他依舊是繼續研習不斷，但在不久之後，便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對於中國文學，無論是古典或是現代的，一般的人既使投注大量的精神力氣去鑽研，似乎都是徒勞無功的」。他會得到這樣的結論，他說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自己在痛苦費力地研讀過兩部中國古典小說後，卻因無法吸收理解而引起心智的急遽消化不良所致，「而另一部份原因則是，我觀察到那些竭盡心力沈浸於研習中文的歐洲人，他們在精神心理狀態上，會逐漸呈現出一種東方的色彩，最終，在生活觀點上、思考習慣上以及行為標準上，變得都同歐洲西方人漸行漸遠」。這段敘述不需要任何的評註加以解釋，很顯然這正是濮蘭德對拜克斯曾說過的，他已經在地化，常身穿中國服飾，藉此享受著一種「愉悅的自由」，可以「如同在地人到處遊走」，對他所曾說的這番話所做出的一個正式回應。

在西元一九二一年，很明顯地，拜克斯已徹底地改變了自己生活的外貌，那是他一生裡重要轉折的一年。直到這之前，他曾到處去旅行，定期而且幾乎是每年都會回到英國暫住停留。在那一年，他到妹婿佛萊雷爵士家中作客，他穿著中國長袍在倫敦出現，然後在惱人不快的狀況下從愛丁堡消失。從西元一九二一年之後，他就一直住在中國不曾間斷：的確，據威德若所言，那是給他生活津貼的一個前提要件，此時他僅是個被放逐流亡的外國居民，因為在經過銀行卷公司及約翰‧布朗公司的那些事件之後，若說還有任何的公司企業願意藉助他那不凡的長才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既然已是個與自己國家斷絕往來的化外之民，他也樂於讓自己同化融入中國的社會之中。他幾乎沒有英國籍的朋友，前後兩任的英國國教駐北京主教史考特博士及接任的諾瑞司博士，監護著他並替他管理著生活津貼。他還患有類似「妄想症」（malade imaginaire，法文）之類的疾病，需要常常看醫生。從早先的敘述，我們就已得知，他喜歡聘僱私人醫生專門來照料自己一人，然而如同這些私人醫生當中的一人所發覺的，這個行業也是有風險的，有個混血兒的醫生克貝‧格米司（Kirkby Goomes）醫師曾在西元一九一七年五月，被拜克斯一狀告上法庭，拜克斯控告他違反契約，沒有盡心盡力來照顧他的健康。此案由在中國在天津的英國最高法院裡的法官德索馬瑞茲（de Sausmarez）爵士受理並進行審判，最終此案拜克斯獲敗訴。他也依賴使館裡的醫生，其中最早的是醫官普西瓦‧葉茲，最後一位是雅司普藍（Aspland）醫師。他還有個有私交的朋友霍普．丹比女士，除了與濮蘭德，對他們合著的那兩本書或是那兩本日記相關的特殊議題或爭議，他會做書信往來，此外，他與英國方面幾乎沒有任何的聯繫。維齊曾在信裡寫道，「他對那些在英國的家人一點都不在意關心，而他的家人從他們的觀點來看，視他為是個敗家子，拜克斯家族中的代罪羔羊，一個被遣送到中國靠著匯款度日的人。」

他同時變得更加像是個遁世者，雖然過去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他一直都是。在牛津大學就讀時，他就顯露出從現實中脫逃離去的徵兆，他才初到中國不久，就被人說成是個隱士，而濮蘭德在他們初次的合作裡，也曾尊重他那「隱士的天性」。但是在他早年的生活裡，他的退縮隱遁和人際社交是輪流交替出現的，濮蘭德在西元一九零九至一一年的日記中，還記載了許多同拜克斯一起參加的社交場合以及餐會，通常還有范奇一起陪同著。拜克斯還經常定期地到英國、蘇格蘭、美洲各地去旅行，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他那遁世者的傾向便與日俱增。奧克登（Alwyne Ogden）爵士於西元一九一三年抵達北京擔任見習翻譯員，他發現拜克斯以全然的遁世者而聞名，但是每當有生活上的需要或者是機會將他拉回到社會人群裡時，他永遠表現得是八面玲瓏，而周遭眾人也都深為他那迷人的個人魅力及風采所取悅。這些特性在他的性格裡從不曾改變消失；但是在西元一九二一年之後，他的遁世生活尤其變得更為徹底，至少對歐洲人來說是如此。他堅稱─就如同他曾寫信告訴濮蘭德，以及他告訴過丹比女士的─他仍喜歡同前朝的滿清貴族以及宮廷裡的那些皇室成員往來；但是對此我們無法確定，他和這些滿州顯貴達人的社交往來，或許就如同早先和袁世凱總統以及國務卿徐世昌的面晤一樣，也可能都是虛幻不實的。

有個人也許能為這件事來指點一下迷津，而他對拜克斯的看法尤其是有意思，他就是瑞基納‧強斯頓爵士。在這個故事先前的敘述裡，已經提到他支持有關景善日記是真實的這樣的一個看法。強斯頓在西元一八九八年，和拜克斯在同一年份，離開了英國抵達中國。他曾擔任此地的行政官員，因而對中國的語言、歷史、地理皆有著詳盡的瞭解。從表面上來看，他似乎會是拜克斯一個中立的盟友：因為他是個學者，是個孔學家，一個厭惡傳教士的人。他同皇室家族以及滿州貴族世家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在西元一九一八年，他被指任為清代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宣統皇帝，他的歐洲家庭教師，在紫禁城裡一共住了六年；此時這個已經宣告退位的皇室家族依舊住在他們的宮廷裡，保有著頭銜、特權和儀式，直到在西元一九二四年所發生的一場政變裡，地方軍閥才將皇宮沒收並將他們逐出宮廷。強斯頓經由他那些皇室的友人，以及他自身所經歷的見聞，他一定知道許多珍貴的宮廷歷史。我們想問的是，對於拜克斯這位同樣就活在同個時期的人，一個是個漢學家，同他一樣，也是滿州宮廷的歷史學家，強斯頓究竟對他有多少的瞭解？如果拜克斯真的和皇室家族以及滿州貴族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那他必然同強斯頓也很是熟才對。

很遺憾的，這兩位傑出的學者之間似乎一點都不搭調，強斯頓曾在西元一九三四年寫給濮蘭德的信裡，對兩人之間的關係做了些描述，當時強斯頓剛出版了他的新書「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而他告訴濮蘭德說自己十分確定，拜克斯因為某些「私人的理由」，是絕不會對這本書說任何一句好話的，他還說，「我有我的理由不喜歡這個人，在當我仍受雇於皇室的期間裡，我從不去接近他。在此之前，我曾見過他兩次，也同他吃過一次飯，但是我從沒想要同他深入交往，事實上也的確沒這樣做，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對我的作法怨憤不已。」強斯頓對拜克斯所持的厭惡反感從何而來，我們不得而知。在西元一九一四年春天，在他們約定面晤及吃飯時，強斯頓所寫的信函當中的語氣即顯露出雙方彼此間的冷漠。除此之外，我們無法多做說明，因為強斯頓這位謹慎小心的蘇格蘭人，在自己於西元一九三八年逝世之前，他沒忘記將自身所有的私人文全給悉數銷毀，隻字不留。

如果每天生活周旋在滿州貴族之間的強斯頓沒有看過拜克斯，那麼那些住在使館區的那些西方人士就更不可能會看到他了。他住在這韃靼人城市裡，在離紫禁城遙遠的一邊，遠離著那些西方人士。從西元一九一二年起，他便在石駙馬大街十九號的宅第裡與張何差同住，從西元一九三七年四月起，在張何差遭到謀害喪命之後，他便住進在位在城市西區羊肉胡同二十八號那棟寬廣的大宅院裡，也就是維齊發現他借住得很舒服的地方。他住在那裡面不同任何人往來，並且刻意迴避他自己族群同胞的社交圈。據說當他外出時，他會派遣他的中國男僕走在前頭，以便在看到外國人出現時先向他示警。如果當他偶而到舊城牆上散步，遇上一個西方人時，他也會立即掉頭轉身離去。而當他乘坐黃包車經過西方人士身旁時，他會拿出條手帕來遮蓋住自己的臉部。他尤其忌諱與西方官員相遇，他裝作鄙視外交使節團並經常拒絕他們對自己所提出前往參加宗教儀式的邀請。然而，如果當西方人士偶有機會進入他的宅內時，沒有例外地他們會發現他總是那麼地溫和友善並且依舊是一絲不苟地彬彬有禮。如我們已知道的，那個在英國時曾對他做過強烈批評的威德若，當他回到北京後發現自己依舊是愛慕拜克斯的風采。我們看過在西元一九六年曾拜訪過他的穌席爾，最終也被他所說服。我們還看過在西元一九三七年，昂瑞‧維齊是如何高興地能認識他。偶而那些有著正當理由並經獲得他的允准而得以進入宅內的訪客們，對於他也都會有著類似同樣的感受。

在上述這些訪客們裡，有位叫翰佛烈‧普力度卜恩（Humphrey Prideaux-Brune）爵士，他在西元一九二零年代任職於中文秘書處，這是使館裡的一個部門，專責監督那些為使館事務需要而招募之新進人員的中文學習狀況。在個偶然的機會，這個部門決定要為研習中國文學的學生們編撰一本新的中文讀本，在選定了內文後，打算委任拜克斯來幫忙為這書做翻譯工作及編寫註解，拜克斯當然樂意接受諸如此類的小差事，既可以在他微薄的生活津貼外增加些收入，又可以讓他得到成就感。同時他也歡迎那些帶著舊時文化氣息的訪客，翰佛烈爵士寫道，「他住在中國友人一間偌大的宅院裡，過著有如隱士般的生活」─那棟宅院，是他先前所擁有的，而此時為張何差所把持著，「我和內人之前常常去探望他，而他對我們總是那麼地友善而有禮，我喜歡把去探訪他當成是官方生活之外最大的調劑活動。」翰佛烈爵士因他是「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合著作者之一而對他特別愛慕有加，「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他寫道，「此書和比爾‧羅地所寫的『北京最後的歲月』（Derniers Jours de Pekin，法文）是兩本最能對北京在帝治時期的情景做出寫實描述的書。」

過了些年，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的中期，在翰佛烈爵士曾任職的中文秘書處，有位後輩和另外一位同事，同樣是因想委任拜克斯來做翻譯工作而造訪了他，他們發現他的家中「處於一種髒亂而昏暗的狀態，正如一般人對一個遁世的古怪學者，所預期會看到的那種情景。然而出人意料之外，他卻誠摯地接待我們並很有效率地承接了些小差事。」在幾次這樣的面晤裡，拜克斯曾一或兩次地提到「他突然對那個跟了他多年的管家感到畏懼」─那也就是張何差─還有到了後來，他確信自己正受到某幾個國家的密探的追捕，尤其是中國、日本和俄國，他說這是因為他曾為其他的國家做了某些事情的緣故；他同時暗示，他曾提供一些翻譯過的秘密文件給保加利亞政府，「著實讓我們嚇了一跳，當下覺得非常怪異而懷疑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整體來說，他讓人覺得他無疑是患有迫害妄想症，「再加上些他原本已有的，如華特‧米提（美國作家 James Thurber筆下一位有嚴重幻想症的虛構人物）的那種想法，自認為是秘密情報工作運作環扣裡的重要一環。這些已足以讓我們相信他真的是「心智出了問題」，但絕不是個「危險的瘋子」。

另一位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曾見過拜克斯的人就是詹姆斯‧馬尤里邦斯（James Marjoribanks）爵士，他是位年輕的外交官，在西元一九三四年被政府派遣到中國，詹姆斯爵士的父親正是約翰．佛萊雷爵士（拜克斯的妹婿）的表兄，所以當佛萊雷家族得知詹姆斯即將前往北京，便拜託他竭盡所能地去「找尋」那位十三年前從他們家中神秘失蹤的「艾德蒙」的下落。詹姆斯爵士過沒多久便發覺到，要找到拜克斯的下落最快的辦法就是透過雅司普蘭德（Aspland）醫師，他從醫師那裡得知他現在受制於他的那位中國樸役，住在一個污穢不潔的環境裡，「然而」，他這樣寫著，「當我前往他在這韃靼人城市裡的住處去探視他時，我發現那是棟不大但是簡單雅潔的建築物，緊鄰著當時因替日本傀儡政權工作而聲名狼籍的北京市市長的宅第旁邊，穿過隔著兩棟建築物的牆上一個月型拱門便可以直接通往市長的官邸。艾德蒙當時身穿中國長袍，頭帶小帽（瓜皮帽）坐在庭院裡，他很親切地迎接我，雖然非常明顯頗為緊張，對突來的不速之客感到不太習慣，但是他的言談依舊是生動活潑而帶著學者氣息風範：中文和拉丁文的語句表達不斷地穿插於其中，他是位令人愉悅的談話對象，言語風趣充滿熱情，當初我真該將我們之間的這段對談做成記錄的。我記得從談話間得知，他能住進這間房子，完全是市長所做的安排，因為市長發現讓他住在自己官邸旁邊，隨時可以讓他來幫自己翻譯文件是非常方便的事，艾德蒙此時能通俄文、日文和中文。經由這次的談話之後，我們達成了協議，請他把交由他翻譯的那些文件的部分內文，也送給使館來當做參考。我記得，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俄文的，以紅色墨水來書寫，上頭有個大大像是英文字母S的簽名。而市長會收到這樣的信函代表著，他不但偽裝成是依順日本人的傀儡，同時他還身兼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直接聽命於莫斯科....」

至少拜克斯是這樣告訴詹姆斯的；但是我們必須記得他在性格上有類似華特‧米提一面，還有他身為一個偽造專家所具有的能力，但這點在當時倒是還沒受他人的懷疑。他自負的性格，從他在當時「名人錄」裡的登錄記載中便可以看出來，在那裡頭，他鄭重地登錄了每項他所謂是「廉價勞工（penny-a-line）的翻譯工作」，有時還把這些零工誇大成是正式的委任工作：英國使館榮的譽翻譯員，而且還是這個、那個某某機構的榮譽顧問，同時他也沒忘記登錄他是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也就是為數六千個會刊訂戶其中的一個─同時也是從男爵常設理事會的會員（一個虛幻的組織的虛幻會員），還是「巴黎國際外交研究院」（Academie Diplomatique Internationale in Paris）的成員。但最後被列出的那個組織，只有以國家的名義才能得以加入，以個人的身份是不行的。這項紀錄（還曾被丹比女士在『英國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裡再次鄭重地列出）應該是不知怎麼地被弄錯了，拜克斯在他的晚年，還將這個名稱縮減簡化得更短，就稱自己是「巴黎研究院的會員」（Member of the Academy,Paris）。

拜克斯同那位日本的傀儡市長之間的密切關係並不會人感到驚訝，因為他同情那些日本的征服者，雖然他或許害怕他們的軍隊而不喜歡看到他們靠自己太近。在西元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對日本人在滿州取得勝利表示高興，畢竟日本人恢復了此時拜克斯已浪漫地把它同自己劃上等號的滿州帝國。他們將最後一個清代的皇帝，那個無助又舉無輕重的溥儀扶植為他們新的傀儡國家「滿州國」的「皇帝」，從還是個幼童時，他就被可怕的皇太后所指定，去繼承那位命中注定是皇太后的犧牲品的光緒皇帝，最終他在被洗腦後，成為了宣揚中國毛澤東共產主義的一個活體宣傳，直至終老。

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的末期，英國使館才對拜克斯有較多的瞭解，在西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了「蘆溝橋事變」，當時日本軍隊在這次事前曾經過申請的演習裡，藉故要進入在蘆溝橋（又稱馬可波羅橋）附近的宛平縣，在被中國駐守當地的軍隊拒絕後，便向對方開火射擊，造成中方兩百人的死傷。這個事件被正確解讀為，是日本對中國北方所發動的一波新的侵略行動的開始：沒錯，現在這事件已被確認，正是二次世界大戰在遠東地區的開端。在北京的各國使館立即提高警覺並邀請自己所有僑居的國民搬遷進使館區內來居住，就如同當年面臨義和團之亂時所做的那般。而在英國使館裡，人們對拜克斯會如何處理這份邀請正在議論紛紛著，他會如同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時所做的那樣，進使館尋求安全庇護呢？還是寧願自己一人孤立在這韃靼人的城市裡？

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他欣然地接受了這個邀請，當避難的人們到達使館時，有兩位年輕的英國使館官員分別坐在官邸前之大廳下的兩張桌子旁，等者準備要接待他們。其中一位官員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大約當報到進行到一半時，有位和藹可親的老頭，留著白鬍鬚，走過來以最輕柔宣稱他就是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可真是讓我們差點從椅子上跌了下來，於是趕忙把他分派給雅司普蘭德醫師，我不記得我們有過任何特別的對話─讓我印象深刻而所能記得的是，他有雙我所見過最漂亮的手：白晰而修長的手指，至今我仍歷歷在目。」

一旦進入了使館，拜克斯不但很快便安頓了下來，並且還「成為一個快活的居民，是這避難者食堂的社交圈裡的成員之一」，這更是讓外交官員們感到非常意外。他總是表現得彬彬有禮，對此間的婦女們尤其是如此：他似乎的確是喜歡置身於異性團體之中。使館裡的外交官員們在過去只曾聽聞他的盛名，此時對他個性中人性化的一面，以及對善意提議所做出的立即回應皆深感訝異。他們也樂於聆聽他對昔日帝國歲月所述說的那些生動回憶，在他們眼裡，他像是位學識淵博的學者，而他的言談，足以讓一所古老大學裡那有嵌板裝潢的資深人員交誼廳蓬篳生輝─而這也正是他長久以來的企圖，當他還一度夢想著牛津大學裡那份中文教授的教職。然而，當北京恢復了昔日的秩序時，他又再度消失無蹤了，回歸藏匿到他在這韃靼人城市裡的遁世生活裡。

隔年，哈若‧雅克頓（Harold Acton）爵士曾驚鴻一撇地看過拜克斯，當時雅克頓住在北京，正擔任北京大學的英文講師，他發現拜克斯顯得非常虛弱─「他似乎是深受精神疾病所困而形容枯槁」─但是盛譽的光環依舊是環繞著他，「他被讚譽為通曉十二種東方語言，甚至包括蒙古語及梵語。他在北京過得全然像是個隱士，身著中國服飾裝扮，由一位他所信任的中國樸役來照料打理他的生活，甚至連到使館去領取收入款項都是由他來做，因為拜克斯患有恐懼廣場症（agoraphobia，一種畏懼置身或穿越廣場的精神疾病），所以從不離開他的住處....」雅克頓爵士還說，「我聽說他英國的家人曾試圖著勸誘他回英國去，但是當他到了火車站時，卻悲痛得大哭並拒絕離開。」而這段顯示出拜克斯的親人當中，有些人內心的想法做了改變的陳年往事，曾獲得其家人的證實。在此之前，他們為要求他乖乖待在中國而支付他生活津貼；而此時，日本人已佔據了北京，他們便因而打算將他接回英國去。為了確保他會回去，家人還寄了張從中國到英國的船票給他。事實上，拜克斯也的確是去到了天津，但是在當下他又心生一念，他將這船票給轉賣掉，拿著這賣掉船票得來的這筆錢，又回到在日本人佔領下的北京，繼續住下過日子。

這時拜克斯已是六十五歲了，住在城市西區的一棟新房舍裡，由雅克頓爵士之前提到的那位的中國役樸陪伴著一起生活，這位僕人應該是來取代已被謀害的張何差的。此時拜克斯顯然還在忙著丹比女士曾告訴我們的那兩部學術鉅作：他的英漢字典以及清朝歷代皇帝的生活記述。我們對這兩部作品當中的前者早已是耳熟能詳，這個老早就存在著，但實際上卻是「虛幻」的計畫，在已超過十年之後，所真的存在的，也只是一些難以理解的註記罷了，而對於後者，我們則真的是一無所知，或許也是虛幻的，就如同那部字典一樣吧。但是有關這個主題的所有疑問，現在都僅是理論上的了，因為在西元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拜克斯在中國的所有手稿文卷，連同他的藏書及其他物品，通通都遭到了毀滅的命運。

這段故事的歷史情節，雖曾被丹比女士在「英國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裡所扼要提及，卻依舊是晦澀難懂而含糊不清。似乎當時正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而在中國的日本當局為了展現與德國盟友的團結一致，而在中國佔領區展開了反英美的宣傳活動，這些活動所帶來的吵鬧喧嘩，其實遠要超過實際上所產生的損害。據所知，活動過程裡，並沒有暴力或掠奪的情形曾在任何地方發生過。但是拜克斯突然被對此活動所產生的恐懼所籠罩，因而放棄了他自己的住所，隨身僅帶著少許的私人物品，逃往使館區裡的「前奧國使館」。此處是前匈奧帝國的舊使館，在義和團事件後被併入外交使館區內，因而享有治外法權直到西元一九一八年。在此後，雖然喪失了治外法權，同時該建築物也不再是正式的外交人員宅第，但因它仍位處於集體外交管轄權治理之範圍內，故對當時各類型的避難者而言，成了一個非常便利的落腳處。中國人對此地沒有主權，佔領北京後的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亦不曾干涉過它。因此，正如一位曾駐在中國的前外交官所言，「對任何一個處於像拜克斯的狀況的人而言，此地就彷彿是個避難所」。在十月初，那位忠實的出版商昂瑞‧維齊曾到拜克斯的這個新家裡來探望他，維齊向濮蘭德回報了這次的探視：「前幾天我在使館區裡的前奧國使館裡見到了拜克斯，他說是因為他的僕役變得具有反英情結，所以他不得不逃離在城市西區的住處而搬到那去了。他的健康狀況似乎很好，同時對於那位擔任海軍將領的弟弟的逝世深感憂傷」─也就是羅傑‧拜克斯爵士，他剛於七月間過世。維齊繼續說，「再過幾天，我將再去探望他，並把三本贈品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交給他─這是新的北京版本，印刷精美，內有萊奇所寫的註釋，其中對景善日記真實性所做的交代敘述應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對那些對實情有瞭解的歐洲人而言，拜克斯，在沒有收到任何的邀請，也沒有面臨真正的危險的情況下，而再度從自己住處逃離，這似乎顯得是「事有蹊蹺」。我們可以體諒到一個虛弱而孤獨的老年人，所很容易產生的偏執性恐懼。但是對於他將所有財物完全棄之不顧，而卻絲毫沒有將它們取回的意圖，這點就似乎是無法解釋而令人難以理解的事了。後來他不斷反覆地哀嘆著這其中所損失的珠寶、卷稿、傳家寶、紀念品，尤其是他所有的藏書。他的那些手稿是否真如丹比女士所陳述的（也許是他授意這樣寫的），是被多疑的日本人所焚燬，還是來拜克斯後來所堅稱的，是被那些「不忠誠的僕役以及不可信賴的友人」所奪略一空的，事情並不清楚，我們只知道拜克斯將它們棄之不顧，任其接受命運的安排，然後它們從此就消失了。有一次，他承認了這次損失，「絕大都是因他的過失」所造成的。然而這段離奇的情節裡或許指出了兩點，首先第一點是，如果將拜克斯的這段經歷，拿來與他整個生涯的來龍去脈去做個結合比對的話，那麼他這段的歷程就不會令人覺得是那麼地奇特。拜克斯一直有突然改變心意、突然失蹤、突然藉故逃避的傾向，就如同濮蘭德所曾寫過的，「我從來不指望他的到來或離去。」在牛津求學時，他會突然從自己請客的餐桌上消失，離開牛津後，更是從文件記錄裡消失。在西元一九一二年，他突然從倫敦失蹤，在西元一九二一年，曾從愛丁堡失蹤，而他在北京失蹤的情形那就更是屢見不鮮了。而他每次的失蹤。都是出於對某件事情的一種逃避行為：對某種承諾的逃避、對某種問題的逃避、對某種職務之責任承擔的逃避或是對某種義務的逃避。他逃避過留在牛津大學的債務，而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行為，就某種意義而言，卻是為了擺脫掉那些他自己所收集而來的藏書和文卷。他已依序地從每個原本對他而言是有庇護性的，但到頭來卻轉為帶壓迫性的團體組織裡，將自己從中抽離，此時他又再度地甩掉了他的書卷和文稿。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當他把自己的收藏，包括他對中國革命那段歷史所搜集到的所有資料，全數都捐贈給牛津大學時，他本是有打算親自去研究它們（他說的）；然而事實上，他卻再也沒有接近過它們：他只是把它們通通丟進伯德雷恩圖書館，然後就如此無卷一身輕地從中解脫了。在西元一九三九年，他甩掉了在接下來二十七年裡，他又再度收集到的那些書冊和文件，其實也是類似的一種解脫行為。造成他會這樣做的壓力其實是來自於自身心理上的障礙：倒不需要拿外在的危險、具有反英情結的僕役或是日本人來將其合理化。

第二點，那些挑剔的讀者或許會注意到，如果我們相信拜克斯自己更早之前所曾做過的陳述的話，那麼此時的他，應該早就沒有任何的珠寶、手稿文卷、傳家寶等等諸物可以來構成損失了，因為他不是早在西元一九三二年時就因為當時他的處境貧困潦倒，為了避免流落到街頭去乞食，而將這些東西變賣個精光了嗎？早先的說詞和現在的講法，這兩者之間必定有一個是虛假不實的，但就如同濮蘭德所說的，「算了，就讓這一切成為過去吧」。

拜克斯在「前奧國使館」裡一待就是兩年，依舊是個遁世者，只不過是換了個隱居的地點罷了。但是隨著西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英、中）對日戰爭的爆發，他的處境變得益加艱難，在被日本佔領的中國土地上的那些英國教會團體此時應日本要求而關閉，而他的生活津貼也因此跟著沒有著落。身為一個日本的異國敵人，他是很容易遭到拘禁的，然而他卻因已年邁而免於受到了嚴苛的牢獄之災，同時他也不願被遣送返國，所以日本人就如他所請，允准他繼續留在在北京生活，住在英國使館區裡一棟建築內的一間單獨房間，由一位中國樸役陪伴著。聽說他處處為這位樸役設想，但是「這位樸役卻常常扮演著主人的角色來回報他」，似乎是之前張何差的角色翻版：這是拜克斯週而復始的生活中，反覆出現的許多症狀其中之一吧。

在最後看過拜克斯的那些英國臣民們當中，其中有位是他的老朋友丹比女士，當時她正身處於等待被遣返的行列裡，而她在北京的最後那些日子裡，一直都陪伴著他。他告訴她，如果他能活到這次大戰結束，那他將退隱到西方山陵裡的一所寺廟去度此殘生。他說，「那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地方，那裡的主持方丈是我的老朋友，他一直以來常邀我前去與他同住。」也許拜克斯所指的就是那位與乾隆皇帝是堂表輩的滿州將軍所曾住過的庇摩奄（Pi Mo Yen，音譯）那所僧廟，該將軍曾在那裡退隱並著有「孤鵝雪痕」一書，後來丹尼爾‧瓦瑞也是在那裡開始撰寫那本有關皇太后的傳記，他曾說過是從拜克斯和濮蘭德所合著的書裡所得到創作該靈感。丹比女士因拜克斯的這番話，而對自己腦海裡所浮現的那幅「這位教授的餘生」這個畫面感到欣慰：彷彿見到拜克斯沈浸在那所寺廟的寧靜裡沈思冥想著，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與老方丈之間充滿了富有哲理的對話，讓小和尚們都景仰不已而視他為是個偉大的學者。但她絕對想像不到，眼前這位年邁的超級老千還有最後一局等著要玩，但她又如何能遇見得到，即使在他接近自己生命的尾聲，他還會又找到一個新朋友，一個庇護者，一個內科醫生，是他生命最後兩年的紀錄者，同時也是他此生最後、也是最奇特的創作的接生者？這位新朋友，他是繼莫瑞森、濮蘭德、喬丹爵士、巴頓、霍爾、張何差、兩位駐中國的主教及使館醫官們這一干人等的最後繼承者，他就是瑞恩賀德‧荷普利（Reinhard Hoeppli）教授。

第十二章荷普利醫師 Dr Hoeppli 5/21/08 9:09:55 pm

第十二章荷普利醫師 Dr Hoeppli

瑞恩賀德‧荷普利（Reinhard Hoeppli）教授是新任的瑞士駐北京代表，他並非一個職業外交官，其實他的職業是內科醫師，對寄生蟲學有精專的研究。他是個無家累牽絆的單身漢，熱愛旅行並跑遍了世界各地。從西元一九三零年起，他任職於美國基金會創建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現為北京清大醫學部），此時他已遊歷遍中國各地並對此國家具有相當的瞭解。在西元一九四二年一月，當瑞士政府接掌負責保護美、英、荷三國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內之利益時，瑞士政府方面需要找一個可靠同時對當地有相當瞭解的人來承擔這個重責大任。既然荷普利醫師的人就在北京垂手可得，而且在中國已有相當長期的歷練，於是政府便委任他為瑞士榮譽總領事。荷普利在戰爭期間的那幾年裡，執行了這個職位所賦予的職責，同時因工作成效卓越而普遍受到極高的評價。在許多感激他的人當中，有位就是拜克斯，荷普利除了以領事的身份之外，還以醫生的身份，同時給予了他雙重的協助。這時拜克斯因長期以來一直和使館裡的雅司普藍醫師有所爭執，故在「雙方的同意之下」早已斷絕往來。

荷普利醫師顯然是在拜克斯身上花了不少力氣，而且無庸置疑地，他同時也對拜克斯感到著迷：被他自身的個性、他所散發出的魅力以及脫俗不凡的談吐所深深吸引。這位的窮困潦倒的英國爵士，有著高雅的個人特質，王爵貴族般的細緻禮儀，奇特的遁世性格，這些對出身於小康的中產階級，或許還帶有點天真的一個瑞士醫生而言，他簡直就像是個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人。而他的那個世界也是那麼地奇特不凡！完全不同於這位善良的醫師截至此時所曾體驗過的─就如同他對我所描述過的，「一個倔強、守口如瓶又古板的人，卻有著含糊其詞的言談與迴避閃躲的舉止」。當然，因為荷普利醫師並不知道拜克斯的真實過去，他並不曉得拜克斯其實就同他自己一樣，都是出自於一個善良的新教徒中產階級世家，對於拜克斯貴格會家族所經營的家族銀行、他年輕時期的揮霍浪費、他曾為鐵道公司、造船公司、印鈔公司來擔任代表、他的那些詐騙行為以及滿腦的幻想，荷普利都一無所知。他只知道拜克斯所告訴他的；而此時的拜克斯─就如同事實上應是非常地清楚地─有著頂尖超強的說服力。在荷普利身上，拜克斯找到了一個最佳的聽眾，而被其性格所吸引而喜歡陪伴他的荷普利，則是鼓勵他多說一些。於是拜克斯便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述說著，將他這位聽得如癡如醉的聽眾帶進了一個讓人眼花撩亂的高層達貴的社交裡，回到那些早已被人所遺忘的文學及政治的年代中，而走入了世俗所禁忌的黑暗幽處。

荷普利醫師自己曾述說過他與這位迷人的英國爵士的第一次見面的情景，而這位爵士的性格讓他終其一生都難以忘懷：「當我首次看到艾德蒙爵士時的印象，就像是看到一個儀態高雅，有著學者氣息的老紳士，他身著破舊但還蠻正式的黑色西服，但絲毫不減其風采而依舊迷人，言行舉止間帶著淡淡的老式禮儀的雅致。他的白長鬚令人望而肅然起敬，他的步伐緩慢不是很穩，讓人擔心他可能會摔倒。他的手形狀漂亮而白晰，有點像是女人的手；雙手動作時帶著神經質而常會顫抖。他的眼睛非常奇特，如同我在許多次探視他時所觀察到的，他的眼睛能在短短剎那的時間裡，接連顯露出許多差異極大的不同眼神。他的眼神可以在前一刻還是安靜平和得如個老學究般的模樣，和他的白長鬚、衣著以及優雅的風範配合得天衣無縫；但在突然間，就變得像是個處於宗教入迷狀態的僧侶那般的眼神，然後接著又變得像個猥瑣的老色狼臉上所帶著慧黠奸詐無比的眼神，讓他的臉有著幾分神似在義大利佛羅倫斯的碧提宮（Pitti Plalce）裡，那幅由提香（Titian）所畫的油彩畫裡的阿雷提諾（Aretino）。
是他的眼睛背叛了他而透露出，第一眼所給予人的那個老學究的絕對印象，並非是他完整的性格，而只不過是其性格中的一部份罷了。逐漸地，在有更深入的接觸之後，你會對他有截然不同的感受，發現儘管他已年邁並有著些病痛，但內心依舊色性高炙不減，並在克服突破了某些外在禁忌的圍籬後，藉由淫穢的縱情放肆，揭露出他性格裡性好漁色的一面。在這些放肆的時刻裡，一個沈溺在昔日美好回憶裡的老淫蟲的那種意象，偶然會透過他獲得真實的呈現。

他過去常偏愛身穿一件深色的中國長袍，這樣的穿著能讓他覺得不受到時間的約束，可以身處於昔日帝皇的羅馬建築物裡，可以回到文藝復興時代的背景裡，也可以是在康熙時期耶穌教會的一間書房裡。當他坐在英國使館裡暫居住處前的陽台上時，他通常會頭戴一頂黑色的中國便帽，該帽依古老的中國風格，在帽前鑲有一顆大大的紫紅色水晶，。在炎夏的那幾個月裡，他還會換上件黃色夏布所製成的輕薄中國長袍。

他是個美食主義者，偶爾也會放縱一下自己，來享用些價格昂貴的小東西，譬如說是不合時節的草莓和蘆筍，那些以他微薄的生活津貼幾乎是買不起的巧食。他還喜歡嗜嚐好的葡萄酒，尤其是法國波爾多及勃根地兩地所產製的。截至目前，如我所能確定的，他從未沾染過吸食鴉片，但每日服用很多結晶狀的咖啡因，而在他有生的最後一年裡，還服用大量的安眠藥及藥片。

他的言談總是生趣盎然，所談及的主題極為廣泛，這是個不變的大原則，但他較偏好那些有關歷史事件、文學的以及情色的主題。他是個喜愛收藏書籍的人，同時（如他告訴我的）曾將個人為數龐大的中文及滿州書冊及手卷收藏，全都捐贈給牛津大學裡的伯德雷恩圖書館....」

在前面這段敘述裡，至少有個細節是我們從來完全沒聽過的，「一個猥瑣的老色狼」,「色性高炙不減」，「淫穢的放肆」，「一個好色的老淫蟲」，「情色的主題」─這些在他先前過去的經歷裡，我們從來不曾看到過他在關於這方面的任何蛛絲馬跡，沒錯，他是曾在為「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準備翻譯稿時─無傷大雅地─選用了些有關太監及姨妾來做為主題，但是在此書被出版之前，他卻因對書的內容有所疑慮而宣稱這些內容淫穢不雅，會破壞這書自身的聲譽：這個想法讓濮蘭德深感不以為然並輕蔑地將其否定了。在西元一九二零年代裡，那些在中國最瞭解他的人─如威德若、諾瑞司主教─他們都十分確定他這個的人「沒有邪念」。後來，就在從此刻回溯三年，當時他還憤怒地斥退有關他是同性戀的謠言毀謗，表示他對此「變態的嗜好」深感厭惡─並還將此癖好推諉給其他的人。但或許那是因為在此之前，他不曾遇到過一個像善良的荷普利這樣友善的心理治療師，來幫助他「克服突破了某些外在禁忌的圍籬」。無論如何，這些外在的禁忌圍籬已全都被突破克服了，而這個最後終於得到解放重獲自由的老淫蟲，即將對這些被打破的禁忌高歌歡唱出一些勝利的讚頌。

此外另一個拜克斯在晚年所打破的禁忌是，他對英國的愛國熱誠，至於他的這種情感或許根本從來就沒有強烈過，他總是以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唯美主義者來自居，他向來不喜歡英國對中國所抱持的政策，而總是支持著日本的作為。但是此時，他對自己祖國的憎恨厭惡卻變得異常地強烈，就連能夠接受他的幾乎所有言行的荷普利醫師，都對他那些激烈的言詞感到震驚，荷普利說，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裡，他從未聽過「任何一個英國人，尤其是個受過高等教育並且有良好的社會地位的人，像艾德蒙爵士那般地數落英國、英國政府以及英國人的普遍性格，同時在北京的英國社交圈裡，也沒有人會像他那樣地盛讚德國和日本....他似乎為日本取得的勝利感到高興，就像自己是個日本人似的，並以殘酷地紀錄著盟軍各項的軍事挫敗為樂，尤其是英國軍方在戰爭第一階段裡的戰敗失利。」在這方面，荷普利偶爾也不得不提醒告誡對方：畢竟他自己的身份是英國在遠東地區利益的正式官方代表。

有兩年之久，荷普利持續地關照著拜克斯在真實生活裡或是虛幻世界裡的實際需要，愈來愈加著迷地傾聽拜克斯述說著那些由他所誘導出來的故事。有連續好幾個月的期間，他每天都去探望拜克斯，他覺得這個經驗真是叫人難忘。在事隔多年之後，他感謝命運巧妙的安排讓他「接觸到艾德蒙爵士，一個曾身處於在藝術、文學上皆有輝煌成就但早已消逝的世界裡，以及曾在那奇特不凡的東方宮廷裡遊走了那麼多年的人，是以能藉由他多采多姿活靈活現的述說，讓那些曾與他接觸過的歷史人物彷彿像是又活了過來，並經由他的嘴又開口說話了。」但是荷普利自問，他是不是該獨享這個豐盛的經驗，這些奇特又真實的故事呢？即使這些並不是他自身的體驗。拜克斯已年邁而貧困；然而他擁有這些珍貴無價的回憶可以拿來流傳予後人，當然可以就此事來做些安排....荷普利寫道，「不管這些故事有著何種的歷史價值，但如果就這樣地讓它們失傳了，似乎是件很遺憾的事。為了要保存這些故事，同時有個好的理由藉口，好讓我從我個人的收入裡來為他他提供一個額外的財源收入」，他說服拜克斯提筆寫下他過去的這些經歷，「然後把所寫的手稿賣給我，就像個職業作家所會做的那般」。

拜克斯對這個提議感到很開心，他顯然是對他的過去早已深思熟慮了好些年。他不是已見過並玩賞過，據他自己所稱，出現於西元一九三二年（如果之前不曾出現），然後在西元一九三四年又再度銷聲匿跡的那本李蓮英的回憶錄嗎？他不是曾建議過濮蘭德「你自身的回憶錄將是會很有趣的」？他不是在那個同時也曾誨澀地暗示過，他自己也曾擁有過一個有趣的生活「以一種隱密的方式，居於幕後的」？但是拜克斯永遠需要一個合作的伙伴，一個「編輯」，一個能夠驅使他投入工作，並對工作來做出安排的人。在過去，濮蘭德提供了這項功能，而在此時，荷普利取代了濮蘭德，就如同當年濮蘭德取代了莫瑞森是一樣的。所以再一次地，拜克斯將提供有關過去的真實資料給這位「編輯」，由他來將這些資料公諸於世。唯一不同的，這次拜克斯所提供的將不再是翻譯稿：而將是對他自身所經歷過體驗的直接回憶，不再受到任何已存在的原稿所牽絆，那怕即使那種牽絆是非常寬鬆的。同時他也不會受到因「編輯」個人對事物已具有的瞭解所產生的限制，因為荷普利對拜克斯早期的生活能知道些什麼？除了拜克斯在那些誘人的獨白裡所曾告訴過他的之外，他真的是一無所知：那些拜克斯曾以他那敏捷、生動、詳盡又有著絕佳連慣性的想像力所做過的獨白，此時他可以無拘無束地將那些內容就任何方面盡情地來做擴充和發揮。

於是拜克斯放手開始投入這個工作，這個對他過往生活的重建工作讓他的靈魂重新甦醒了過來，而那些「外在的禁忌圍籬」的撤除，也讓他手中的筆獲得了解放的自由。寫作本身被證實就是治療的一種方式，當他在從事寫作時，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進步，而他的精神狀況也早在他加入羅馬教會時就已經獲得改善，這些是發生在西元一九四二年夏天的事。他此時嚴肅地以一個天主教徒自居，在簽名時喜歡把自己的名字簽在
另一位更有名氣的皈依者保羅‧拜克斯的姓名之後。

荷普利對拜克斯在宗教上的轉變感到有些困惑，他無法從中察覺到有任何宗教上的意義，因而他做成結論認為，這其中必定是有著其他的原因：這個作為的動機，有部分的確是因為他對「優美的宗教儀式」的喜愛，但絕大部分還是因為物質上的實際需要。這位孤獨無依的老人或許在敵國佔領下的北京感到有些迷惘，（荷普利這樣認為）「希望藉由皈依天主教的信仰，期盼教會能施予他一直都很需要的錢財，最終還能提供他一個安靜的住所，一個與世隔絕、受到庇護的處所，像是一座有著古老庭院的修道院，讓他可以在其中冥坐沈思，安全而遠離塵世」。這是個老掉牙的話題了：我們可以回想起，在幾個月前，他曾告訴丹比女士，在戰爭結束之後，他要退隱到所中國廟寺裡去，在一位善心主持方丈的庇護之下，他無疑依舊還是會對那些不光彩的題材來做沈思冥想。然而，如果這些就是他內心所真正期盼的，那恐怕是永遠都不會成真。儘管他曾對羅馬天主教駐北京的主教，就如同之前他對英國國教的教主史考特及諾瑞司的那般，做過苦苦的哀求，但拜克斯並沒有從他的這個新教會那裡，獲得任何實質上的助益。正如荷普利所言，羅馬天主教教會太過於謹慎小心，不願意因為提供特殊待遇給一位敵國在此地的居民，而危害到自身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的地位，即便這位外國人或許根本是舉無輕重的。拜克斯從這次信仰轉變裡所僅獲得的慰藉，是從和一位沒唸過書的愛爾蘭神父會晤裡所得到的，這位神父的確也是堅定的反英人士。但是在其他方面，就如同他的懺悔人（指拜克斯）所說的，「想要改變向我這類的人的信仰，還不如去改變苦力的較快」。這位志不同道不合的傳教士會將一些為了發送給眾信徒而大量印製的宗教圖畫帶到拜克斯的房裡去給他，荷普利說，艾德蒙爵士就把它們放置於自己的桌上，往往一放就是好幾個月。每當寫到自己回憶錄當中最猥褻而難以下筆的章節部分時，他總會虔誠地注視著那些畫。

就這樣，在身心兩方面皆獲得重生之後，拜克斯寫作異常地迅速，而且充滿活力。從該年的年底起，荷普利就「開始經常連續地收到，他以纖細而非常神經質的筆跡所寫成的稿件，閱讀起來還頗為吃力」。到了西元一九四三年的五月，首部的回憶錄被完成了，這是部約有十五萬字的作品，拜克斯替它下了個標題叫做「滿州的沒落」，回憶錄裡生動詳盡地描述了他個人神秘的經歷，以及從他於西元一八九八年抵達北京開始，直到十年之後皇太後逝世為止，在這段期間裡。他與滿州宮廷之間迄今不為人知的關係。接著他又開始撰述另一部新的回憶錄，他加快了步調，在他那不凡的回憶裡做了更為深入的探究，到了六月底，他又已另外寫下七萬字，成了第二部的作品。這本他取名為「已逝的過往」的第二部作品的內容為，有關他早年的生活、朋友情誼以及在他未來到東方之前所做過的幾次旅行的一系列短文隨筆。

荷普利打算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將拜克斯所寫的這兩部回憶錄拿來出版公開發行，他對自己能扮演著拜克斯的「編輯」這個卑微的角色而深感驕傲。荷普利瞭解到，的確是他沒錯，純粹就是因為他，才會致使有這兩本回憶錄的存在。就如同昂瑞‧維齊曾說過的，拜克斯並不是個「天才的創作家」：若沒有像濮蘭德那樣驅使著他的合作關係，我們就不會有「『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和『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那兩本精彩的書」，而若沒有海利爾和巴頓，我們也不會有那本修正版的英漢字典。當拜克斯獨自一人作業時，到最後總是落得個一事無成，他需要一股外來的力量來促使他的作品成形；而讓他最後的兩部作品成形的那股力量正是荷普利。

當拜克斯完成「滿州的沒落」時，他已搬往在北京的另一個新址。在西元一九四三年四月，由於高血壓、暈眩症以及攝護腺和泌尿系統等等身體不適的問題，讓他無法繼續寄宿在德國人所經營的客居宿舍，荷普利安排拜克斯住進了他認為合適的聖米客爾醫院，這是一家位於使館區內，由修女所主持的法國天主教醫院。在那裡，醫院配給了他一間私人房間，而這房間也將是他此生所剩餘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最後的家。

這家法國醫院是由法國大使館來負責控管的，而在當時派駐在中國的法國外交官員們當中，恰巧有一位對北京和對拜克斯的名字這兩者都不會感到陌生，他就是霍隆‧德瑪積利（Roland de Margerie）先生，他的父親比爾‧德瑪積利於西元一九零九年至一一年期間，曾擔任法國派駐當時北京滿州朝廷的公使。德瑪積利告訴我，當隨著父母由北京回到巴黎時，他仍是個十二歲的小男孩，有天在當地發現了才剛發行上市的法文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並迷戀地將該書拿來一讀再讀的這段往事的經過。如今，三十年過去了，他又再度回到了中國，擔任法國派駐上海的總領事，在一次到北京的視訪裡，發現到那部偉大作品的年邁作者就正在那所法國醫院裡，他當然高興能有此機會來探訪作者本人。

德瑪傑利先生說，「我發現他非常地虛弱，但是被給予了良好的照料。他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因為我曾在北京度過我的童年，同時─也因為我認識他的弟弟們，那兩位在英國的傑出海軍將領─但此時的表現就不是那麼地熱絡了。他是個能給予人深刻印象的人，蓄留著白長鬚，很有文人的氣息，當他告訴我當他年輕時在巴黎與外爾德（Wilde，編劇作家）、維荷蘭（Verlaine，法國詩人）、瑪拉魅（Mallarme，法國詩人）等人之間的文人情誼時，顯露出了真正的愉悅之情。我該告訴你我還真為他感到著迷嗎？尤其當我問他是否可以再常常回來聽他講古時，他竟然答應了。他還告訴我，在他同維荷蘭仍有聯繫時，他甚至還認識了瑞波（Rimbaud，法國詩人），並就此主題告訴了我很多細節。有關瑞波和維荷蘭之間的關係，一份未經公開的目擊證人證詞，竟然在北京被我發現了！這足以令任何一個詩詞愛好者都為之而著迷不已....」於是德瑪傑利把握機會向這位被他無意間發掘到的寶貴資源來提問，然後「根據我和拜克斯的談話，編輯了滿滿一個檔案夾的筆記資料，現在它們躺在一只箱子底部的某處吧」....因為後來，當德瑪傑利在閱讀著熱心的何普利醫師所借給他的那些拜克斯回憶錄時，德瑪傑利先生開始有些疑問產生了。在回憶錄裡，存在著一些那位瑞士醫師沒有能注意到的，年代排序上顛倒的問題，但這些疑問都被「在北京的這位法國籍的活藏書庫」給發掘出來了。

拜克斯與德瑪傑利之間的對話，並不僅限於在一個有深度的文學領域。就如同何普利那般，德瑪傑利發覺到他的這位新朋友是個「好色的老淫蟲」，至少在言談中是如此。尤其他「對同性戀深為著迷」並對描述自身之經驗更是津津樂道，德瑪傑利寫道，「他說話時所給予人的一言九鼎的感覺，以及令人望之生敬的威儀外表，與他那已為人所知的，隨時會被他任意吹噓的品德，這兩者實在是形成了完美的強烈對比。我又去看過他幾次；但是每次他都很明顯地變得更為衰弱。」他在西元一九四四年的一月八日嚥下最後一口氣，死後被葬於北京平側門外的天主教查拉墓園，該處靠近於康熙統治時期曾在中國活躍過一時的耶穌會的墓地。

在拜克斯去世幾個小時後，（何普利告訴我們）就有位中國的年輕人造訪了瑞士總領事館，並詢問是否知道拜克斯遺囑的內容。他尤其想知道的是，拜克斯是否就如所曾答應過他的，留下了一顆美麗的大鑽石要給他？結果在遺囑裡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事項，而在拜克斯的遺物裡也沒有如此的一顆鑽石：很顯然地，它僅是拜克斯週期性地，會想要將它們變成實際資產的那些幻想珠寶當中的一顆罷了。依據他立於西元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的遺囑，在他那微少的遺物裡，小額錢財給了中國的僕役，剩餘的物品則給他在英國的親戚，並要求他們「在我逝世週年紀念時聚眾吟頌，讓我的靈魂能獲得安息」。他所遺留下的似乎不是很多，在他死後，他的個人物品只有一些破舊的衣服，一個維多利亞時期製造的古老旅行鬧鐘，一些書籍，也全都是廉價版本的，實際上一文不值。「他幾乎沒有任何亞麻材質的衣裳，沒有手錶，沒有袖扣，除了牢扣於他那頂中國小帽上的那顆紫紅色水晶之外，沒有任何形式的珠寶首飾。」但是他在一只紅色的皮箱裡保存了記載著他繼承了家族世襲爵位的文件。在遺囑的末了，拜克斯表達了「對瑞士領事，瑞賀德‧荷普利醫師的仁慈、庇護及善意，在此致上個人最深摯的感激。他從不吝於主動給予我的那些協助，是遠遠超過我所能充分地表達謝意的」。

事實上拜克斯真正所留給荷普利的遺產，是他那兩部的回憶錄，在荷普利此後的餘生裡，他一直保存著這份珍貴的遺物，等待著能將它們公諸於世的那天的到來；因為拜克斯曾很清楚地表示過他自己希望它們能被出版發行，而荷普利也早已被他說服，而深信它們將對文學和歷史有著重大的貢獻。然而很不幸地，他必須承認，它們並不能被拿來公開發表─至少截至此時的情況仍是如此，因為這回憶錄的內容非常執妄地猥褻而淫穢。但是誰說得準？時間或許會改變些什麼：屆時輿論的尺度或許將會變得更為寬容，也更加自由；而這些現在不能公開發行的內容，到時將變得可以公開發表了。於是他預先為它們做好發行的準備，將原本有著模糊而難以辨識的字跡的那兩份原稿，皆以打字機都加以重新謄打過，至於那些為數不少的中文漢字─因拜克斯總忍不住加以引用並展現他的書法技巧─都被荷普利原原本本忠實漂亮地複製了下來。他一共製作了好幾套副本，然後整齊地覆以中國的書套。他還提供了必要的註釋，為作者在生前及死後都拍下了照片，準備做為兩部回憶錄的標題頁插圖之用，而身為「編輯」的自己，則是寫了篇有關拜克斯的「附記」，講述自己同作者的關係，以及這兩部回憶錄的起源由來。其實我也是由這篇附記中才得以獲知荷普利在這故事裡所扮演的角色。然後他就等待著，在此同時，他也告訴他的友人，他手上擁有這份文學的珍寶，而且要確保它們會被保存下去：因為雖然他承認這內容不是很得體，但是他對其真實性可是絲毫不疑。

也難怪，他為何要懷疑？他認識拜克斯，和他有過實際上接觸，甚至可以說是很親密地，長達兩年之久，而其間從沒看過他有任何不正常之處。拜克斯在他眼裡可以說是「精明的」，心智敏銳，記憶力精確良好，而且顯然是誠信十足。他有什麼動機要來欺騙他的恩人呢？就如同他的前任「編輯」濮蘭德所曾寫過的，在認識拜克斯，熟識他三十年以來，「他從不會賣給我一件贗品」。既然如此，他的故事，儘管如因不當的闡述或概述而令人感到驚訝，但其故事本身是如此地有連貫性、如此地詳盡、如此地寫實，在在都證明了這些都是來自於他自身直接的體驗。

此外，還有回憶錄作者本人所做的強調語氣式的證明，在這兩部回憶錄的頁首，拜克斯還各別附上一份，以立約發誓的形式所寫成的，明確而嚴肅地表示內容絕對真實的聲明。他承認在經過這麼許多年之後，任何情節的「確切時間」或許「偶爾會因記憶而有誤差」，但是除了這些偶有零瑣的小過失之外，他「嚴肅而認真地，毫無絲毫保留地，向全世界（Urbi et Orbi，同等英文to the City and to the World）」宣示他的正直誠信。就如同夏洛克（莎士比亞劇中人物）所言，「我會將偽證罪加諸於我自己的靈魂嗎？就算拿整個威尼斯來跟我換，也不會！」對在任何時間點的事物，如果他回想不起來，或者甚至是只要是稍有疑慮，他都謹慎地對此段事物留下空白；因為他非常有榮譽感，在他那「容不下虛構和粉飾」的真實的回憶錄裡，如果有一字虛言的話，都會讓他感到可恥。同樣地，在作品的內文裡，他也不時提醒讀者和自己，他對真實所做出的良心的堅持。他堅稱他的作品「與藝術毫無關連」；而是對「親身一手所見所聞」的一份精確詳實的紀錄；「從頭至尾絕無虛言」；「字字都可對天起誓」；「盧梭的座右銘『把生命奉獻給真象』（vitam impendere vero，拉丁文，同等英文 life to devote to truth ）同樣也是我永遠的座右銘」。一個將近盡「回歸於信仰」並預期用不了多久便將會見到他的造物者的人所做的，姑且不說是不祥的，如此莊嚴隆重的一番信誓，很難讓人不予採信，所以荷普利醫師自然是認真加以看待。他「找不到理由去懷疑」拜克斯所寫的回憶錄，既使其中細節偶爾被他那異常活躍的想像力所加以宣染，但也都是「依據事實的基礎而來」，如果與事實真相有任何的誤差，那也不過是細枝末節的部分罷了，並且是不自覺地這麼做而絕不是故意的：「艾德蒙爵士在撰寫『已逝的過往』及『滿州的沒落』時，堅信他所陳述的都是事實。」

此外，拜克斯所述說得如此精確而有說服力的故事，也並非完全沒有獲得外界的任何證實。在開始閱讀「滿州的沒落」裡所揭露的那駭人聽聞的內容之前，荷普利從一個拉黃包車的老車伕，聽到一則震撼的消息，而這個車伕自身也是個滿州人，或許因而才能得知他所說的事。在看到拜克斯已過世之後，這位老者告訴荷普利，那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英國人，在遙遠的過去，據說曾是慈禧太后的愛人。

第十三章回憶錄之一 The Memoirs-One 6/7/08 9:26:13 am

第十三章回憶錄之一 The Memoirs-One

在這兩本回憶錄被寫出來的三十年之後，荷普利依舊持有著他早先希望能加以編輯以便來日能出版發行的這兩份珍貴的文稿。此時，他已是位老人，只希望能確保它們未來的保存無虞。而此時輿論的氣氛仍依舊未變─至少截至此時仍是如此，他到底該怎麼辦呢？他對這兩份猥褻的文稿再瀏覽過一遍之後，發現其中有一個章節的內容並不淫穢，並且或許有著歷史上的重要性，那是在「滿州的沒落」裡的一章，內容是講述西元一九零八年，那戲劇化的皇室領導人去世的「真實」歷史─也就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光緒皇帝的猝死以及隔天老皇太后的逝世。

在這一章裡，拜克斯給予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先前曾被發表過的版本─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其中細節更加詳盡，可讀性也非常地高。此外，內容也很具有權威性；拜克斯解釋說，那是因為這些經過都是他從故事裡的主角們那裡所聽來的一手消息：他們分別是身為策劃者的大太監李蓮英，另一位是太監崔德郎（Ts'ui Te-lung，音譯），他也是謀害皇帝的共犯之一。在此時，拜克斯已不再維持如同自己在西元一九一零年所寫的，皇帝及皇太后兩人都是自然死亡的這個說法。在此，他明確而詳盡地陳述，指稱兩人都是死於非命：直指皇帝是被皇太后所下令謀害（的確一直以來，也有很多人相信是如此），而皇太后自己卻不是被別人，而正是被那個能擁立也能罷黜皇帝，想自創新局的大叛徒袁世凱所殺害。拜克斯說，先前所有的敘述講法，包括他自己的，要不是根據捕風捉影的傳聞，就是依據官方的說法而來的，因而全都是毫無價值的。他雖自始至終都知道實情，但是在西元一九一零年那時，他沒能敢將它公諸於世，因為他還想繼續待在北京，所以毫無選擇地只得遵照官方的版本；而且中國政府亦透過英國政府來施壓，英國方面為了避免損及與袁世凱之間的關係，故明令禁止任何不同的版本被公開發佈。其實他沒將為何長期以來他從未將真相告訴世人的原因說清楚講明白，然而，光是這樣也夠讓我們能瞭解到，拜克斯就如同拜占庭帝國時期的那位歷史學家普科比雅司（Procopis），對當代的紀錄總是有個公開的版本，而對於後代世人，卻還會另外再給一個版本，一段歷史的密辛。

荷普利相信拜克斯回憶錄裡這段可以拿來公開的章節應是有其歷史的重要性，至於拜克斯在這個版本裡的內容為何會有異於他早先在西元一九一零年（於西元一九三九年又再版）所發表的版本，荷普利同時也對他所做出的那番解釋完全地感到滿意。於是他將這個章節從回憶錄中給節錄了出來並加以整理，準備要將它單獨來做發表。他還在自己準備的文稿裡，加入了他自己所寫有關於作者的「附記」，稱作者是個可靠的權威，並運用得體合宜的言詞，將拜克斯在那尚未能公開出版的回憶錄裡所揭露的有趣生活做了部分的敘述。此時，將拜克斯視為是個獻身治學而聲譽卓越的學者的這種看法，早已藉由「英國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裡丹比女士所發表的那篇文章而獲得確認。於是這份經由編輯並加以補充過的文稿，便適時地交給了一家東方學術性的報社，而報社編輯認定這篇文稿是有其價值，便答應將公開發表它。

至於這兩本回憶錄此外所剩餘的部分，荷普利並沒有打算要將它們出版發行，但是他採取了必要步驟來確保它們的保存無虞。西元一九七三年，他在瑞士醫學研究所裡擔任研究員。在他自己辭世的一個月前，他將這兩部回憶錄的原稿以及以他原本為出版而所準備的，以打字謄稿並加附了註釋的數份副本，一併交給了該研究所當時的所長，並要求所長在他離開世間之後，將它們捐贈給公立的圖書館來妥善地保存，他還特別提到曾受惠於拜克斯慷慨恩澤的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所長在瞭解到這些作品的特性並且無疑也感到頗為尷尬棘手後，決定在將它們捐贈送出國之前，先徵詢其他幾位在瑞士有資格及能力來對此做評論的學術界友人的意見。他所請教的是兩位傑出的學者：一位是史學教授，另外一位是英國文學教授。結果兩人都對這兩部作品感到驚豔而讚嘆不已，同時也都沒有質疑作品的依據基礎之真實性。撇開拜克斯所曾做過的隆重宣示聲明不說，兩位教授皆認為，作品的敘述本身就已經是最佳的保證：那些陳述是如此地鉅細靡遺，如此地直接而真實，如此地栩栩如生，以至於根本就無法來質疑它的真實性。他們同時也宣稱拜克斯是位「不凡的作家」，他「在文學上的天分以及無人可比擬的敘事能力，完全充分地顯現在字裡行間」，所以他們支持荷普利的遺願，認為「這樣珍貴的遺產」應該要被出版公開。當然，這文稿不能拿來在瑞士境內出版發行：他們都承認，「在此間這樣做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難道就沒有任何英國的學術性出版社願意來接受它嗎？他們建議，可以將它交給一家大學所屬的出版社，這樣做有兩個好處：因為一家大學所屬的出版社或許願意承擔在印刷時，因艾德蒙爵士在其文稿的篇幅裡隨處暢意揮灑的漢字，所導致需要額外增加的印刷費用，再者，一家大學的出版社是不會畏懼因作品內容對色情的描寫而所招致的外界非難。

這兩位教授當然有可能多少是受到，那份連同拜克斯的文稿一起交給他們的，由荷普利所撰寫的「附記」的影響而達成這樣的結論；但不管到底過程是如何，他們很顯然地都支持荷普利的看法，而研究所的所長在獲得這三方面一致性的贊同肯定意見後，才決定將這文稿交到了我手裡。這三位文稿的支持者─荷普利以及其他兩位的瑞士教授─都建議，應由我來扮演這個最後仲裁者的角色，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我曾在英國情報局待過一段時間，而拜克斯在回憶錄裡，亦自稱是深受該局信任的情報員，他不是曾被克森勳爵（Lord Curzon）指派前往蒙古從事棘手的任務，也不是曾從北京秘密地直接向「我總部裡的老大」愛德華‧葛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傳遞報告，對英國官方正式的外交官員的那些不專業的觀點看法提出指正嗎？

我在此提及那兩位瑞士教授所做出的認真而嚴肅的判斷，絕不是為了彰顯我比他們來得強─因為起先，我也曾認真無比地對待這些手稿─我在此這麼做，只是想要藉此來指出拜克斯那奇特不凡的說服力而已。對於任何一個讀過他個人經歷的人而言，若這經歷是已經過像我現在這樣重新建立過的，都會心生警惕地察覺到，這個老騙徒又再重施故技了，而且這也是件再明顯不過的事。但是在西元一九七三年，他的生平還沒有被像這樣地建立起來，唯一能找到有關於他的生平，是由丹比女士在「國家名人錄辭典」所撰寫的那篇文章。而在當時我所能找到的，在拜克斯距今遙遠又刻意隱遁的那段歲月裡，曾認識他的那幾個人當中，根本沒有人對他真正的性格能略知一二。還有，就像荷普利以及其他的人，大家都知道這景善日記是有問題的，但是截至當時，依舊是沒有人公開陳指，正是拜克斯本人積心處慮地偽造了這本日記。昂瑞‧維齊曾和拜克斯討論過這件事，至今他卻仍堅稱它是真實的。在拜克斯過世二十年之後，維多．普西爾在發表的文章裡，雖然認為那本日記是件贗品，然而，卻也仍是恭敬地看待拜克斯對自己是如何「發現」它所做的那番陳述，並將此番陳述視為是這個事件裡不可或缺的證據之一。但這樣說也沒錯，依照現在經過重建後的拜克斯完整生平來看，這是件證據用來證明他那天賦異稟的說服力。終其一生，他不僅藉由日常鬆散平凡無奇的一般言談，更假借精確詳盡的書面文件，來將他的幻想及偽造作品加諸於那些不是那麼謹慎挑剔的人們的身上。荷普利自身是個經驗老道的醫生，對各種精神心理問題皆了然於胸，曾被他的政府選派去擔當一個需負重責大任的實際工作，並在工作結束功成身退時獲得眾人的一致讚譽。他絕不可能是一個笨蛋，但是如果他也被騙了，他大可和那位美國商人霍爾異口同聲地說，碰到拜克斯，是誰都有可能被騙的。

因此，當我起先在閱讀這些奇特的回憶錄時，並沒有任何可得的拜克斯生平記載，內容可以拿跟這兩部回憶錄來做承接，可以當做供參考或是可以憑藉著來對照考證。也沒有任何明顯的方法可用來將其一生的經歷，建立起這樣一個完整的來龍去脈，因而我只得乖乖地由回憶錄的內文裡來做比對考證的工作。在剛開始，這是件非常艱澀困難的工作，因為拜克斯在對人物的敘述上，只要這些人是曾真實存在的，同時在該事件裡是與他無關的，那麼他對他們的陳述總是精準到令人訝異的地步；而在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之後，經由他的記憶力所呈現出的精確敘述以及相關細節，自然讓人很難不對他產生一定的信心。而當他提到自己和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有關連的部分時，我又苦於無法對這部份來提出反證。我僅能指出這些諸多名人─英國首相羅斯伯里伯爵、法國詩人保羅．維荷蘭、愛爾蘭作家奧斯卡‧外爾德、散文作家華特‧派德、畫家歐伯列‧畢爾茲利、愛德華‧葛雷爵士、克森勳爵等，此外還有十餘位─在我所能找到這些眾人身後所留下的文件紀錄裡，竟然沒有一個曾留下紀錄表示認識拜克斯此人，連即使只是知道這個名字的記載都沒有。而至於拜克斯所宣稱有著親密私交的皇太后以及她宮臣們─他則是早在寫這回憶錄之前，就已經是如此這樣地宣稱了：最少可以回溯到西元一九二一年─那是一個我無法穿透探究的領域，我僅能提及，有幾位自稱對皇太后及宮廷有瞭解的作家們，很顯然並沒有將拜克斯與皇太后或是她的宮廷連結在一起。在這些回憶錄裡的主要事件都是啟始於西元一八九八年，當拜克斯初抵中國的這個時間點，而無論是他在這個時間點之前或者是之後的那些事物都一樣，都有著一種不可考的特性；因而無法將這些事物拿來同拜克斯的已知作為做比對，因為從他離開牛津大學開始，直到他首次在中國露面為人所知的這段期間裡，他的所作所為仍是一團謎。甚至直到目前，除了一些非正式的參考資料之外，唯一能提供從西元一八九五年到西元一九零八年之間，有關於他的所作所為的資訊來源，如果這也能算是資訊來源的話，就只有這些回憶錄了，它們也正就是我現在設法所要來做測試驗證的對象。

然而，當我一點一滴慢慢地去做求證時，其中無可避免的矛盾點便逐漸地開始浮現，於是我才得以心滿意足地去認定，這些回憶錄不僅僅是錯誤百出，細節染滿著想像的色彩，而且從頭至尾純粹都只是虛構的幻想─同時這些幻想還是經他那不凡的巧智所設計過的，環繞交錯在他記憶得分毫不差的真實事實與被他狡詐地扭曲以符合其情節需要的敘述之間。拜克斯似乎是以極致無比的細心及技巧來創作他的這些幻想，不但意圖避免讓它們與客觀的證據發生毀滅性的衝突，同時還要讓它們，姑且無論這作品的內容本身是如何地令人難以相信，但是乍看之下，竟都會受到客觀證據的正面支持。這些幻想絕不是隨機任意的幻覺異想，如同一個弱智者的呢喃夢語那般：若是對那些儘管充斥著荒謬怪誕色慾橫流的內文做番透視，會發現這其中卻有著高度理性的架構，並且是經過奸巧的刻意設計，不但要讓內容獲得連貫的一致性，經得起顯著事實的考驗，同時還要能對在他腦袋裡其他早先所曾做過但此時卻已有抵觸之虞的虛構事項來充當有利的佐證。

既然我對確定拜克斯回憶錄真正的性質（指虛幻不實）一事已感到滿意，所以當我在追尋一切有關拜克斯一生的資料並盡可能客觀地將它重建之際，自然而然地就不會採信回憶錄裡的任何敘述。我不能排除在這些回憶錄的內容裡，或許偶爾會脫軌地觸及到作者真實的一面的這項可能性，但是這些內容是絕對不能被相信的。現在他真正的經歷生平已經被充分地展示了出來，我不認為我還有必要去對這些回憶錄做任何仔細的檢驗，或是就「在內容極為詳盡而又最無法做查證的情況下，我是如何會認為它們完全是想像虛構的」這件事，來多加以解釋說明或是做出敘述。讀者將因拜克斯在先前過去的作為而傾向於，在開始就不採信他所揭露的那些沒有啟發性的故事，也懷疑怎會有人會認真地去看待這些敘述。所以對這些回憶錄，只需要做個非常簡單的摘要概述也就夠了，而且這麼做倒不是因為內容的本身，而是為了它們能對解釋兩個疑問帶來曙光：首先，是作者心理狀態的問題，再者，是他偽造這些文學作品的目的及所使用的方法，這個一直尚未能被解決的問題。

表面上，拜克斯的這兩部回憶錄是在講述他個人的經驗，先是從在歐洲開始，直到西元一八九八年。接著，從西元一八九八年到西元一九零八年，是在中國。在歐洲，他看似是個文人，一個唯美主義者，在西元一八八零年代至九零年代裡，他是英國和法國兩地當代所有最知名的詩人們及作家們的個人親密好友，同時也是時尚社會裡，世故老練並為皇室貴族階層所接納的一員。而在中國，他是位享有特殊待遇的觀察家，由於他語言的天分及富有同情心的舉止風範，而被引進了滿清皇室宮廷之中。但是這些對於文藝界的、社交圈的，誠摯有禮的生活情節描述，只不過是整個故事的外貌而已：而其內部主體，也是唯一的架構原則，並不是有關文學的或是社交的，而單純是性慾，這兩部回憶錄內容都執妄地縈繞在粗鄙荒誕的猥褻淫穢這個主題四周。拜克斯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到壓迫的同性戀受害者，對於原本在英國時，因受限於高壓的法律規定及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偽善風氣，只能冒著風險偷偷私下從事自己的嗜好，但卻在中國找到了肆意放縱的大好機會；在他年邁之際，一旦善良的荷普利為他解除了「某些外在的禁忌圍籬」之後，他顯然是從油腔滑調地詳細敘述這些墮落行為的每個細節裡，得到一種細膩微妙的淫蕩快感。無論這些回憶錄被號稱是文學或是歷史之作，事實上，這兩部回憶錄最好的命名應是「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的幻想性生活，一、在西元一八九零年代的文藝界及政治界二、在慈禧的宮廷裡」。

就如同那些生活遭到傳統所非議的人所常會做那般，他將自己的怪癖歸咎於被誤解的童年，他曾寫道，他的童年時期是「理想典型地不快樂」（ideally unhappy）。他憎惡自己的雙親，他曾兩度敘述在他母親葬禮時的情景，在西元一九零二年十月，（他這麼說）當站在墓旁以「十種不同的語言」咒罵他母親所留下「令人厭惡的回憶」時，讓他那剛喪偶成鰥夫的父親大吃一驚。當時他三十歲，根據他自己所述，已有八年沒有見過他母親；但是時間與別離並沒有讓他的憎恨稍減，他必需為在過去所承受過的痛苦來做報復。他在學校裡也不比在家時來得快樂到哪裡；因為他在九歲時就被送往阿斯科特就讀於聖喬治預校，他告訴我們，那只不過是另一個遭受折磨的場景罷了。那是個「古板知識份子的托兒所」，所教育出來的孩子都是「一本正經而勢利眼」：還好有威斯頓‧邱吉爾、莫瑞斯‧巴陵以及其他友人讓那段生活變得稍可忍受。校長訶伯特．史內-金納斯理是個「喜歡鞭撻學生，殘暴成性又超愛自吹自擂的暴君」，他並暗示說校長和有些學生有同性戀關係。然而，拜克斯說，在四年之後，藉由一位新任教師的到來，在阿斯科特的學校生活中所承受的恐懼感，在突然之間都得到了補償。他熱愛這位將自己的生活從孤立、庸俗裡贖回，對自己一生產生了最大影響的老師。這位於西元一八八六年二月到任，直到同年七月離去，在該校教授法文的新老師不是別人，正是法國詩人保羅．維荷蘭。

根據拜克斯所言，維荷蘭在阿斯科特的聖喬治預校一共待了六個月教授法文，後來因一件不幸的事而促成了他的離去。在西元一八八六年的七月十六日，「那真是個令人開心的日子」（albo lapillo notanda dies，拉丁文），校長在殘暴地鞭苔一個被人謹慎地說成是名叫班戴爾的男生時，突然因心臟病發而猝死，學校因而將課業結束提前放假。維荷蘭失蹤了，而拜克斯和他的同學對他們那個嗜虐成性的暴君進行了一場巧妙的報復：「他在彌留狀態時所身上所穿的整潔衣著刺激了我們幾個，於是在那個好心地將他置於棺木內的女傭友善的協助下，我們設法將那根被他打到斷了的教鞭塞進他的壽衣裡，就像埃及人將死者親密的物品拿給死者陪葬那般；就這樣樺木的教鞭和十字架（因為他是個地位崇高的英國牧師）便同處於他那可恥的墳墓裡。」

維荷蘭才一剛到阿斯科特的聖喬治預校，拜克斯說他自己立即便成為了他所寵信的朋友和門生。在獲得他父母的同意之下（這個說法似乎令人感到訝異），他陪伴著維荷蘭到巴黎去過復活節假期，因而在他年輕時期，便能有機會打入法國的文人圈裡。藉由維荷蘭，在那次或是後來的機會裡，他結識了當時法國大部分的作家，並成為其中部分人的「甘尼美得」（Ganymede，希臘神話裡侍神的俊美酒童）。他提到了瑪拉梅、巴瑞斯、維利耶、洛蒂、路易斯、夫予司蒙等人，在「已逝的過往」的初稿裡，他還提到了詩人瑞保（Rimbaud），但當荷普利向他指出這個說法在年代時間的排序上會有個無法克服的難處之後，他便熟巧地將這位詩人置換成一個名叫「瑞波」（Rimbot）的補鞋匠，後者的名字雖還是會造成一時的混淆，但還算能交代矇混得過去。同時，在溫徹斯特，拜克斯還發掘出那些他在後來的歲月裡（他說的）會肆意享受的嗜好。他待在當地的那六年期間是「一場放浪駭俗的嘉年華會」（他告訴我們）：他是「許多人所渴望的對象」並且「同至少三十個男孩們（或許更多），比他年長、比他年幼的都有」享受過「在肉體上的歡愉」─無可避免地，其中包括人稱「寶茲」（Bosie）的阿佛列‧道格拉斯勳爵（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的親密伴侶）。但是他承認他也從古典文學裡或多或少獲得了些樂趣，他仍片片斷斷記得些內容較為淫誨的章節；就這樣，憑藉著他對語言的天分，他得到了牛津大學的獎學金。

到了牛津大學（如果他所說的話能信的話），拜克斯立即和那些名聲顯赫的人士建立起了，不要說成是親密的，一種友好的關係。華特‧裴德（Walter Pater，英國美學藝評家）是「我的校外導師」而「我對他是完全地著迷」。他很快地便同裴德一起共進午餐，一起討論「同性戀」（Greek love）以及米開蘭基羅在那方面是否是主動、被動兼具；但是在發現自己器官的尺寸不足後，他拒絕了他這位導師所提出的令人訝異的提議。他才剛到此校沒幾天，他就接獲邀請去見首相威廉．葛拉斯棟（William Gladstone）先生，他才剛到校裡發表過一篇有關羅馬的，名為「中世紀的大學」的演講。拜克斯告訴我們，他同這位大人物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對話，首相表示很高興見到民權黨（whig）的英雄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的親人。拜克斯同時也取悅於維荷蘭，提供他方便之門讓他能同那些他在天主教堂裡看上的俊俏乖順的大學生一起咨意作樂。哈佛費爾（Haverfield）給予了他歡樂，喬維特（Jowett，英國文學家）則是教導了他，同時普西教會（Pusey House）的首任會長查理斯‧高爾（Charles Gore）也接納了他，帶著他學習研究宗教儀式，從在牛津大學裡的英國國教高派教會儀式，到在倫敦農莊街的耶穌教會所使用的羅馬天主教儀式兼而有之。在大學時期的同學裡，他僅提到麥司．比爾普和少數幾位。他常常待在倫敦，喜歡在那裡固定同麥克斯、奧斯卡．外爾德以及阿佛列‧道格拉斯幾個一起共進晚餐，而在巴黎，他則是和外爾德、道格拉斯以及演員哈利‧史丹佛享受著另一種不同的親密關係。他同時也是插畫藝術家歐柏立‧比亞茲萊和他一幫友人們的一個私密好友─沒錯，在他二十一歲時，他幫比亞茲萊編輯季刊「黃書」（Yellow Book），還為該刊寫了篇短文講述自己在希臘時的經歷，然而，他在該文被刊出前將自己的文稿抽回，以避免得罪他的一位東家法蘭克‧諾爾。同時，他也和比亞茲萊的友人兼老闆安德烈‧拉法羅維科浸淫於一種「絕對不會是柏拉圖式....的關係」，據說拉法羅維科「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到了此事」。

拜克斯在牛津求學那段時期的回憶，除了和沛德、麥司．比爾普的關係，同葛藍斯頓的聚會以及維荷蘭對他的探訪之外，內容似乎頗為貧乏。他在那些年裡的大部分活動都是在校外進行的。他曾經一度「投身沈溺於賽馬場，成為一個揮霍無度的賭客」，而險遭賭棍設局所坑殺，我們發現他也曾出現在蒙地卡羅的賭桌上。在倫敦，他曾向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詩人喬治‧莫爾（Edmund Gosse）和小說家喬瑟夫‧康納（George Moore）等人討教；他在杰明街的同性戀土耳其蒸汽浴室同他所有的這些老友碰面，其中包括那位「與他生活理論相違，全無視於人性」而總以中立旁觀者自居的亨利‧詹姆斯─他在巴黎同樣地也涉足類似的場所。甚至在「雅森尼爾俱樂部」（the Atheneum）裡，也可以看到他追隨著哲學家賀伯特‧史般塞的身影；在陪伴這些人的空檔，他就在內殿法律學院（Inner Temple，倫敦四大法律學院之一）裡吃晚餐，並獲得「崇高的法律學位」。

但最重要的是，他在大學肄業那幾年裡他曾出門去旅行，而他的行程也的確是很特別，他在休第一次的長假時去了希臘，我們發現他同好客的英國東家法蘭克‧諾爾住在希臘東部的埃維厄島（Euboea），他告訴我們說，諾爾當時仍籠罩在被說成涉入發生在西元一八七零年的迪列西謀殺案（Dilessi murders）的疑雲之中，在該案裡有一團無辜的遊客，大部分是英國人，在馬拉松古戰場被盜匪所擄獲，其中四人被劫持並勒索贖金而遭殺害。然後，我們聽到他同希臘國王和皇后在塔托伊（Tatoi）的皇家花園裡的宴席上，討論著這個年代久遠卻又敏感的陳舊主題。如果我們抗議說，到了西元一八九三年，希臘人早就忘了這件著名的事件的話，那我們應該要考量到，英國約克郡是當時受害者之一的佛德瑞‧維納（Frederick Vyner）的故鄉，在該郡北部的人們卻依然記得此事；而拜克斯對維納家族正是有著某種的依戀。在他接下來到加拿大度長假的途中，他卻因對舞台劇名伶愛倫．泰芮的明顯愛慕，而激起了亨利‧艾文（Henry Irving）的妒忌：我們可以回想起他對愛倫．泰芮也是有著這種類似的迷戀。

到了九月，他已經回到英國，和羅斯伯里勳爵（Lord Rosebery）同住於愛丁堡的達爾梅尼（Dalmeny）,與勳爵享受著「一種慵懶而纏綿並給予了雙方同等樂趣的魚水之歡」，因性愛刺激與談論政治的相互交錯，而使得樂趣倍增的這些愉悅體驗，是發生在「般布果城堡」（Barnbougle Castle，位於愛丁堡附近）旁的一間「與世隔絕的屋舍」，而交歡其間進行的步調都是由這位名人所控制的：如同拜克斯的說法，因為「我的讀者都會同意，當一個年輕人有幸能同一位首相（其實當時的羅斯伯里勳爵仍是外交大臣）共享肉體之歡時，任何有關「辦事方式」（modus operandi，拉丁文，同等英文mode of operation）的提議，應都是由後者來提出的」。此時，拜克斯將自己描述成是首相的地下私人秘書，並為他做些翻譯文件的工作。但是他仍有閒暇來勾搭法國的一位女演員「漂亮的歐德柔」（la belle Otero，法文），而讓另一位法國女演員莎菈‧波恩娜（Sarah Bernhart）為此而傷心不已....同時，他在某個未指明的時期裡（如同他向拿破崙三世的妻子尤金妮皇后所解釋的），「曾在西班牙做過廣泛地旅行（beaucoup de voyage en Espagne，法文）」，也曾在四十八種語言裡，研習過幾種在後來他能宣稱自己會的語言，包括日語在內。最終，於西元一八九五年，「在完成我於牛津大學的學業後（實際上，他從未完成），我前往日本去了。」

在西元一八九六年一月，他回到了英國，即時趕上同克森勳爵一起出面來做干預交涉，拯救了孫逸仙博士的性命，大家都知道當時他被計誘入中國駐倫敦的使館裡而受到拘禁：因為此時，拜克斯同時也是克森勳爵的地下私人秘書了。然後他又幾乎是即刻地動身出發離開倫敦，取道巴黎前往俄國去了。他告訴我們，在兩年前他為了替季刊「黃書」邀稿而曾經寫信給托爾斯泰（Tolstoy，俄國小說家），他拒絕了這項請求但是卻邀請這位素未謀面的英國青年到他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莊園作客，而此時正是兌現這張空白支票的時候到了。他說，他在俄國度過了該年的整個夏天，其中一個月是住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莊園，他很喜歡這位名人振奮人心的言談，同時他還給了拜克斯一封去晉見沙皇的介紹函─這點就令人頗感訝異，因為此時托爾斯泰正深受宮廷所痛恨厭惡，也被當時的社會所排擠並被逐出了教會。到了莫斯科，在烏斯賓斯基聖母升天大教堂（Uspenski Sobor）裡所舉行的尼古拉二世加儀式冕典禮當中，他是個「特許的賓客」，和皇后及她的母親一起閒話家常並相聊甚歡。（根據他後來的陳述）他還被冊封為俄國的男爵，而和羅巴諾夫親王（Prince Lobanoff）的侄子阿爾佑夏（Alyosha），兩人變得「很親密，異常地親密」，阿爾佑夏還教了他一些同性戀間新的淫樂技巧。在他回去之後─如果他寫的日期沒記錯─他出現在英國，去過松林飯店（The Pines）探訪了英國詩人斯溫伯恩（Swinburne），在隔年的春天，他人已到了巴黎，投靠在法蘭西喜劇院（Comedie Francaise，法文，法國國家劇院）的高先生（M. Got）門下學習戲劇，曾和莎菈‧波恩娜同台演出，波恩娜還將他介紹給了尤金妮皇后（Empress Eugenie），他和皇后有過一次賓主盡歡的談話─這是他在一年的時間裡所認識的第三位皇后。隨後他又離開，取道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稱伊斯坦堡）前往開羅（他在君士坦丁堡發覺到同太監交歡的樂趣，後來將此樂趣在中國發揚光大）。在開羅，他和很容易可以辨識得出來是誰的一位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公主，在兩人一夜激情裡所獲致的快感，更因這位公主誇說，他那非凡的本領與基奇納伯爵（Lord Kitchener，當時埃及軍隊中的英國指揮官）的冷感，兩者簡直是天壤之別的強烈對比，而讓他在聽了後更是倍感快活。因而在後來，拜克斯能拿這番真實的對照比較來逗弄基奇納伯爵（他之後還幫基奇納伯爵購買中國瓷器做為增添收藏品之用，在當時稱人具有此種「藝術氣質」是指對方為同性戀的明喻）。他說，這位名人聽了非但絲毫不以為意，還直率地承認了他那些特殊的癖好，並意有所指地說：「孩子，若沒有意願，就不會有結果的」（Where there's no will, my boy,there's no way.）。

同時，在西元一八九四年裡一個無法確定的日期，當他最後一次見到他所憎恨的母親時，他已經設法在約克郡住上一段長到足以讓他同一個合適的對象訂立婚約的期間，對方叫「陶芮絲」（Doris V.他將姓氏用縮寫的），是里彭侯爵的親戚。要指出那個縮寫的姓氏並不難：再一次，我們看到了他對維納家族（Vyner）的依戀。拜克斯矯情地問道，如果那場婚姻如期成功地舉行了，一切又會是如何呢？或許他會變得受人尊敬，並在約克郡定居下來成為一個地主鄉紳....或許吧；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最後的關頭，就在婚禮即將舉行的幾天前，當那些為婚禮而準備的豐盛禮品都已經陳列擺飾好了，對方那位謹慎精明的小姐卻改變了心意，嫁給了一個較傳統古板的鄰居。而她在度過蜜月回來之後，竟在一次戶外狩獵的活動裡，摔斷頸椎死掉了。那是在文章裡處理一個純粹是虛構想像的人物的一種手法罷了，此後，拜克斯再也沒想過婚姻這檔事。

拜克斯被那位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公主讚譽為「最有魅力者裡的雙性人」（un bimtalliste des plus seduisants，法文），那是發生在西元一八九七年秋天的事，該年十一月時，他已回到了英國，即時趕上見到垂死的插畫藝術家比亞茲萊最後一面。次年的春天，他離開英國經由東京抵達上海，而漫遊的歲月（Wanderjahre，德文）至此結束。而從此刻起，拜克斯是個中國的人物或是傳奇，「已逝的過往」真的成為過去了；我們也跟著進入了「滿州的沒落」裡所記載的那些更加奇特不凡的經歷之中。

「滿州的沒落」這部回憶錄恰如其份地以描述在一所名為「舒暢堂」（Shu Ch'un T'ung，音譯）的高級同性戀妓院（清代男妓院通稱為『相公堂』）裡的情景做為全文的開始，拜克斯告訴我們，這地方是由滿州的貴族所資助的。而他自己則是在西元一八九九年四月，經由皇室成員，同時也是主管涉外的總理衙門的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在他的的指引下見到此處的，奕劻本身就是此間的常客之一，而「他同性戀的性愛方式是『主動與被動』兼而有之的」。一旦有了開場白，拜克斯就開始迫不及待地將我們帶進這地方，鉅細靡遺地介紹起裡面的每一項活動及其精妙之處，這是一個眾讀者早在看完他的這整部回憶錄之前，就會感覺厭煩到受不了的主軸，幸好在接下來的下一個章節裡，我們得以有機會稍稍喘息透口氣，這是為這部回憶錄做鋪路來引導出整個故事的最主要的一個章節，其中交代了拜克斯在最初是如何引起了慈禧的注意。

我們此時身處於西元一九零二年，但是為了要對事情的整個來龍去脈有所瞭解，我們必須再回溯到更早於此時的兩年前，也就是回到西元一九零零年的夏天，義和團拳亂的那段期間。在那場暴動的過程裡，北京的外國使館區曾遭受到包圍，最終才為八國聯軍所解圍脫困，而宮廷皇室則是走避逃到西安去了。當時曾經一度，整個頤和園（Summer Palace）為俄國軍隊所佔領；後來俄國政府擺出了和解的姿態而將其軍隊撤離該處，由英國及義大利的部隊來接手看管。拜克斯說，肆意到處掠奪的行為隨即開始發生，於是他決定自願地來拯救這些宮廷的文物珍寶免於受到我們「虛偽的白種人文明」（coounterfeit Caucasian civilisation）的「汪達爾人作風（vandalism，故意破壞公物、文化、藝術的行為）」所侵害。因此，在一群「可信賴的滿州人」的協助之下，他成功地將「銅器、玉器、瓷器、象牙藝品、畫作、書法作品、景泰藍藝品、漆器、掛毯、地毯（大約總數是六百件）」，以及總數大約為兩萬五千冊的書籍─拜克斯對此類的陳述總是非常地精準而詳細─「通通搬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但絕不是我自己的家，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名字曝光，我知道我早就受到我那些口蜜腹劍表裡不一的同胞們根深蒂固的造謠毀謗性的懷疑。」十六個月後，也就是在西元一九零二年的一月，當朝廷遷回到北京城後，（拜克斯告訴我們）「為了能親自完整無瑕地將皇太后的資產歸還給宮廷」，他和手握大權的太監總管聯繫上了，當然這位太監總管就是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李蓮英。

拜克斯說，李蓮英對於一個「洋鬼子」（Foreign Devil）如此這般不尋常的正直深表高興，並回報說在拜克斯將這些珍寶送回紫禁城裡的宮殿入口處時，皇太后將會親自接見他。因而在西元一九零二年的五月，「一支由腳夫及挑夫所組成的長條隊伍，曲折蜿蜒地步行進入了紫禁城的東門」，李蓮英親自站在那裡迎接，他在依照拜克斯先前所列的清單盤點核對過每項物品，然後便漫無目的但很親善和氣地開始和拜克斯閒聊了起來。他們談到了義和團拳亂、國家機密以及景善；李蓮英還以皇太后的名義特別問道，維多利亞女王那忠心耿耿的僕人約翰‧布朗，他是否有被「斷絕了成家的機會」（cut off form the family）─譬如說，變成太監─像他自己一樣，如果沒有，為什麼不用呢？當然是需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國會應有義務要介入，來保衛皇家的血統純正無虞的。在此同時，慈禧正在清點她那些失而復得的珍寶，對於能拿回她最喜愛「刻註著於西元一四二零年所完成的一大塊雕工精美的玉石」尤其是深感欣喜，她於是準備接見這位歸還者並當面致謝。

如果這不凡的一幕，也就是一個單槍匹馬的正直人士，歸還了中國皇室的文物珍寶這件事─就正如同在拜克斯一生裡的許多其他的場景那般─不知怎麼地，在活於同代的眾人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拜克斯說）這是很容易解釋說得通的。皇太后幸運地選上了北京舉行春季賽事的那天來接見他，在當天，所有在北京的歐洲人都出城去了，「連那個愛包打聽又不講道義的倫敦泰晤士報通訊記者都沒有得到這個風聲，他將我視為敵人，根本就絲毫沒把我和這件事聯想在一起」。他說，只有日本人經營的「順天時報」曾提到此事，但並不是很正確精準；不過無論如何，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是絕對看不懂一份東方的新聞報紙的；因為這個「愛包打聽又不講道義的傢伙」所講的當然就是指莫瑞森醫師。在拜克斯的回憶錄裡，對於這位首先發難對景善日記的真實性提出質疑的人，只要提到他，拜克斯是沒有不表明對此人的厭惡憎恨的。

在這樣意外地收復了她帝國的寶藏之後，慈禧優雅和藹地會見了這位歸還者，而拜克斯在這位他一生裡所見到的第四位皇后面前，得到了她的致謝和獎賞。他被賜予了「尚書」的榮譽官銜、一品頂戴（『飾以寶石，而非珊瑚』─頂戴指冠上標明品秩的飾物，一品官頂珠用紅寶石，二品用珊瑚）、二等世襲貴族爵位、雙眼花翎（清代官帽後拖一束孔雀翎稱花翎，高級的翎上有圓斑並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眼多者為貴，只有親王或功勛卓著的大臣才被賞戴）、一套明顯是小於我身材尺寸而於春秋季節進朝時所穿的官服、黑貂長袍及黃袍馬掛、准予在紫禁城裡騎馬行走的特權（但我從未行使過此特權），還有一面長三吋寬兩吋的特製金牌，其上書有「皇太后特」（Huang Tai Hou T'e）幾個漢字（就是皇太后特准的意思），它讓我在任何時候都能前往皇太后可能會在的任何宮殿的大門，此外還有一柄重達二十八盎司的黃金如意、一套現存於歐洲的一所圖書館裡的精美書籍、一幅皇太后親手所作的畫─這幅畫應是被複製收錄進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當中─「還有一本葉赫那拉族氏家譜的手稿」─那是她所屬的滿州族氏。而這些獎賞在後來，又因拜克斯更進一步地提供的另一類型的種種服務而有所增加。皇太后這裡所封賜他的世襲貴族爵位，讓他成了滿州貴族裡的一位侯爵，而且還允許他回溯祖先三代追封以同樣的榮銜，這樣一來就可以彌補他那平民爵士的父親強納森始終沒能晉升成為英國貴族的遺憾了。

在他會見慈禧的過程裡，他告訴我們，他同這位心懷感激而慷慨大方的皇后做了些有趣的私人對話，而他對慈禧的性格所作的描述，在開始時所用的詞句，幾乎就是他寫給濮蘭德的信裡，轉述李蓮英回憶錄內容時所使用的那些詞句。此外還補充說慈禧尤其讓他想起了維多利亞女王時期那位知名的貴婦，慷慨的女慈善家，伯德特-庫茨女爵（Broness Burdett-Coutts）。慈禧還詳細地談論起才剛發生過沒多久的拳亂的問題，並輕率地對她的大臣們在那段期間裡的表現，喋喋不休地批判個沒停。她也主動告知他有關珍妃所遭遇到的真實情況，這位光緒皇帝寵愛的伴侶，在宮廷上下正準備要逃離時曾力勸皇帝留在北京，因而得罪了慈禧，同時她還對慈禧說了些不得體的重話，然而這也是珍妃最後一次來激怒她，慈禧可不想再同這位莽撞無禮的女孩打交道了：便叫人將她架起丟進一口井裡，然後命令那傷心欲絕以至神智不清的皇帝坐上一輛農家的馬車，將他載往西安。

所以至少景善在日記裡就是這樣記載的，如同拜克斯和濮蘭德所曾引述過的那般，儘管其他人對此情節的各種版本的說法，就沒有來得這麼地戲劇化。而此時，拜克斯卻回想起來，正是慈禧本人以更富戲劇化的言詞來證實，景善所陳述的版本才是正確無誤的。她描述了珍妃無禮的頂撞，「我聽她把話都給講完」，慈禧說，「然後我吩咐李蓮英同另外一個太監一起把給她架住並將她投入一口井裡，這樣可以用來警告那些吃了熊心豹子膽，敢想忘恩負義的奴才。我坐在車上等著，直到她的嘶叫聲停了下來後才離去，而侍從們隨即搬了塊大石板覆蓋在那口井上。」接著，在片刻的停歇之後，慈禧轉向拜克斯，然後對他說，「你身為一個外國人，你來告訴我，我所做的是對的，還是錯的？宮廷的家法規定，任何妃妾凡是有辱皇室先人的都得處死」。我說，「她是咎由自取啊，陛下您別無選擇」....「隨侍的太監們聽了我的回答後，臉上都露出如釋重擔的表情：李蓮英後來告訴我，他原本還擔心我會提出一些勸諫之言，而那些話，如他所言，對我會不好，而對他則會更糟」。

拜克斯說，這次的面晤是他和皇太后展開親密關係的一個里程碑，隔沒多久，他告訴我們，他被慈禧宮廷裡最具權勢的大臣所召見，而同他有了次同樣有趣的面會。此人在政治的操作上凌駕過皇帝和皇后：他就是曾經兼任直隸總督的大學士榮祿，他是「未來攝政王的岳父，也是目前滿州國現任的皇帝的祖父」。他告訴我們，他老早就對榮祿愛慕欽仰不已：「我早就將他理想化了，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景善日記裡對他的相關記載，而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得知如果不是有他，身在中國北方的所有外國人，早就遭到拳民屠殺殆盡了」。這的確正是當時為榮祿做正面宣傳的那批人，在拳亂過後不久，就開始散播的一個論調，而在景善日記裡，也是那麼適時恰巧地，有著同樣的記載可用以證明。

而榮祿在同拜克斯的談話裡，自己也證實了這個說法，沒錯，榮祿召見拜克斯的目的，很明顯地，似乎就是為了要告訴他，在義和團拳亂那段期間裡，宮廷裡所發生過的大小事情的實情真相。拜克斯在小心翼翼地打探到需要付給榮祿的那些侍從下人們當做「大門費」的正確金額數目後，便依約出發前往（這無可避免地，讓我們想起了他在那些面晤總統的虛構想像裡所宣稱的，每次要支付八十銀元的大門費），他抵達榮祿的宅第後卻發現他需要等待，這一切就是發生得那麼湊巧─因為大學士王文韶正在謁見榮祿，他就是那本足以景善日記匹敵，卻竟又有著與前者糾纏不清的重複內容的日記的作者；王文韶中午被留下在該處用膳，於是拜克斯被招待在主人的「內書房」裡用了頓可口的便餐，在那裡，他有機會可以對過去的情景加以神遊想像，並對掌握這個帝國權力的神秘之室裡的家具擺設讚嘆玩賞一番。天啟皇帝（明朝熹宗）的那個傾權一時的孌童（魏忠賢）不就是從這間房來掌控明朝帝國長達了六年之久，還讓那位糊塗昏庸的主子為自己建立了生祠來表彰自己的先知聖明嗎？榮祿才剛得到這間帝王的故居沒多久，但是其間的家具擺設已反映出他的審美觀以及在知性上的品味。在他的眾書籍中，大部分是歷史方面的，其中有「一本明朝印製的精美左傳，榮祿曾做過註釋於其上。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拜克斯說，「在榮祿死後，這部書會經由買賣的方式而落入我的手裡，現在它正置於伯德雷恩圖書館裡」。

用膳過後，榮祿才召見拜克斯，兩人於是展開對談。榮祿毫無拘束地回答了拜克斯所有的問題，並對自己在那段動盪時期裡的正確見解看法以及應受到讚賞的作為提供了充分的佐證，同時毫無顧忌地談及其他政客及朝廷官員所持的那些不是那麼正確合理的觀點。他也提到了景善，並對王文韶才剛告訴他的那本景善日記，本身的真實性與其內容之可信度表示予與肯定。曾託請人問候過拜克斯的王文韶，告訴了榮祿有關拜克斯是如何地發現了這本日記的經過，而自己又是如何地閱讀過它。如此一來，就可以對很多的疑問做出解釋了。在兩人會晤結束時，榮祿以一件很有趣的文物珍品致贈給拜克斯：那是由大學士劉綸所謄抄並以玉石鑲裱而成的一首詩，那首詩是乾隆皇帝所作的，拜克斯說，「它現在被置放於歐洲的一所圖書館裡」─的確沒錯，這是他捐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眾多收藏品裡的一件。就這方面而論，與那本一直無法找到的明朝印製並批有註記的左傳比起來，這件至少是來得真實得多。

如果榮祿還活著就好了！拜克斯悲嘆著，他會力阻袁世凱在西元一九零九年被罷黜解職的，因而或許就不會有發生在西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但是，唉，他在西元一九零四年死了（榮祿實際死於西元一九零三年），他的死讓皇太后在內心裡留下一個空缺，在某種程度上，這毫無疑問地，這正是為自己一生裡的下一個令人詫異的章節在鋪路做解釋。因為（拜克斯告訴我們）在同年的八月，他接到了李蓮英託人捎來的訊息，傳喚他前往頤和園，並要他在距離該處夠遠，不會有人起疑心的地方先行下車，再換坐上一頂遮得密不通風的抬轎進入宮中，「這樣才較不會引人注意」，對於這樣的作法是何用意，拜克斯自然是了然於心毫不懷疑。他坐在轎裡被抬著走，「沿著泥濘的鄉間小道走了八、九英里的路程後才抵達萬壽宮的官道」，有兩位太監早在那裡等著迎接，然後伴引著他徒步走完這趟路程裡，剩下的最後一段路，此時他覺得自己有如是科尼克斯馬克（Konigsmarck，瑞典人，曾是漢諾威王妃之情人）或是伯特金（Potemkin，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的情人）再世那般，此時他心裡唯一有所疑慮而感到擔心的，只是待會「自己的表現」罷了。「我在性愛這方面是否能勝任擔當，來滿足陛下她那充沛過人的慾望呢？」他會不會倒楣到「只能呈獻給老佛爺一只『銀樣臘鎗頭』（telum imbelle sine ictu，拉丁文，同等英文 a feeble weapon without a thrust），一挺『欲振乏力不也想作戰的武器』（a tool unwarlike & devoid of thrust），就像當年特洛伊城淪陷時，城裡的那位老國王普利安（Priam）在被皮洛士（Pyrrhus）殺害的當而，顫抖的手中所握著的那柄搖晃不已的劍那般呢？」

其實他的疑慮都是多餘的，雖然年已七十的皇太后陛下在次數上的須求過人，並且在方式上的要求也異於常人，但早已命人準備了美味的餐點、精巧的器具、藥效溫和的春藥，好讓她的伴侶能用來補充體能的損耗及強度的不足；而且在行為中間隙的片刻休息裡，他還能同她親密的談天說地，他們聊及維多利亞女王和她那位忠心的僕人約翰‧布朗（這是個皇太后老再三地圍繞著打轉的話題），女王的夫婿（Prince Consort）有著猶太人的血緣（這是個我的家族早就認定是如此的秘密），法國總統斐立斯‧佛黑（Felix Faure）去世時不幸的狀況（他於西元一八九九年與情婦瑪格麗特在辦公室偷情時中風而猝逝），英國禁止同性戀行為的法律，以及拜克斯和女王終身的好友約翰‧克拉克爵士之間親密的關係。

這正是所謂的「見微知著（Ex uno disce omnes，拉丁文，同等英文 From one learn all）」，就像這句拜克斯常喜歡引用的至理名言，雖然他卻常常不遵循自己所知的箴言。這本回憶錄其餘的部分，大體上都是由兩個主題交替編織而成，冗長無味又鉅細靡遺地反覆重述著這兩個主軸：一個是自己與太監們、職業男妓孌童及滿州富家公子哥兒們之間的同性戀關係，另一個則是順應皇太后的要求而所做過的事情。而在其中的某個時點上，這兩個主題卻又糾纏融合在一起。那是在一次與拜克斯的對話裡，慈禧對當時正流行的同性戀土耳其浴（hammam）表示感到有興趣，於是轉身向李蓮英說「我們回城裡之後，你一定要安排我在喬裝之後，能到那裡頭去瞧瞧：去看看你們這些風流放蕩的年輕人在那裡頭肆意作樂，將會讓我很開心的」。聖喻既出，當然是只有照辦了。的確是有一群青年們正忘情於聲色之中，當「一聲喝令『跪下～跪下！』從一段短階梯的底層傳來....」而出現的正是皇太后本人，「她頭上帶著頂風領（又稱風帽或觀音兜，帽扇至肩），身著黃袍馬掛及男褲，腳上穿著雙棉鞋來作為喬裝的打扮」。她隨即吩咐交代旁人，此間的性愛玩樂繼續進行無須停止，自己則同那些尚未開始忙於享樂的青年們，輕淺地揶揄玩笑了起來。一如往常，拜克斯以詳盡到令人厭惡的手法描述著此間遊戲情景，倒是對那些玩笑間的言談對話所做的描寫，讀起來卻還真是不錯。當皇太后離去後，「恭親王奕欣問我，我的女王是否也會隱姓埋名像這樣地來微服出訪一番呢？我回以各國的風俗習慣不同，像這樣的景致奇觀，雖然在倫敦和巴黎也都有，但是都受到了偽善的矯飾所隱瞞，用以避開公眾的耳目注意，雖然它們在淫慾的程度上也是毫不遜色的」。

拜克斯在總結自己的性經驗而計算相關的次數時，他推斷自己在北京有過「數百次（或許有上千次）的性經驗」，而同皇太后則做過一百五十到兩百次。然而對於這類的事情，我們無須去追究其正確性，也不需要被拜克斯那永不知累的反覆重述牽著鼻子走，我們儘管讀下去就是了，最後終因其內容僅涉及了陰謀及謀殺（不再談性與慾）而能得以稍稍鬆一口氣：「滿州的沒落」這部回憶錄裡的最後一章，主旨在談論光緒皇帝及皇太后的逝世，這也就是荷普利當初想出版的那個章節。我先前已經提過這個章節的部份，也為它做了結論，在這裡，我將再補充一點細節說明；因為這段故事顯示出了拜克斯所具有的歷史奇情小說之風格，讓人聯想到與他同時代裡的兩位廣受歡迎的小說作家史坦利‧威曼（Stanley Weyman）及安東尼‧霍普（Anthony Hope）。

根據拜克斯自己的說法，在西元一九零八年所發生的事情，那是一場可比擬西元一八九八年至一九零一年那段期間（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重大危機。因為當時朝廷裡的派系內訌嚴重，彼此爭奪著對傀儡皇帝的控制權，而這場爭鬥又因慈禧的健康每下愈況，使得實權核心呈現出真空狀態而變得更加劇烈。此時，在這齣戲的眾演員裡，卻又冒出了一個新的角色：因為拜克斯把自己也安插進了這個故事裡，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慈禧忠心耿耿的心腹知己。

這個故事是以這位心腹知己，有天得到了太監總管的緊急召喚來做為起頭。拜克斯於是顧不得自家那十個心知大事不妙的僕人們的一番焦躁不安的好意勸阻，大膽地動手穿戴上他的雙眼花翎、黃袍馬掛以及進朝所穿的官服等其他配件，同時還帶著那面能讓他進入紫禁城的特賜金牌，便隻身往紫禁城前去。進了宮中，他面見到「渾身珠光寶氣身上穿著那件大有名氣的珍珠外套」的皇太后，她向他述說了別人對她所進行的陰謀；大學士們當中掌有權勢的派系正密謀算計著，欲利用她最近身體不適的機會，伺機要終結她的攝政統治並讓光緒皇帝來重掌政權，而她自己將會遭到暗算或是被流放到熱河。但是皇太后說她仍未被擊敗，算命的預言說她還有好幾年可以活哩，並且她已有腹案要對此威脅橫予痛擊：她冷酷地補充道，「我不那種會放任讓雜草在我的腳下長的人，我打算要對這些叛徒來個先發制人。（而李蓮英是知道這個計謀的）因此我覺得自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來處置皇帝，因為藉著這麼做，我將可摘掉這些叛徒們所掌控的那個傀儡的頭像。之後呢，我會再回頭來好好地對付他們的」。但是當然，屆時皇帝的猝死將會看似是自然的死亡；而這也就是將會用得上拜克斯的地方：「我要的是，當你聽聞皇帝突然駕崩，馭龍升天了的時候，你將要滿懷悲戚地讓你的政府知道，他是自然死亡的」。一旦皇帝被處理掉了，接著她打算要廢掉自己先前已指定為皇帝接班人，那個幼兒浦儀，由更具有正當性，但在西元一八七五年時被遺漏掉的浦倫來取而代之....

拜克斯恭順地答應，將會把假的錯誤訊息傳達給那位他自稱有著直接聯繫的艾德華‧葛雷爵士。對於他被召喚入宮一事，皇太后接著給了他一個掩人耳目的說法，如果有人問起在此時刻他為何被召喚入宮，他就要說，這是為了要替皇太后傳遞一封親筆所寫的生日賀函給亞歷山大皇后（艾德華國王之妻），「是我希望由你來直接傳送，而不經由外交部遞送的」；而拜克斯告訴我們，他的確是有將該封賀函經由西伯利亞送回英國去；而在「十二月二日，皇后生日的當天」送達並被交到皇后的手裡，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拜克斯此時已是負責皇室之間書信往來的一個熟練的信差。在這些細節安排都講妥後，這緊張的氣氛就逐漸化解在談論及些較輕鬆話題的和藹閒聊之中，尤其是當談到英王艾德華七世與凱佩爾夫人（Mrs Keppel）之間的聯繫（兩人有私情）。

幾天之後，一切皆照著皇太后的計畫去執行，兩位太監前去伺候皇帝，身後跟了個帶著幾塊軟墊和絲繩的僕役，他們發現他正斜倚在炕上「翻閱著小說『金瓶梅』（不是什麼中國名著的小說）」，在行禮如儀地施過禮之後，便接著告訴他，皇太后已在皇位繼承上做出了新的安排，然後將絲繩套在他的脖子上緊緊催勒並以軟墊壓在他的臉上，將他慢慢地悶死。

當光緒的死訊傳到慈禧的耳裡時，她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謝天謝地，我覺得如獲重生」她說：「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並立即召集軍機大臣會議以便能進行下一步的計畫：來宣布新的皇位繼承人。最近才剛被採納做為正式接班人的幼兒浦儀將遭到廢黜，而已成年的浦倫將以恆慶皇帝之名即位。一切似乎都依照原計畫進行得很順利，沒有任何的異議。但是後來，袁世凱和陸軍部大臣鐵良請求私下晉見皇太后，說是要對國事提供他們卑微的個人看法淺見：

袁世凱見到慈禧後跪地叩拜了三次，鐵良也學著照做，「太后您壽增譽高、一生富貴，實宜深居頤和園裡韜光養晦安享餘年，不應再為國事之困頓紛擾而傷神煩心....我懇請太后，鐵良（此時也表同意地點著頭）和我在此一起祈求太后再頒道懿旨，宣佈您將永久地退位，並指派臣等二人擔任太師以輔佐新任皇上處理國政共治天下」。

老佛爺聽了大發雷霆怒不可遏，狂怒地大喊道，「你這個叛徒，不，你們這兩個叛徒，我待你們不薄，可謂是仁盡義至，而你們竟是這樣子來回報我的？我即刻摘掉你們的頂戴革你們的職，叫人把你們交送到刑部去公審，你們這般叛逆不法的行徑，惡貫滿盈，雖死千遍猶有餘辜。退下待旨去！」

這時，袁世凱突然從衣袍裡掏出了把六發填彈的左輪槍，在極短的距離裡朝太后的肚子連開了三槍，幾位宮廷御醫、內寢的女侍們以及太監們聽聞到槍響，都立刻衝了進來；但一切都已太遲了。在從嘴裡吐出幾句戲劇化的遺言後，躺在血泊裡的太后，「就在太監們及女侍們搶天呼地叫喊著，要她的魂魄千萬別離開身體的哀嚎聲中斷了氣」。她才剛斷了氣，軍機大臣們便即刻聚頭商議，將太后最後的飭令做了完全相反的更動，重新將幼兒浦儀送上了因光緒猝死而遺留空缺下來的皇位。在他們的反擊成功之後，軍機大臣們便宣稱這兩人都是自然死亡的；拜克斯一方面是因對太后的效忠，另一方面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因而對他們的說法做了背書；而「一如往常，對於事件實際狀況常是樂得不聞不問」的歐洲各國使館，則是從沒知道過此事的真相。

這就是拜克斯依據一手訊息所描述的，有關發生於西元一九零八年十一月的兩位皇室領導人死亡的真實故事：光緒之死是聽當初被指派去執行此事的太監說的；而太后之死則是聽當時在場目擊了經過的太監們所陳述的。而我無法接受這個既戲劇化又描述細膩的故事的唯一原因─除了是為了能讓荷普利醫師安息（pace Dr Hoeppli，此處pace為拉丁文，同等英文 in peace），以及這故事違反了證據及可能性（慈禧偏愛年幼的浦儀繼承皇位以便能繼續攝政，所以絕不會是成年的浦倫）兩者之外，─還有就是，根本就找不到絲毫的理由，來相信這篇故事裡的任何一個字。

在描述過這場高潮迭起卻曳然而止的悲劇，同時也終止了他在皇室宮廷裡扮演著一位貴賓的這段個人歷史之後，拜克斯的這部回憶錄以對整體的回顧來做為結束，其中包括在二十年後，皇陵所遭到的褻瀆受辱來做為收場白。在西元一九二八年，盜墓者侵入了位於北京西郊的清代皇陵，而三位歷代的皇帝─康熙、咸豐、同治以及慈禧本人之陪葬飾品皆被一盜而空，而遺體則是被隨意棄置，任由野狗來毀壞撕咬。拜克斯告訴我們，他在事發過後沒多久，便立刻前往那令人悲戚的現場察看，所以才能以最感傷的語調，來記錄下這筆盜賊加諸於他所尊敬的情婦的最後一次羞辱。這個主題，他早在與丹比女士共進晚餐的餐桌上就曾做過詳述，而今對這個陳年的親密關係所揭露出的嶄新情節，是讓這故事平添了幾分哀怨可憫的氣氛，但是，可惜啊，這些終究還是捏造虛構的。

第十四章回憶錄之二 The Memoirs─Two 6/21/08 3:48:37 pm

第十四章回憶錄之二 The Memoirs─Two

我這樣粗率大略地概述了拜克斯所寫的兩部回憶錄，還真深怕對它們是不公平的。然而在拿掉他所寫來用以佐證的那些詳情細節，排除去他那神韻十足活靈活現的生動寫作手法，以及為了讓文章看似是真實的體驗，而所寫下的那些娛樂性頗高的對話片段之後，這兩部回憶錄所能剩下的，只有堆積如山的「似不可能」，而那些有如瀑布傾落而下的皇冠及貴族配戴的小頂冠（coronets，此指回憶錄裡所曾出現過的顯貴人物）更是多到荒謬不合理的地步。因此，讓我們別管人們是否曾相信過這些事情，甚至是他自己是否曾相信過（如果他真的信有其事），先不要以一種吹毛求疵地態度，像是要去斷定它們的真實性或是道德性，而以一種醫學臨床時的那種善意友好的心情，不是要去探究其中的真偽，而是要去找尋一個對於解釋何以他會寫下這兩部回憶錄，或是對於進一步解答更多的問題，能有幫助或是可能有幫助的，這樣的一個心理模式。

在這其中，最主要的模式已是相當的明顯了。拜克斯和一連串的人物，分別發展出一系列的社交關係或性愛關係─也更像是兩者兼而有之。而這些人物若不是在社會上地位顯赫的，就是在文學造詣上享有著盛名。這些關係幾乎可以確定都是經由他的想像所捏造出來的，但是皆被刻意地構築進了一個他曾投注心力研究過的歷史架框裡，他費煞苦心巧妙地藉由對每個場景所做出的詳盡描述，組成了有如真實般的歷史，來讓這些關係能從中獲得演繹。最後還有一點，拜克斯在每個案例裡，總會把自己同一個喊得出名字的人物來做連結並取而代之。讓我們舉幾個特殊的例子，就可以很容易看出這點。依年代排序，這些案例分別是法國詩人維荷蘭、英國首相羅斯伯里勳爵以及慈禧太后。

拜克斯同維荷蘭之間的虛假關係，這是關於他早年的生活及同文人圈眾人情誼，那段傳奇故事及風流韻事裡的主要核心，他費了很大的勁來確保他對這段關係所做出的敘述，若以當時對事實已知的理解來做依據的話，是無人能加以來反駁否認的。然而很不幸地，在這個案例裡，他的精心巧思顯然是枉然白費了。因為後人對歷史所做的研究，填補了維荷蘭一生裡，那些原本是無人知道的空白歷史片段。而拜克斯所撰述的這段與維荷蘭之間的故事也因而跟著崩潰瓦解，隨之而來的，在這部回憶錄裡，他所費心虛構有關描述文人的這部份雄偉構築，也跟著被前者的瓦解所拖垮了，這段故事經以邏輯性來推演的結果，竟是沒有一項事物能得以倖免。也只能說是我們的運氣不好，在他所虛構有關羅斯伯里勳爵以及慈禧太后的那兩個個案裡，我們就沒能有像這樣直接確切的反證，拿來做為反駁的證據之用，但是後面的這二段故事，也會潰散在因維荷蘭這個案例的突然崩解而所導致的全面性毀滅裡。

當拜克斯撰寫他和維荷蘭的關係時─很明顯地，他手邊握有維荷蘭友人艾德蒙‧勒貝樂介（Edmond Lepelletier）所著作的維荷蘭生平傳記─因他在註明內文的出處時，曾明白引用該書的頁數。而勒貝樂介在該傳記裡，對維荷蘭的生活所做描述當中，從西元一八八六年二月十日，當他在其母親逝世後從巴黎寫了封信的那時開始，至西元一八八六年七月，當他住進巴黎的德濃醫院為止，這段期間是空白完全沒有記述的。拜克斯知道維荷蘭之前曾數度在英國的私立學校短期任教傳授法文，而且他也知道其中有一次，維荷蘭還曾帶了個年輕的門生路席安‧樂迪奴阿（Lucien Letinois）一同前往。而拜克斯所做的事，就是偷機取巧地利用這本傳記裡留白的那段空檔，在前述兩個日期之間的時段，將維荷蘭帶到了另一所英國的學校─他自己的學校，並以自己來取代樂迪奴阿的位置。這整個佈局安排是非常地奸詐巧妙的，在絕不與勒貝樂的那傳記裡已知的日期產生矛盾衝突的情況下，他在這當中安插進了同時期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同時對可預期得到的不協調與矛盾之處，都加以防範避免了。他的故事就技術上而言應是無懈可擊的，要不是後來維荷蘭生平裡那段空白的期間，在經由真實的資料來源所填補後，顯示出維荷蘭在那段期間裡,他的人一直都待在巴黎當地，根本不曾離開過。

完全一樣的過程，也可以在羅斯伯里勳爵的個案裡被發現，在這個案例裡，當時的外在局勢是非常清晰的，而拜克斯對此也有非常深切地理解。西元一八九零年代是個同性戀在某些特定的文人圈裡頗為盛行的年代，而對同性戀的批判，在當時的輿論界也是同樣地蔚為風尚。發生在西元一八九五年對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的那場審判，將此種對立的緊張推向了最高點。而在深受這類輿論所評擊或暗諷的人士當中，有位正是羅斯伯里勳爵。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末期那些正直可敬的中產階級，反正就是看不慣他那尊貴的華麗生活方式、喜好隱密享樂的癖好以及對賽馬的喜愛。有關他私生活的負面質疑早在私下廣為流傳著，而這些懷疑似乎也因他對自己私生活的那種嚴密的保護而獲得到應證。據說他在那不勒斯（Naples，義大利南部港市）的私人別墅裡，會更放得開地來享受沈溺於他的個人癖好裡，但該處距離民風較傳統的卡布里島似乎也太近了些（當地的作家常會撰述有關勳爵在該地活動細節）。人稱「瘋狂侯爵」的昆司伯里（Queensberry）是當時能很敏銳地察覺到他人是否有同性戀癖好的人之一，他的小兒子阿佛列‧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勳爵，在他眼裡就顯得跟奧斯卡‧外爾德走得太近了。昆司伯里的長子壯藍瑞格（Drumlanrig）勳爵是羅斯伯里勳爵的私人秘書，而羅斯伯里勳爵幫他爭取到晉升成為大英帝國的貴族，封號為柯爾海德勳爵（Lord Kelhead）。這是政治上的一個權宜之計，因為這樣才能讓壯藍瑞格跟著他那擔任部長的老闆一起進出上議院。昆司伯里在長子被正式冊封成為大英帝國貴族之前，原本是同意此事的，打從開始就表示贊成；但是後來想到自己兒子將可坐進上議院，而自己卻仍僅是個沒有資格坐在那裡的蘇格蘭貴族（蘇格蘭的世襲貴族僅能選出十六個上議院的席次，任期至次屆選舉為止），這個想法深深地激怒了他，從這時起他就開始仇視羅斯伯里，老寫些充滿敵意的信函去冒犯他，同時也寫信向女皇及首相葛萊史東（Gladstone）去訴說他的不是，然而女皇與首相並不加以理會。後來在西元一八九四年十月，壯藍瑞格於參加在英國西南部梭蒙謝德（Somerset）的一次戶外打獵，在爬越柵欄的梯磴時，被自己的獵槍所擊斃。當時的狀況頗啟人疑竇，而據說壯藍瑞格是為了要阻止一樁醜聞被曝光才會選擇如此來自盡的。因而這件醜聞被散播擴大到致使羅斯伯里感到困窘的地步，有人暗指昆司伯里對於羅斯伯里的怨憤，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兒子被冊封的關係，而是因為羅斯伯里對他的長子有著「不良的影響」。

這事件其中是否有任何的真實性，其實是很難發掘求證的。或許壯藍瑞格的死並不是件意外事件，壯藍瑞格的姪子，第十一代侯爵，當然相信他的伯父是為了防止一件醜聞被揭露而自殺身亡的─而這個說法，他應該是聽他父親說的。此外，當時也有些事情經由旁敲側擊可以支持這個說法。但就算這個看法是真實而正確的，但也沒必要就將羅斯伯里給拖下水。羅斯伯里自身將昆司伯里寫給他的那些信件當做笑話看待，同時由他對昆司伯里的言行所做出的反應看來，他並不畏懼那位瘋狂侯爵所能做出的最壞狀況。最後一個為羅斯伯里寫生平傳記的作家羅伯‧羅司‧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先生，在看過所有的相關文件資料後，認定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構成絲毫的懷疑，故對此事不與置評。

這些事情在當時不過是旁枝末節的瑣事：是屬於流言蜚語小道傳聞那一類的瑣事，稱不上是事實；而拜克斯卻在這些不是真實的瑣事上構築他自己的故事。他編造了一些有關壯藍瑞格的詳細狀況，再搬借挪用了外爾德事件裡的一些細節，然後加入地名和人名，讓他的整個故事看起來精確而協調。其中的每個環節都做了非常精巧而適當的安排，他讓自己先牽扯上壯藍瑞格，把兩人都說成是羅斯伯里的秘書和所謂的「甘尼美得」（Ganymede，希臘神話裡侍神的俊美酒童），然後自豪地把自己放進故事的核心，以慢動作般的細膩來述說，自己在西元一八九三年的九月，是如何陪同首相在「般布果城堡」旁的「達梅尼宅第」（Dalmeny House）的庭院裡共渡良宵....對於那些因還不瞭解拜克斯的個性故尚未具有免疫力的讀者而言，這個故事，就如同他的其他許多故事那樣，依舊是看似詳盡到不可能會是假的。所有的細節都是那麼莊重地陳述著，謹慎地以文字記載著，他顯然是對於羅斯伯里的宅第、他的圖書室、他的政治伙伴、他的嗜好、他的性格、他的失眠症以及他的私人癖好，有著瞭若指掌的精確瞭解，而這似乎也就是故事本身的真實性的一個證明。然而，這只不過是維荷蘭案例的另一個翻版罷了，但做了些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拉丁文，同等英文with the necessary changes）就是了。

最後談到慈禧，雖然據說皇太后對維多利亞女王曾極感興趣並表示過欽慕之意，但是這兩位長壽的女皇的道德觀是非常迥然不同的。拜克斯毫對慈禧的宮廷裡的情況無疑是知道得很多，而且他對中國境內那些敢說敢言肆無忌憚的評論家們對宮廷所做的批評，當然也是有所瞭解。濮蘭德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剛出版沒多久後，在寫給史帝的一封信裡，曾概述過那些人的公開批評，濮蘭德寫道，「他們堅稱她在太監們的協助下，曾將儒生及青年們引進宮裡（那是在第一次攝政的時期裡）；但是這項指控並無法獲得證實」。皇太后的第一次攝政是從西元一八六一年至西元一八七三年；如果在她仍年輕的當時，真有其事發生過的話，那麼在她第三度攝政的時候，雖然此時她已年衰，但為什麼就不應該會發生呢？就像維荷蘭在英國私校的執教，或是羅斯伯里被人說成和壯藍瑞格之間所曾有過的戀情，這每一個劇本皆是可以由一個不同的新演員來重新做詮釋的；而這位新演員呢，當然不論在那個劇本裡，出現的都會是同一個人。

然而，對拜克斯而言，以他對顯赫達貴的特有偏好，要他拿自己來取代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儒生，那絕對是不夠的，他必須找尋一位不凡的人物，要能藉由此人來凸顯自己，進而從中獲致一種奇特的滿足。在維荷蘭的個案裡，他所找的是那個他僅能從書上讀到的「俊美少年」路席安‧樂迪奴阿。在羅斯伯里的個案裡，他找的是壯藍瑞格，因為他對壯藍瑞格有一種他所謂的「油然而生的同情」（拜克斯假裝自己是在羅斯伯里的客廳認識他的）。而在慈禧的個案裡呢，他很顯然地是把自己同榮祿做了連結，那個太后最信任的大臣，同時也是她終身的情人─拜克斯相信是如此。當他第一次進宮對皇太后提供服務時，他覺得「非常地不自在」，他這樣說，「好像每一雙眼經都盯著自己在看，太監們和宮女們當然都會臆測我入宮夜訪的目的：事實上，我曾聽一個很漂亮的滿州女孩說，『喏，那個就是外國榮祿囉』」。拜克斯在回憶錄裡告訴我們，他將榮祿理想化了；他早已藉由那本他老是拿來當作證據的景善日記裡所顯現的權威性記載，將榮祿塑造成「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裡的英雄人物。

如此這般，就是一個會經常反覆出現的模式。一旦我們認得這個手法，我們在這個模式再度出現的時候，就能夠非常輕易地將它分辨出來。拜克斯也不僅限於和那些他或許認識，或者根本只是假裝認識的人來做連結，他同時還將自己和過去歷史中的人物做了連結。時間和空間的界線束縛都早已被他所解除了，他取材於法國作家聖西蒙（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所撰寫的回憶錄，義大利著名的騙子卡格力歐司楚（Alessandro Cagliostro）的詐欺騙術，以及各個時代裡及各個地方的「宮廷密辛」（chroniques scandaleuses，法文）將它們融合在一起，構成一部令人難以置信的自傳。而這部以想像力所虛構出來，絞盡腦汁小心翼翼所構築而成的自傳，搞不好連拜克斯自己都信以為真。正因為信以為真，所以他才能以堅定不疑的信念，理直氣壯地來敘述他自己的故事，同時也能讓荷普利經由與他的對話而確信，是他讓那些「過去在歷史上他所認識的人物」獲得徐徐如生的重現。在荷普利的眼裡，這位手部有如女性般的纖美、聲音磁性誘人、想像力豐富而外貌長相不凡的老者，是個「英國的貴族，他同法國詩人維荷蘭、瑪拉魅、插畫藝術家比亞茲萊、美學藝評家裴德以及編劇作家外爾德等人都有親密的私交，更別提他和慈禧及對她的宮廷也有多熟」。

在這個拜克斯所寫的自傳的夢幻世界裡，有兩個反覆出現的特性值得我們來注意。其中之一就是，事實和虛幻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其故事絢爛奪目的主軸核心，非常明顯地，是件蓄意編造出來的藝術品，但是夢幻的織網究竟會在何處觸及代表著事實真相的堅硬荊棘呢？透過拜克斯式寫作所特有的昏暗朦朧微光，想分辨出到底是織網的細絲，還是荊棘的刺端，恐怕並不是那麼容易。在某些特定的時點，藉由外界所投射的光束，我們尚能做到這點，但若沒有外界所給予的指引，我們是永遠無法確定這其中的真偽的。我們知道虛構在某個時點上會和真實相結合；但我們的肉眼卻看不見這個接和點。

因此拜克斯對自己在阿斯科特求學的那段學校生活的記述，往往是很精確詳盡的，他對校長及他部分的癖好所做的那些描述，已從別人的回憶錄裡得到應證。他對那些為探究自然界歷史所曾做過的跋涉歷險、早期尚未發展成熟的電力照明、刻板的保王黨主義以及學校嚴厲的紀律所做的相關陳述，也都有可靠的目擊者來替它們背書。但是有關校長逝世的這部分呢？校長在學期中因心臟病發而猝逝是事實；但是其他的部分─將樺木教鞭置入棺木裡─這段就是虛構的了。我們可以證明這些是想像的，因為他並非死於拜克斯腦海裡所深刻銘記的那個日子─西元一八八六年七月十六日，而是在四個月後的十一月一日；他也不是在阿斯科特鞭打那個名叫班戴爾的男老師的時候過世的，而是死於伯明漢（Birmingham）的摩爾葛林（More Green）一地；而且在當時，拜克斯也不在阿斯科特：他早已離開該校，人在溫徹斯特了。在這時點，我們可以分辨是真實的或是虛構的，因為實情真相有著公開的紀錄可憑藉對照。但在拜克斯的私生活裡，卻沒有類似的外部參考資料可供查證之用，因而當我們絲毫無法單憑他所做的敘述來相信任何事情之時，我們也不能篤定地認為他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就應不是真的。既然他那麼喜愛不時地引用外語─他的座右銘或許該是赫西歐德（Hesiod，希臘詩人）所說的：

我們知道該如何撒謊，讓謊言就如同真實的那般
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也知道要道出原本的真相

第二個會反覆出現的特性還蠻有趣的，就是他會將歷史上或文學上的情節或文句加以串改再據為己用。這是他的一個會頻頻出現的特有癖好，像是法國凱薩琳皇后及亨利三世在宮廷裡的情景，或是羅馬共和末代衰亡時期的陰謀事件，都成為了他在撰寫滿州帝國時內容裡的文句措辭或描述；所以慈禧太后在臨終前嘴裡竟會說出凱薩琳王后（英王亨利八世之妻）的遺言。這個癖好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同樣的這個怪癖，也被樂威頌在景善日記裡所發覺，在記述義和團拳亂的那個段落裡，他發現榮祿竟會重述著法國主教塔里蘭在評論有關拿破崙謀害翁格易恩公爵（Duc d'Enghien，法文）時所說過的話。

這些描述得非常詳盡的伎倆把戲，它們本身或許具有某種意義，但在這兩部回憶錄裡，從頭到尾它們都只是依附在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主題上：拜克斯對性的執著迷戀。我們察覺到，這份迷戀是在他一生裡的較晚期才出現的。而就我們所看到的，它是在拜克斯自身幻想的最末階段才被加入的；要不然，至少在他早年的時期裡，它是完全被壓抑住了。這份迷戀產生出現的過程，有部分的脈絡曾顯現於西元一九三零年代，在他所寫給濮蘭德信裡，他在那些信裡提及有關李蓮英及景善兩人的日記。

在西元一九三三年一月，拜克斯曾告訴濮蘭德，提到回憶錄這個話題呢，他自己也「曾擁有過一個有趣的生活，雖是以一種很隱密的方式，居於幕後的」；這個難以理解有如謎般的說法正是暗示著，在當時他已動手正在杜撰或是幻想著一部虛構的自傳，就如同回溯到西元一九零九年，他早就拿來欺瞞他的生意伙伴們時所用的那種華特‧米提（美國作家James Thurber筆下的一位有嚴重幻想症的虛構人物）式的表達方式。毫無疑問地，這是一個結合了在文藝界、在上流社會以及在紫禁城，以這三個場景融合虛構而成的浪漫歷險故事，畢竟自從他在西元一八九九年，捏造或偽造了讓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羅伯．赫德爵士印象深刻的那些由名人所寫的推薦函之後，他就老是裝成熟識那些達貴顯要。幾年之後，在西元一九三七年八月，當維齊首次拜訪拜克斯時，他就對維齊細述過這部他自己才剛剛捏造出來的回憶錄當中的一段情節，憶起了自己是曾經如何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莊園探訪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在同年的十月，他又告訴濮蘭德有關他與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及他那夥友人之間的情誼，但甚至在當時，他仍宣稱對他們的那些「墮落的不正當嗜好」一無所知，而任何將他說成同他們一樣的暗示，皆是「最不真實的說法」。由此觀之，那些足以構成這兩部以幻想虛構而來的回憶錄所需之成分內容，此時在他的腦海裡無疑早已形成，雖然負責將這些零散的片段協調地串起來，並給予它們一個駭人的執妄風貌的那個性幻想，在這時尚未發揮它的功用。

毫無疑問地，拜克斯至少打從心裡面（in pectore，拉丁文，同等英文in the heart）是贊同這些癖好的。他曾就西元一八九零年代裡，在文藝界所流行的同性戀圈內的情形，盡其所知地做出過詳細的描述。即使這僅是柏拉圖式純精神上的，至少也是他自身喜好的一項證明。但是沒有人曾指控他的生活不檢點，莫瑞森是說過他曾涉及奧斯卡．外爾德的醜聞沒錯，但是莫瑞森的消息來源是輾轉了三手聽來的，而我們唯一所握有的證據，也只是他在牛津的那位友人麥司．比爾普所說的，當時拜克斯正為外爾德的訴訟官司在募款罷了。而從我們對拜克斯經濟活動情況的理解來看，我們或許可以懷疑這些募得的錢─就如同為印刷他自己的字典所募集的款項那般─也可能不會依照原來募款的目地去使用。後來在北京，大家都說他的生活是無可責難非議的，或許真的是這樣子。而在他回憶錄裡所描述的那些粗魯的行徑，以及所呈現出來的荒誕怪異的自我表現，似乎並不代表著，那就是他對自己在真實世界裡的縱欲生活，所做的一種誇大之言詞，反倒像是，他在經過長期的壓抑後，所做的一種解放抒發，就像一個飢渴難忍的人所產生的海市蜃樓。諸如此類的虛幻空想，無疑是在一種缺乏社交的遁世生活所導致的空虛裡，茂密地繁延拓展著。自從我讀了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所寫的回憶錄之後，自己覺得對基督教沙漠修士（desert fathers）所擁有的那些駭人的幻想，以及對基督教禁慾修道創始者聖安東尼昆在身處荒野時所產生的那些綺麗的虛幻誘惑，都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拜克斯直到了他的晚年，在他內心的那些長期的壓抑才得以減弱，而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所遵循的傳統也已逐漸消失，所以當荷普利醫師（人們說他有著同樣的嗜好）以化解式的精神心理療法來開導他時，在他內心裡壓抑深積的那些幻想才會被釋放出來，充斥在他長年以來對高尚而隱密的社交圈及文人圈所具有的那些不實的想像裡面，繼而大放異彩。

然而，即使在最不可靠的虛幻空想裡，也有著其內在的合理性。把注意力從拜克斯回憶錄裡那很明顯是淫穢猥褻的內容，轉移到其中所精心巧妙地隱藏著的目的，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們可以略過他所捏造的那個有關自己是如何獲得了那些有名的書籍收藏和手卷，並因而可藉使自己對參與了在北京的那場公開掠奪一事應予免責的那段荒謬的故事。我們並不確切知道他是如何獲得那些珍寶的─是不是在義和拳亂期間，藉由掠奪所獲得的？因為我們明確知道他曾因此被逮捕過，而他自己也宣稱過，他奪佔了景善的日記以及許多珍貴的書籍和文件。還是這些收藏品都是在事過境遷之後才購得的？是在西元一九一一年的那場革命之後所伴隨而來的，那些對掠奪品賤價拍賣出售的場合裡所購得的。這個問題並不重要，較有趣的是，拜克斯在回憶錄裡狡猾奸詐地所設下的機關，試圖藉此來加強他那件最成功的偽造作品─景善日記本身虛假的真實性，並暗中地來破壞對這本日記所曾提出的某些特定批評。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絕不是在潛意識壓力下，隨機所產生的漫無目的之幻想，而是由一個力求精確完美而且是才智非凡出眾的人，在確切知道其目的並刻意地選擇其方式的情況下，所做出來的成果。

因此，在他的回憶錄裡，拜克斯曾描述過自己在西元一九零二年，同榮祿及李蓮英所分別做過的一番由他捏造出來的對話。在這兩段的對話裡，他告訴我們，話題都落在那本他聲稱當時已握有達兩年之久的日記的原始主人景善的身上，縱使他從無法解釋，為何在接下來的七年裡，他不曾向任何人提起過這本日記。拜克斯曾分別向榮祿及李蓮英─如同他告訴我們的─偶然不經意地問起了相同的一個問題：景善到底是聾到了什麼程度呢？他真的能聽到並聽懂別人的談話嗎？他告訴我們，兩人都給了同樣的回答：景善只是有點耳背，「他的耳聾大部分都是因政治因素考量而裝出來的」，景善藉此以求明哲保身避免涉入：「每每當他被問及尷尬敏感問題之時，他總是裝聾而故做不聞」。一個不曾費心去研讀該回憶錄的讀者，或許會對為何要將景善耳聾的這個主題，在這些談話裡這麼刻意地去再三強調而感到困惑不解，這個答案其實是很簡單的。樂威頌在他對景善日記所做的批判裡曾經表示，對於很顯然是耳朵全聾的景善，何以能在他的日記裡記錄下他人如此詳盡的對話內容，感到納悶不解。因而拜克斯才會在西元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將早已成為孤鬼遊魂的榮祿和李蓮英給召喚了回來，讓他們重回到西元一九零二年的時點去做個先發制人的說法，以回堵住樂威頌在西元一九三七年所提出來的異議疑點。

在這個相同的話題裡，根據拜克斯所言，榮祿曾附帶地對景善所知的那些事物的可信度表示同意讚許，他解釋說，「景善這個人有同他人閒聊的習性，凡事他都想知道其中的內情，年邁的王文韶曾提供了他不少消息，事實上他還不止一次把自己的日誌借給景善來謄抄」。最後的這個陳述多麼漂亮地就破解了樂威頌最具殺傷力的發現─那個曾讓濮蘭德震驚不以的發現─說景善日記是依據其他的文檔書類，尤其是王文韶所公開發行的日誌，所構築而成的！以這樣的手法，拿虛構來支持想像，以捏造來支持偽造，於是這整棟毫無根基的大廈，在沒有被碰觸之前，似乎是合情合理而緊密地連貫著，不需藉助任何外力就能獨自矗立著。而這個最終的說法，應該也是取代了拜克斯他自己在西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私下寫信給濮蘭德時，所給的那個版本，換句話說也就是：是王文韶「因為有需要去查證日期的緣故」而向景善借了他的日記。

但是拜克斯在他的回憶錄裡，不會就僅僅是捏造些對話而已：他還會編造出整套的故事來讓他在當時和在過去時間裡的那些虛構造假變得有憑有據。為了讓自身在中國的那番經歷以及同宮廷裡的親密私交這段故事能有所憑據並能獲得證實，他訴諸於兩種特定的資料源頭。第一種是他自己的紀錄，他向我們保證說「我保存著與皇太后及其一干人等之間秘密往來的極其詳盡之記錄，也保留著太后所親筆寫給我的手諭和便箋」，但是何其不幸，他所有的私人物品文件在西元一九三九年，全都被他自己那些「不忠不義的僕役們」所銷毀了，「以致於我大量的藏書以及手卷全都化為烏有」！因此要知道詳情內容，我們所僅有的，就只能靠他所記載的那些回憶錄了。而現在，我們或也已開始對此感到有所疑慮。幸虧第二種可供佐證的資料來源，依據拜克斯所言，仍然存在並可得到，而且也來得較為客觀，因為這又是一本與此沒有關連的中文日記：（還用說嗎？）正是我們那位老朋友太監總管李蓮英的日記。

在拜克斯的腦海裡，竟是經常如此不斷地想到李蓮英！那位支配著「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大太監總管。拜克斯這本時而稱之為日記，時而稱之為回憶錄的傑作（李蓮英日記），每每在相隔相當的時間之後，就會從陰霾的薄霧裡浮現，就像某些每隔個大約是九年就會被人所目擊看到，然後接著又再度消失無蹤的著名海怪。拜克斯的這隻海怪是在西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五年之間，首次游進了他信件裡的字裡行間，當時只是個巨大朦朧的幽影，拜克斯並未對它多做解釋，也沒加以來形容說明。它的第二度浮現，是在西元一九二三年的時候，這一次拜克斯可是捉住它了，並將它連同他所創作的翻譯稿一併囚進了英國牛津大學的伯德雷恩圖書館。可是當威德若前往該處要檢驗它的時候，它又再度脫逃，潛回到中國的海域裡。直到西元一九三二年，它又第三度現身了，正如從無人所能理解的，這次是由它的作者的侄孫所擁有，─此時他告訴我們說，它從頭至尾就一直被握在這位侄孫的手裡，是他叔公直接給他的─只是當那些對拜克斯早先曾提供的文稿的批判攻訐，在西元一九三四年又再度被認真地掀起時，它又第三度宣告沈寂消失無蹤了。然而它在西元一九四三年突然又冒出來，而這次是在拜克斯他自己的回憶錄裡。這時他告訴我們，其實他從西元一九一一年起，就一直擁有著這本日記....而這個新版本毫無疑問地會讓濮蘭德大感吃驚，因為他在西元一九三四年時，本還打算同拜克斯合夥，來向李蓮英的那位侄孫購買這本太監總管所撰寫的日記；但是拜克斯回憶錄的讀者們應該是不會去注意到濮蘭德的，因為拜克斯早就警告他的讀者們，說濮蘭德是個不稱頭的合夥人，同他在一起共事，自己的天分才華一度曾受到不公平的束縛限制。濮蘭德的大方慷慨、圓融的處事手腕、長久不斷的支持以及「精湛的文筆風格」曾經是那麼地被他所盛讚，而今此時卻變成了他筆下的「一個令人憎厭的性格，一個人渣（la lie du peuple，法文）」，「我的敵人，濮蘭德」。

讓我們還是回來繼續談談李蓮英的日記吧，一如往常地，拜克斯以清晰而精確的手法來敘述他是如何獲得這本珍貴的日記─就如同他在陳述發掘景善日記的經過時那般地清楚而詳細。這個故事起始於西元一九零二年，（他說）當他進入北京紫禁城，把皇太后不在的期間所代為保管的那些宮廷珍寶歸還給她時，在那趟著名的造訪裡，他首度遇見了太監總管本人。在那個場合中，李蓮英向他吐露「他有一本從進宮後就開始撰寫的日誌，裡面記載了他所知道的，所有關於老佛爺生活中的事情，而他很樂意把它借給我」。李蓮英當時似乎沒有將該日誌借給拜克斯讀閱，而如果他那樣做了也的確是會很突兀，因為他自己的老主子還建在，而拜克斯不過是個才剛認識，也不知道任何底細的人，何況他的前任總管安德海，就是因點小事被斬首處死的。但六年之後，拜克斯同李蓮英已變成了熟識的朋友（根據拜克斯所言），當老佛爺才剛死去─或者，如同拜克斯此時的說法，才剛被暗殺─（拜克斯說）有天，李蓮英到我家中來，看似蒼老了二十歲，淚眼裡充滿了悲戚，當談及皇太后的逝去時，我們兩人都不禁又熱淚盈框。他隨身帶了一只箱子，裡面裝著打從他在光緒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進宮後開始，直到慈禧過世為止的這段期間裡，他始終持續不斷一絲不苟地書寫著的那些日誌，而今就如同那位「受到老天眷顧的聖賢」（Blessed Sage，此處應是指已死的慈禧），他也倦筆了。他要我來掌管這些，由三十到三十五本紙質粗糙而像是一般中國商人所使用的大帳冊所構成的日誌，「既然老祖宗成為天庭的嘉賓，我的位置朝不保夕」李蓮英說，「新的攝政王並不眷顧我，我希望他將袁世凱那個叛徒斬首處死，讓他活著，我的性命實在旦夕：因為只有我和崔總管確切知道，是他殺了老佛爺。請答應幫我保存這些日誌，但是在我往生後的十年裡（譬如說）別去覽讀它們，因為我忠實地寫下了我的想法，而有些地方你可能會不以為然。相信我，自從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零二年，我們相遇那天起，我就一直是你忠心誠摯的朋友!我往生後，你可以將這些日誌視為你的財產；因為我的後人對我的所見所聞一無所知，對他們而言，這些日誌沒有太大的意義，正有如對牛彈琴。」

這個說法對拜克斯所曾給過的第三個版本裡的那位李蓮英的侄孫而言，真的是很過份，根據那個版本，這位侄孫直到西元一九三二年的時候，他的手裡都還握有著這些日誌的原稿哩。但我還是回到這第四個版本，繼續來講述拜克斯在回憶錄裡所寫得吧。

「很自然地」拜克斯說，「我不能拒絕這麼誠摯的一個要求」，因而（他告訴我們）他接受了這些日誌。他花了很大了力氣做掙扎，才做到曾答應過李蓮英的其他要求，克制自己在漫長的禁忌期間裡，不去開啟翻閱那些誘人的日誌。因為李蓮英是在西元一九一一年過世的，所以這段禁閉期延續至西元一九二一年─如此一來，就可以為我們在拜克斯發早年所表過的作品裡，為何找不到這份重要的資料來做為參考，做出很合理的解釋。但是一當十年期滿，他告訴我們，他就打開這只珍貴的箱子並加以「檢視」了一番。他說，他無法非常詳細徹底地來做檢視這些日誌，因為這整個的篇幅實在是太冗長了：一共有一百五十萬個漢字，換以歐洲語言的文字來估算，可長達十五冊；同時，在他首度終於可以開箱來查閱內容的那年裡，他把那只箱子隨同帶著回到英國，做了他此生裡最後一次的英國之旅，他把這只箱子存進了位於倫敦皮卡迪利大道聖詹姆士街十六號的「的羅意德銀行」（Lloyds Bank）─在西元一九四三年的時候，他告訴我們，這只箱子仍混置於他當時所連同存放在一起的「大量文件」裡，可以拿來當做他的故事的佐證之用，「要是它們沒有被強大德國的空軍在轟炸時所摧毀的話」。

然而，儘管拜克斯在當時只對該日誌做過為時短暫的簡略覽閱，但顯然他還是能評估掌握住其中的風格及內容，對此，在經過二十餘年之後，他仍能精準無比地牢記著。他談及了該日誌迷人的天真風采、偶而在學術及風格上所犯的錯誤，以及它「對實情所做出令人信服的迴響」。他說該日誌是「一部非常有意思而具有人性的文字記載的證據」，直可媲美十六世紀巴黎的回憶錄作家比爾德磊斯拓（Pierre de L'Estoile）所撰寫的「日誌回憶錄」（Journaux-Memoires），或是十七世紀倫敦的國會議員山謬爾‧派皮斯（Samuel Pepys）所寫的日記。當然該日誌無法完整地被公開來做發表的：除了因其本身篇幅冗長而「有絕大部分的內容並不宜付莘發印」，因其中「對老佛爺的情色歷險活動，隱藏著漫無止境的描述暗喻」。再者，「滿州的清帝國也已同尼尼微城（Nineveh，古亞述王朝）和太亞城（Tyre，黎巴嫩古城）那般走入歷史─ 所以日誌中的許多細節也已失去其意義。然而，拜克斯或許有天會出版一部「精心挑選過的、內容跳躍擷取式的版本」....雖然毫無疑問地，一定也會有些人像那個「超級大騙子莫瑞森醫師（現在正在地獄裡那永燃不滅的火焰裡哀嚎著）」將質疑說他造假了這些文件，就像莫瑞森曾指控景善日記那般─附帶一提的是，這本新的李蓮英日記以更具權威的真實性，連帶地完全應證了前者：因為它比景善日記「揭露了更多事情」，而且是根據其個人的直接體驗，而非依據耳聞而來的。同時它也證實了「我曾經想描述的那些事情，雖然沒來得那麼詳盡，也較不帶情感，因為那樣不符合他就事論事的個性」。拜克斯接著志得意滿地引述了這位太監總管的言語，來誇耀自身的「風趣機智、魅力十足」以及那些「驚人少有的性愛高潮」是讓老佛爺如何地滿意。也描述他自己對於情色的奇特癖好（「十個男性也無法滿足他的淫慾」），還有他那「過多的肉體之慾，就像大海一樣永遠無法填滿」。

當我讀到了有關這部重要的文獻，發覺它竟是如此適時合宜地可以拿來應證所有「滿州的沒落」裡所記載的那些故事之時，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去把它找出來。不僅是該日誌，連同被放一起的，該還有在西元一九三九年曾逃過遭到日本人放火焚燬的那些「大量文件」，這些應都被放置在同一家銀行裡才對。在這些文件裡，我注意到了，其中包括有拜克斯與維荷蘭之間所有往返的書信。拜克斯在回憶錄裡寫道，「應該都還在，就我所知，都存放在倫敦的一家銀行裡」，同時，還有維荷蘭為拜克斯及在阿斯科特的聖喬治預校裡的一位男生所畫的一張圖像。根據拜克斯的說法，這一切都在倫敦皮卡迪利大道聖詹姆士街十六號「羅意德銀行」的地窖裡─還附帶著他慣有的但書，「除非空襲時的燃燒彈造訪了我存放它們的那家銀行」。有時覺得拜克斯還似乎真的是希望那棟銀行被夷為平地了呢，如果真是如此，那對他那連番虛構的這些故事可就是再完美不過了！對了，順道一提，發生在西元一九三九年那場來得那麼適時的大毀滅（指日人焚燬拜克斯的文件一事），現在開始也被賦予新的看法了。仔細回想起來，那會不會也是一場精心巧思的機關算計，用以製造紀錄檔案及文件已遭湮滅之事實，好來掩飾其他的造假之舉呢？拜克斯自然是曾好好地利用了那些已遭湮滅的檔案文件，他告訴我們，在那些文件當中，不但有當時他同慈禧太后往返的書信及相關紀錄文件，同時還有他同那位「我總部裡的老大」外交部長艾德華‧葛雷爵士之間來往的秘密政治信函。他曾從前述的這些信函裡，幾乎是逐字地憶起了一封書信的內容，其中言詞極為諂媚─而就他所能記得的（一如往昔，他甚是連那些他不能確定的事物，都表現得很精確）─該信的日期註記為西元一九零七年六月十五日....

然而，既使在北京的那些檔案文件都那麼適時合宜地被銷毀了，但是在倫敦皮卡迪利大道的「羅意德銀行」卻躲過了當年德國的轟炸機。因此在西元一九二一年存放於該處的那些大量的文件，在西元一九七三年的時候，應該還是可以很容易地被找到才是。我採取了必要的步驟去追尋它們，沒過了多久便得到了答案─在銀行方面以及拜克斯家族的後人這雙方之中，都沒有人曾聽聞過有這樣的東西寄存，銀行裡唯一尚存的艾德蒙爵士所寄存的文件，則是一只在他的過世時就因而失去法律效力的委任狀。李蓮英那些為數算不少的日誌又再度從眼前遁潛而去消失無蹤，而這次呢，是永遠都再不會出現了。而事到如今，同樣地也不會有人對此感到驚訝詫異了。

當一個人為了證實一份受到爭議的文件的真實性，而去製造出相關虛假的證據時，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待：首先，這份受到爭議的文件就是份造假的贗品。再者，這個人知道這份文件是偽造的：事實上，根本就是他所偽造的。他與榮祿之間那些虛構的對話，虛構的李蓮英日記，在在都是詳盡而充分的證據，足以顯示非但景善日記是件贗品，同時正是由拜克斯本人親自所偽造的。如同維多．普西爾在他所著作的「義和團起義」一書裡曾說過的：「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在這事件裡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清楚了」，說得的確是沒錯，但在此時，這句話顯然是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

第十五章人物解析 The Portrait 7/18/08 1:47:25 pm

第十五章人物解析 The Portrait

註：Portrait此一英文單字有數種解釋，在文章此處較合適貼切的原文解釋如下：

In literature the term portrait refers to a written description or analysis of a person or thing. A written portrait often gives deep insight, and offers an analysis that goes far beyond the superficial.

唉，最終還是必須承認，拜克斯所謂的「回憶錄」並不是具有教化意義的作品，而僅是色情文學類的小說。寫作技巧上任何精妙的文采神韻都無法彌補贖救其文章本身那病態的褻瀆淫穢。但是讓我們心存慈悲，讓我們將這整個現象視同是個年邁的老者在發疹，也別忘了那離群索居的遁世生活對一個本來人格就異常的人所能造成的精神壓力。如此一來，對於拜克斯在他的晚年時期，因受到善良的荷普利醫師對其出於善意的開導，而使得他那些奇特的性幻想突然地從長年壓抑的羈囚中被解放出來，同時凌駕統禦並重組了他內心裡其餘的幻想，我們就能寬容釋懷地來看待這件事，我們同時也得以僅從它們闡明了拜克斯整個一生的這個觀點來看待這些回憶錄。因為從回憶錄裡的共同特性看來，這些性幻想非但沒有對瞭解真相構成阻礙，反倒是讓我們對所將瞭解到的拜克斯之性格來得更為明顯。

沒錯，他的心智是正常的。因為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裡的人，並不必然就代表著他的心智不健全，許多會有自我誇耀（或是自我詆毀）幻想傾向的人，他們的神智都非常地清晰正常的。其中不乏有些人經由升遷而身居要職，活躍於商場，有些則是成為傳播媒界的紅人或是擔任大學院校裡系所的主管─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成為一個大學裡的中文漢學教授又有何不可呢？現在照這樣看來，那位阿拉伯的勞倫斯（E.T.Lawrence）在他那傳奇宏偉的一生裡，恐怕有些部分也純粹是虛構的了。而曾向沈默而著迷的眾信徒訂立下了政治學理論的已故英國政治兼歷史學家訶洛‧拉斯基（Harold Laski），他屢屢向自己的追隨者做出根本無從查證起的保證，說自己是歷任首相及國王的親信兼顧問。他無疑同樣也是活在一個精神上的虛幻世界裡。這種現象或許比那些活在我們這個理性時代裡的歷史學家們原本預期所能接受的還要來得更多，而又有誰知道從拉斯基的信件（一些自我誇耀之作）或是拜克斯的回憶錄當中，在這些看似真實無比又詳細精確的文獻裡，我們究竟能得到什麼樣顯而易見的真實證據呢？就我所能發掘的，與拜克斯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人們對他的評論，頂多都只是覺得他的人是一般中等的古怪而已，大家都會同意那位認識拜克斯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諾瑞司主教對他所下的定論：他確實是古怪沒錯，但是基本上「心智是健全的」。

如果拜克斯是不正常的，則應是指他那活躍而異於常人的想像力以及對這份想像力的約束力卻竟是出奇地薄弱而言吧。他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裡，那個世界是由他自身不切實際的虛榮心所構築而成的，在距離現實世界遙遠之處懸浮著。然而此虛構世界的內部卻是前後協調一致而合乎理性的，對他而言，這個世界遠要比客觀的外在世界還來得更為真切而實在。而且不知怎麼地，它也很少同外在的真實世界產生衝突。當這兩個不同的世界相互有所抵觸而產生衝突時，屈服的一方總是外在的真實世界。在精神心理上，他以虛構的幻想勝過實際狀況的這種型態，來做為讓真實世界低頭屈服的方式。而在現實生活裡，為了要維繫支撐虛幻世界裡的盈泰之勢，實際動手來偽造些相關的文件卻恐怕成了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必要手段。在拜克斯的腦袋裡，虛幻世界對抗真實世界所獲致的勝利是如此全面性的，以致於連我們都無法確信，他是否曾確切地意識到這兩者之間所存在的衝突。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種在邏輯上尋求合理化的立即應變能力，會幫他排除掉所有的障礙點，所以他老是不斷地在編造虛構的事物，用以解決兩者之間於過去時間裡已經造成的那些衝突矛盾之處。甚至，當他實際上已是著手在偽造文件的同時，他可能都仍未意識到自己所從事的造假行徑。或許他當時認為，自己只不過是在為一幅大家已公認為是真實的完整畫面上所呈現的一些小瑕疵來做點彌補的善後工作罷了，就如同一位古典文學家對一篇文意已十分明確無疑的文章來修補些漏字那般而已。畢竟事情的原因不見得就絕對能引導出事情的真相：反倒是有些時候，理由還必須回過頭去遷就於事實哩。

正因拜克斯對自己所虛構的那些幻想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總是能很容易地將他人說服，在這方面，他的成果是很驚人的。無論他那些虛幻的說詞有多麼地誇大不實，人們在開始之際總是會信服於他，其中不乏世上一些高等知識份子及有實務經驗的人士：如羅伯‧哈特爵士、莫瑞森醫師、約翰‧喬丹爵士等。在和拜克斯有了頻繁緊密的私人接觸並借重依賴他長達十年之後，莫瑞森終於看穿了他；但是才情並茂的濮蘭德，雖和拜克斯也有過不亞於前者的親密合作關係，但是他卻從來無法產生拜克斯會造假的這種質疑想法。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當喬丹爵士拿他是一家規模龐大財力雄厚並從事秘密業務的大企業在該地的唯一經理人，而認定以這個身份來接納他之時，拜克斯已為英國駐北京使館內的人員所熟識長達十七年之久，而喬丹他自己擔任該使館的主管也有九個年頭了，然而也沒有人覺得有何理由不去信任他。但在那次採購軍火的行動以荒謬怪異的失敗收場後，喬丹自己總算是看清了事實的真相；但是其他兩位參與了該項作業的外交官員─當時人在北京的巴頓以及人在倫敦的雅爾斯頓─他們兩人卻都還是沒有因這個事件而清醒過來。永遠是傳聞或據說，有些「能幹又不講道義的中國人」在操控著這個無辜的英國人：是中國的偽造行家拿了造假的景善日記、古董字畫的贗品來欺瞞哄騙他的；是中國宮廷裡的某些差役設局誘騙他參與了盜取慈禧那件珍珠外套的不法勾當的；是神秘的「中國當局」在採購武器軍火交易裡矇騙耍弄了他的。其實常被理性的人們用來為拜克斯屢次成功得手的那些詐欺行為做為辯解藉口的那些所謂不知名的中國幕後操控者，其實正如同任何經過他自己狡辯合理化之後的虛構幻想一樣，全都是子虛烏有的。

拜克斯那似真可信的奇特詐欺本事，有部分很明顯地，應歸功於他獨到的個人魅力以及他那乍看似是清澈見底的誠信正直所致，但有一部分卻是因為他所展現出來的務實態度，因為這位內心正構築著荒謬的幻想世界之人，他的所作所為卻絲毫不會讓人覺得突兀而不切實際。從外表來看，他絕對不是一個築夢的人，他會讓他的受害者深深覺得，他是個意志堅定、思緒精確敏銳而且是非常務實的談判對手，主導著任何生意買賣裡的所有細節，並隨時都已準備好要應付所有的棘手難題。拜克斯的那位美國籍的受害者喬治‧豪爾，對於拜克斯在有關法律方面所展現的機敏狡猾，使用法律術語時的精確程度以及對法律問題之產生的預見能力，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而當時曾讓豪爾印象深刻的一份文件迄今依然存在著，若是撇開這段故事裡其餘的部分不提，任何人光僅是讀閱這份文件相信也必定都會深有同感的。
拜克斯的最後一個受害者荷普利醫師，同樣地，荷普利也是對他那份經由實際歷練而獲致的「精明才智」留下了類似的深刻印象。就這方面而言，拜克斯的遁世生活方式無疑是幫了自己一個大忙，因為在當時，他一生整體的一個來龍去脈完全沒有人知道，而人們對他所知道的每件事情都只是一個獨立的片段罷了。也只有直到此時，在將他一生的整個龍去脈沒完全重建出來之後，我們才能有個真正的脈絡可循，也因而對任何人都可能為他所欺騙一事感到驚訝不已。

即使在拜克斯所虛構的夢幻世界達到最高峰之際，他平日所具有的務實而堅韌不屈的精神、奸詐靈巧的手段以及冷血無情的特性，仍可從他在西元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期間裡的行為表現中看出端倪一探究竟。當他面臨自己精心構築的印刷鈔票及銷售戰艦的虛幻王國，突然在一夕間先後崩潰瓦解之際，他是如何臨危不亂地冷靜自處，並機靈地運用熟練狡詐的手法處理化解了那場雙重的危機！在西元一九一七年的秋天，美國銀行卷公司及喬治‧豪爾從一方面向他節節逼近，而約翰‧布朗造船公司也正從另一方面向他在逐漸迫近之中。此時的英國使館的人員則是被全體動員了起來，一定要找尋到他的人。而那位已完全瞭解到之前的軍火交易究竟是怎麼回事的約翰‧喬丹爵士恰巧也正在回到北京的途中，此外，還有一個知道偽造景善日記內情的莫瑞森醫師，他的人則是早已在北京待了多時。但是拜克斯有因而表現得手足無措惶恐不安嗎？他可是一點都沒有。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當採購軍火那場虛構的交易幻滅瓦解之後，他便悄悄無聲地溜到一旁去，靜靜等待著暴風圈的離去，他並沒有承認任何的失敗，也沒有讓自己置身於任何的危險之中。他退隱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安全地帶裡，憑藉著身染重病的障眼煙幕來保護自己。但是在消失遁離之前，他仍不忘採取了特定而有效的預防措施，他將當時手上所握有的某種極為重要的文件寄存於安全之處。約翰‧布朗造船公司下決心要索回這些文件，並運用了所有的管道要達到此目的。由於該公司的董事會的主席催討甚急，於是先有外交部政務次長的出面，後來連外交部長都親自涉入其中，但是這些干預都是枉然而徒勞無功的。當拜克斯自己覺得時機成熟時，他便從退避的加拿大地區裡冒了出來，橫渡過太平洋，在花了別人的錢擺平攻擊他的對手後（指同喬治‧豪爾在日本達成和解），取回那些在未來還能繼續用來保命的文件，然後恢復到那個在北京受人尊敬的學者身份，在此同時還是個牛津大學教授職缺候選人的身份。

還有一個能讓拜克斯的那些虛構的幻想看似真實無比的因素，那就是他在記述事物時所顯現出的那種奇特不凡的詳盡程度，以及對細節描述時所展現出的那份一絲不苟的認真。拜克斯所使用的言語從來不會是鬆散曖昧或是含糊不清的，他讓每個人都對他那驚人的「記憶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似乎這也就是真實的最佳保證。他會道出當初陪伴他進入景善屋舍的那些英國軍官們個別的姓名以及各所屬的部隊名稱，他會描述當時屋內的狀況景致：正四處翻搜掠奪著的錫克教徒士兵們，滿地凌亂散置的文件紙張，在炕上呻吟著的景善夫人，正徒勞地力勸著她喝些粥的家眷們。他會詳載那些從中國各省地方所收集而來的步槍及機關槍之數量、槍械製造廠的名稱、製造的年份、槍械所使用之彈藥口徑，還會活靈活現地描述它們在被沿著揚子江往南運送的這段旅程裡所遭遇到的歷險經過，一支船隊又是如何驚險地載運著它們繼續沿著中國海岸駛往福州和廣東。他還會將正從盜匪橫行的甘肅省境裡托運出來的那些宮廷藏書所裝訂成箱的箱數詳細列出，強調該省境內的政治局勢混亂，描述沿途道路的狀況，以及那些裝載著這批珍貴書籍由馬匹拖行的貨車，是如何吱吱嘎嘎緩緩地朝著北京在前進中。他知道慈禧那件珍珠外套上所拆剪下來的珍珠的正確數量，還會以一絲不苟認真而誠信的態度來估算它們的市價，並為它們不幸正逢價跌的原因做出解釋。他會對李蓮英所寫的那些日誌簿冊本身的紙質來加以描述，指出該日誌總計應是共有多少個漢字，對它們內容的風格筆調做出評論，並對其語法上的特性也做出批判。他會追憶起這些日誌由李蓮英交到他手裡時當初的情景，道出他用來存放這些日誌的那家銀行的名稱，並指明究竟是哪些文件和這些日誌一同存放在那裡。他會記得羅斯伯里勳爵家中的書籍名稱及家具擺設；他會記得他同維荷蘭屢次面晤時的那些地點、日期以及當時在場旁人的情形；他也會記得多次探訪慈禧時所見到的陳飾擺設、飯桌上菜單的內容、在場的賓客以及談話的主題內容。

我們現在知道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虛構的；但我們是否有辦法能穿透到這些虛幻世界的背後，來發掘這位心靈手巧的文學偽造者他真正的性格呢？即使是虛構的幻想，多少也還是能透露出一些有關其創造者的某些事物。雖然我們對拜克斯早期的生活所知不多（就是在回憶錄裡他自己描述得天花亂墜多采多姿的那一段歲月），我們甚至或許可以就從他的那些回憶錄裡，來推想演繹出會致使他變成那樣的一個人的某些影響因素。

讓我們就從他成長時期的時代背景及社會背景考量起吧，拜克斯身為一個成功而富裕的家庭裡的長子，他是那個家族中，第一個不在嚴密的貴格教派生活圈裡以及地方上的家族銀行事業的影響範圍下，所誕生出世的家族成員，因而對於自身家族原本應有恪守的傳統習性，他很顯然是徹底地背叛了。他從家族所屬的中產階級的傳統裡，逸逃到一個想像中的皇室貴族的世界裡；貴格教派長久以來所遵循的傳統美德皆遭他所完全摒棄；基於厭惡當時英國後維多利亞時期所興盛的現實唯物主義（materialism），他選擇追求與他的時代及所他屬的階層全都不搭調但當時正蔚為時尚的一些東西來做為逃避：唯美主義（estheticism），縱情聲色，以及那些在西元一八九零年代被世人視為是目中無人而離經叛道的事情。

換句話說，拜克斯無論在人際上或是在才智上，都是個自命不凡的人，他在人際關係裡所展露的相關特性，我們從他回憶錄的撰述當中就可以有所領略。在回憶錄裡，他總是在否認著自己與親生父母關係的同時，又設法在提升他們家族血統的地位。根據他自己的撰述，他的家族同英國皇室甚為友好，知曉宮中種種的密辛，和兩任的首相也是關係匪淺，曾數度受到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私人幫助等等諸如此類的事。他還暗示說，他應是有權可索求一個英國貴族的爵位，同時他也擁有一個俄國男爵的頭銜，與中國功臣世爵的侯爵爵位（如果慈禧活得久些，還會晉升成公爵呢）。他自稱是查理斯‧福克斯的後人，他的確是查理斯‧福克斯的後裔一點都沒錯；但他這位同名同姓的先人，卻不是那位同名的英國政治家：而是一個在發爾茅斯經商的貴格教派商人。拜克斯總是很小心地從不提及有關他家族信奉貴格派教義的這個背景，也不提到有關他的家族在發爾茅斯經營著地方上的船運代理，或是在達靈頓經營著地方性銀行業務這類的事情。因為在他的眼裡，他總以為這些絕都不是搬得上檯面的題材，適合在皇后們或首相們的沙龍起居室裡或是寢室的臥床上所談及論起的。

他在智力才能上所展現出的那種自命不凡的特性，也是同樣地偏差不當。他的確是個傑出的語言學家，在中國那段期間，連那些不喜歡他的人們也都承認，他是個一流的中文漢學家同時也是個日文的學者。他對傳統的古典文學還算頗有涉獵，但是他的寫作沒有思想的力道，顯示出他對哲學、對科學以及對那些歷代趣聞軼事和時尚流行的通俗文學之外的其他學問並不熟悉。他會引用當代英國詩人坦尼森（Tennyson）較晚期的詩句，愛爾蘭詩人湯姆‧摩爾（Tom Moore）所寫的磕牙閒文（slip-slop），英國詩人斯威恩本（Swinburne）所作的一些沒有思想的詠詩，但是他自身卻是毫無深度可言，甚至在對文學的敏感度方面，以及在他自己所虛構出來同著名作家之間的那些對話裡，所顯露出來的都是同樣可悲地薄弱而欠缺深度。他在這方面所表現的自負狂妄，事實上是完全而充分地建立於對世俗大眾凡人（profanum vulgus）的憎恨厭惡所產生的一種高傲的菁英主義（elitism）的心態，在文學上的表現就如同在人際上的，都是同樣的情形：正因為在社會裡，他鄙視自身所處的中產階級，所以在文學上，他同樣地也瞧不起他們，因而會輕蔑地寫下「毫無想像力的英國中產階級」這樣的語句。就是這種在這兩方面都皆然具有的雙重菁英主義心態驅使他─就算沒有實際行動，內心也依舊是渴望─投身入西元一八九零年代的唯美主義世界裡。若不把這個主義說成是小眾文化（private culture）的昏暗天地的話，那就是一種以為藝術而藝術、為享樂而享樂為目的而聚在一起的小圈子。就像是愛爾蘭編劇作家外爾德及插畫藝術家比亞茲萊同他們的追隨者群聚在一起所形成的那種類型，而拜克斯呢，或許是也或許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們不得而知。

這種內涵空洞的菁英主義心態，這種擠身依附在一群特定的圈內人當中，僅是為了翼求憑藉此類小團體與一般世俗常人在道德上的差異不同，來獲得自我滿足感的心態，支撐起了拜克斯在心智上與人際上的優越感，這點在他的寫作裡表露無遺。「維多利亞女王時期一般齷鹺庸俗的世人以及英國中產階級，安於平淡無趣而自得自滿，簡直就像是在萬丈深淵旁邊玩耍的孩童；」他表達了自身對他們的厭惡，在西元一九四三年時，他還加油添醋地說道，「現在他們已掉進那萬丈深淵裡了」（指英國身陷二次世界大戰）。對他而言，遠東地區的戰事所帶來的災難，正是對西元一八九零年代時期的一種應有的報應，是唯美主義者在對當年曾經迫害過他的同類族群的那些自信滿滿的中產階級的一種復仇。

對拜克斯而言，西元一八九零年代時期的英國社會是粗俗不堪的，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是屬於現實唯物主義的。而一個唯美主義者，既然有著較高等優越的心靈，其責任就是要將自己的心靈從這種社會裡解脫出來，藉由打破這個社會的習俗傳統，並譴責這個社會的整體生活方式及存在，來凸顯心靈的自由不受其拘束。拜克斯從這種矯揉造作的觀點高度來出發，起先是真實地或僅是虛構地在那些小圈子裡同外爾德及比亞茲萊那幫人廝混，後來是躲到滿州的中國，過著無拘無束的遁世生活。其間他皆表達出自身對英國以及所有與英國有關的事物的憎厭，包括英國的「薩克森－科堡－哥達王朝」（Saxe-Coburg-Gotha維多利亞女王的德裔丈夫艾伯特親王的姓氏），尤其是那位國王愛德華七世，在拜克斯眼裡，他是財閥和猶太人的好朋友，英國的得意自滿的象徵。抗拒英國及其歷史的拜克斯，從歐洲大陸的強人裡找到了他的英雄偶像：拿破崙以及僅次於拿破崙的卑司麥。在英國的政治家裡，他唯一的偶像是那位他自稱是親戚的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但那可不是出自於對「自由」的任何熱愛：那是因為福克斯不曾抗拒拿破崙（他對法國大革命表示歡迎）。在的內心裡，他對那些能讓中產階級依順得服服貼貼的獨裁專制國家，始終保持著一份愛慕，那也就是沙皇帝制時期的俄國以及封建時代的日本。

不可否認地，就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這些觀點都是他在一生裡較晚的時期才展露出來的，但是沒道理就因而認為，他的這些觀點是在後來才演變形成的。花朵自然是由種子所發育而成，而那種子卻是在很早的初期就被種下的，是在西元一八九零年代的初期，在那唯美主義溫暖的春天裡早就被種下了的。但是摧殘這些早開的花蕊的寒霜卻突然地降臨，在西元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他自己以及那個他投身依附憑以自重自傲的小天地都碰上了大麻煩。在自己的方面，他先是患有精神衰弱的病症，在牛津大學的學業也隨著以一個不光彩的結束做為收場，隨之而來的則是被宣告破產，導致最後同父母鬧翻終至決裂。環顧自身四周，他看到了奧斯卡‧外爾德遭到審判並從而沒落，那夥崇尚美學主義、搞自戀、搞同性戀的圈內人，個個都遭到告發被起訴，那些即使實際上他沒有參加也是始終心繫神往的小團體，也都隨之而宣告瓦解。從他在英國境內的理想國度分崩離析開始，拜克斯在經過了西元一八九五年至九八年期間，那段我們所無法得知的中間歷練之後，他逃避到了中國，在此展開他生命中的另一章。

以這樣的述說方式，我們就已經把「對他行蹤不明的那幾年」這個問題給帶過去，也就是從西元一八九五年至西元一八九八年，他自己在回憶錄裡描述得天花亂墜的那幾年：那幾年裡他都在旅行著，到過希臘、西班牙、埃及、土耳其帝國、俄國以及美國，遇見過許多國王、王后、皇帝、皇后、詩人、女演員以及哲學家：包括英國詩人斯溫伯恩、法國女演員莎菈‧波恩娜、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就是讓善良的荷普利醫師聽得驚羨不已，同時也深信不疑的那些奇遇經歷。而那些奇遇沒有一件是可以相信的，也因而讓我們有如墜入五里迷霧之中：沒有任何絲毫確切的證據，可供我們在這夢幻的激流漩渦當中，憑藉以做為墊腳立足之處。我們只能自己思索臆測，依據他思考的整體模式來嘗試著去做推斷了。

或許拜克斯在那幾年裡並沒有去旅行。當他抵達中國時，他顯然已經是通曉現代希臘語及俄語；這意味著他瞭解這兩個國家，不能因拜克斯曾述說過一些（不實在的）事情的這個單純的事實，就說連這點也是假的。的確沒錯，他所虛構的幻想總是與實際的真實交錯編織著，這也正是它們總是那麼地令人著迷的原因所在：而困難之處就在於找出真實與虛幻最終分際的界線。早在西元一九一二年以前就認識他的采斯（Sayce），在他的記憶中的拜克斯，是位到處旅行到處看的人。我們也知道他曾經常往返英國、中國、日本與美國。我也注意到了在他被宣告破產後的情況意味著，在離開牛津大學沒多久之後，為了逃避債權人，他應該是出國去了。並且當律師們正忙著為他與債權人協商，以便能達成和解協議的那段期間裡，他的人是待在國外的─就如同在西元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年期間，他又曾如法炮製的那般。而他妹妹曾憶及並述說在那段期間裡，他去過北美洲地區。霍爾也宣稱過，發現了他早期在北美所犯下的偽造行徑，雖然他沒講明相關的詳細內容及日期。但如果拜克斯在那幾年裡，的確是旅行去了的話，那我們可以斷定的一點是，這真實的情況過程絕，會不是像他後來所吹噓的那樣，周旋在高層社會名流之間。那些虛構的情節是他內心精神上裝潢的一部份，他拿來彩飾在自己的四周，用以使自己平淡無奇孤單寂寞的的生活變得金碧輝煌活潑有趣。即使當他在外在的世界裡做著社交性的旅行之際，在其內心深處，他依舊是個遁世者，當肉體在一個世界裡行走著，精神卻是住在另一個世界。我們曾看過他在一艘橫越太平洋的郵輪上，將自己想像成是受到皇家信任的信使，或是當從天津坐船到橫濱時，想像自己正身懷著要賄賂日本外相的鉅款。

當他抵達中國後，我們至少有了點較實在的依據。但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為了何種目的，他來去了中國？我們不敢說。說不定他只是剛好流浪到那裡，也或許就像在他的那個時代裡，他所屬的階層的其他那些在社會中的落難者那般，他是被遣送出去流放到地球的另一端，好讓他能在那裡改過自新救贖自己，如果他辦得到的話。無論是在其中的哪一種情況下，他本身所具有的語言天分，以及通曉中文及日文的特殊技能，都會將他吸引到遠東地區去的。

很明顯地，他同時也還具有一些其他的長處，他顯然是在某個時期裡，曾學得不少有關法律的知識，這些知識在他一生困窘有難的時刻裡，還幫了他不少忙。在西元一九零一年，他曾在北京擔任過文學及法學的教授，我們會問，他是如何學到這些知識的？他自己曾提及到在離開牛津大學之後，他在倫敦研習過法律，是內殿法律學院（Inner Temple，倫敦四大法律學院之一）的會員，曾獲得「崇高的法律學位」。但這一切都是虛構的，無論他究竟是怎麼學到他的法律知識的，反正都不會是如他所言的那樣。但是他懂法律卻是件不爭的事實，並證明他曾有過某些相關的經歷。

同時也有證據顯示，他有曾在商業界裡打滾過的經歷，尤其是船運代理這個行業。在他回憶錄裡少數有幾分可信度的片段當中的某個章節，他在這章節裡並沒提及顯貴的名字，也沒述說他的性愛史，並實際承認他本來是想投身某種他沒指明的商業工作，拜克斯記述在西元一八九八年的四月，他抵達中國時不但隨身攜帶著，由首相寫給全權公使的那封不可或缺的信函之外，同時還有幾封「給上海幾家公司主管的私人推薦信」。其中有一封還是由P&O船運代理公司的董事長湯姆斯‧薩什藍爵士（Thomas Stherland）所寫的。而就我們所知，後來他父親便是安排他為約翰‧布朗造船公司擔任代表的工作。從這些暗喻及事實當中，我們可以推斷他在海運船務這行業裡曾有些經驗，也可能在操作運務的辦公室裡待上過一段時間。我們因而想起他那些姓福克斯的親戚，不就正是在發爾茅斯經營著船運代理的業務，其中有位查爾斯．馬森．福斯還擔任該地的俄國領事。我們甚至可以推斷拜克斯是在那些，不若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的莊園）或是聖彼得堡的皇宮來得那麼華麗或浪漫的地方，習得了有關俄國的知識。然而，這些都純粹僅是臆測而已：我們能很有把握說的，就是當他在不知如何的情況下，學到了有關法律及商業的知識後去到中國之時，早已就開始從事維妙維肖的偽造文書這門技藝。利用這些偽造的成果，他試圖在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羅伯．赫德爵士著名的「幼稚園」（當時到中國求發展的洋人視為最佳的起始出發處）裡尋求一份工作，在這個企圖落空後，他被那位支配慾極強的莫瑞森醫師所吸收接納。

從那時候起，他的人生方向就固定住了，在莫瑞森的庇護下，身為莫瑞森的被庇護者、代筆人或者是個奴役的拜克斯，便得以盡情浸淫於他所真正熱愛的那份對學識的追求裡。受惠於他與生俱來對於語言的奇特天分，以及喜愛獨處的癖好，他學會了一種又一種的語言，提供了那位強勢的東家自身所缺少又是必要的大禮，也很快地讓莫瑞森覺得少不了他。拜克斯老是需要這樣的庇護，又總是願意接受支配，於是沒多久，他便甘心臣服於莫瑞森那強勢的性格下。他們之間有過一段蜜月期，在這期間他受到了莫瑞森周全的保護，而也就是在這段時期裡，他的學識被他轉化成了虛構的幻想：變成那些華麗顯赫的錯覺妄想，用以滿足他的虛榮心，以及彌補他身處默默無聞受人支配的真實際遇。

對莫瑞森而言，拜克斯對他的諸多功用當中，有一項就是去打探中國政壇界的密辛，他是莫瑞森獲取資訊的聯繫人，在那位只通曉一種語言的莫瑞森所無法打進的中文世界裡，去打探獲取流言傳聞的小道消息，並做些翻譯文件的工作。在此情況之下，只要與事實不要背離得太過離譜，他便得以自由自在地發揮他的想像力：對一切事物皆可以加以潤飾渲染、加以想像，甚至是虛構偽造。這種誘惑實在是令人難以抗拒。而莫瑞森終究會看穿他伎倆，但仍繼續利用他那無容置疑的傑出語言天分。最終，拜克斯會對莫瑞森的庇護感到厭煩及不滿，卻無法從其中脫逃離開，所以只得繼續效忠於他的這位東家，也藉此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在此同時，對於因自身容易順從屈服的個性，所導致需有人來支配自己的情況，及對自己遭受他人支配後又深感不滿的這種心態，他也是悲嘆而深感無奈。

在西元一九零八年的十一月，機會來了。當時發生了一連串戲劇化的公開事件，而莫瑞森恰巧人也不在北京，讓拜克斯得以投入了濮蘭德及其友人范奇和史贅特的懷抱。拜克斯輕易地將自己的愛慕情感及語言專長的服務轉移到這三位新東家的身上，又是一段新的蜜月期，一個新的機會與一場新的幻想的開始。他為濮蘭德提供了有關文學及歷史方面的翻譯文稿，毫無疑問地，那是大量真實沒有造假的翻譯稿。對於范奇和史贅特，他則是提供了有關中國政治的訊息，其中無疑有些也是真實的。初期這幾位東家都對他的服務深感滿意，而對他的「天分」誇讚不已，正如莫瑞森曾經做過的那般。濮蘭德歡迎他為他們將合撰的書來提供資料，而范奇則是對他在提供政治訊息當中，在洞悉判斷事物時所展現的的敏銳，感到驚訝不已。但是花豹怎改得了它身上的斑點？拜克斯於是積習難改地又開始濫用他的東家們的善意，而這幾位東家也任由他這麼做。濮蘭德基於對他的信任，將所有文件都以真實的來看待，而范奇則同莫瑞森一樣，對中文是一竅不通（所以當然是照單全收）。因而這位不可或缺的樸役，不斷地給予了其中一人，偽造的日記和官方文件。在此同時，他也沒忘記給予了另一人，根據虛構的會晤所捏造出來的報告。他從這些造假的行徑裡，享受到了控制支配大局的甜美感受。

對於范奇和史贅特，很快地拜克斯就高估了自己而做得太過火，本身既沒經驗又滿腦充滿著綺夢妄想（folie de grandeur，法文）的他竟然貿然而動了。他試圖要取代范奇來擔任寶靈公司在北京的直屬代表一職，同時他也高估了自己所提供給史贅特的那些資訊的價值。但是這些失敗都沒能抑止打消他內心裡，那已被激起想在商場大展宏圖的野心：這些失敗的經驗只讓他學會，此後在追逐名利之際，要更加小心謹慎。此後不久，他便會擔任起約翰‧布朗造船公司在北京的唯一代表，藉由這份職務之名位，接著也將會引導發展出銀行卷公司那份燦爛輝煌的印鈔合約，還有偉大的軍火採購交易那場不可思議的精彩幻想。

和濮蘭德在一起，拜克斯的成功則是維繫得長遠的多，他在這個合作裡較沒有野心，而且這也是他拿手在行的事情，他開心地玩了一場既用得上他的天賦，同時又符合當時世人喜好的遊戲。如果說「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此書是本「鉅作」的話，那也是本「時機合宜」的鉅作。滿州中國的沒落，對於十九世紀末面臨文化衰退同時對遠東地區已有成見的歐洲，自然是極具有吸引力的：畢竟那是個「日本天皇」（The Mikado，一齣從西元一八八五年起在倫敦上演了六百七十二場的滑稽歌劇）與「蝴蝶夫人」（Madam Butterfly，美國作家約翰‧路德‧隆在西元一八九七年年所發表的小說）的時代，日本的彩色版畫在當時蔚為風潮。拜克斯就其所知的，很輕而易舉地就將那奇特的中國藝術風格，灌注進了他對中國所見所聞的寫作當中。所以後來，才會遭致美國學者拉度瑞對他肆意專斷地撰以「挑選過的文句」的那種「聳人聽聞的越軌行為」有所抱怨。也正因為是他的這種作風，才會有那部偽造藝術的鉅作─景善日記的存在。

有些人這樣提議─荷蘭籍漢學家杜文達則把這個說法當成假設提出來─由拜克斯所提供給濮蘭德的那本景善日記，是一本的真實日記。而其被發現的經過，或多或少就如同拜克斯自己所陳述的那樣。或者說，那是一本為了宣傳的目的而被創作出來的中國贗品，再經由拜克斯動手變造過後而產生的。但就如同拜克斯他自始至終所堅稱的，他翻譯這本日記是「完全依照我發現時的內容，絕無絲毫的加油添醋」。反正他的誠信已達無可救藥的地步了，而且，既然杜文達也不得不承認，這部作品如果是經過變造的，那也是變造得十分徹底，因為根本無從分辨起何處才是原文。因而，這樣的一個假設，也就根本沒有其存在的必要。拜克斯如果曾在景善的房間裡發現過什麼，那絕不會是一本日記，也不會是任何其他類似的東西，而是偽造它的這個想法。

這本日記在拜克斯呈獻給世人的時候，其中的確是含有一個論點，而這個論點也一直被視為是一個獨立的原始證據而屢屢被引用著，也就是「榮祿個是親西方派的人士」的這個論點。根據景善日記所載，大學士榮祿從未真正地支持過拳民，或是朝廷中的極端保守勢力，並始終與前兩者相抗衡著：他曾試圖不讓朝廷對拳民屈服退讓，曾試圖避免不讓那場對使館區的攻擊發生，但終究受到壓制而遭失敗。這的確是當初在義和團拳民剛潰敗後的那段期間裡，塵囂甚上的一種有利於榮祿的論調：就像慈禧本人一樣，榮祿發現到為了確保自己的將來，還是否認自己在過去裡的所作所為，甚至連竄改都行，這樣如此的一個作法會來得謹慎妥當些。但是為了要宣揚這樣的一個說法，榮祿並不需要一本經過刻意偽造的文學作品，只需經由手下那些言聽計從百依百順的官吏們，由他們低調保守地來散播些言論，這樣也就夠了─效果應該還會比前者來得更好哩。歸功於如此的一番指點，依據濮蘭德在信中所寫的，西方人士都接受了這樣的一個觀點來看待榮祿；拜克斯顯然也是選擇了接受這樣的看法，他不但將這個看法塑造成景善日記裡的論點，同時也是他後來假裝發現的其他那些日記裡的觀點，以及他在撰寫追溯往事時，所瞎掰的那些人物對話裡的立論基礎。他有時將自己對榮祿的理想化歸因於，是受到景善日記裡顯現的證據所影響。而實際上呢，是他將景善日記構築在自己對榮祿的理想化之上，這才是真的。

我們還可以這樣說，雖然拜克斯在政治利益這方面，沒能幫上榮祿的忙，但是他回溯歷史來替他做辯駁的這種作，法卻是非常有效的。一位濮蘭德在中國海關稅務司任職的老朋友，在他們兩人合著的那本書出版後寫信給他說，「能讀覽到你替榮祿平反，我感到很高興」；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裡，義大利外交官丹尼爾‧瓦瑞雖然同意景善日記或許是本贗品，但也仍是接受了該日記裡對榮祿所持的觀點，並對他「英勇地護衛外國人」以及持續地對抗義和團拳民的那番作為加以肯定讚許。

綜觀拜克斯的一生，我們可從中推斷出拜克斯的一些文學寫作的手法。當他人在中國時，他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其中有當時的記錄文件、相關的歷史佐證、報紙公報以及時事報導。他應本是想將這些素材通通都包括進去，用來構築成某種偉大的文學鉅著。可惜他缺少了組織能力的天分，以致於到頭來，他只能用他的這些紀錄文檔來創造出另一份類似的記錄文件：一件模仿之作，一件無與倫比的精彩之作（a tour de force，法文）。在西元一九零九年時，他已開始動手正虛構著那部景善的日記，然後他遇見了濮蘭德，在濮蘭德的催逼要求的壓力下，他的這部偽造之作遽然成形。而他所寫的這部景善日記也成了一本真實的書裡的主軸核心，而那些他所收集的史料，終於具體地形成了另一本書。後來，拜克斯仍是繼續不斷地收集著許多資料：他收集了歷史方面的素材以及當時中國革命的相關紀錄文檔。但是這次迫使作品成形的壓力卻始終一直沒出現，這些資料也只好不斷地增加堆積著，直到對他自身變成了一種壓力為止。但是這些堆積著的史料卻從沒能再變成另一本書，或甚至是另一本的景善日記。

做為一本造假的作品，景善日記絕對是拜克斯的一件輝煌傑作，它至少欺瞞過一個世代的專家們。如果莫瑞森打從開始就已看穿了這件事的話，那絕不是因為他能從一部他所無法閱讀，或是根本沒見過的文件裡察覺到造假之處，而只單純是由於他知道事情的真相，雖然他全然無從證實起。他對拜克斯有著深切的瞭解，所以至死他仍是自信滿滿地斷言說，是拜克斯偽造了那本日記。但當那些對東方有深厚研究的學者們，像是杜文達、強斯頓之流，以漢學權威的姿態宣稱該作品是真實無誤的，莫瑞森的斷言自然也就沒人會相信了。

對於一個曾經試圖從事偽造行為，而又顯然是成功地欺瞞過世人的一個學者而言，的確是很難叫他別再嘗試著去重操舊業的。從單純僅是冷漠不帶情感的工匠技藝，經由一種因個人對鑑賞愛好的興趣所帶來的正面喜悅，進而提升為，因矇騙過某個特定階層的人士而獲致那種細緻的個人滿足感─在這一連串的過程當中，顯然藏有著一種讓人欲罷不能而微妙難喻的誘惑力。許多傑出的偽造者─如法國考古學家楓夙阿‧雷諾蒙（Francois Lenormant）、英國著名書籍收藏家湯姆斯‧懷司（Thomas J. Wise）以及荷蘭畫家亨利克斯‧凡米格蘭（Henricus van Meegeren ）─他們都是受到「若能僥倖成功便可獲致名利雙收」的這種誘惑的文人學者：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無疑是其自身不凡技藝的展現，但卻是諸位聲譽卓著的專家們所共同蒙受的奇恥大辱。因而，拜克斯才剛宣稱過他的日記是真實而重要的，他就迫不及待躍躍欲試地想要再次地來如法炮製。他開始謹慎地嘗試著創作新的一些日記，然後緩緩地將它們送到那位曾經被他非常成功地欺瞞過的合夥人眼前，在這段過程裡，有個有趣逗人的諷刺之處；因為甚至當拜克斯仍想拿那些他以自己想像力所創造出來的新日記來誘惑濮蘭德之際，他竟然以自身那真實而重要的學者身份來對付其他的偽造贗品。他警告濮蘭德說，在北美地區被信以為真的那本李鴻章日記是件贗品。爾後，在回憶錄裡，他還會做出同樣的諷刺之舉，他拿那些很明顯是對自己的生活懷有白日夢的人物來做例證，譬如英王喬治四世就相信，他自己曾在滑鐵盧戰役裡統御過一支軍隊，而慈禧太后也深信在義和團拳亂的那年裡，她曾拯救過需多傳教士的性命。是諸如此類的一些小細節讓我們有時不得不懷疑，到底拜克斯是不是真的在欺瞞自己？而不是從同到尾，都只是在享受著一場精緻細膩的遊戲罷了。

敘述到這裡，我們發現自身卻面臨了另一個問題，如若是拜克斯親自偽造了那本景善日記，他是不是也偽造了拿來唬弄哄騙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那些十八卷的手稿和軸卷呢？毫無疑問地，他是有意願這麼做的，而我們對他所做的相關解釋，卻是一個字也不能相信。從另一方面來看，一件由業餘者所偽造出來的作品，其製作的手法與造假行家的專業技藝，是截然不同而有著天壤之別的。也難怪同一位曾將景善日記描述成是「現代文學偽造品當中大師級的頂尖作品」的專家，會將這些軸卷視為是望之即知，騙不了任何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粗劣仿偽品。不過我們也不用太認真來看待此事，畢竟偽造一件當代的文件是一回事，這其中只需要讓筆跡和內容看似真實即可。而製作一件不但需要避免在筆法、內容上犯了時代不對的錯誤，同時還需要注意紙質筆墨是否能相吻合的古代作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當然，我們也無法得知拜克斯在這兩個分別不同的偽造過程裡，倒底是獲得了何種的協助。整體而言，儘管這分別是兩件互不相干的偽造行為，但我們必須懷疑它們的偽造者卻是同一個人。

不管究竟是如何，這位成功的偽造者不久便會成為他自身偽造品的俘虜。一旦專家們開始懷疑他，他就會喪失主動權。於是

一個能得逞的老計謀（The same arts that gain）
須有維繫下去的力道（A power must it maintain）

因而，新的贗品必須被創作出來支持舊的偽作。新的說詞必須被捏造出來，用以抗衡其後被發掘出來的實情。新的文檔必須被偽造或被虛構出來並在時間上加以追溯，以便能對後來被揭露出來的文件來加以駁斥或者是來個先聲奪人。所以在起初光是靠著本身所聲稱的事物就可以安穩無憂的景善日記，在二十七年後，竟需要依靠著重新敘述發現它的經過來支撐它；那第二本的日記（李蓮英日誌）原本還要被創作出來，以便能為前者背書；而拜克斯必定會為那第二本的日記提供一個詳盡的來歷說明；並將時間點回溯到四十年前，捏造出一些新的人物交談對話，用以證實第一本贗品及其後來的相關說法這兩者的真實性。

在此同時，拜克斯也從事了一項新的活動。藉著西元一九零零年所發生的大掠奪（義和團事件）以及在西元一九一一年發生革命所製造的機會，他展開了自己對書籍和手稿所做的的龐大收藏之舉。在西元一九一二年，他產生將這些收藏品放置於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這個想法，在將它們都被安置好之後，他提議由他親自前往去為它們編纂目錄；理想中的狀況，是由他以漢學教授的權威身份來做這件事。在西元一九一三年，他在倫敦國王學院裡確保了一個教授的職位；但是他內心所真正覬覦的是他的母校─牛津大學裡的那份教職工作，那個職位不可能會出缺太久的。事實上，那個職缺也差點就被委任給他了，他只要乖乖地不要輕舉妄動，繼續保持當時的狀態就好。此時，似乎他所有的野心企圖就即將要圓滿達成了。

從西元一九一零年到西元一九二三年─對拜克斯而言，這些年在表面看來是段勝利輝煌和備受尊敬的歲月時期。他的偽造作品已欺瞞過那些特定人士，莫瑞森那些污衊他的言行也終歸於平寂，而他的公開形象每年都在進步著。於西元一九一零年，在認知上，他就已被認定為是個學者兼作家；於西元一九一三年，在學術上，他是個慷慨大方的捐贈人；於西元一九一八年，在社會上，他是個從男爵。他還得到了傳教士山謬爾‧柯林所給予的祝福，莫瑞森在西元一九二零年與世長辭，荷蘭籍漢學家杜文達從該年起也開始為景善日記來背書，一切似乎都沒有出錯的可能。他的確是錯過了牛津大學那份教職的空缺，但那僅是個人的一個挫敗，但很快就因公開的表揚而得到補償─他原本尚漂浮於候選人名單中那仍未確定的氣氛裡的名字，會被永遠地銘刻在大學裡的那塊大理石榮譽紀念碑上。

上述是拜克斯的公眾形象，而其實際的一面就如同我們現在已知道的，卻是非常不一樣的。雖然在那些年裡，表面上是成果輝煌，但拜克斯依舊是繼續著他偽造和幻想的生涯，在不為世人或是學術界所知的情況下，還是在捏造著新的文件，對英國及美國的公司行號犯下那些詐欺的行為，同時也讓他自己國家的內閣部長們和軍事領袖們陷入了一場哭笑不得的鬧劇之中。而這些事件的在幕後，他的律師們卻正拼命地，試圖將他從一連串的糾紛當中給拯救出來，同時在一段長到令人感到驚訝的期間裡，他的家人卻別無選擇，只得花費了不少的錢財來遮掩此事。

我們該如何來解釋拜克斯在那些年裡自身的對立行為：由一位顯然是勤勉向學的學者，在刻意行騙詐取大筆金錢的同時，所做出來的那番驚人慷慨之舉呢？拜克斯是否真如他在西元一九一五年時所宣稱的那樣，真的是落魄到身無分文？那他如此地慷慨又是怎麼辦到的呢？但如果他並不貧困，那他捐贈那些到頭來落得個一無所獲的贗品收藏的真正動機究竟為何？因為，儘管本來是要支付購買他那些虛構的軍火的兩百萬英鎊，曾從英國被匯到了中國，但並沒有一分錢進了他的口袋；儘管他宣稱有三萬英鎊的款項是銷售他那些幻想中的戰艦應得的佣金，但是他從未因此而獲得任何一筆酬庸；再者，儘管他曾收受過五千六百英鎊，做為他那份偽造的印鈔合約之佣金，但是過沒多久，這筆庸金其中的大部分便被追討了回去。這些年裡，唯一真正的金錢交易往來，就只有他的家族親人及外交部因他的詐欺行為，而所付出的那些款項而已。但他餽贈給牛津大學的那些厚禮，不管他是從哪裡獲取的，卻是他真正慷慨大方的義舉。

當我們綜觀這些不同的金錢交易往來時，似乎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拜克斯的那些偽造行為，絕不是因為需要或者是貪婪所驅使的。金錢是進入了他的幻想世界裡沒錯，但並不在他實際生活的算計之內。在安樂陶醉之際，他會揮霍真實世界裡的或是虛幻世界裡的錢財；在落魄沮喪的時候，他會向人訴苦哭窮。他早年在牛津求學時期裡的那種導致他被宣告破產的揮霍浪費的舉止，以及他後來對牛津大學所做的那些讓他贏得讚譽的捐贈行為，兩者都是壓抑燥鬱症表徵的一部份；他對貧困的自哀自憐，故意穿得衣衫襤褸來加深穌席爾的印象，威脅說要到北京的大街上去乞食，則是此症狀的另一部份。其實，這兩者皆屬於他虛幻世界裡的一部分：一個是由奢華高雅的生活、秘密的權勢以及慷慨的行為所構成權貴般的虛幻世界，但當回到了現實世界裡，他便透過實際生活裡所表現出來的寂寞孤獨、貧困潦倒以及默默無聞，用這種同樣也是虛假不實的生活狀態（落寞窮困）來同前者（權貴般的虛幻世界）互抵互補。但拜克斯實際生活絕不是這樣的，他不是真的一窮二白，至少直到他晚年之前都不是這樣的。他在京師大學堂有一份薪餉，有家裡給他的生活津貼，寶靈公司也支付過酬勞給他─在西元一九零九年，當該公司給范奇本人的年薪是一千英鎊時，他們支付拜克斯一年七百二十英鎊─他偶爾也會從史贅特那裡得到佣金；而從西元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這段期間，他同約翰布朗公司簽有合約，連他都不得不承認該公司出手很大方。他所蒐購的那些珍藏可能沒真的花到他多少錢：如果它們是掠奪品的話，那麼他可能根本沒花過半毛錢。甚至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裡，當他老是在哭窮，說自身經濟困窘到了極點的時候，法國出版商維齊卻出乎意料之外地發現，他居住的環境高雅舒適，在偌大的宅院裡酌飲著威士忌。

因此他是負擔得起他的慷慨捐贈的，但是這番作為的動機究竟為何？或許單純只是因為愛慕虛名，一種想要尋求自身定位的渴望。在他同濮蘭德合作的那些年裡，濮蘭德一直敦促他要自立自強，勇敢站出來宣告自己身為一個學者的正當信譽，以自己的真實姓名來寫作發表，不要僅是當個匿名的幕後作家，為莫瑞森贏得更多的讚譽。而毫無道義可言的莫瑞森卻轉過頭來對付濮蘭德，唆使拜克斯去相信，濮蘭德才是在竊佔他的聲譽。事實上，他的這兩位東家都同意並認為，拜克斯的光彩的確是被他人所奪：他是個受到不公平剝削的天才，他應該要挺身而出並拿回他應得到的讚譽。所以，如果內心厭惡自己對他人的依賴，又是那麼容易受到其中一人的煽動而改變自己的想法去敵視另一人的拜克斯，最終想藉由替自己尋求一個嶄新的聲譽的這種方式，來讓自身獨立於此二人之外的話，那也是件不足為奇的事。他要自己的「臭名遠播」（a measure of notoriety），一次慷慨之舉是一種獲致名聲的手段，而一件精彩卓越的偽造也會是另一種方式。拜克斯在書寫裡選用了「臭名」（notoriety）一字，這其中有種親切而屬於潛意識中的諷刺；而在濮蘭德所寫給他的一封直鋪平述的回信裡還有個更有趣的反諷，「...『臭名遠播』（這真的是你想用的字眼？Is that the word you ment?）」。

愛慕虛名，甚至是「臭名」....一種渴望想平順地得到那個他所覬覦的教職....一種不自主的浪費奢華....或許這些通通都已結合在一起了，但在這個慷慨之舉當中，還有著其他的因素。拜克斯所捐贈給圖書館的厚禮、提議自願來為它們編纂目錄、同時爭取出缺的教職，可想而知地，這些舉止都分別是「同一個計謀執行過程裡」的一部份罷了。接下來發生於西元一九二一年的那些事情（指他偽造了六件手稿及十二幅捲軸）會證明，拜克斯具有充分的能力去偽造中國的文卷來致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一個偽造者最佳的防衛方式之一就是被別人指定成為自己所偽造的贗品的鑑定者。因此英國著名書籍收藏家湯姆斯‧懷司，在將十九世紀的英國詩集印製了數個仿造的版本之後，便將它們皆納入自己所著的權威性的文獻目錄裡，用以證實那些他所偽製的那些詩集的真實性。如果拜克斯果真獲選成為牛津大學裡的漢學教授，藉此職位之便，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來替他所捐贈的那些中文書籍及文卷，來編纂正式的官方目錄。而我們可以確信的是，他不會揭露那些他在西元一九二一年所捐贈的那些「厚顏無恥的贗品」（指製作粗劣）；同時，在他於西元一九一三年所捐贈的那些書卷裡，如果也還有其他不是來得那麼粗劣的偽造品的話，那我們同樣地可以相信，它們也會被證實為是真實的。這樣地來解析他的動機或許是疑心太重了，但是我們卻無法完全排除這樣的一個可能性。這個為了證明自己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回憶錄的真實性，就能捏造一本李蓮英日記的人，是不會沒有能力去編纂一本目錄，來證明混雜於他所捐贈的收藏當中的那些贗品是真實的。

然而，在拜克斯的生活裡還有著其他的病徵，或許當我們在解釋他的慷慨行為的同時，也不該遺漏忘記它們。慷慨浪費的揮霍是他在牛津求學時期生活的特徵，而無預警突然的撤離，從無法履行的承諾裡脫逃，衝動地不告而別，這些作為卻都是他一生裡老是在重覆出現的權宜之計。或許他只是在放掉那些他所擁有但卻已變成了負擔壓力的一切事物：那些在沒有一個像是濮蘭德，或是一個像荷普利那樣的人來給他動力和指引方向時，他已經涉入但絕對是無法以竟全功的計畫：諸如他曾想撰寫的中國革命的歷史、清朝歷代皇帝生平傳記以及他的那本漢英字典。或許，他所曾提議的，晚點他會前往牛津研讀他的那些書籍卷冊，並為它們編纂目錄，那只是一個藉口，一時的理想而已。當然，他從沒真的試過要那樣去做。他在西元一九一三年，處理他所收集到的那些珍藏的那件行為隱隱暗示著，就如同他在西元一九三九年，更為衝動地倉促逃離他多年所累積到的藏書和手卷那般，或許，這兩次的舉動都正是基於同樣的一種心理。

拜克斯的動機是一個問題；而他凡事沾不上身的奇特現象，則是另一個費人疑猜的疑問。終其一生，他似乎是奇蹟式地蒙受著某種保護，幾乎沒受到他自己所作所為的不良影響。這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行事皆是很有技巧地隱密藏匿著，絕少為眾人所知。僅靠著耳語間的謠言傳說，是無法來與他那不凡的善辯能力來做抗衡的。在所有我所讀閱過的文件裡，我僅能看到了一則訊息同他早年被宣告破產的這件事有關，那是一封由牛津的珠寶商喬治‧沛恩所寫的信函。要不是在那唯一的機會裡，讓我看到了他間接地提及此事，我是永遠沒有機會發現此事的真相的。那場偉大的軍火交易則是完全被刻意匿藏了起來，甚至不願讓人相信此事曾經發生過。唯一知道究竟發生過什麼事的約翰．佐丹爵士，則是根本不想再憶起此事，因而對它絕口不提。要不是他心不甘情不願地，曾在一份機密記錄裡留下了一張參考備忘，我也是絕不會知道這件事的，更不會想到要去在那些只要稍加檢驗即可將這整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揭露出來的文件堆裡翻搜尋找證據。那件銀行卷公司事件也是類似地被隱埋了起來，而相關當事各方都樂於對此事保持緘默。要不是莫瑞森曾記錄下自己同霍爾之間的對話，我對此事也會是一無所知，當然也不會在那家深感訝異的公司塵封已久的文件紀錄裡去探尋蛛絲馬跡。

歸功於這般的保密功夫，如此的巧言善辯，偶爾再加上點好運道，拜克斯安然平順地駛過了狂風驟雨天象最惡劣的海面。當那些前仆後繼的受害者相繼氣急敗壞地沈沒於他航駛過的尾跡波痕裡之時，他卻和樂自滿地獨坐在他那艘有著魔法做為屏障的船舟的船首，猶如中國傳說故事裡，那些受到老天庇佑而總是能化險為夷的賢人智者；因為他不就是那位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從男爵，「知名的漢學家」，對世俗紛擾的政治與商場向來漠不關心，一個從不犯錯的「學者兼紳士」嗎？他對自身的保護是如此地周全，以至於他在西元一九三零年代，還會再次想展現一本新的虛構日。他在天津的那位律師還能在寫給濮蘭德的信裡說，沒有任何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會去懷疑拜克斯完整無瑕的誠信。當時人在北京的法國出版商昂瑞‧維齊也是類似這樣地被他所取信，而在所有任職於英國使館的外交人員，或者是居住於北京之洋人當中，凡是曾記錄過對他所具有的印象的，沒有一個人對於他所曾犯過的詐欺或是造假行為有任何的瞭解。活得比他久的濮蘭德，至死仍不相信，那些他人對他所提出的，有關景善日記的質疑指控是真的，也沒能察覺到除此之外，自身還被拜克斯所利用到的那些地方。在北京已待了十年的荷普利，從沒懷疑過他的正直誠信，經過了三十年以後，他在過世之際仍維持著這份天真。到最終，丹比女士還仰慕他的廣博學識及判斷能力。在西元一九六三年，維多．普西爾也沒能讓自己對拜克斯所寫的那番詳盡的「腳註」產生懷疑。綜觀這一切，是很難讓人相信拜克斯會是個偽造者：在他們的眼裡，他僅是個有點怪癖的遁世學者，就如同哈洛‧雅頓爵士對他所形容的，總是希望「住得離這個花花世界越遠越好」的「一個勤勉好學的漢學家」。

如今他的防衛護身魔咒完全被破除了，無論是哪一個被單獨看待的事件，都曾被他賦予過多麼看似真實有理的解釋。但是，當在這些個別的片段全都被拼湊在一起時，那些解釋都會立即不攻自破，而最後一項證據─虛構的李蓮英日記以及拜克斯他自己那些怪異荒謬的「回憶錄」─更是具有決定性的關鍵。在讀過他曾煞有其事莊重地宣稱絕對是真實的，有關他與維荷蘭的生活以及同慈禧太后的戀情的那些幻想之後，我們已不能再只是懷疑了。那些經過深思巧妙地構築著，以便能互相佐證其真實性，並已是成功地得逞了的偽造作品，到頭來只是彼此拖垮了對方罷了。

但我們必須回頭來檢視拜克斯個人，將其視為一個社會現象，因為他不但是個偽造者：他同時也是社會眾人當中一種類型的人。無論在某些方面有多麼怪異，他畢竟仍是歸屬於某個類型與某個年代的人。我曾將他描述成是個唯美主義者，拒絕接受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現實唯物主義，以及沒有文化修養的市儈作風，因而至少在心理上，是逃避到西元一八九零年代裡，那種在社交人際方面與情感色慾方面皆違背當時習俗，而在精神上與智能上是空洞無物的菁英主義裡。這個平庸無奇的唯美主義，這種優越感，這種對西方現實唯物主義的憎恨，都繼續成為他在北京生活時，在心智上的主要思維。當外在的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合他意的時候，他就越往他個人遁世生活裡的深處躲，那個在他內心深處無人可及的根據地。

他同時也逃避到歷史裡：歐洲歷史以及中國歷史。丹比女士寫道，「他比任何我所認識的人，都更熟知中國的歷史」。但是拜克斯對歷史所具有的知識，就如同有關他的其他事物那般，也是非常奇特的。歷史對他而言，不是一種紀律，不是一種瞭解世界的方法，而是一種補償，一種從歷史自身中逃脫而出的手段。這些特性在那本他宣稱自己是主要作者的「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裡已是有脈絡可循，而他的確也是此書的主要作者沒錯：因為我們知道，他不但提供此書的寫作素材：其中表露對西方的厭惡，強調太監及妻妾關係，因而曾深受英國眾書評家的譴責；同時，他也親自操刀來撰寫此書的內容。毫無疑問地，同樣的特性也會清楚地出現在後來據說他所曾撰寫過，但已毀於西元一九三九年的那些有關清朝歷代皇帝的生平自傳裡。這些特性也清晰地展現於他的回憶錄裡：在他的那些對歷史的幻想裡，那些他所刻意挑選過的歷史片段中。他所偏愛的歷史片段皆是「沒落式微」的時期：一些獨裁政權體制苟延殘喘的末年晚期時刻，儘管這些政權已是非常衰敗，也失去了執政的能力，但依舊地維持著一種已無功用性的奢華與高雅，一種腐敗的「美好生活」（douceur de vivre，法文）。他的思緒仍十分愉悅地停留在法國昂瑞三世和他那些嬌小玲瓏的女伴們（mignons）所統治的瓦拉王朝（Valois）；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十五及他那些情婦們所處的仍沿襲著舊制度的波旁王朝；在北京由慈禧太后所掌權的清代末期，這其中有著太后的太監們和權謀之鬥，她那些過時的宮廷繁文縟節，她在頤和園的業餘舞台表演以及在昆明湖的情色野宴。這些腐敗政權最後殘喘的一段漫不經心的歲月，正是他的最愛。

歷史或許是一種補償；然而政治卻是一種現實的事實。在拜克斯的晚年，他不免也受到了中國政治發展的衝擊影響，他在當時所表達的贊同之情（支持日本、德國），雖然令有些觀察家感到訝異，但在我看來，這種現象卻是完全符合他一生裡的行為與社會性格。拜克斯曾愛慕過那些主張服從權力的國家，例如俾斯麥時期的德國以及明治天皇時期的日本，此時他轉為愛慕納粹（Nazzi，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以及「法西斯主義」（fascist，極權獨裁並鼓吹民族主義）的日本。畢竟這兩個國家在當時都正對「財閥民主體制」（pluto-democracy），也就是英國維多利亞末葉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開戰。在西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英國因德國及日本在戰事上連連取得勝利，而顯然正處於一個存亡危急關頭之際，拜克斯依舊沒有掩飾他那因個人仇視報復的心理，而在言行上所展現出來的幸災樂禍。他說，眼見「一個曾經一度強盛的大國倒塌瓦解，無人哀悼、無人讚頌，並實際從地圖上塗消抹去」，這與三十五年前，那位事實上他根本不認識的慈禧太后，在七十四歲時的不幸去世一事來相比的話，對他而言根本不算回事。

因此，就如同荷普利醫師所記載的，他對自己國家的戰敗而感到雀躍欣喜是無須懷疑的。在他的回憶錄裡，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示自己是英國的公開敵人，在那回憶錄裡沒有英國人，只有忿怒怨恨。那些在他早年時期裡，待在中國的英國籍官員─羅伯特·赫德爵士、克勞德．麥當勞爵士、約翰．佐丹爵士、瑞基納‧強斯頓爵士─此時都已被他加以污衊毀謗；而對英國籍的記者，莫瑞森、濮蘭德以及「路透社那個猶太記者」─那是指曾評過他的書的勒維遜（濮蘭德當時在上海的一個好友）─此時他所能給予他們的只有憎恨與輕視。而對於雲斯頓‧邱吉爾爵士，他僅樂於記住的或是自己虛構的，也不過就是有關他們童年時期，一起在阿斯科特就讀於聖喬治預校時的那段不光彩的故事而已。拜克斯在自己的國家明顯遭受挫敗時，對它所懷有的懷恨報復心理，於回憶錄中展露得很清楚；但是荷普利告訴我們，在拜克斯原始的手稿裡「還有更惡毒的說法」，這些在他的要求下，「都已被拜克斯自己刪除或是在他騰稿打字時做了修改」。在另一方面，拜克斯還說自己是個「德國的寬宏大量（grossmut，德文）的仰慕者」。他甚至宣稱自己的祖先是德國人，並為在他想像中的外國皇室貴族，以「我原始的德國姓名」相稱而感到欣喜，藉此做為與他的國家斷絕關係的一種手段。

因而，十九世紀末那空洞的唯美菁英主義逐漸地轉變為一種野蠻粗暴的、無內涵的、華麗耀眼的、殘酷成性的菁英主義。而這正是構成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基礎之一，此種現象在法國的「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caise，法國一個右翼反共和團體）之發展裡是很常見的，在德國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德國著名財稅學家，優秀經濟學家）那夥人當中也可見到它的存在。但在英國，此種現象卻較為少見，當西元一八九零年代的唯美主義，在此間逐漸過時衰退之際，法西斯主義卻從沒能在此地落地生根。只有在那種邁向衰亡的滿清宮廷裡的腐敗氣氛當中，才能讓一種黯淡微弱地反射著英國沒落式微的象徵延續著，直到這種象徵被那粗暴但同樣是變態的法西斯主義之個人權威統御（fuhrerprinzip，德文）所具有的剛陽霸氣所強奪佔據。

我懷疑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拜克斯最終才會皈依天主教的，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點。荷普利醫師當時對他信仰上的轉變有些困惑不解，也只能把它解釋為─是個沒能如願達成的願望─認為拜克斯原本是希望能獲得物質上的安逸舒適。不過畢竟拜克斯對忠誠二字所採取的態度，向來不就是這個樣子嗎？他將自身視為西元一八九零年代裡唯美主義者裡的一員，藉由自身語言天分的機遇，從「沒落中的英國」轉移到「沒落中的滿州」。而他那些唯美主義的伙伴們，幾乎是全部的，不都是皆以皈依天主教做為最後的收場嗎？天主教向來是西元一八九零年代時期，那些四分五裂後的唯美主義者的最終避難所。法國詩人維荷蘭、法國小說家縃斯蒙（Huysmans）、英國作家外爾德、英國插畫藝術家比亞茲萊、安德烈‧若發羅維奇（Andre Raffalovich，比亞茲萊友人）和他友約翰‧葛雷，以及其他幾個該運動的追隨者，最後都個別地成為天主教的皈依者，或是獻身該教的神職人員；那麼做為最後一個身處最外圍的追隨者，因而也是最緊握著唯美主義不放的拜克斯，到頭來終歸還是追隨仿效了其他眾人的先例，這不是很合情合理的嗎？

當然，拜克斯堅稱他自始本來就很頃心於羅馬天主教的，在回憶錄裡他述說，他從孩童時期就已經看到了他後來會皈依天主教的預兆，早在五歲時，他不就已設法想要覲見當時已是風燭殘年的羅馬天主教教皇比歐‧諾諾（Pio Nono），而那位年邁的教皇不是告訴他，「親愛的孩子，你該接受宗教的信仰」嗎？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同樣也是垂垂老矣命在旦夕的英國紅衣主教紐曼（Newman）不是也給了他類似的呼籲嗎（相信拜克斯總是能擠了進去，並及時地見到那些最高層級的人物）?當他還是個孩子時，不是對「我家族所有擁有的原版」畫像，由義大利畫家提香所畫的那幅聖依納爵‧勞耀拉（St.Ignatius Loyola，耶穌會創始者）的畫像印象深刻嗎─對一個貴格家族所用以世代相傳的品項而言，這是件奇怪的傳家寶─同時「在溫莎古堡還有件它的複製品」？但這些早年的激勵正如同提香的油畫那般，毫無疑問地都是他所虛構出來的，因為藝術史學家根本不知道有這幅畫的存在。在一封我確信同樣也是虛構的信裡，十九世紀末英國著名插畫藝術家歐柏雷‧比亞茲萊在法國曼頓（Manton）垂死前，仍哀求「我最親愛的崔洛尼」看向光明，並跟隨他走上唯一能獲得救贖的道路。但到頭來，我懷疑應是比亞茲萊的真實例子，而不是羅馬天主教教皇比歐‧諾諾或是英國紅衣主教紐曼的指示，讓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在事隔四十五年後，當他的生命接近終點之時，在沒有認罪和懺悔的情況下，悄悄地投向了寬大為懷的天主教的懷抱。

在其回憶錄的末尾，拜克斯曾試圖為自己來做番解析。一如往昔，那是由真實與虛幻所構成的一種混合體，有理性所能感知的事實，也有著荒誕不經的幻想；而此二者之間不同之處的分際點，依舊難以區隔分辨，在其中照例有著自導自演與自哀自憐。他說，對於他自己的性氾濫，長久至此，他一直都覆以一層拘泥於世俗傳統的帷幕來加以遮掩，但此時他終於屈服於自己「公正真誠與坦率純真」的天性，所以將它們都給揭露了出來。他的這些性氾濫並沒有影響到他的智力─愛丁堡的一位精神科醫生曾告訴他，他的智力「純粹是模仿性的，沒有創造力」，─但這些性氾濫引起了「我薄弱不堅的意志力以及猶豫含糊的判斷力」此二者的機能障礙。「我一直是誠實、善良而忠於自我的，我致命的天性（fatale dono，義大利文）就是可悲的優柔寡斷猶豫不決，老是懸疑遊走於兩種意見看法之間，在壓力之下顯得軟弱無能，甚至在面對，因自己樸役們的粗暴好鬥所給我所帶來的威脅與苦惱，而造成的壓力時，亦是如此。」他曾遭到一些不知心懷感激的人們所利用，並剝削了他的勞力：其中有「記者」（莫瑞森及濮蘭德），有「騙徒」（那些貪得無厭的債權人，就像是『倫敦的夏洛克（莎士比亞劇中人物）』）、還有「企業界的大頭們（寶靈公司、史贅特，銀行卷公司以及約翰‧布朗公司）」。至於他的遁世生活，有些人將此歸因於他自身的驕傲或是罪惡感，是企圖想藉此隱瞞那些他宣稱是學術性的造假，但這是天大的中傷與毀謗。「事實上，沒有人比我更願意社交了（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也沒有人比我更辛勤地或是更有耐心地工作著」，甚至他那些有關性的歷險活動，也只不過是他勤奮向學的生活裡的一種「附屬品」而已。他之所以變成了一個隱士，是為了要滿足自身對投入工作的熱情，他是「一個最勤勉的工作者」，勤勉得像隻螞蟻，而且「成就堪與我同時代裡，那些最主要的、最辛苦賣力的人士之豐功偉業來相提並論」。他不是從中文、日文、滿州文、蒙古文、藏文以及俄文當中，翻譯出了許多的文稿嗎？他不是為好幾家期刊「對各種類型的主題，包括有關政治的、文學的、哲學的、歷史的以及社會的，都曾寫過無以計數的文章以及專文」嗎？他不是那本深受好評並被讚譽為鉅作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的「主要作者」嗎？「就讓那本書來做為我的墓誌銘吧，」雖然在該書裡，「故事只說了一半」，因為其中絕少提到有關慈禧太后私密生活的部分，「這部份我留到現在，於這個書房裡才來做描繪敘述」。總而言之呢，拜克斯總結地說，他對自身的成就並不會感到不滿意，「若讓我再從頭活過一次，我還是會過著相同的生活，除了對我拖延了這麼久才接受神聖的洗禮皈依天主教而感到遺憾。」

我們談論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到此即可：他是西元一八九零年代裡的一個揮霍無度的唯美主義者，但在下一個世紀裡，卻變成了一位漢學家及隱士，而於二次世界大戰的這段期間當中，在精神上他成了個法西斯主義者；這個傑出的語言學者運用他的天分，接二連三地哄騙了幾位庇護他的人；這位魔法師所施展的符咒，讓一些不帶情感講求實際的生意人及外交官的防禦軟化了；這位收藏家，讓他的大學母校因他的慷慨而獲致了內容的充實，卻又不可理喻地拋棄了他自身所有的收藏，任其遭受毫無意義的毀滅；這位戰爭期間的秘密幹員，讓自己的政府陷入一場荒謬滑稽的「追逐野鵝」（wild-goose chase）遊戲裡；這位撰寫了一本有關歷史的「鉅作」的學者，同時也創作出一本贗品的「鉅作」；這位幫人捉刀代筆之人（ghost-writer），也創造出一個滿是虛假不實的世界（a whole world of ghosts）;他是個神秘人，是個書法家，還是個色情小說作家。無論在別人的眼裡是如何地評論他，然而以他自己的表達方式而論，他是個有獨創性的人。但我們都活在我們的時代裡，而在他那獨特並且有些病態的創意背後，他顯然易見地是屬於他自己的時代：那個時代不但能產生像英國書誌學家懷茲（T.J.Wise），那種頂尖聰明博學多聞的偽造者，或像是愛爾蘭裔的美國作家法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那種極端躁進的虛構性愛文學作家，同時也能造就另一個不正常的人物，他具有薄弱的唯美主義，在社會上自負傲慢，在個性上能說善道，患有迫害妄想症，還有著忘恩負義的偏執性格，喜愛顯赫宏偉的幻想，為自己贗造虛假的貴族頭銜，並藉投身天主教做為逃避，也會撰寫虛構幻想的文學作品，最終以色情文學做為宣洩之道。在所有的人當中最能同他媲美的就是：英國作家佛瑞德利克‧羅夫（Frederick William Rolfe，1860-1913），他自稱為「卡佛男爵」。

卡佛男爵─此人在這本書裡還真是陰魂不散!從頭至尾，當我在探究這位自封為滿州爵位是「巴克斯侯爵」（marquis Pa k'o-ssu）的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稀奇古怪的一生之際，我就曾提過與他活在同一時期的這個愛做怪的人。就是偶然隨意從一個同性戀的書商那裡所購得的，那些獨特而令人詫異的，從威尼斯寄出的信件，讓書誌編纂家西蒙司一頭栽進了「卡佛的探索」。而我呢，則是因為曾在瑞士布魯塞爾機場，被那麼慎重地交到我手裡的，那些來自北京的獨一無二並匪夷所思的回憶錄，讓我開始對拜克斯展開了和西蒙司類似的探究之旅。直到我自認為我已完成此書之際，我才發現這個奇妙的巧合，卡佛在威尼斯所寫的這些信件，竟然原本就是要寄給拜克斯的大表哥，在康瓦爾的貴格家族成員─查爾斯．馬森．福斯的。這是否不僅是個巧合─是否拜克斯正是受到他表哥的啟蒙，還是說他在看過卡佛所寫的這些信件後，從這些露骨的暗示裡得到靈感啟示，這件事有時似乎是與拜克斯的回憶錄有著直接的關連─但這些我們都不敢明確斷言。拜克斯必定是認識這位大表哥，或許當他早年待在康瓦爾的那段歲月裡，還同他非常熟悉哩。但拜克斯在回憶錄裡怎能提及他，或是表明他與福斯家族的關係呢？既然他早已設法將這個姓氏與這些人脫離，以便能宣稱自己是另一位同名同姓，但來得更有聲望，名氣也加更響的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後人。

不管那一切原本該是如何才對，我們對他的評論到此仍是應該做個結束了。以一個學者，一個文人而論，拜克斯是個非常卑微的小人物。但是他在文學史或者至少是在文學時尚流行的殿堂之上，或多或少仍是能擁有一席之地的。我們無須為據稱是毀於西元一九三九年的那場熊熊大火裡的那些「珍貴的紀錄以及半個世紀以來辛勞的成果」所帶來的損失而感到哀傷悲歎，但是光憑著他那些奇特的慷慨贈與，他的名字就值得被刻在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大理石紀念碑上。同時，他也因為他那幻想連連又屢屢造假而變得更加古怪的一生，而值得讓人在「國家名人錄辭典」裡給予其評價─雖然現在，我大膽地相信，這個評價已獲得了修正。或許，他不會再像迄今那般地為人們記憶著，認為他是個嚴肅莊重的學者兼史學家，曾為了追求能待在中國研究治學，而拒絕了「在歐洲顯赫的職位」；也不會依他原本所期望的，當他曾是慈禧太后的親密戀人。人們將把他視為「我們在哈瓦那的人」（註），一個偽造了中文手稿的「東方的懷茲」，一個曾活在北京當地的「卡佛男爵」。

註：「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是英國作家葛萊漢‧格林（Graham Greene）於西元一九五八年所寫的一本間諜小說，其中有些秘密計謀的描述，尤其是提到了火箭發射器，似乎就是在預言後來發生在西元一九六二年的那場「古巴飛彈危機」。格林曾於西元一九四一年加入英國的國外情報部門（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當時俗稱SIS或是MI6）工作。他曾於任職期間觀察到一段有趣的經過：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有位雙面間諜叫戈阿勃（Garbo），他假裝成在英國各地區都佈有情報網，然後供給納粹德國錯誤的軍事情報。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從地圖上找靈感，然後捏造一些軍隊調動及作業情況，讓德國來當做軍情的指標及依歸。而這位真實生活裡的戈阿勃，正是格林在寫下那本「我們在哈瓦那的人」時，創作出該書中的男主角詹姆斯‧沃爾摩德（James Wormold）的靈感來源。

「我們在哈瓦那的人」該書的內容簡述：

這部小說的時代背景設定在美國支持的右派獨裁者富詹希歐‧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後來被卡斯楚所推翻）執政的時期。詹姆斯‧沃爾摩德是一個販賣吸塵器的業務員，有天他認識了一個叫霍爾頌（Hawthorne）的人，此人後來邀請他來為英國的國外情報部門工作。沃爾摩德當時只和一個十幾歲的女兒米麗（Milly）同住（他太太已跟別的男人跑了），在想到自己薪水微薄，實在無法滿足女兒所有的願望時，他便答應接下這份工作。由於手邊確實沒有任何真實的情報可以來提供給這個英國情報部門，於是沃爾摩德便開始欺騙該情報部門，說他手下有個由十數名情報員所組成的情報網，其實這些人只是一些他偶然曾遇見過的一般百姓罷了。有天，他在提供給他在英國的那些客戶（英國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當中，附了一張吸塵器的分解圖示，甚至過份到連吸塵器的直徑都給列上，然後在報告裡告訴他們，那是一種秘密飛彈的發射裝置的草圖。在倫敦的總部裡，沒有一個人對這份報告起任何疑心，除了唯一知道他曾販賣吸塵器的霍爾頌，他的心中對此情報深感懷疑，但是他並沒有將自己的這個疑慮告訴頂頭上司。情報部門為了幫沃爾摩德，指派了一個名叫碧翠斯‧瑟芬（Beatrice Severn）的秘書給他，同時還提供其他的協助給他。

有一次，碧翠斯有急事需要聯繫上他手下的一名「情報員」若爾（Raul），為了避免穿梆，沃爾摩德騙她說若爾出任務不在，他正去拍攝更多有關火箭發射器的照片。不久，沃爾摩德知道有個真的名叫若爾的飛行員在機場降落的時候，飛機出了意外而當場身亡。碧翠斯告訴他必須維護其他的情報員（他所虛構的）自身的安全，因為有人想行刺一個叫希弗恩司醫生的情報員。在此同時，倫敦方面也得知還有別的組織，想利用一次商業聚會的場合，來暗算沃爾摩德，他們打算將他毒死。沃爾摩德在那次聚會裡，成功地揭穿對方的間諜卡特，並將被下了毒的威士忌吐掉。

沃爾摩德後來接獲倫敦的指示，需將對方其他諜報員的名單弄到手。而這份名單恰巧就在想娶碧翠斯的瑟鳩拉上尉（Captain Segura）的手裡，於是他設局邀請瑟鳩拉同他下一場以許多瓶威士忌來當棋子的西洋棋。棋局裡，沃爾摩德將他灌醉，並趁對方不省人事的時候，將瑟鳩拉身上的手槍及名單的縮小底片一併取了過去。為了報卡特下毒想謀害他的一箭之仇，他還在當晚以瑟鳩拉的手槍將爛醉如泥的他給擊斃。沃爾摩德接著便將該底片送往倫敦，卻發現底片全都早已曝光失效無用了。

此時，霍爾頌和情報部門才被沃爾摩德告知這只是個騙局。沃爾摩德最後也將實情告訴了碧翠斯，而她卻因而愛上了沃爾摩德的奸詐狡猾及足智多謀。倫敦方面於是將此二人召回，一方面既不好承認自己的情報部門被他所偽造的那張草圖給耍騙了，又擔心這件醜聞會被遭到解雇的沃爾摩德到處公開張揚無法保密，情報部門的高層首長們最後決定將他留任在總部裡，並頒予他英帝國軍官勳章（OBE，Offic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此時，沃爾摩德和碧翠斯打算結婚，而他女兒米麗也同意了。一個快樂的結局～

～本書結束～

虛幻與真實之間的距離（譯後感言） 7/21/08 7:59:31 pm

虛幻與真實之間的距離（譯後感言）

「虛幻與真實之間的距離」，嗯～會下這個標題做為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因為這句話正是這本十二萬餘字的原文書所描述並探究的主軸核心，也是我看完此書後，一再反覆思索玩味的最深感受。

首先想加以探討的是，刊登了這兩篇報導的那家在臺灣已是屬於元老級的某大報社─大家都知道大眾傳播媒體是社會的公器，也肩負著對社會的責任，其主要目的在於監督政府、提供民眾知的權利，並進一步關懷弱勢、實現社會正義。而身為一個記者，最基本的職責就是盡其一切可能地去追求諸事的真象，據此對現在或過去的事情做出真實的報導與分析。也唯有藉由據實的陳述報導，才有可能有機會達到前述的崇高理想與目的。然而，該報社那兩篇有關慈禧的報導當中，刊登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的那篇，卻完全背離了媒體人所信奉的最基本的信條，輕率地給了所有使用中文語系（包含繁、簡體中文）的廣大群眾似是而非、前後自相矛盾的錯誤資訊（因為大陸媒體此時也開始跟著刊登類似此主題的報導）。

若說撰寫那兩篇報導的記者先生懶得為了寫兩篇文稿而去讀閱這本長達十二萬餘字的原文書（在此之前還沒有繁體中文譯本），親自去做一番最直接的瞭解的話，那本也是人之常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時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當他在寫第一篇報導時就知道「這段說法出自拜克豪斯回憶錄，但研究慈禧的國際學者從未把它當作一回事，都認為是拜克斯想像出來的「『色情小說』….」，同時，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王正華也已經表示過，「她二零零二年做慈禧研究時，就讀到拜克豪斯有關慈禧婚外情的資料，當時即認為非常可疑。之後再讀其他關於慈禧的史學著作，發現從未有正史學者把拜克豪斯當回事，也從未引用過他回憶錄寫的東西」。既然是如此的話，那為何在一週後，該記者先生竟會單純從報紙報導本身的可看性、娛樂性的這種角度出發做考量，妙筆生花地再寫下那篇標題及副標都令人詫舌的文章（從第一篇的標題『滿洋姦情史學家都沒聽過』變成第二篇更為聳動的『慈禧與太監洋人玩多P搞性虐』）? 該篇報導寫道：「一份英文寫成的關鍵史料指出，慈禧太后與小他五十歲的英國男子埃德蒙．拜克斯的確大搞清宮姦情。但拜克斯最愛的人不是慈禧，而是大太監李蓮英….」，如此加油添醋、天馬行空地大肆報導一番，除了混淆誤導了大眾的視聽之外，還連同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信譽也一併拖了下水。這第二篇報導裡誇大不實的內容，讓人覺得大眾傳媒的報導竟有如平日言語間嬉鬧的玩笑話，而其威信自然也隨之而蕩然無存。

根據第二篇報導的內容，記者先生確實是陷中研院院士兼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王汎森先生於不義，讓他身為一個台灣頂尖學者的聲譽因而受到質疑。因為在第二篇報導的內文寫著：王所長「想起自己在廿年前曾讀過此書，書中描寫的同性、異性性愛腥羶畫面躍然眼前」。但這時問題來了，若王所長確實是曾讀覽過此書的話，那他絕不會有「同性、異性性愛腥羶畫面躍然眼前」的這種情況發生的才對。因為在這本由英國史學家所撰寫的書裡，根本沒有任何會令人口乾舌燥心跳加速的肉體交歡之激情敘述或描寫，何來會有性愛腥羶的畫面能躍然於他的眼前？除非，王所長根本沒看過此書？還是，王所長曾經實際親身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校園裡的伯德雷恩圖書館，並在那裡調閱到了英國眾學者皆嗤之以鼻並極力避免提起，藉以想淡忘的那些資料文件─也就是本書中的男主角已故的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在他身後所遺留下的那兩部回憶錄的原始文稿，如果它們依舊安然地被保存在該圖書館裡的話。倘若，前述兩種假設都不正確，那就只剩下一種可能─該記者心存僥倖，雖自身早對此事已有著相當真實而正確的瞭解，同時也明知該書裡的內容並非如此，但以為反正此書尚無繁體中文翻譯版可供讀閱，眾人絕無法得知該書的真實內容，更不會有任何笨蛋會為了他所寫的兩篇譁眾取寵的報導，閒到去找那本十二萬餘字的原版英文書來看並還將它整本看完。所以無論他怎麼寫怎麼掰，似乎應該都是相當安全的。因而，王所長很自然地也就成了他禿筆下的無辜受害者。然而很遺憾的是，我就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萬萬也沒有想到的那個看完了這本書的傻瓜。

如果，這樣也還是冤枉了該位記者先生─他真的不知道實情，那麼─身為一個大眾傳播媒介的從業人員，對於一個沒有七成把握（不敢要求要有十成），有所存疑的主題，是不是本就該棄之不用，不再繼續撰寫下去呢？更別提動機單純只是為了閱覽率，而昧著良心蓄意做出不實報導的那種可能性。然而報社裡大權在握的編輯先生們，顯然也是有著同他一樣的類似考量，在沒有經過求證，也不要求貫徹這個求證步驟的情況下，竟然就允許讓這樣一篇子虛烏有的報導給刊登了出來，公諸於眾人的眼前。刊登了一次仍嫌不過癮，在第一篇報導刊登出的一週後，還加大版面再炒作了第二次。該報社的這種作為，無疑是大大縮短了虛幻與真實之間的距離，在此同時，也模糊混淆了這兩者之間的分際。英國史學家崔佛羅伯，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在此書裡曾寫下過這樣的一段文字：「那些受到『若能僥倖成功便可獲致名利雙收』的這種誘惑的文人學者：他們的所作所為雖無疑是其自身不凡技藝的展現，但卻是諸位聲譽卓著的專家們所共同蒙受的奇恥大辱」。所以當我讀到書中的這段文字時，心裡試想著，這段話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所有工作者而言，想必應該也是相當合宜而適用的吧。

再者，從這本書當中，我見識到了身為一個歷史學家，當他在考證過往歷史時，在性格上所應具有的某些特質；也有機會瞭解到他所運用的相關技巧與手法。由於本書的男主角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受其自身性格及心理的影響，在他的一生裡，尤其是居住在中國北京的那段歲月裡，平日行事就極為低調，凡事盡量不留痕跡並刻意迴避眾人，獨自在一個大城市裡過著一種類似隱居的遁世生活。所以當本書的作者崔佛羅伯男爵開始著手要檢視他的回憶錄時，發現在整個英國地區，除了在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檔案櫃裡，仍留有當初他為了聯繫捐贈自己的藏書而寫的一些信件之外，竟然毫無任何現存的，有關於他的公開或是官方的記錄或是文字記載，可以憑藉以做為參考對照之用。於是他改從回憶錄本身的內容裡來尋求線索─既然拜克斯曾提及自己同英國前首相羅斯伯里勳爵、法國詩人保羅．維荷蘭、英國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等當時知名人士都有著不尋常的關係，那麼在這些人身後所遺留下的文書裡，多少總是會提到他吧。但是崔佛羅伯在花了時間費了力氣找尋並看完所有這些相關人等的資料後，卻是撤徹底底地徒勞無功而一無所獲。因為這些人當中，根本沒有一個人在身後所遺留下的文件裡曾提過他的事，連一次提到他的名字都沒有。

崔佛羅伯不得不再想別的辦法，但此時，他對這回憶錄的內容已有了戒心，知道不能光看到拜克斯的文字敘述就照單全收，通通信以為真。這回他改從兩個曾在北京與拜克斯一起生活工作過數年的兩位友人身上來下手：一個就是當年泰晤士報派駐在北京的特派通訊記者莫瑞森醫師（他是真的從醫學院畢業也曾執業的醫師，後來改行當記者），另一位是當年泰晤士報派駐上海的通訊記者濮蘭德。在這段尋找資料的過程裡，做為一個歷史學家在做研究時，所獨特具有的耐心、韌性與毅力，從他在搜尋相關文件的作為裡充分完全展露無疑：莫瑞森醫師是個祖籍英國的澳洲人，所以他在遠離英國千里之外的澳洲雪梨的米雀爾圖書館裡，找到了莫瑞森死後所遺留下的文書，這還算是合理；但是濮蘭德是個道地的英國人，作者卻是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裡的湯瑪斯．費雪稀有書籍圖書館，找到了他所遺留下的書類文件。憑藉這三份文件─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裡當年管理員和拜克斯來往的信函、澳洲雪梨的米雀爾圖書館裡莫瑞森的私人文書以及加拿大大多倫多大學湯瑪斯．費雪稀有書籍圖書館裡濮蘭德的私人文書，靠著這三者內容裡所提供的主要訊息資料，他才得以拼湊重建出這位神秘人物的過往點滴。而在這重建過程當中，他更是意外地發現早已掩沒在時光的巨流裡，原本不會為人所知的一些有關拜克斯的驚人醜聞。在揭露那些醜聞的過程裡，作者又再度向我展示了一個歷史學家所應具有的機靈以及敏銳感，伴以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與態度。當他在檢閱一封當年由牛津的一位珠寶商喬治‧沛恩所寫的信函時，從沛恩在字裡行間偶然提及的一件與拜克斯間接有關的事情當中得到啟示，而追查出了他早年在牛津大學求學時，曾喜愛玩賞買賣珠寶，同時過著漫無節度的荒唐奢侈生活，才會積欠下大筆的債務，最終不得不以黯然離開學校做為收場。他又在英國外交部檔案室裡的陳年文件堆中，從一個塵封多年的機密文件夾所附的一張備忘找到了證據，探究出當年英國政府及曾參與其中的各方當事人都極力想遮掩的一樁醜聞─也就是在一次大戰期間，他曾替英國政府私下在中國境內搜購武器軍火，來做為同德國作戰之用，但結果竟是一場什麼都沒有，而讓政府難堪不已的虛構騙局。他也從莫瑞森醫師所留下的筆記本裡的線索，查探出拜克斯曾設局詐騙過美國銀行卷公司以及英國著名的造船廠商約翰‧布朗公司的詳細經過並找出確切的相關證據。其實，拜克斯所做過的這些不光彩事蹟，原本隨著它們的始作俑者在西元一九四四年的辭世，早就全部被他所一併帶走了，都伴隨著他在那永久幽暗的墓穴中安然地長眠著。他怎料得到，在那裡面靜靜地躺了將近三十年之後，自己那些雖然精彩但早已事過境遷的醜聞往事，竟會因自己所留下的回憶錄內容不實而再度被發掘出來，全都攤曝在世間眾人的眼前。

所以在看完此書後我才瞭解到，原來史學家在考證歷史時，其所持的態度是極為嚴謹的，同時，也是非常堅持的。除了在尋求可供比對的必要資料之過程裡，需有不怕挫折、鍥而不捨的堅毅精神之外，更需具有過人的耐心，不厭其煩仔細地交叉比對應證所有能獲取得到的相關資料。當在辛苦付出卻一無所獲時，更要能坦然接受這種事實而不感到氣餒。同時在比對考證的過程裡，對於資料中的任何可能有關的蛛絲馬跡，需有具有足夠的敏感度與過人的機靈，非但要能察覺到這些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忽略過而一去不返的細微線索，同時也需隨時準備著可能因而被迫展開另一番辛苦冗長的探究。因此，「歷史學家」這個名詞，這份工作，這個職業，在我的心目中也從此有了新的定位：我再也不會像之前，老認為他們只不過是一些食古不化了無生趣的老學究罷了；他們著實是具有著你我都欠缺的良好特質與素養，並終身致力於分辨虛幻與真實之間的差距與分野的一群可敬可佩的學者與專家。

最後我想提的，是本書裡的主角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爵士。他是個典型的悲劇性的人物，其一生裡深受自身不健全的性格與異常的精神心理狀態所影響。他生性優柔寡斷，有著比女性還更柔弱的個性，遇事會退縮而且會習慣性地想一走了之，尤其不願正視對自己不利的嚴厲現實狀況。也因而逐漸地，他的性格演變成唯有躲在自己所幻想虛構出來的那個虛幻世界裡，他才會覺得自在快活。到後來，他已將自己腦海裡那個虛幻世界同外在真實的世界融合在一起，也因而才會在現實生活裡，屢屢犯下諸多的詐欺及偽造行為。然而他一再這麼做，對他而言，為的也只是要讓外在的實際狀況能符合自己的虛幻世界裡那種和樂完美的狀態，讓這兩者之間不會互相衝突產生矛盾罷了。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在精神與心理這兩方面，都是有病的（但作者不以為然，認為他心智正常），雖然一般人從他平日的言行舉止當中，無法輕易地察覺出這些問題來。但是他無疑具有過人的語言天分─在資訊不發達，學習環境不若今日的十九世紀末，當他還年僅是二十五歲時，除了母語─英語，他已能操俄語、現代希臘語、日語及中國的官話（即現在的國語）等四種差異性極大的外國語言，到後來他還會更多種。對一個洋人而言，這種專長並不普遍，而且可以說幾乎是很少有的，十足令人羨慕。就是因為他所擁有的這個奇特的語言天賦，再加上他原本在精神及心理兩方面就有著不為人知的問題，所以他才會偽造出以不易書寫的草書字體所寫成的─當時清朝宮廷內務府大臣景善的私人日記，並藉此而矇騙了東西方的學術界多年。這件贗品後來還曾被英國的漢學專家稱之為是「當代文學偽造品中的偉大傑作」。

我們的刑法第十九條不是明確寫著嗎？ ─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所以若依此標準來看待這位才華洋溢卻有著明顯的壓抑燥鬱症表徵的英國爵士時，對他當年所曾做過的一切不法之舉，我是絲毫沒有理由去怪罪他的。對他，其實我內心有的，只是同情與惋惜：同情的是，他因自身的個性及心理的缺陷所為他帶來的那個虛幻而不幸的一生；惋惜的是，他那傑出不凡的語言天分並沒用在正途，未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對後人有所貢獻，而卻用於眾人所鄙視不齒的造假行為。寫到這裡，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二十幾年前在學校課堂上所讀過的一篇法文小品，那是法國十九世紀的著名詩人莎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e）在他所著作的散文詩選「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亦稱為Petits Poèmes en Prose）當中的一篇散文詩，標題為「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妄想」（Chacun sa chimère）。那首散文詩具有著意義深遠的寓意，頗值得深思玩味。它的中文翻譯大略如下：

「頭上是空闊而灰濛的天空，而腳下是塵土飛揚的大漠。沒有道路，沒有草坪，沒有一株蒺藜菜，也沒有一棵蕁麻草。

我碰到一些人，駝著背踽踽向前行走著。他們每個人的背上都背著一個巨大的怪物，其重量猶如一袋麵粉、一袋煤或是羅馬步兵的行裝。可是，這怪物並不是一件僵死的重物，相反地，它用那有力的、帶彈性的肌肉把人緊緊地摟壓著，用牠那兩隻巨大的前爪勾住背負者的胸膛，並把異乎尋常的大腦袋壓在人的額頭上，就像古時武士們用來威嚇敵人而戴在頭上的可怕的頭盔。

我向其中一個人詢問，他們這樣匆忙，究竟是往哪裡去。他回答我說，他不知道；不光是他，別人同樣地也不知道。可是很明顯地，他們是要去什麼地方。因為，他們是被一種無法控制自主的力量推著走的。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旅者對伏在他們背上和吊在他們脖子上的兇惡野獸表示憤怒。相反地，他們都認為這怪物是自己的一部分。在這些疲憊而嚴肅的面孔上，沒有一張表現出絕望的神情。在這陰鬱的蒼穹下，大地也像天空一樣令人憂傷，他們行走著，腳步陷入塵土中，臉上呈現出無可奈何、被注定要永遠希望這樣走下去的神情。

這支旅者的隊伍從我身邊走過，沒入遙遠的天際，由於行星圓形的表面，人類好奇的目光消失在那裡。好長時間，我一直力圖解開這個謎；可是不久，不可抗拒的冷漠控制了我，於是，我也顯得比被怪獸壓迫的人們更加疲勞了。」

沒錯，就如同波德萊爾在上面的那段文字裡所描述的情景，誰又能否認─在我們每個人的背上確實都駝負著一隻由自己所創造出來名叫妄想的怪物，當然，牠那可以隨著每個人的意思而變化多端的小名，無疑也是因人而異的：有人叫牠名譽、財富，有人叫牠美貌、青春，有人叫牠愛情、歡樂，有人叫牠信仰、永生，無論人們稱牠為什麼，牠都欣然接受。這些怪物之間的不同之處，可能只是在每個人所駝負的那隻怪物，有著體型上的大小之別和外貌上的形狀差異罷了。誠然非常不幸的是，本書裡的主角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爵士他所駝負的那隻怪物，卻比別人的都來得更為碩大頑強而難以對付。所以即使，他正如本書作者所認為的，其實他的心智是正常的，只是個天生的騙徒罷了；但是，畢竟他依舊是無怨無悔地，駝負著自己背上的那隻怪物，勇敢地含笑走完了全程……我這樣地看待著這件事情。

對了，最終我想牛津大學至今仍然沒有原諒他，因為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牛津英國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裡，雖查得到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名字，但只有如下短短一行字：

Backhouse, Sir Edmund Trelawny, second baronet (1873–1944), Sinologist and fraudster (漢學家和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