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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角及作者簡介 1/20/08 3:15:07 am
不為人知的一生∼艾德蒙．拜克斯爵士之謎
A Hidden Life -
The Enigma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本書英國版的書名）
北京隱士：艾德蒙．拜克斯爵士不為人知的一生
The Hermit of Peking: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本書美國版的書名）
Description & Comments
The Observer
An extraordinary work of scholarship, like Borges rewritten by P G Wodehouse – gripping, hilarious
Colin Wilson
One of the great classic biographies of an incorrigible rogue... delightful and uproarious.
Bernard Levin, The Times
The reader is throughout amused, amazed and enthralled.
Robert Nye, The Scotsman
It is one of those rare books which, once begun, you have to finish in a single night.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revor-Roper's fine and absorbing narrative has lost nothing with time.
本書主角簡介
本書主角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爵士（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二代世襲從男爵，生於西元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日，卒於西元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享年七十歲。他是英國的一位東方人文及語言學家，也是拜克斯家族中的異類。其作品早年於西方社會，在引導洋人對中國末代帝制最後數十年這段期間所持有的觀點看法上，曾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今日最為世人所熟知的，仍是其已被認定為是杜撰的史料。
拜克斯生於英國達靈頓（Darlington）一個嚴謹樸實的貴格會（Quaker，基督教新教的一個派別）家庭。父親約那頓．拜克斯爵士（Sir Jonathan Backhouse）是柏克萊銀行的董事，他的親戚當中包括有傳教士及多位學者，而他最小的弟弟─羅傑．拜克斯爵士（Sir Roger Backhouse）也曾擔任過英國皇家海軍第一海軍卿（First Sea Lord，1938-1939）。但是，他終究還是背叛了自身家族長久以來所信奉的宗教與信條，成為家族裡的黑羊。拜克斯曾就讀過溫徹斯特學院、墨頓學院以及牛津大學，但於西元一八九五年卻因積欠了巨額債務而被法院宣告破產，也因而放棄當時在牛津大學尚未完成的學業，倉促地逃離英國。他於西元一八九九年抵達中國北京，年僅二十五歲的他，身上帶著英國當時在位當權的幾位大人物親筆所寫的介紹信函（應是他自己偽造的）來到北京，希望能憑藉著自身的漢語能力在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所管轄的大清國海關總稅務司裡謀求一份工作。由於清朝海關當時沒有職缺，赫德對他表示愛莫能助。但他很快就和泰晤士報在北京的特派通訊記者喬治．莫瑞森醫師熟捻並替他做些翻譯工作。此時他已通曉數種外語，包括現代希臘語、俄語、日語並逐漸熟悉中國地區的各種語文（蒙古文、藏文）。
西元一八九九年，拜克斯結識了身為泰晤士報派駐上海的記者濮蘭德（J.O.P.Bland）。西元一九九零年初夏，義和團運動爆發，六月二十一日，清廷對各國發布宣戰詔書。隨著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中國的「庚子事變」成為當時世界上萬眾矚目的事件。當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倉皇出逃的康有為在經由上海和香港流亡到日本的過程裡，濮蘭德曾出過不少力，並且對康有為做過比較深入的採訪，所以他自認為擁有向外界詮釋這一事件來龍去脈的專利；而此間的艾德蒙．拜克斯則是號稱自己有辦法接觸到清朝宮廷檔案史料，也自以為對宮廷有著較他人更為深入的了解。由於濮蘭德漢語說得也算流利，所以巴克斯與他一見如故，兩人後來過從甚密。西元一九零八年，慈禧太后逝世，他倆便決定順時而動，利用人們對慈禧的想像和臆測，開始著手編寫一本有關慈禧的新書。兩人於西元一九一零年出版了一本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名為「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慈禧生平史」（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Hsi，此書的中譯版名為『慈禧外傳』），並宣稱其內容主要是依據清朝當時的宮廷內務府大臣─景善，慈禧的私人管家，他所寫的私人日記而來的。而這本日記，拜克斯則聲稱是他自己在西元一九零零年義和拳亂時，在剛死的景善家中所發現的。只是此部日記手稿的真實性，曾長期備受西方學界各方的質疑而引發不少爭辯。在西元一九一四年，他們又出版了一本名為「北京宮廷年鑑紀要：從第16到20世紀」的書（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此書民國四年為陳冷汰、陳詒先翻譯為『清室外紀』），而拜克斯就是以這兩本書奠定了自己成為一個東方學者的聲譽與地位。西元一九一三年，艾德蒙．拜克斯開始捐贈自己所收藏的大量中文古書、文卷以及手稿給英國牛津大學的伯德雷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或許他曾期望牛津大學能以延攬他擔任漢學教授做為回報，但牛津大學除了公開正式致謝之外，別無其他實質上的回饋，所以他的這番期望終究是落空了。在西元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他一共捐贈了上萬件，總重約八公噸的中文古書及手稿給該圖書館，只是這些數量驚人的個人收藏，當初的出處來源究竟為何，迄今卻依舊是無人知曉，仍處於一個來路不明的狀態。
西元一九一五年，他曾受英國駐北京公使約翰．佐丹爵士（Sir John Jordan）指派，擔任政府的秘密代理人，替英國政府私下在中國境內各地搜購武器軍火，用以在歐洲一次大戰中同德國作戰對抗。西元一九一六年，艾德蒙．拜克斯還代表美國銀行卷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1879-1893）和當時黎元洪政府接洽印鈔生意。其後也代表英國著名的造船商─約翰布朗公司（John Brown & Co.）和中國政府簽約，要為中國海軍來建造艦隊船隻。但事後證實，這些都只是他匠心獨運所虛構編造出來的想像罷了，當中沒有一件成真，但卻讓英、美兩國的政府及商業巨頭十足吃夠了苦頭並被騙得頭灰頭土臉。所以當他在西元一九二二年再度回到中國後，對前述的那些交易從此絕口不提。西元一九一八年，他世襲繼承他父親的爵位而成為二代從男爵。他生命裡的最後十八年，都是由一個中國僕人陪伴著，孤獨地在北京度過的。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他病逝在北京當時的一所法國天主教醫院裡，長眠於北京平側門外的天主教查拉墓園。艾德蒙．拜克斯迷人而虛幻的生涯，是由完全的隱居生活與居中聯繫當代東西方事務所交織而成的。他對於當代的世人曾是個謎，其一生對於探索中國與諸外國殖民帝國，在那段動盪時期的歷史，永遠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話題。他曾告訴過「藝文文摘」的記者：「我的姓氏正確發音是 "back'us" （My name is pronounced back'us）」。
About the Author
Hugh Trevor-Roper, Lord Dacre of Glanton, was born in Northumberland and educated at Cahrterhouse and Christ Church, Oxford, where he read Classics and Modern History. In 1957 he was appointed Regius Professer of Modern History and in 1980 Master of Peterhouse, Cambridge.
Regius Professorships are "Royal" Professorships at the universities of St Andrews, Oxford, Cambridge, Glasgow, Aberdeen, Edinburgh and Dublin. The chairs were created by a monarch, and each appointment, save those at Dublin, is approved by the Crown.
本書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修．瑞瓦．崔佛羅伯男爵（Hugh Redwald Trevor-Roper），生於西元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五日，卒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歲。他畢業於牛津大學，在西元一九五七年獲得英國皇室認可而被核定為該校現代史之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曾於西元一九八零年，接任劍橋大學彼得豪斯學院院長（Master of Peterhouse, Cambridge）。他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對英國初期現代史及德國納粹史有獨到的研究。他的著作眾多，主題範圍廣泛，從中世紀至現代的歷史皆有論述。西元一九七三年夏天，他接獲瑞士某國際性醫學研究機構一位主管的來信，商請他來為已故的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所遺留下的兩部回憶錄手稿做鑑定工作，並在鑑定後將它們送往牛津大學裡的伯德雷恩圖書館保存。由於拜克斯曾長年旅居在中國北京，況且與自己又同是牛津人，自然激起了他濃厚的興趣而爽快地允諾答應接下此件工作。
當他開始閱覽兩部回憶錄手稿時，卻發現其中的內容陳述十分令人震驚訝異，因為拜克斯在這裡面記載著自己同當代名人，諸如英國前首相羅斯伯里勳爵（Lord Rosebery）、法國詩人保羅．維荷蘭（Paul Verlaine）、英國作家奧斯卡•外爾德（Oscar Wilde）以及當時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一位公主，甚至中國清朝的皇太后慈禧等諸人，分別皆曾發展過肉體關係。同時他也造訪過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還同當代的法國名伶莎菈•波恩娜（Sarah Bernhardt）同台演出過舞台劇。他直覺認為，這兩部回憶錄簡直就是色情文學，於是便拿出史學家慣有的治學研究態度，開始認真而嚴肅地著手去調查考證這些敘述的真實性。在閱遍所有能收集得到的相關文件資料，做過無數次的交叉比對後，崔佛羅伯最後終能清楚辨明這兩部回憶錄內容中的虛實並判定其真偽。同時他也以縱深長遠遼闊的歷史眼光，對艾德蒙．拜克豪斯的歷成長程及性格養成做過一番透視和解析。最終他所得到結論是：這些看似真實而精彩不凡的事蹟，到頭來只是艾德蒙．拜克斯以個人豐富的想像力所虛構捏造的罷了。
其實本書就是作者修．崔佛羅伯男爵在仔細詳盡地考證過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所留下的那兩部回憶錄之內容後，所寫成的一份學術性的剖析與心得報告。現今很明確地，艾德蒙．拜克斯所著作的那些有關於中國的作品，既使不是全部的，也大都是經由他個人的想像所杜撰出來的，因而也誤導了東西方學術界長達數十年之久。然而，其作品對當代的學者而言，也並非全然毫無價值。因為其作品當中，對清末宮廷生活所做的那些詳細的描述與記載，畢竟是出自一位活在當時同個時代裡，自身精通中文而又有機會得以深入接觸宮廷的洋人之手，縱然他從沒福份能享受到只能存在於想像中的那份親密關係。本書無疑是英國史學家崔佛羅伯男爵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完成的一部重要的歷史學著作。同時，藉由此書裡所展現的各項不可爭執之證據和依照這些證據所做出的合理論斷，也為多年來因景善日記的真實性這個問題，在西方學術界裡所引起的諸多質疑與爭辯，提供了一個能令眾專家學者皆感到信服而滿意的答案，讓這個棘手的問題藉此而獲得最後的仲裁，這場延續了長達半個世紀一直無法蓋棺論定的爭論，也終於得以平息。
本書繁體中文譯者感言 1/20/08 3:19:31 am
本書繁體中文譯者感言
就是下列這兩篇分別刊載在XX時報的報導，讓我產生翻譯此書的意念：
（壹）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刊載的報導
─XX時報 2008.01.04／台北報導
滿洋姦情 史學家都沒聽過
老佛爺慈禧太后在清朝宮中與英國籍男子艾德蒙．拜克豪斯大搞老少配的不倫之戀？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王正華表示，這段說法出自拜克豪斯回憶錄，但研究慈禧的國際學者從未把它當作一回事，都認為是拜克豪斯想像出來的「情色小說」。不止王正華如此認為，根據維基百科記載，英國史家修．崔佛羅伯（Hugh Trevor-Roper）也在拜克豪斯的回憶錄裡發現非常「鹹濕」的情節。拜克豪斯「男女通吃」，曾與已故英國首相羅斯伯里伯爵（Earl Rosebery）、法國詩人保羅．維荷蘭（Paul Verlaine）、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等知名男人發生一夜情。王正華表示，她二○○二年做慈禧研究時，就讀到拜克豪斯有關慈禧婚外情的資料，當時即認為非常可疑。之後再讀其他關於慈禧的史學著作，發現從未有正史學者把拜克豪斯當回事，也從未引用過他回憶錄寫的東西。王正華說，要見慈禧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只有慈禧指定的西洋畫家與日本攝影師可以進宮捕捉她的身影。一九○三年後，慈禧開始在宮裡舉辦下午茶宴，受邀對象都是使節夫人，男人根本無從接近。但關於慈禧的八卦的確讓兩岸史學大師搖頭大嘆「莫宰羊」。中研院院士、史語所所長王汎森表示，從沒聽說過慈禧在宮裡有男朋友。大陸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常建華目前在台訪問，他也說，從未讀過或聽過慈禧大搞「漢（應為滿）洋姦情」的故事。
洋面首有怪癖 偷剪寶衣上珍珠
與其說拜克豪斯愛慈禧，不如說他愛的是慈禧珠光寶氣的衣服。《北京隱士》多處記載，拜克豪斯對慈禧的珍珠寶衣迷戀至極，初進宮時甚至盜取；但形跡敗露，只剪下寶衣上三百四十四顆珍珠，已讓他興奮莫名。崔佛羅伯不止比對拜克豪斯回憶錄內容的真偽，也用史家眼光透視拜克豪斯的成長與性格養成。他評論說，「拜克豪斯一生與社會上或藝文界的名人，發展出一系列的社交關係與性關係」，這些人包括法國詩人保羅．維荷蘭（Paul Verlain）及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等知名男性，唯一的女性是慈禧太后。拜克豪斯與慈禧的遭遇可能是一生「性史」的插曲。崔佛羅伯在《北京隱士》二九七頁寫道，在歐洲拜克豪斯是個文人；但到了中國，他成為一個「旁觀者」，因為他的語言天分，他才會進宮接觸太監、認識慈禧，是中國給了他恣意放蕩的機會，他也才能大膽地在回憶錄裡鉅細靡遺描寫「變態」的行徑。
（貳）二零零八年一月十日刊載的報導
─XX時報 2008.01.10／台北報導
慈禧與太監洋人 玩多P搞性虐
慈禧八卦高潮再起！一份英文寫成的關鍵史料指出，慈禧太后與小他五十歲的英國男子埃德蒙．拜克豪斯（Edmund Backhouse）的確大搞清宮姦情。但拜克豪斯最愛的人不是慈禧，而是大太監李蓮英，慈禧是因好奇而加入這些男人的「性愛多Ｐ」。拜克豪斯坦承，他在清宮與太監性交次數超過一千次，與慈禧親熱次數頂多只有二百次。這份關鍵史料是《北京隱士：埃德蒙．拜克豪斯爵士不可告人的人生》（Hermit of Peking: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作者是五年前過世的知名英國史家修．特維羅伯（Hugh Trevor-Roper）。
拜克豪斯回憶錄 爆宮廷淫亂史
拜克豪斯的回憶錄記載他一八九八年來到中國，一九○二年進入宮廷後與慈禧及太監之間發生的「性」事。特維羅伯求證並耙梳此回憶錄，直指其中有兩大主題：拜克豪斯與太監之間的同性戀，以及對慈禧太后獻殷勤。書名《北京隱士》指的就是拜克豪斯，但他自己在回憶錄裡不否認自己更像「淫士」。特維羅伯也有同感，認為拜克豪斯回憶錄的主旨就是「性」。特羅維伯指出，拜克豪斯最常寫到的部分是太監，而非慈禧；太監裡，拜克豪斯又獨鍾大太監李蓮英。拜克豪斯毫不隱瞞他與太監間的同性戀行為，慈禧看到後，「性」趣大發，指示李蓮英安排性交玩樂讓她參與。特維羅伯夾雜拜克豪斯的話在《北京隱士》英文版三一二頁寫道：「慈禧要大家跪下，她自己則玩起扮裝遊戲，頭戴風鈴做成的面具，身穿黃袍，與拜克豪斯及太監們大玩三Ｐ、多Ｐ及虐待與被虐待的性遊戲。」拜克豪斯說：「在北京與數百、甚至上千個男人發生性關係，但與慈禧只有一五十至兩百次。」
道具春藥助興 老佛爺需索無度
慈禧畢竟是老佛爺，《北京隱士》引拜克豪斯的紀錄說，慈禧索求無度，會用道具、春藥增加性愛力度，也會貼心地休息片刻，與拜克豪斯談論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但史家特維羅伯不敢直接採信拜克豪斯的鋪陳，他參考數十份其他資料，甚至比對李蓮英的日記，認為拜克豪斯入宮時十分自信「自己是萬人矚目的焦點」，李蓮英甚至發現拜克豪斯做筆記紀錄慈禧的興趣喜好。但分析拜克豪斯情色至極的回憶錄後，特維羅伯堅信，拜克豪斯愛的是太監，慈禧並不「愛」拜克豪斯，只是把他當作性玩樂對象而已。
王汎森：「北京隱士」非常怪異
日前引爆的慈禧搞「滿洋姦情」八卦引起國內學者興趣，翻箱倒櫃找出曾經讀過的史料，仔細審視慈禧到底是什麼樣的女人。中研院院士、史語所所長王汎森想起廿年前讀過英國史家特維羅伯寫的《北京隱士》，書中描寫的同性、異性性愛腥羶畫面躍然眼前。初版《北京隱士》於一九七六年出版，王汎森表示，他無法確認拜克豪斯記憶錄的虛實，但肯定特維羅伯在歐洲史領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王汎森說，特維羅伯是英國牛津大學欽定講座教授，也是一位右派史學家，當時與史家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等人筆戰，筆鋒犀利。如此一位出身名門正派、之前從未鑽研中國史的學者，為何對拜克豪斯描述北京生活點滴的回憶錄感興趣，且旁徵博引近四百筆其他史料，考證回憶錄的虛實真偽？王汎森表示，特維羅伯博學，對很多主題都充滿興趣，他無意中發現拜克豪斯「沒有人敢出版」的回憶錄後，被它荒誕、不可思議的內容吸引，決定用後設的角度定位拜克豪斯與他的回憶錄。王汎森說，特維羅伯有典型史學家的精神，越是荒誕不經、虛實相映的東西越引起他的興趣，但即使經過特維羅伯的比對校刊，王汎森依舊認為拜克豪斯的回憶錄記載的東西「非常怪異」、「不可思議」。不過，王汎森肯定《北京隱士》的可讀性非常高。但即使學術功夫紮實如特維羅伯者，學術生命裡也有滑鐵盧的時候。王汎森表示，特維羅伯是國際知名的希特勒研究者，所著《希特勒的最後一日》（Hitler's Last Minute）是該領域的經典，但有一次把不是希特勒的文件鑑定為希特勒的真跡，讓他的「權威」招牌遜色了一下。記者訪問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及民族所其他研究員，沒有第二人曾讀過《北京隱士》，多數表示曾聽聞書中引用拜克豪斯的回憶錄，內容相當情色與不可思議。而書末只提到慈禧晚年相當信任拜克豪斯，但並無兩人爆出愛情火花之說。
開始翻譯前的心情
二零零八年一月份，XX時報前後分別在當月的四日及十日刊出兩篇八卦閒文，該兩篇報導的內文指出英國史家修．崔佛羅伯(Hugh Trevor-Roper)在西元一九七六年曾著作了一本書，其中有描述關於慈禧太后同外國洋人搞「滿洋姦情」的勁暴內幕：「此文卻引起了台灣國內眾學者的興趣，一時大家翻箱倒櫃找出曾經讀過的史料，來仔細審視慈禧到底是什麼樣的女人。中研院院士身兼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王汎森先生，想起自己在廿年前曾讀過此書，書中描寫的同性、異性性愛腥羶畫面躍然眼前。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及民族所其他研究員當中，卻沒有第二人曾讀過此書，多數表示曾聽聞書中引用拜克豪斯的回憶錄，內容相當情色與不可思議。」
當初在看到該報社所刊載的這兩篇報導時，深覺截至此時我所看過的諸多中外史書傳記當中，沒有比這主題內容更為驚聳有趣的。於是決定拜讀一下那位英國史學家所寫的曠世奇文，但卻在中台兩岸的網路間，反覆搜尋不到此書的中文翻譯版可閱覽。倒在國外ebay的網頁裡，找到該報導中曾列出書名的那本書，仍有英文原版的書在網路間販售拍賣著。既然據報所載，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及民族所當中，除史語所王所長外的其他研究員，竟沒有第二人曾讀過此書，又沒有中文版的可讀覽的情況下，當下便決定要想辦法找本英文版的書來看，以便能好好對此主題做番較為深入的瞭解。於是特地請託旅居在美國的叔叔，從當地買到此書並寄回臺灣來讓我一睹為快。然後再把它翻譯成中文，讓所有使用繁體中文語系的同好也能有機會來奇文共賞一番。再者，這篇翻譯，就當是年近半百卻一事無成的我，追思「自己英文的啟蒙恩師─父親」的一個紀念吧∼
翻譯中意外的發現
當初開始翻譯此書之前，曾搜遍網路間卻找不到書看。原本以為沒人翻譯過，所以才著手翻譯，希望對此主題有興趣之人都有機會一覽此文。直到五月間已翻譯了三百頁其中的兩百多頁，因翻譯需要，在網路上查詢資料時，無意間才發現此書早在西元一九八六年，已由中國兩位教授級的歷史學者聯手翻譯過了，特此將他們兩位早已合譯完成，並可供「線上閱讀」的內文連結提供於此，讓有興趣一睹為快的讀家自行參考，唯內文為中國的簡體中文，看不慣簡體中文的，在閱讀上可能會較辛苦些。至於個人做的翻譯，還是決定把它完成。譬如畫馬，雖畫相同的一匹馬，但經由不同人的手所畫出來的馬，都應還是會有不同的神韻吧。
北京的隱士─巴克斯爵士的隱蔽生活(義和團資料叢編)86年一版一印
作者：特雷費羅珀(H.Trevor-Roper) 著
譯者：胡濱、吳乃華 譯
出版社：中國山東省濟南市─齊魯書社
出版日期：1986
譯者 胡濱
胡濱（1927-1996），又名胡福彩，江西清江（今樟樹市）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1952年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先任教於東北師範大學，1956年來山東師範學院歷史系，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1980年任教授，1979年成為碩士研究生導師。 1987年5月調青島大學工作。代表性譯著有《列強對華外交》、《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北京的隱士》、《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等，代表性論著有《戊戌變法》、《十九世紀末葉帝國主義爭奪中國權益史》、《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從閉關到開放》等，合編、主編有《中國近代史》、《西方文化與近代中國》等著作，發表論文五十餘篇。被評為省拔尖人才，獲中國“全國優秀歸僑、僑眷知識分子”榮譽稱號。享受中國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第七屆中國全國人大代表。曾任中國義和團研究會常務理事，省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譯者 吳乃華
吳乃華，西北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碩士學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研究領域：傳統文化與社會變革、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民俗神話與原始宗教。開設課程：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中國近代改革思想與改革實踐、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與現代民主思想、西方文化與近代中國社會、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改革、生肖與民俗神話。發表論著譯著：《西方文化與近代中國》、《北京的隱士》、《衝突與融合--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中國近現代簡史》、《蘇聯解體親歷記》等。發表論文：《論武士與日本的近代化》、《試析中國近代人格觀的演變》、《中西文化與康有為的變易思想》等。《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文摘》、人民日報《內部參閱》、《中華讀書報》、《北京青年報》等轉載、摘發、介紹了其中的三十一篇（部）。
在西元一九九二年，資深亞洲觀察記者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曾就此段中國歷史做了再翻案，寫了「龍夫人：慈禧太后的生活與傳說」（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雖說使原本歷史的真實面貌更加撲塑迷離，無意間卻也加深了這段歷史的趣味性。
翻譯完成後的感想
這是第一本我所翻譯的書，也可能是最後一本了。當初實在是衝著「慈禧與太監洋人玩多P搞性虐」這個奇特少有的主題，興致勃勃地想好好深入瞭解一番，才會不怕麻煩地請託旅居美國的叔叔從特地從該地買到此書寄回來讓我一睹為快。但看完之後，唯一的感想卻是啼笑皆非，因為該書內容同報紙裡所報導的內容實在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當下心中倍感納悶，真不知當初該篇報導是哪來的靈感，又是怎麼寫出來的。於是更下定決心要將此書翻譯出來，讓有心瞭解此事的人能有個更清楚更接近事實的文字敘述可憑以讀覽。
當初著手翻譯只是憑著一股衝動與傻勁，自恃英文底子還可以，就這麼開始了，但是才翻了幾頁，就發現苗頭不對，只因為這本書是由一個英國著名的史學家兼教授所著作的，他並不是一般平常的作家，就如同寫了天馬行空的哈利波特那種童話故事的羅琳女士那類的通俗作家；英文本來就是他運用自如的母語，提筆行文更是他的看家本領，況且他還是個超級知識份子，所以用字遣詞對我們這些外國人而言自然更是艱澀有加；此外，他的文章裡到處充斥著用來炫耀其學術身份地位的拉丁文、法文，就如同日本的高級知識份子大量使用漢字那般，所以想翻譯他所撰寫的文字，還真是得先掂掂自己的能耐和份量才行。沒考慮到這點就莽撞地一頭栽進去開始翻譯此書，真是大大的失策，但頭已經洗下去，只好咬著牙把它完成囉。下次若是還有機會考慮翻譯文章，只要是教授級的著作必定是敬謝不敏啦！
序言 ─ Prologue 2/17/08 5:53:17 pm
序言 ─ Prologue
在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裡，有塊新詹姆斯一世時期建築風格的大理石榮譽紀念碑。上面銘刻著歷年來對該館最有貢獻的贊助人名單。其中有韓福瑞（Humfrey）、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1390-1447）、巴德禮爵士（Sir Thomas Bodley，1545-1613）、洛得大主教（Archbishop Laud，1573-1645）、奧力佛．闊維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 ）、保羅．梅隆（Paul Mellon，1907-1999）及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與前面諸位同列齊名的，有個叫做艾德蒙．拜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1873-1944），他被列在這份名單裡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因為在西元一九一三年，他曾致贈了個人收藏為數一萬七千件的中文書籍卷冊以及手稿給該博物館，他保證其中有些是極為稀有而彌足珍貴的，而有些是很奇特的。在接下來的八年歲月裡，他又陸續加贈了一萬件。使得光是憑他所捐獻的這些收藏，根據專家的說法，就足以成為歐洲最佳的中文圖書館之一。如此亮麗的餽禮的確值得受到讚賞表揚，但是問題來了。誰才是真正的捐贈人呢？或者說，他到底是如何取得這些文寶的？他如此慷慨的動機又究竟是為何？任何偉大的收藏其範疇及源由皆是其自身歷史的一部份，在尊崇這些贊助者的同時，我們也該追溯著去瞭解他們，這才是對他們的慷慨行為的一種正確的表彰。
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在邁入晚年之際，尤其十分在意他的真實經歷應該為後世所知曉。因此，為了有朝他所謂的真相能被出版（他常表達要付莘的強烈意願），他寫下了兩本回憶錄。這兩本不太可能會被出版的回憶錄，內容絕然不同於現有僅存記載著關於他一生的公開記錄：在「國家名人錄辭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裡，由他的朋友霍普．丹比女士（Mrs Hope Danby）為他所撰寫的簡短記述。為了更接近事實的真相，除了艾德蒙．拜克斯爵士自己與霍普．丹比女士所做的兩種敘述之外，我將在此提供第三種版本。在本書中，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或許不會顯得像在霍普．丹比女士的版本中所記述那麼高雅，但至少會比爵士自己在回憶錄中所描述而要我們相信的他，來得值得尊敬。
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是個漢語學家，他在中國得到了他的書冊收藏和聲譽。如果他能為世人所知，那是全拜他和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兩人所合撰的兩本書所賜：西元一九一零年出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及西元一九一四年出版的「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前者長期以來，被西方學界視為是有關中國帝制皇朝最後統治者之生活的首部經典之作，也常被西方文人認為是深具權威性的資料而拿來做引述之用，其中史實的精準、細節之生動、易讀而完整的風格是全然無可取代的。而後者則是始自明朝終至清朝的歷代皇室所發生之事件的記實文選。
想要獲得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生平的摘要一覽，最方便同時也是有必要的方法，就是從唯一已出版的來源─霍普．丹比女士所寫的簡短要述下手。霍普．丹比女士是位畫家兼作家，從西元一九二六年至西元一九四二年居住在北京，同時把艾德蒙．拜克斯爵士視為自己在當地的老友之一。在她憑藉著「個人所知」所撰寫的有關於拜克斯的那篇文章裡，她敘述了他的至親血緣家系、教育背景、奇特的語言天賦、在中國的長期居留、為使館擔任過的翻譯工作、從事過的教職、出版過的著述、對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及所被授予的榮譽。她如是告訴我們：「他在歐洲曾有機會擔任顯赫的職位，但是中國在召喚著，他選擇了留在中國。隨著時光流逝，我們得知他成了一位隱士，投身致力於研究及著述。在北京西區的宅居裡，他過著如同中國學者般的生活，也穿起了中國長袍。逐漸地，他放棄了與歐美友人之間大部分的交往，只同其中少數的二三人有聯繫，成為眾西方人士眼中的神秘人物。但他卻依舊與中國友人繼續保持著之間的往來，其中包括了中國學者、中國政府官員以及前清朝的皇室成員。他似乎在編撰著一本英漢字典，同時還在撰述清朝皇帝個人的歷史。但是一場災難讓這兩項可能的鉅著都永遠無法完成：西元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北京，迫使艾德蒙．拜克斯逃離北京住所，前往澳洲使館區避難，隨後又轉往英國大使館。在日本人對任何以文字記述的文稿都抱持著強烈懷疑的態度之下，他的手稿皆被日人放火燒焚而付之一炬。於是他寶貴的史料及將近半世紀的心血也隨著化為烏有。」
在這段正式的記述中，霍普．丹比女士加入了她於西元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一本有關於自己在中國生活的回憶錄當中的一些生動細節。在其中，艾德蒙．拜克斯被描述成一個仁慈厚道、心不在焉、對中國歷史有獨到研究的教授，他那有威嚴的白長鬚，長年甚至在炎夏也穿著的白色絲質長袍，讓他活像是清朝宮廷裡早期耶穌會的信徒。她這些陳述構築出一位移居海外且被中國深化的英國爵士的美好形象，但對於瞭解他的真實人格卻無絲毫幫助。我們依舊無法知道：他何以要定居北京？他所從事的神秘研究，其真正的目的為何？他隱居生活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這個神秘人物的秘密還是沒有被解開。
環繞著艾德蒙．拜克斯的眾多秘密當中，其中有項是關於一本中文日記─清朝內務府大臣景善的日記。他聲稱這是他在西元一九零零年義和拳亂期間發現的，後來他據此日記的翻譯內容，撰寫成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日記的手稿現今仍保存於大英博物館，但是關於這份日記的真偽及可信度，從他有生之年就開始被爭辯著，迄今仍尚未獲得最終的確認。已故的維多．普西爾（Victor Purcell，1896-1965）在西元一九六三年所出版的權威著作「義和團起義」（Boxer Uprising ）一書當中，為此書附上了一份特別的附錄。如果此附錄是真的，對史學家而言，它應被視為是個無可取代的重要資訊。維多．普西爾做出了此日記是件贗品的結論，但他無法悉知究竟是何人以及為何要如此做。霍普．丹比女士在記述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生平的簡短傳記裡，並沒有提到這項足可使爵士人品做個蓋棺論定的重大爭論。而我斗膽自忖：我將提出的證據，應該可以平息這場爭論。
坦白說，要不是因為一個奇特的機緣，我原本可以開開心心地讓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停留在那團他自己構築的謎雲裡的。在西元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有位身兼一所國際醫學研究所所長的傑出瑞士科學家，寫了封信給我。他在信中措辭嚴謹地請問我，如果我覺得合適，是不是願意接受他最近才剛得到的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手稿，並負責將它們送往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在那裡對它們做些維護的工作。隨函對方並附上了此手稿的來源簡歷以及兩位看過此手稿的知名學者所做成的意見書。兩位學者皆同意這手稿為文學佳作並具有歷史價值，但是很顯然地，從他們的意見書裡看來，有著某種程度的猥褻。由於在伯德雷恩圖書館原本就藏有艾德蒙．拜克斯捐贈的大量圖書文物，若能和其他的那些文卷放在一起共同保存，這裡自然是這些手稿不做二想的最理想歸處。但是對方認為在捐贈之前，這些文卷應先經由一位英國史學家來檢驗過。而我因同艾德蒙．拜克斯一樣，都曾為英國情報單位工作過些時候，所以被視為是這份檢視工作的最佳人選。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提議。由於某種原因，這些文稿被對方認為並不適合當成郵件包裹來寄送，所以在西元一九七三年八月，當我恰巧有事過境瑞士布魯塞爾機場時，由對方煞有其事地，在機場當面親手將這奇特的包裹點交了給我。
當我回到了牛津大學打開包裹時，我發現裡面有兩部作品，原稿文字皆已用打字機整齊的打印在四分之一開的紙上，各裝在一個精美的中國錦盒裡。分別依獻詞、目錄、正文的順序，井然有序地排列著，就好像是為出版商準備好的那般。這兩部作品皆是用英文著述的，第一部的標題為「已逝的過往」（The Dead Past），第二部的標題上卻揮灑著中文的漢字並有個法文的名字「滿州的沒落」（Decadence Mandchoue）。在兩部文稿的最上層，還很隆重地（或許太過隆重了）各附上一張擔保內容絕無虛假的宣誓，令人印象深刻。於是我決定立刻著手工作，並決定由看起來較有份量的那本「滿州的沒落」開始。
我才讀沒幾頁，就瞭解到當初瑞士方面為何會覺得這些作品不適合以郵件包裹的方式交寄。我暗地想─如果一個正直而認真的海關官員，當他打開包裹並閱讀到這些文稿，他究竟要怎麼去處置它才好？毫無疑問地這包裹會被沒收，說不定還要著依規定，瞥扭地去追查寄件人，只因為─這裡面的文字內容實在不是一般的淫穢。讀著這些文稿，我不禁想到書誌編纂家西蒙司 （Alphonse James Albert Symons，1900-1941），當他看到英國作家羅夫（Frederick William Rolfe，1860-1913，自稱是卡佛男爵）在威尼斯所寫的那些色情信件的內容時，當下他所感受到的驚訝和沮喪。極其類似的情況，在我剛開始閱讀艾德蒙．拜克斯回憶錄時，這內容也的確讓我傻住了。爾後在我研究他奇特的人格的時候，我還是會常想起這一幕。最後，我會發現，這兩者之間竟有著比我所能預見得到的更深遠的關連。
閱讀中，令我驚訝的還不僅是這兩部作品裡淫穢的文辭，故事本身更是匪夷所思。艾德蒙．拜克斯所謂絕無虛假的回憶錄當中，詳細記載著一種奇特的生活，而且還往往涉及到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及中國的滿州時期裡文學界及社會歷史中，所禁忌的許多事物。我覺得必須繼續讀下去，而能讓我欲罷不能地看下去的，並不是文章的本身，而是背後其作者所具有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個性。就如同西蒙司被那些淫穢的威尼斯信件所驅使，而去探究原作者羅夫離經背道、難以理解的性格那般，我也被這些猥褻的回憶錄所深深地吸引，而想要去徹底瞭解這位個性比起羅夫的荒誕怪異也毫不遜色的作者本人。西蒙司寫過「卡佛的探索」（Quest for Corvo ）一書，而同樣地，我也展開了我對艾德蒙．拜克斯的探索。
此外，我還有一個特殊的動機，我捫心自問：我怎麼能不竭盡自己所能地去查證這作品當中令人驚訝的歷史陳述，就讓這些如此震撼的文稿保存進伯德雷恩圖書館及其他公共博物館裡去典藏? 而這些陳述無論真偽，都同樣會破壞艾德蒙．拜克斯身為一個專心治學的學者的形象，而其中的意涵，同樣地也會引發出對身為捐贈人及學者的他所寫的著作的嚴重質疑。
如果要檢驗一個遁世者的自傳，有什麼外界資料可以憑藉著來照應比對呢？首先，我想從回憶錄本身裡面去找線索。在這著作中，艾德蒙．拜克斯曾提及他的一些私密好友，甚至是親密關係，其中有在一八九零年代裡的幾位英國和法國的文人及英國的政治家。既然如此，試圖在這些人至今仍現存的文件裡，尋找任何提及到他的蛛絲馬跡似乎是蠻合理的。但是在我檢驗過這些人截目前所仍能看得到的文件之後，我發現這些名人在這方面，或許在某些情況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似乎是極其地謹慎小心。事實上，窮我所能發掘，根本沒有人曾提到他。再者，艾德蒙．拜克斯在回憶錄當中的有些陳述或自白，是如此地奇特不凡，讓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能全然只依賴他的記述而全盤地接受相信它。
因此我決定只依靠外界的資料，完全不去參考他的回憶錄，盡可能地重建起他的過去，以此來做為一個起點。我向一些，曾於艾德蒙．拜克斯還在世期間裡，到過中國的友人諮詢，很快地我就發現，我聯繫上了不少或許看過和絕對看過這位難以捉摸的爵士的人。雅頓爵士（Sir Harold Acton）把我介紹給維齊先生（M. Henri Vetch），一個當時在北京的法國出版商，現在人居住於香港。他曾於西元一九三九年發行法文版的「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所以他曾同作者有過接觸。維齊先生又把我介紹給了樂威頌先生（Mr William Lewisohn），前泰晤士報駐北京特派通訊記者，現在退休了住在倫敦泰晤士河畔，九十歲高齡了，但頭腦依舊清楚。樂威頌先生除了提供我一些有用的資訊，同時介紹了我幾位，在一九二零年代及三零年代，曾出使或任職於北京的英國外交官。霍普．丹比女士同時也將她的書中情節做了些生動的補充潤飾後告訴我，我的友人得瑪吉立（M. Roland de Margerie）也向我證實了某些我已得知的情節，並加入了一些私人的回憶。我非常感激這些人的善心協助，但是到頭來，他們所能告訴我的，不外是關於他的一些極為短暫的跳躍式場景記憶，而這些充其量，也只能證明他是真的存在過罷了。或許他們對他曾經驚鴻一撇─看到他身著長袍坐在輛黃包車裡，匆匆忙忙地遮著自己的臉，深怕被那些西方人士褻瀆的眼光所冒犯。或許他們在他不得不出現的場合裡（如：翻譯、領款、自身安全問題）遇見他，然後他們察覺到他在與西方人士同處時，所具有的那份深怕被別人所控制的強烈敏感與不安。但他所特有之彬彬有禮的風範、個人的魅力、恰如其份的舉止、女性化的動作，卻絕不會因此而稍有失色。或者他們根本只是聽說過─在這個西方人眼裡的韃靼人城市裡，住著一位著名的隱士。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真正的個性，他為什麼來到中國和到底在這裡做什麼。他就像是一種習俗─因為這個字眼代表著某種程度的穩定，但卻是種無從捉摸的持續狀態，或者該說更像是住在公園深處某個角落裡，某種難得一見的害羞夜行動物，只有在乾旱飢荒的時候，才會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地出現在屋前乞食。
為了要突破這些粗淺的表面印象，我自然只有依靠文字記載了。但是艾德蒙．拜克斯沒有留下任何的私人文件，而且我被告知也沒有所謂的拜克斯家族文件。他畢生所撰寫的文檔都由他自己保管著，直到西元一九三九年，就那麼巧地，被霍普．丹比女士在其書中所歸咎的日本人所放火焚燬付之一炬。此後，僅剩的就只有這些回憶錄了。但是有一個機構，他一定曾經同它通信聯繫過，就是他捐贈的對象：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於是我轉向圖書館的檔案庫來下手。在這裡，我的辛苦終於得到了獎賞─我找到了他的存在以及他在消失到東方遁世之前的活動的第一個鐵證。
這證據是兩個卷宗，卷宗裡面是當年艾德蒙．拜克斯為了有關捐贈收藏事宜而聯繫伯德雷恩圖書館時所寫給管理員的往返信件，這些卷宗由前後兩任的圖書館理員經手保管著，前任的管理員梅丹（Falconer Madan）在西元一九一九年，交接給繼任的管理員高里（Arthur Cowley）。這兩份卷宗讓試圖瞭解艾德蒙．拜克斯從西元一九一二年至西元一九二三年這段期間之活動的企圖露出了一線微弱的曙光，也強化了我在苦讀他的回憶錄時所得到的一些結論。當然這兩份卷宗無法幫忙溯及比西元一九一二年（當他首次聯繫伯德雷恩圖書館提供他那帥氣的大手筆捐贈）更早之前的事情。當時他已年屆四十，而且依據我估算，沒正式紀錄地，已經在中國至少居留了十五年。所謂沒正式紀錄，那是因為回憶錄本身正在被檢視著，所以其中說的都不能被拿來當做依據。
既然早年的公開文件都絲毫沒有提及到他，所以很明顯地我必須從私人的文件裡來找了。有兩個人的私人文件，應該可以透露些於西元一九一三年以前，艾德蒙．拜克斯在中國生活的蛛絲馬跡。其中一個是他的著書的伙伴濮蘭德，他們兩人合撰了「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及「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在他們首次合作的時候，濮蘭德是泰晤士報駐北京通訊記者。另一位是濮蘭德在泰晤士報系的上司（也是競爭對手），政治通訊記者兼中國專家─莫瑞森醫師（Dr.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
莫瑞森認識當時在北京的每一個西方人，如果說他不知道艾德蒙．拜克斯，那是不可思議的。再者，以他桀驁不遜的個性，如果說他從沒批評過這個人，那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既訝異又失望地發現，在培爾先生（Cyril Pearl）所著「北京的莫瑞森」（Morrison of Peking）一書當中，從未提及艾德蒙．拜克斯這個人或者是他報社的同僚，也就是前者的著作伙伴─濮蘭德，他們之間的任何關係。但是從樂威頌先生那裡得知，莫瑞森確有留下一本原打算出版的私人日記（因為內容直言無諱而被認定為不適合出版），因而我又重新燃起希望。我請當時人在澳洲的友人雅德希（S.A.M.Adshead）前往保存著這本日記的澳洲雪梨的米雀爾圖書館（Mitchell Library），幫我去尋閱那些早已封箱的莫瑞森私人文書。他好心地幫了我這個忙，而他給我的謄本更是無價之寶。這些謄本提供了艾德蒙．拜克斯在北京活動的最早之證據，這些證據後來，於本書付莘之前，在由澳洲大學遠東歷史系羅海民博士所著的「莫瑞森書信選集」的學術出版品裡，獲得了補述。
比起莫瑞森私人文書更重要的，如果存在著的話，那就是濮蘭德的私人文書。莫瑞森於西元一九二零年逝世，而濮蘭德比他長壽，活到了西元一九四五年。但是有所謂的「濮蘭德私人文書」存在著嗎？起先我假設沒有，因為在先前我曾提過的那本由維多．普西爾出版於西元一九六三年的「義和團起義」一書裡，他寫著，他無法查找到任何濮蘭德的私人文件。然而，我很快地得知在西元一九七零年（維多．普西爾過世五年以後），濮蘭德的私人文書被捐贈給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現在可以在湯瑪斯．費雪稀有書籍圖書館（Thomas Fisher Rare Book Library）內找到。於是我寫了封信給該館的管理員，而他好心地將我所需要的所有相關資料，以縮微膠片郵寄給我。這份膠片檔案是我截至目前所發現，最有價值的單筆資料，其中包含了濮蘭德私人信件、個人日記和未完成的回憶錄。有了這份資料，加上莫瑞森的私人文書，讓我能幾乎完整重建艾德蒙．拜克斯從西元一八九九年至西元一九一四年期間的活動經過，偶而還能追溯到更早時期的事物。
憑藉這三份文件─英國牛津大學伯德雷恩圖書館裡的通信文件、澳洲雪梨的米雀爾圖書館裡莫瑞森的私人文書、加拿大湯瑪斯．費雪稀有書籍圖書館裡濮蘭德的私人文書，靠著這三者內容裡所提供的主要訊息資料，我已能獨力研究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從他抵達中國開始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這段期間裡的生活。此外，第四份資料來源就是荷普利博士（Dr Reinhard Hoeppli）所擁有的回憶錄。他曾是瑞士駐北京總領事，是艾德蒙．拜克斯的最後一個東家和庇護者，也是這份回憶錄的整理編輯之父。而這份回憶錄在布魯塞爾被交到了我的手裡。荷普利博士在這個故事裡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的貢獻也將會慢慢地呈現出來。
當我發現我手上已經有了四份重要的資料，我相信我已可以開始重建，或許也可以解釋，艾德蒙．拜克斯的生活。沒花多久，我就發現很顯然地他的生活，姑且不管回憶錄裡是怎麼說的，遠要比公開紀錄裡所陳述的或是撰寫這些資料的人本身所知道的來得更為奇特而神秘。濮蘭德、梅丹、高里、荷普利等人，雖然對艾德蒙．拜克斯特意獨行的個性感到驚訝，但皆不曾瞭解他真正的性格或是來歷。有著強烈洞察力的莫瑞森，也只看出他個性中淺顯易見的一面，如果我真的想要瞭解他行為的動機，我必須更深入地探究才行。幸好，手邊的其中一份資料，提供了我一些重要的線索。
這份重要的資料就是：莫瑞森在他逝世兩年前所寫下的，有關於艾德蒙．拜克斯於西元一九一四年至西元一九一八年期間，從事商業仲介活動的內容摘要，沒有它我是不可能有機會能突破這秘密的第二層圍籬的。在這之前，我所詳讀的資料裡，沒有任何的文字提及或暗示他曾從事過這類的活動。在我首次瀏覽這資料時，也覺得好像是在陳述一個當時與他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真是非常不可思議。唯一能檢驗這資料內容的方法，就是尋找出能對應這番陳述的紀錄文件，如果這類文件還存在著而且也拿得到的話，它們應該是在莫瑞森的文字中所提及，當年曾雇用他擔任中國地區代理人的這兩家公司手裡。它們分別是：位於克來德賽（Clydeside）的約翰．布朗造船工程公司（John Brown Shipbuilding & Engineering Co.）和位於紐約的美國銀行卷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於是我寫信向這兩家公司提出我的請求。
位於克來德賽的約翰．布朗造船工程公司，是座落於倫敦的約翰．布朗集團（John Brown & Co.）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本身沒有什麼自主權。所以記錄文件應該是由倫敦的母公司保管著，再者我手邊的資料也都顯示真正指示艾德蒙．拜克斯從事活動的人，正是母公司當時的巨頭查理斯．麥克雷倫（Charles Mclaren）。這家母公司現今仍然存在，但是我的請求卻碰了個大釘子。該公司回覆我，他們幾乎可以確定，沒有保存著我所詢問到那麼久遠以前的年代的紀錄文件，而且也沒閒工夫為我去舊檔案堆裡翻箱倒櫃。然而，我後來得知有關該公司造船生意的這些記錄，不是被送回位於克來德賽的子公司，就是在西元一九六八年當該子公司被上克萊德造船公司（Upper Clyde Shipbuilders）併購時，一併交移給了新公司。後來在這個合夥關係結束清算時，這些相關的文件被捐贈給了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該校的檔案管理員莫斯先生（Mr Michael Moss）好心地幫我查閱了它們，歸功於他的幫忙，我終能重建艾德蒙．拜克斯，當他還被名列在該公司薪餉名冊裡時，那段時期的活動輪廓。當然如果能依據公司裡內部文件的記載，來得到一個更完整的敘述，那就毫無疑問地將會更是精彩的。可惜迄今，所謂的內部文件，卻永遠是個理想罷了。
然而我對另一家公司─位於紐約的美國銀行卷公司所提出的請求，卻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該公司董事會的主席維森先生（Mr Edward H. Weitzen），對此請求表現出了高度的興趣，並立即親自下令，要求屬下為我詳查公司檔案。該公司的研究員澤克先生（Mr A.Zecher）在非常徹底地翻搜過檔案後，提供了我一系列很棒的記錄謄本，足以佐證並補述莫瑞森所做的記載，也讓我有能力更詳細地重建艾德蒙．拜克斯與美國銀行卷公司之間的故事。後來，在這兩份資料之外，愛爾文先生（Mr Mark Elvin）提供了我第三份與前二者發生於同一時期的資料:外交部檔案庫裡有份檔案，標題為「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事務」（Affairs of Sir Edmund Backhouse）。在查閱時，我發現這份檔案是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十月間，由英國駐北京公使喬丹爵士（Sir John Jordan）所下令開檔建立的，而創建此檔案的當時環境背景，在本書內文後面將會有明朗的呈現。至此憑藉手上已有的資料，我已擁有關於他這段奇特歲月裡所作所為的最終結論性的證據，而他這段奇特歲月的際遇，對他生前的文學著作所引發的爭論，也有著極顯著的重要性。
對歷史的探究是永無止境的─當愛爾文先生提供我「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的事務」這份檔案的時候，依照當時的想法，我原本認為已經完成我的書並把它交給了出版商。在剛開始閱讀該檔案之初，我還深信，我只需要在書中加強一些細節，並對艾德蒙．拜克斯從事商業活動的這個章節稍做些補證即可。但我越仔細往下看，我竟發現他在這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裡，同時還從事著另一件更令人驚訝的事情。這個線索乃是當時英國駐北京公使喬丹爵士親自所寫的一張機密備忘錄。文件中清楚指出，他是英國政府的秘密仲介人並涉及一項神秘的外圍作業行動，但是事後公使並不希望此事再被提起。這個作業行動，大約是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夏天進行的，顯然同秘密採購軍火有關。
我必須承認─起先，我原本打算有意要忽略掉這個發現，閉口不談此事，而讓這個秘密永遠地繼續沈寂下去。畢竟我的書已經寫完，而出版商也正要開始印刷，況且我還有好多想要做的事等我去做哩。難道我在這個爵士身上所花的時間還不夠多嗎？他的個性不是已經被我充分地闡述過，而我的結論也獲得了足夠的佐證嗎？然而，我還是很高興我沒有向我的惰性屈服！因為在經過數度研讀推敲過政府的檔案史料之後，我不久便已直搗這個秘密的黑暗核心，而揭發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過往─而毫無疑問這段，是艾德蒙．拜克斯的歷險中最精彩的故事，我將在本書第七章裡加以詳述。
當我想到，原本自以為已經對艾德蒙．拜克斯的一生已有了足夠深入的研究瞭解，而幾乎就要將手邊的文稿交付編印成書之際，卻差點沒能發現這段能讓我不得不再提筆加上一個新的章節，並重新編排此書的奇特重要事件，我早先所具有的信心真是幾近全失。毫不奇怪地，我又如何能確定，沒有其他的事情還隱匿在他刻意的隱居生活裡某個黑暗的角落尚未被發掘出來？確實在其一生當中仍有許多誨澀不明的時段，例如：在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前，他幾乎每年往返英國和中國之間；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後，在中國北京長期持續的隱居生活；喬治霍爾（George Hall）曾提及關於他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在美國的歷險；尤其是從西元一八九五年在他離開牛津大學直到西元一八九八年抵達中國，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這三年對其人格及癖好的形成，以及後半輩子的人生方向，或許有著重要關鍵影響。對於前述的各個灰色地帶，我都曾費心盡力地去追查過，卻是一無所獲。而這些，就如同在那未被攪動過的深底沈睡著的怪獸，等待有朝被喚醒而重見天日。
我終於決定，讓他整個生涯裡其中的某些片段停留在空白。毫無疑問，當然世上總會存在著某些檔案文件，拿它們用演繹法或歸納法去加以研究，或多或少總是可以推斷窺探其一生中那些狀況不明的時段，但是雖盡我能力所及，有些檔案已經損毀不可復得，而有些是我所無法參透的。在經過無數次徒勞無功的努力探究及追查後，身為一個史學家該要能懂得在何時要心滿意足地放手，將難題留與後人。總之，在史學研究裡，有一個「問題縮減」定律：當一個問題無法正面破解時，聰明的作法是：跳過它去解決另一個，因為下一個問題的解決，或許會透露出意想不到的線索，讓前個問題迎刃而解，而絕不是鑽牛角尖地死守著一個牢不可破的難題。雖然還有很多謎題尚未解開，但我仍希望我這本簡短的研究著述，能讓長久以來世人對艾德蒙．拜克斯的著作所引發的疑問有些答案，而對於這位曾被一位中國學者向我描述為：「雖然是隱士，但絕對是我同年代裡，在中國最有趣、最多采多姿的歐洲人」─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提供一個迄今最接近事實真相的歷史紀錄。
第一章 縱情享樂的青年 ─ The Wild Oats 2/24/08 11:48:06 pm
第一章 縱情享樂的青年 ─ The Wild Oats
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生於西元一八七三年，拜克斯家族起源於蘭開郡（Lancashire，英格蘭西北部的一郡）的低下平凡百姓。最早有紀錄的祖先，是住在邑爾蘭．瑞得曼村（Yealand Redman）的自耕農約翰．拜克斯（John Backhouse）。打從克倫威爾（Cromwell）的年代，他們就是貴格會教徒（Quakers，基督教新教的一個派別）─而且是該教創始人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在當地創教以來，就代代信奉該教並延續不斷的最古老貴格會教徒家庭之一。在十九世紀裡，拜克斯家族躍上了商業經濟社會的舞台，他們的家族事業都在達靈頓（Darlington），在那裡他們擁有一家家族銀行，也涉足煤礦業及鐵路營運，由於經商需要及婚姻關係，使得他們將人脈拓展到了國外。既便如此，他們仍舊堅守著貴格會的傳統─只同貴格會教徒家庭交往，其中有：克倫威爾的福斯家族、蘭開郡的費爾家族、諾福克郡的故尼家族等。教徒家庭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同時也貫連起許多個貴格會教徒所發展成的商業世家。甚至有幾個家族成員曾寫過有關貴格會的宗教著述，其中有個家族的一位成員還是貴格會的傳教士。
在這些貴格會教徒的商業世家裡，其中有個家族與拜克斯家族走得特別近，那就是在克倫威爾的福斯家族─一個在十八世紀因經商及從事海運而發跡，同時子孫眾多綿密的家族。在當地他們掌控著一家至今仍然繼續營運著的海運代理公司，家族裡的各系族人，皆居住於此地附近的鄉間豪宅。其中有幾個成員在文學或學識上享有聲譽，在潘傑利（Penjerrick）的羅伯．維爾．福斯（Robert Were Fox，1789-1877）和在崔巴（Trebah）的查爾斯．福斯（Charles Fox）兄弟，皆以身為科學家兼科學作家而聞名。這兩兄弟的子女皆同拜克斯家族成員結成姻親─羅伯．福斯的獨子羅伯．柏克萊．福斯（Robert Barclay Fox）娶了珍．顧妮．拜克斯（Jane Gurney Backhouse）；而查爾斯．福斯的獨生女，也是唯一的繼承人茱麗亞．瑪利．福斯（Juliet Mary Fox），則嫁給了珍．拜克斯的兄長艾德蒙．拜克斯（Edmund Backhouse），就是本書男主角的祖父，如此一來，也就把自然把福斯家族在崔巴一地的產業帶進了拜克斯家族。艾德蒙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專注於北方的事務，同時在西元一八六八年至西元一八八零年之間曾擔任達靈頓議會之自由黨議員。但在繼承了妻子娘家在崔巴的產業後，他移居到康瓦爾（Cornwall）。當時人們稱他為「崔巴的艾德蒙．拜克斯」（Edmund Backhouse of Trebah），他在康瓦爾擔任治安官（Justice of the Peace），於西元一九零六年六月在崔巴逝世。
艾德蒙．拜克斯的長子─強納森．拜克斯（Jonathan Backhouse）是拜克斯家族中，第一位脫離貴格會教徒生活圈在外成長並結婚的成員。他於西元一八四九年生於達靈頓，但在年輕時期必定與父母及外祖父母在康瓦爾同住多年，並娶了位信奉英國國教的顯赫康瓦爾家族的女子為妻。他的妻子芙羅倫斯（Florence）是約翰．沙利司貝瑞-崔洛尼爵士（Sir John Salisbury-Trelawny）的女兒。雖然他在康瓦爾有深厚的地緣，最終也繼承了崔巴的產業（後來脫售了），但他志在北方。他把自己的家族銀行賣給了柏克萊家族，然後仍在該銀行受雇擔任董事，在北方扮演起地方仕紳。他除了在達靈頓的高地擁有市區宅邸，在約克郡旁的米陀頓．提亞還有間鄉間別墅。他在此郡，同時身兼數個重要職位，而於西元一九零一年，因對自由統一黨貢獻良多而被封為爵士。
強納森和芙羅倫斯共同生育了五個男孩（其中一個夭折早逝）和一個女兒。在四個倖存的兒子中，有人拒絕了所有貴格會的宗教信條如：和平、誠實、節儉等─他就是長子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他名字包含祖父的名字及母姓），往後我們將見識到他漫無節制的鋪張浪費。他的其他三位弟弟都在軍中發展。生於西元一八七六年的大弟奧力佛（Oliver）最終升至海軍將官；同生於西元一八七八年的羅傑（Roger）和邁爾斯（Miles）是孿生兄弟，羅傑在海軍升至第一海軍卿（First Sea Lord）；而與揮霍無度的長兄有著相同性格的邁爾斯，終其一生只是個軍人。女兒荷莉耶．珍嫁給了般夫郡（Banffshire）的約翰．佛萊雷爵士（Sir John Findlay），他是該郡的皇室代表，同時也是一些產業的業主。而他的妹妹朵拉（Dora）則嫁給曾官拜第一海軍卿的羅傑．拜克斯爵士（Sir Roger Backhouse）。
我們對本書男主角艾德蒙．拜克斯的童年一無所知，但他的孩童時期，很可能是同祖父母同住在康瓦爾，並且和祖母族系的福斯家族混得很熟。當然他對生活的興趣，不像是得自於信奉貴格會嚴謹教義的拜克斯家族先人，倒更像是來自於福斯家族：除了科學家及船務代理的家族成員，熟為人知的尚有日記作家凱羅琳福斯（Caroline Fox），她是隨筆作家兼史學家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及哲學家兼政治經濟學家約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的好友；而再上一輩的，外祖父查爾斯．福斯除了是個科學家，他同時也是個古怪的東方學家。於是船務代理、日記寫作、文人之間的情誼、標新立異的東方風格，這一切都闖進入了艾德蒙．拜克斯幼小的心靈而融入生活。福斯家族中還有個更怪異的人物─查爾斯．馬森．福斯（Charles Masson Fox），他的祖父阿佛烈．福斯（Alfred Fox）同外祖父查爾斯．福斯是兄弟。馬森是家族經營的船務公司的主管，同時也是個木材商。因為商業利益關係，俄羅斯及瑞典兩國都指派他擔任在發爾茅斯（Falmouth）一地的領事。他是一個單身而虔誠的貴格會教徒，熱衷於日常的事務，空閒時以破解西洋棋殘局及從事園藝來自娛。他的交友大都以文人及同性戀者為主，而且私下對描寫同性戀的色情文學，有著極強烈的喜好。其實，我早先曾提及過的，那位自稱卡佛男爵的英國作家羅夫所撰作的那些淫穢的威尼斯信件，其實就是為他─查爾斯．馬森．福斯所寫的。
西元一八八二年，艾德蒙，也就是崔洛尼（有時他喜歡這樣稱呼自己），開始到波克郡（Berkshire）的阿斯科特（Ascot）就讀於聖喬治預校（St. George's boys preparatory school）。在當時，這是所由神職人員─瑞得．訶伯特．史內-金納斯理（Revd Herbert Sneyd-Kynnersley）教士所經營管理的熱門私立學校。史內-金納斯理教士也不幸地因而聲名狼籍─因為在仰慕此間學校盛名而前來就讀的學生當中，有人後來功成名就或變得能言善道，甚至兩者兼具。他們皆描述了他最不欲人知的特性：勢利的性格、對保守黨的狂熱以及如虐待狂般地喜愛鞭打赤裸臀部的喜好。在他們競相地補充陳述當中，做了最完整而客觀的敘述的，是位有著日耳曼血統的學生─哈利凱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後來成為一位自由外交官及作家。他不否認有關野蠻鞭打（他曾幸運躲過）的事，但是他也提到了學校更吸引人之處：身為校長的史內-金納斯理教士對學生的真心關注、親自帶領學生做瞭解這個國家的探討、對自然科學的熱愛及對高品質教學的要求。這間學校是眾公立學校的典範，它以傳統的教育方式，諄諄教誨地反覆灌輸學生傳統的美德─英國紳士應有的美德：彬彬有禮以及絕對的誠實。艾德蒙終其一生，在任何人的眼裡，都是一個完美的紳士，他總是那麼謙恭有禮。而他也總自稱是以戒慎恐懼的態度來看待誠實：以致於在西元一九四三年，他會寫下「我從來沒有誠實過」這樣的字句。
在西元一八八六年，艾德蒙．拜克斯離開了聖喬治預校，前往溫徹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就讀，在此間還曾獲得獎學金。後於西元一八九二年，繼續轉往牛津大學的莫頓學院（Merton College）大學部求學，成為基金會的一名公費生（portionis magister，拉丁文）。主修古典文學的他，此時已經發現自身對語言的天賦，於是在大學肄業期間，私下開始研習亞洲及歐洲語言。
他在牛津大學的求學生涯顯然是開始得很順利，在第三學期因成績優異得過獎。西元一八九四年三月，還差點在文學院大考中得到最優等的榮譽。隨後他轉到新成立的英國文學學校（School of English Literature）就讀，然而，他卻從未在此完成學業。他把這個自己深感遺憾的失敗，歸咎於自己長期的嚴重精神衰弱。莫頓學院的紀錄文件顯示：他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曾在西元一八九四年裡缺席過兩個學期（牛津大學將每個學年分為三個學期）。在西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學校決定在有一名隱密的傭僕身影不離地隨同在側，以及接受牛津大學醫生的掌控監督，這兩個的前提下，允許他返家長住養病。在返校後，他又繼續念了兩個學期，但是在西元一八九五年的夏天，他卻在仍沒有畢業拿到畢業文憑的情況下自行離開學校。
他在牛津大學的頭一年裡，同是就讀於莫頓學院，年紀長他兩歲的麥司．比爾普（Max Beerbohm）成為了他的朋友。但是在麥司寫給友人瑞奇．特納（Reggie Turner）的信中，卻告訴他不要同艾德蒙．拜克斯深交。他們認定他是個揮霍成性的富家子弟，一個絕佳的酒肉朋友。有一回，麥司把一個他視為凱子的同學形容為「是自從我們認識崔洛尼．拜克斯以來」最好海削的。西元一八九三年，來到牛津做人像描繪的威廉．羅山斯丹（William Rothenstein）也加入了麥司這夥人，他也曾對艾德蒙．拜克斯做過註記，他寫道：「我也畫過莫頓學院那個古怪的大學生─崔洛尼．拜克斯，他會請我和麥司吃晚飯，然後在飯桌上找個藉口離去，留下我跟麥司繼續斯混。他愛慕舞台劇名伶愛倫．泰芮（Ellen Terry），有一次，他包下了劇場正廳的前座區一整排的座位，用來招待他的同學朋友觀賞。他還收集珠寶，在倫敦，他曾向我展示價值連城的翠綠寶石。後來他就消失了，數年後，聽說他住在中國，和濮蘭德合撰了本叫『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鉅著。」往後我們還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跟珠寶的事、逃離社會的癖性以及搞突然失蹤的把戲。西元一八九五年五月，在他大學生涯的尾聲，我們再度驚鴻一撇地見到男主角，此刻，他正忙著替當時身陷名譽官司的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Oscar Wilde）在搞募款。而募款也成他後半生裡經常專注的事項之一。
一般整體而言，艾德蒙．拜克斯花錢的本事遠要好過賺錢的本事。而他所違背的家族歷代恪遵的貴格會勤儉教義，終於開始在他身上展開報復：他在牛津求學的這段歲月裡，自始過得奢華愜意，但是到了末期，債主開始催討債務，而且在收帳時有困難。據說，他在這三年大學生涯裡，所累積的債務，高達兩萬三千英鎊之多。在西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紙終究包不住火，他被法院正式宣告破產。在法院的文件裡，他被稱為是「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的艾德蒙．崔洛尼．拜克斯，前國家自由派俱樂部會員」。訴訟程序從一元一八九六年延續到九七年十一月三日，訴訟因與債主之間的協商而獲暫停兩年，直到西元一八九九年，債主獲得了原債款十分之一的債務賠償，這官司才真正終了。但此時，他人已在北京。
這段期間他到底人在哪裡？我們無從得知，只能推斷猜測。有些證據顯示，他可能出國去了。因為在他抵達北京的時候，他已能操數種外語，包括俄語、日語以及現代希臘語，而這些，若沒有到國外旅行及下番苦功，是不可能學會的。他妹妹在他死後有次接受報紙專訪提到：艾德蒙．拜克斯在牛津拿到學位後（她應該是指離開牛津後，因為他根本沒有拿到學位），他曾去美國在療養院住過三個月。在同院的病人裡有位俄國人及一位日本人，他是從他們那裡學會俄語和日語。當然，這些都是她聽他說的。無論如何，這是個他去過美國的證據，他妹妹也確實知道他去過。每次當有危機發生，他總是想要消失，然後宣稱他病得很厲害；所以很可能，當他的破產訴訟被提出的時候，他就恰巧適時地出國去了。
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臆測來支持這個推斷：試問他的父親是如何來看待這不幸的事件？根據各種的傳言，對於金錢的使用，強納森．拜克斯生性是極為謹慎的，因而，對長子這種漫無節制的浪費奢侈，他自然感到異常的憤怒。但同時他身為一個受人尊敬的銀行家，又豈能坐視任由他的兒子同時也是繼承人，公開合法地被宣告破產？在這個事件裡，整個過程被低調謹慎地處理了，沒有絲毫關於這個破產的兒子與銀行家父親間的互動關係的記載陳述被刊載揭露。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做父親的縱有千百個不情願，當然也會設法終止破產訴訟的進行，況且這是他能力所及的。以當時後來事情的發展，和當時艾德蒙．拜克斯在英國沒有居住地址，這兩點來看，在在都顯示當時他人已不在國內。當時寄給他的文件上地址都標示：牛津大學莫頓學院，這僅表示，這些都是他大學時期所留下的債務。另一個地址是：前國家自由派俱樂部會員（late of the National Liberal Club），這正表示他早不在那裡了。
再者，依西元一八六九年所立法而在當時早已是生效實行的破產法案的規定：「債務人有以離開英國、滯留海外不歸等手段，蓄意規避阻撓債權人之情況時，適用破產法處理。」綜合各種情況看來，這很可能正是他做了的事，也就是為什麼債權人會提出破產訴訟。換句話說，他在離開牛津後，便暫避到倫敦，卻發現在兩地都會被債主追討債務，於是他想到開溜到國外去，因而債主被逼得只有訴諸法律一途了。他被宣告破產，而他的家人卻在英國盡可能地來為他善後。於是在近乎吝嗇的儉省、審慎的精打細算及維護家族聲譽，這三者之間，他父親很高明地妥善處理了這件事：債權人被以很低的代價打發了，不幸的事實被成功地隱瞞了，而強納森也似乎從此，在內心確立了對這個長子未來的對待原則：今後將僅提供他最基本的生活津貼，同時提醒他別再寄望，來日會有在法律上本應有的財產繼承，因為原本打算要給他的，早在這次訴訟中都預支了。從今爾後，再也不能信任他去處理家族的任何資產。
我們必須承認這中間確有蹊蹺，儘管在國內搞得是一團糟，弄得到處風聲鶴唳，現在男主角的舞台卻拉到了─中國，他在那裡出現了。在什麼情況下他去到了中國，他去到中國到底想做些什麼，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出身自北愛爾蘭．厄爾斯特省，被清帝國正式任命為大清國海關總稅務司（官拜正一品大員）的羅伯．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書信裡，我們找到了他首度現身在中國後的一個簡短註記。
羅伯．赫德在當時的中國是顯赫一時的人物，此時他已經在中國持續居住了四十四年。身居要職的他，在北京過著名人達士的生活，常宴請賓客的他，還擁有一個私人的銅管樂團。許多後來在中國事務上有成就的洋人，大都是從他手下的這個單位做起的。艾德蒙．拜克斯很顯然地也是想來個依法炮製，因為羅伯．赫德在西元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給友人的信中提及：有一個他的部門可以用的，很好的後備人選來到了此地。名叫艾德蒙．拜克豪，二十五歲，通曉俄語、中文，他父親是柏克萊銀行的董事，還帶著莎立斯波利勳爵（Lord Salisbury）、德文郡公爵（the Duke of Devonshire）和喬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介紹信」。莎立斯波利勳爵是當時的英國首相，德文郡公爵是政務會主席，而喬瑟夫．張伯倫則是英國殖民大臣。這樣的推薦人組合，實在是好到了不行，不禁使我們想問：如果他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個不名譽的敗家子，那這三年來他究竟做了什麼，好到值得被這樣地來推薦？很不幸地，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也只能暫且擱置它。而這些推薦函也的確是大有來頭，可惜終究還是沒能幫上忙。羅伯．赫德告訴艾德蒙．拜克斯：對他的部門而言，他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選，可惜現在沒空職懸缺，然而似乎在鼓勵他，對未來獲許有的機會，抱持著期望。
事實上，艾德蒙．拜克斯終身不曾在大清國的海關稅務司任職，他起先在北京究竟是如何謀生並不清楚。至少有段期間，他可能曾在英國使館擔任翻譯見習生，偶而也替官方翻譯些文件。當然，在當時，對一個通曉中文的英國人而言，機會是無窮的，而他來到中國的那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又正是高潮迭起的一年，那年發生了「百日維新」運動─而這正是引發爾後的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權的起端，這也是慈禧太后長期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
在西元一八九八年，事實上，慈禧太后已以垂簾聽政的方式，執政了長達三十七年。她是葉赫那拉氏族人，本是清文宗奕濘（咸豐）的妃子。當西元一八六一年英法聯軍入京之時，咸豐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逃到熱河，卻猝死於承德避暑山莊（得年三十一歲）。慈禧身為只有五歲的皇位繼承人的生母，因而頓時擠進了權力的核心。咸豐死時，正值外人入侵、地方叛變、宮廷傾扎，朝廷上下陷入一遍驚慌之際。她在親信榮祿協助下，以迅速無情的手段，打敗宮廷所有對手，建立起第一次的攝政政權（年號同治），榮祿也因而長期被她所倚重。理論上，這只是個她同咸豐的孝貞顯皇后（東太后）聯合攝政，至她兒子清穆宗（同治）成年就需終止的政權，但東太后卻從無實權。在十二年之後（同治滿十八歲），慈禧已深曉權力的滋味，更不想放棄它。故在她兒子適時的逝世（十八歲親政，次年即病死）、懷孕的兒媳婦恰巧的自殺身亡，再配合以慎密的部署安排後，順利由另一位四歲幼童繼承皇位，而她又得以展開第二次的攝政。這位新皇帝是她的外甥載湉（愛新覺羅氏），年號為光緒。慈禧早已算計好，確保當光緒成年時，攝政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改變─至少直到西元一八九八年的夏天還是如此。
到了西元一八九八年，中國已屢次戰敗於東西方帝國主義諸國，而蒙受到一連串的羞辱。俄國佔據了滿州（海參崴、廟街、伯力、雅克薩、海蘭泡、庫頁島、尼布楚、外興安嶺），法國佔據了印度支那（Indochine，現今東南半島，當時為中國屬地），日本刮分了朝鮮半島（當時為中國附屬國）及台灣，而且列強皆已進佔沿海各地的港口。受到這些殘酷事實的撼動，所謂天朝顯然已不是獨立的強權，於是中國的愛國志士及知識份子，尤其是身處於從來不喜歡這個政權的南方當地人士，紛紛開始尋求中國沒落的原因，而發現到問題的根源就是來自於宮廷的腐敗。尤其在西元一八九四年，被日本所擊敗是中國人最不能接受的奇恥大辱，因為在中國人的眼裡，日本不過是個文化附庸的蠻夷叢爾小國。但是日本的勝利卻給了中國一個教訓：如果一個東方國家可以藉助西學而變得強大，中國理當也可以同樣地如法炮製。因此在中國的南方，尤其是廣東地區，興起了中國維新變法運動─採行西方人的模式來進行改革，不然，至少可以學習西方人的方法。西元一八九八年，在宮廷裡的官員當中，已形成一個維新派，他們決議拉攏並擁護光緒皇帝，鼓勵他從名不正言不順地長期專政的老阿姨（慈禧）和她所主持的腐敗而無可救藥的朝廷手裡，奪回政權來親政。
他們的計謀成功了，但時間不長─溫馴的光緒合宜地扮演了他的角色，頒佈了一道又一道的諭詔，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原有的古老教育及考試制度都被廢除，核准了許多現代學習科目和成立一所現代化的大學；政府機構及軍隊中的閒職冗缺皆被刪除，身為統治者的滿州族人所原本具有的特權也遭到廢止；確立要籌建海軍艦隊，鼓勵工業的發展，同時引進西方技術及電信通訊設備。甚至塵囂甚上地這麼謠傳著：皇宮將會被徹底地淨空，太監制度將被廢止，帝制將改為國家化，而太后的權力也將會無聲無息地遭到剷除。這樣的一個計畫，當然令那些利益既得者產生迫切的危機感而坐立不安，他們競相地奔投圍繞在同樣也飽受威脅的太后身邊，希望能藉此求得自保。他們很幸運地，卻因某人的背叛而得到救贖─早已向光緒皇帝表態輸誠效忠，因而深得維新派人士信任，而人在天津專辦督練新軍的袁世凱，他將維新派的奪權計畫（原計畫由袁世凱帶領新軍發動兵變，誅殺榮祿，發兵圍困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全盤拖出告訴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和慈禧。這是個深具指標性的背叛行為，而其立竿見影的結果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保守勢力將光緒逮捕囚禁了起來，並逼他「自發性地請求」慈禧重出訓政。（西元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早晨，慈禧發動了史稱的『戊戌政變』，將光緒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並假借光緒帝的名義，籲請慈禧歸政。慈禧執掌清廷大權後，下令廢除在變法期間所頒布，幾乎是一切的新政法令與措施。歷時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遂告失敗結束。唯近年的研究發現：戊戌政變，實起於袁世凱告密之前。甚且，以袁世凱當時掌握的新軍戰力，亦不足以對抗聽命於榮祿駐紮在北京附近的眾多部隊）唯有靠著英國公使克勞德．麥當勞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為首的西方外交使節團對朝廷所提出的警告，光緒才得免於一死。他的命是保住了，但很顯然地除非他比他那可怕的阿姨來得長命（但以慈禧的個性看來，似乎不可能），否則他與政治是無緣了。慈禧太后由此進入第三個攝政時期。
幾乎在此同時，慈禧也忙於應付一場新的危機。西元一八九八年，是改革維新派、擁護西化的狂熱派人士所主導的一年。而西元一八九九年，卻是反洋的極端保守派「義和團」主導的一年。在那一年裡，一省傳過一省，義和團運動逐漸地凝聚起力量。主事者自稱擁有天佑神助，身軀刀槍不入，甚至是攻無不克。他們號召義民起而殺洋人、傳教士，並摧毀他們的宗教、制度和思想。到了該年年底，義和拳運動的發展程度已經大到朝廷已不得不正視面對這個其自身所造成的兩難問題：朝廷究竟應該打壓抑制這個運動，而使得自己顯得像是這些正在摧毀自身帝國的外國勢力的保護者？還是該宣稱自己就是這個運動的主使者，並利用這個方興未艾而且看似勇猛無比的力量，來擺脫外國勢力對中國及朝廷本身的桎鎬枷鎖？
宮廷裡的極端保守派自然是支持後者，而三個親王（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也都公然地和義和團結盟。其中，載漪更成了太后的親信及政策顧問。西元一九零零年一月二十四日，慈禧指定載漪的長子溥雋做為皇位繼承人─並不是在位的光緒的繼承人，而是同治的，藉此來表達對義和團的支持：如果義和團能成事，將罷黜令她不滿的光緒此用意極為明顯。同年的夏天，假使清廷能迅速地先發制人阻止聯軍的干預，義和團本看似是有取勝的機會的。
其實外國的應變部隊已就經準備要展開干預。六月中旬，當這事件的危機達到最高峰之際，外國的聯軍也在此同時佔領了中國在大沽一地的沿海據點─這是進入天津直達北京的要塞，於是太后及載漪默許義和團拳民進入北京城內。朝廷裡所有的反對意見都被駁回（慈禧太后命斬反義和團的吏部侍郎許景澄和太常卿袁昶），而各國外交人員也被飭令離開北京城。隔天，德國公使凡．凱得樂男爵（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遭到射殺遇害。正當列強表示抗議並集結兵力（計有日軍九千人、俄軍三千五百人、英軍二千五百人、美軍二千人、法軍一千人、奧軍五十人、意軍五十三人）正準備開戰，義和團已佔據了北京城，對外國人及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展開一場血腥的屠殺。
這結果就是著名的「使館圍城」（siege of the legations）：在北京的外國人都逃到使館區內，這受困的五十五天期間裡，在曾於軍中任職的英國公使克勞德．麥當勞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的領導指揮之下，有效地阻絕了義和團及暴民所展開數度幾乎得逞的攻擊。當聯軍部隊終於進入北京城裡替使管區解圍時，太后偕同宮廷大夥以「秋巡」的名義，倉皇地逃往陝西省的西安。途中，她以無助的傀儡皇帝光緒之名下罪自詔，將所有罪過承攬於他個人一身，畢竟他是可以被犧牲的。朝廷在西安躲了一整年，此時的聯軍部隊卻在北京城裡，為一吐先前遭受災難的怨氣，而持續大肆劫掠收刮著，義和團首領早已被處決，支持他們的親王也已被迫自殺或放逐流亡，列強得到了立即而明確的補償。而朝廷卻在外國勢力的施捨下，在西安被孤立著，既無法同先前遭受打壓的改革派聯繫，也無法同此時正極力否認撇清關係的保守派搭上線。一個獨立的中國古老政權就這樣被摧毀殆盡，再也無法恢復原來先前的面貌了。
然而在政治層面上，西方列強也不得加以不妥協。他們雖然痛恨慈禧和她所領導的朝廷，也知道她是這次事件的主使者，但是這次聯軍行動的自由基礎，卻只是靠著各國之間的對抗來彼此牽制著。列強在沒有更好的妥協方法之餘，只好邀請逃離的慈禧，在接受嚴苛的條件下再度回到北京城裡。她在西元一九零一年九月回到北京，發現滿城瘡痍：整座京城先是被義和團拳民粗暴地破壞蹂躪過，接著又受到當地暴民及聯軍士兵肆無忌憚的大肆洗劫掠奪，其中更有外國軍官、使館官員甚至連公使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地參與其中。老朽垂死的朝廷制度，終於在列強相互妒忌猜疑的勢力保護下，苟且殘存了下來，但經過這最後一次的被擊垮之後，使得它較先前更形脆弱，對西方勢力更為奉承，也更為開放，而實質自主的這種想法更是早就被置之腦後。而早先指定皇位繼承人這件事已被做罷不提，光緒也因而保住了搖搖欲墜的傀儡皇位。而宮廷內的一切照舊如昔─古老的繁文縟節、根深蒂固的普遍性貪污、宦官的掌權干政，這依舊是那個慈禧的宮廷沒錯，但卻正緩緩地步入它暮年的最後時期。
上述是艾德蒙．拜克斯初到北京頭三年裡，所發生的戲劇化之大事件。從他到達此地起，他就不得不接觸到這些事物，並且某種程度地涉身在其中。也正因為這些事情，讓他遇見了他在中國的第一個東家─喬治．莫瑞森醫師（Dr George Ernest Morrison）。
男主角的父親∼強納森．拜克斯爵士畫像
（Sir Jonathan Backhouse）
男主角的弟弟∼曾官拜第一海軍卿的
羅傑．拜克斯爵士照片
（Sir Roger Backhouse）
慈禧太后相片
義和團拳民照片
義和團的重武裝拳民照片
八國聯軍入城後在紫禁城閱兵照片
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夏間，北方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之際，英國政府很擔心這場鬥爭蔓延到英國勢力範圍內的長江流域。而東南地區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封疆大吏，亦不希望義和團運動擴展到東南，引起列強的入侵和戰亂，使其利益蒙受損害。於是共同醞釀一個互相保護的方略。五月十八日，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華倫致電國內，建議英國政府忙與清湖廣、兩江總督取得「諒解」，幫助他們在轄區內「盡力維護秩序」。二十日，英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電復電，授權華倫通知張之洞、劉坤一，英海軍將支持他們維持秩序。翌日，英國駐漢口領事與張之洞商議長江流域治安事。張之洞表示他與劉坤一皆極願與英軍聯絡互相保護之事。英國單獨行動引起列強的不滿，為防止英國一方勢力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擴張，其他列強亦要求參與互保活動。經督辦鐵路事務、東南眾多企業的大股東盛宣懷的牽線聯絡，由劉坤一、張之洞主盟，有李鴻章、袁世凱極力支持的東南大吏，與以英、美為主的各國列強就互保問題進行商議。正在商議期間，慈禧太後關於「宣戰」「招撫」的決定，由榮祿於五月二十五日密傳李鴻章。盛宣懷得悉後，恐因此影響互保談判，建議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將此諭隱匿不發。劉、張見宣戰上諭後，感到互保一事有關逆旨，頗為猶豫。盛宣懷遂電告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陳說利害，指出不速訂互保協議，則江南糜爛，局勢更難收拾；又派沈瑜慶趕到南京，會同東南實業巨人張謇一道向劉坤一「再為陳說」，勸其堅持互保宗旨。張謇以「無朝廷不足以存東南，因名份不夠；無東南亦不足存朝廷，因財政糧餉出於此」相告，指明保東南即保進行，使劉坤一決意承當東南互保牽頭人。同時，沈曾植也說動在漢口的張之洞。劉、張均以為盛宣懷主張「思慮周密」，要求盛宣懷幫助上海道加快互保談判。並電令上海道餘聯沅在盛指點下與各國領事緊急會商。劉、張還與李鴻章相約，凡五月二十四日以後的上諭概不奉行。經過一番商議，迅速擬成了互保約款，並安排了談判技術細節。五月三十日，餘聯沅與各國駐上海領事共同會議，盛宣懷以兩江、湖廣地區公請幫辦身分出席。當日議定《東南保護約款》九條，《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十條。前者規定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由督撫切實保護。後者規定上海租界由各國巡防保護，上海道協助維持地方治安。為擴大互保地區，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分別致電東南各省督撫，請其贊助並參加。李鴻章首先表示合力支持；山東巡撫袁世凱隨即仿照東南各省實行互保；閩浙總督許應?於六月十八日與英、美、俄、日等六國訂立《福建互保協定》、互保範圍由蘇、贛、皖、鄂、湘擴大到浙、閩、粵、川、陝、豫、魯等十多省。東南互保約款均沒正式簽訂；但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其各項條款均付諸施行。
慈禧太後憑多年的統治經驗，深知得罪了各國列強，一旦戰敗，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在頒布對外宣戰及招撫義和團詔書後，反而更加不安。一方面義和團在奉旨組團後，隊伍迅速擴充，阻擊聯軍，攻打教堂、使館愈演愈烈，使慈禧太後產生「禍起肘腋」之憂。一方面是清政府收到一系列照會，均聲稱派兵入華，只為彈壓義和團及一切阻攔聯軍赴京者，並不針對清廷。且經查明，各國並未發出「歸政照會」，所謂歸政照會系偽造的，使慈禧太後感到列強不逼迫其歸政，則不存在來自列強的威脅，因此必須遲早就宣戰一事取得列強諒解。另一方面，在宣戰諭詔發出後，主和派並未停止求和活動，東南封疆大吏亦紛紛批評匆忙宣戰，轉戰為和的呼聲又漸高漲。再就是宣戰之後，清軍並未能有效地扼制聯軍進犯的勢頭，大沽失守，聯軍步步向北京進逼，更促使慈禧太後很快就改變宣戰的態度。五月二十九、三十兩日，慈禧太後連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致電，表白宣戰不得已的苦衷，說明招撫義和團乃被逼采取的臨時措施，並「仍盡力保護」使館，試圖通過封疆大吏，將她這求和信息傳給列強。六月三日，慈禧太後又通過清廷駐外公使直接告白於列強：「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指義和團）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護不及，激成大禍。亦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將兩省教士教民使無遺類」，這才不得已進行招撫。還自甘下賤地說：「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並向列強保證：「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六月初七日，清政府命駐俄、英、日三國公使向所駐國呈送國書，再次將宣戰的責任推在義和團身上，求三國「暫棄小嫌，共維全局」，向其他各國疏通，「排難解紛」、「挽回時局」，結束戰爭。隨後於六月十三日，授李鴻章以全權名義，令他與各國協商，准備乞和。
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季以來，直隸、天津一帶的義和團日趨活躍，並陸續進入北京。北京的義和團活動亦由近郊地區向城內中心地帶擴展，焚燒教堂，打殺教民及與外國使館衛隊的衝突日益頻繁，各國使團一再威逼清政府予以鎮壓。對此，清朝統治集團內剿撫對壘分明。端王載漪等為使溥?雋早日繼位，其集團人員更加飛黃騰達，主張利用義和團，與扶保光緒皇帝的列強抗衡。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諸大臣許景澄、袁昶、聯元等與封疆大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相呼應，認為招撫義和團，授列強以入侵口實，將使中國蒙受更大損失，堅決主剿。慈禧太後忌恨列強干政，傾向於借義和團之手泄私忿；但又怕列強大兵入境，顛覆其統治。由於她的動搖不定，在四、五月間發布了一系列有撫有剿，自相矛盾的諭令。五月初十日，慈禧太後派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剛毅前往涿州，勸散和察看義和團，以便最後決定對義和團是剿是撫。涿州一帶義和團首領李來中表示，義和團「實為教民欺壓，團練學藝，為各保身家之計，並不敢抗拒國家」。從宮中到地方，有為數甚多的官吏，因痛恨列強的對華侵略，同情和支持義和團抵抗外侮的愛國舉動，也紛紛要求清廷對義和團采取招撫政策。載漪等人倚仗其在清政府中的實力地位，利用國內輿論的支持，在朝廷內逐漸占了上風。剛毅回京後，將涿州及直隸其他地區義和團活動的情況，向慈禧太後報告，謂義和團人數甚眾，且山東、直隸一帶「無處無之」，因此「宜撫不宜剿」。慈禧太後在載漪等人的影響下，堅定了主撫的決心。五月十三日，慈禧太後從頤和園返回皇宮，當晚就召集親信會議，「為時極久，旋即議定，決計不將義和團匪剿除，因該團皆忠心於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即可成為有用勁旅，以之抵御洋人，頗為有用。」榮祿及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人「不以為然」，但他們膽小怕事，不敢得罪端王。載漪等人基本上控制了會議，使慈禧太後決定招撫義和團，暫時承認了義和團的合法地位，默許其進入北京城，當義和團從十七日開始大規模焚燒教堂時，也未加以干涉。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後發布對外宣戰諭詔後，同時頒布了招撫義和團諭詔，稱義和團為「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令各省督撫招撫義和團，「如能招集成團，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又命英年、載瀾會同剛毅統帥京師、天津一帶團民，將直隸各州縣被捕團民一律釋放，並發放粳米賞銀支持義和團。義和團被獎為「義民」後，各地義和團普遍樹起「奉旨義和團」旗幟，向清政府登記掛號，接受招撫，「扶清滅洋」的口號響徹北方地區。
光緒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一日，各國駐華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葛絡干，將法國主教樊國梁寫給法國公使畢盛的信交各國公使傳閱。這封信中說：義和團的主要目的是消滅歐洲人，北京現已被拳民包圍，教堂和教士已處在當年天津教案前夕的險境，請派海軍陸戰隊前往北京加以保護。翌日，在畢盛的請求下，葛絡干召集駐京公使團會議。會上，畢盛吁請各國公使重視樊國梁對形勢的估計，建議各國調兵來京保護使館和教堂，並聯合照會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有力的屠殺政策。英國公使竇納樂則認為，調軍來京，反而會激怒義和團，主張先采取聯合照會清政府的方法。竇的建議得到德國公使克林德的支持，遂議決聯合照會清政府剿滅義和團，若五日內得不到圓滿答復，再提請各自政府批准調動軍隊登陸或組織海軍示威。四月二十三日，葛絡干代表各國公使將聯合照會交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要求清廷：下令將繼續活動的拳民及其首領「一並正法」；將給拳民提供住房和集會場所的人「一並收監」；將縱容、幫助和指點拳民的人「盡數誅戮」；將拘辦拳民不力的官員「概行懲處」，並將此措施布告北京、直隸及北方其他各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第五天復各國公使，清政府與各國的態度是一致的，並正在草擬嚴厲鎮壓義和團的上諭。各國公使對總理衙門的回復十分不滿，於四月二十八日晚，再次召開公使會議，議決由竇納樂和俄國駐華公使格爾思面見總理大臣奕劻，說明各國要求，如果仍得不到滿意答復，將立即調兵進京。奕劻在第二天接見了竇納樂、格爾思，明確表示義和團不僅反對友邦，也反對政論，是國家的敵人。清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護使館和教堂，他本人亦「願意親自，承攬對所有外國人的保護」。奕劻的態度，安定了公使們的情緒，公使們遂決定再等待一天，觀察清方行動，然後再議是否調兵入京。
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初一日晚，義和團焚燒豐台火車站的消息和京津鐵路軌道均被拆除的謠言，同時傳到東交民巷。各國公使感到形勢急劇惡化，立即舉行會議，一致「同意不失時機地調來衛隊保護各國使館」。會後，葛絡干代表各國公使向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照會，聲稱「奧、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國公使已經決定調集特遣部隊立即前來北京，並要求提供運輸便利」。與此同時，各國公使又分別電請各自政府立即派兵進駐北京。法國公使則在召開會議之前，已經向本國發出請兵電報，英、美、俄、日等國公使也在會議之前，即把軍艦調往大沽，並通知做好登陸准備。初二日，駛抵大沽口外的各國艦隊先後接到奉命進京的電報，並迅速派出陸戰隊，由海河乘船到達天津，准備向北京進犯。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感到各國派兵進京事關重大，於初三日拒絕了各國的要求，直隸總督裕祿亦秉旨傳令，不准外國軍隊乘火車進京。各國公使聞訊後，推英、俄、法、美公使前往總理衙門，威脅說各國調兵進京決心已定，若中國政府提供便利條件，各國將派少量軍隊，否則將派大軍強行赴京。清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迫於列強威逼，命令總理衙門同意各國調兵入京，但每一國派兵不得超過三十名，一旦恢復平靜應立即撤離。初四日晚七時左右，三百三十六名英、俄、美、日、法、意侵略軍率先乘車到北京。五月初六日，八十名德、奧侵略軍也到京，這些部隊實為八國聯軍的先遣隊。此後，各國艦隊陸續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結，各國政府亦紛紛電告這些艦隊的統帥，可根據形勢的變化，與其他各國軍隊協調，采取軍事行動。五月上旬，進入天津租界內的各國軍隊已達二千人。五月十三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電告在天津的英軍統帥西摩中將，北京形勢嚴峻，迅速帶大隊英軍向北京進發。同時，各國駐津領事和海軍統帥在英國領事賈禮士請求下舉行會議，在美國領事的攛掇下，會議決定將在津的八國現有兵力組成進軍北京的聯軍；由在津軍隊中級別最高的西摩為統帥，美國的麥卡加拉上校為副統帥，八國聯軍遂在此日正式組成。
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宣布對各國開戰。光緒二十六年入春以後，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迅猛發展，以及各國列強的出兵威脅，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對義和團是撫是剿，對列強是戰是和的分野也更為清晰。京官以太常寺卿袁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吏部侍郎許景澄為首，封疆大吏以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為首，力主不與列強開釁，嚴厲鎮壓義和團。而後黨集團的王公大臣，以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為首，主張招撫義和團，以為其用，直至對列強宣戰。載漪是詔立大阿哥溥?雋之父，徐桐為溥?雋的老師，剛毅是慈禧太後的寵臣，並一直懷有與榮祿爭擁待之功的心思。他們對列強扶保光緒皇帝充滿怨恨，企圖借「扶清滅洋」的義和團，武力解決廢立問題，使溥?雋早日登基。慈禧太後對列強干預朝政亦忌恨在心，且懾於義和團聲勢，恐強行鎮壓會激起事變，危及其統治；但又怕招撫義和團導致列強出兵，後果堪慮。於舉棋不定中，她連續四次召開大臣、六部九卿會議剿撫和戰。五月十二下午，慈禧太後在儀鸞殿召開第一次御前會議，以載漪為首的和以袁昶、許景澄為首的兩派展開激烈爭論，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各支持一方，沒有結果。同日，慈禧太後命剛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壯者成軍，「折衝御侮」，其餘遣散。載漪等為促使慈禧太後不改變主撫政策，下決心不與列強調和，於當晚偽造了一份列強「歸政照會」，其中一條為「勒令皇太後歸政（光緒皇帝）」，派江蘇糧道羅嘉傑之子，於午夜呈交榮祿。榮祿見照會信以為真，繞屋疾走，終夜徬徨，黎明急報慈禧太後。慈禧見後大怒，不問真偽，即於下午再次召開御前會議，高叫「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遂遣徐用儀、立山、聯元至各國使館，勸阻聯軍入侵；各國若必欲開釁，可即下旗歸國。與此同時，命榮祿率武衛軍備戰；並以「民教尋仇，京城內外，擾亂已極」，命各省督撫派兵星夜馳赴京師，聽候調用。十三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的電奏到京，堅決反對對外宣戰，力主鎮壓義和團。主和派見有封疆大吏聲援，袁昶即於二十二日上《急救目前危局折》，奏稱局勢危迫，亟圖補救，堅持主和。慈禧太後遂又如今大臣會議，強令眾臣通過宣戰，但不立即發布宣戰之詔。又命王文韶、立山、許景澄再往各國使館，勸阻聯軍勿犯北京。二十三日，大沽失陷戰報到京，午後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慈禧太後強行決定對外宣戰；命許景澄照會各國使館，限二十四小時內離京，由清政府派兵護送到天津。二十四日，慈禧太後撇開光緒皇帝，獨自召集樞臣會議。會後發布緊急諭詔，稱洋兵聚集津沽，中外釁端已成，令各省督撫聯絡一氣，共挽全局。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頒布宣戰諭詔。同時還諭各省督撫招集「義民」組團，借御外侮。
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月，俄國侵略軍占領中國東北。先是同年夏天，由於義和團反侵略鬥爭的高漲，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全謀組織聯軍，進入中國境內鎮壓義和團。俄國政府一面派兵參與進軍北京的聯軍；一面借口保護正在修築的中東鐵路，調集十七萬大軍，兵分六路入侵東北。第一路從伊爾庫次克和外貝加爾攻入海拉爾，經呼倫貝爾，越過大興安嶺，進逼齊齊哈爾。第二路由海蘭炮進攻瑗琿，七月初十日入城後，屠殺中國民眾一萬五千人，並縱火燒城，使這座古城化為廢墟。該軍又經墨爾根，與第一路俄軍於七月末抵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八月初一日，黑龍江將軍壽山派營務處總理程德全與俄軍商議停戰，定約俄軍不攻省城，俄軍可出入省城。三天後，俄軍單方面毀約，突然發起攻擊。齊齊哈爾隨即陷落，壽山以死殉職。軍用物資及餉銀三十餘萬被侵略軍卷走，庫府財物、書籍檔案亦被席卷一空。第三路由伯力（哈巴羅夫斯克）進攻三姓、哈爾濱。第四路由雙城子（烏蘇裡斯克）攻入綏芬河，經牡丹江向哈爾濱挺進。第五路由海參崴出擊，直趨琿春，占領寧古塔後，進軍吉林。吉林將軍長順派人乞和，八月初一日，與俄方簽訂降敵「和議」，約定「兩軍相見，以白旗先，各不開槍，讓道而行」。俄軍軍需糧秣均由當地供給，清軍一律繳械，銀庫、軍械由俄軍看守。俄守入吉林省城後，拆毀制造軍火的機器局，搶走造幣廠的大量存銀。第六路從歐洲由艦船載至旅順登陸，進攻蓋平、營口、遼陽、奉天。參與八國聯軍的部分俄國，還從關內經山海關，攻占了錦州。閏八月初八日，俄軍進占清王朝的發祥地盛京（今沈陽）。十月下旬，東北鐵路沿線及主要城市，全部淪陷。在俄軍侵略東北的整個過程中，有大約二十餘萬無辜的中國民眾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喪生。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先是七月初十日，約二萬聯軍自天津沿運河兩岸向北京進發。十一日，在北倉的馬玉昆部首先與聯軍接仗，當地義和團也參加了阻擊戰，共斃亡日軍四百餘人，英軍一百二十人，最後聯軍攻克北倉。十二日，聯軍兵臨楊村，宋慶軍與聯軍剛一交鋒，旋即敗退，楊村失守，從天津退駐楊村的直隸總督裕祿「見事不可為」自殺身死。同日，因「請赴前敵決一戰」，被任命為幫辦武衛軍事務大臣的李秉衡臨危受命，率幾個幕僚及數百義和團出京御敵。名義上李節制各地調來「勤王師」四軍，「實無一兵應命」。十三日，李秉衡行抵馬頭，與夏辛酉軍相會，隨即進駐河西務。十五日，聯軍兵逼河西務，張春發軍尚未見敵便逃遁。萬本華、夏辛酉則接仗即敗，河西務陷落敵手。李秉衡退至馬頭，適逢宋慶、馬玉昆等敗軍萬餘，潰逃如流，充塞道路，難以阻遏。各軍見此，全無鬥志。陳澤霖軍未戰先潰，逃往濟寧。萬本華軍不戰北逃，遁入山西。夏辛酉軍亦調頭向山東逃竄。喪失軍旅的李秉衡，於十六日退到通州（今北京通縣）張家灣。十七日，聯軍兵鋒直指張家灣，李秉衡自盡殉國，聯軍進占張家灣。十八日，聯軍進入通州，宋慶聞風而逃。十九日，聯軍直抵北京城下。俄軍首先由樂便門攻城，遭到甘軍及義和團的頑強抵抗。至二十日凌晨，俄軍破東便門，直逼建國門。守城甘軍據高阻擊，矢彈橫飛，俄軍傷亡慘重，華西裡耶夫斯基將軍被擊成重傷。激戰延續到下午，俄軍才占領建國門並從此湧入內城。俄軍搶先攻城後，日軍隨後向朝陽門、東直門發起攻擊，在朝陽門遇到甘軍的拼死抵抗，從二十日清晨打到黃昏，日軍才得以進占朝陽門。英軍在俄、日兩軍行動後，即在廣渠門發起攻擊，守兵先是潰逃，英軍遂於下午兩點最先進入內城，通過水洞爬進東交民巷使館區。法、美等國軍在這之後相繼進入北京城。負責北京防衛的最高統帥榮祿，以及他所率領的武衛中軍及神機、虎神等營清兵數萬，早已作鳥獸散。但仍有部分清軍及義和團團民堅守著皇宮，他們築街壘，設障礙，與聯軍展開巷戰。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後挾光緒皇帝等，微服出德勝門逃離京城。同日，聯軍調兩千餘人前往西什庫，解義和團攻打之圍。義和團力不能支，最後敗散。二十二日，北京陷落。聯軍入京後，對北京義和團及廣大民眾進行了殘暴的屠殺，他們包圍各壇口，搜捕屠殺義和團民，僅莊王府一處，就殺死燒死團民一千七百餘人。駐京的十一國公使館成員也參與了殺戮，並以殺人的數目互相炫耀。城內屍積遍地，腐肉白骨縱橫。聯軍還在城中肆意放火，凡設過拳壇的王公府邸、寺觀和民宅，「皆舉火焚之」，使昔日金碧輝煌的北京城，一變為到處破牆殘垣，滿眼荒野蕭條。大批珍貴圖書檔案遭到焚毀和劫掠。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後挾光緒帝開始西逃。八國聯軍攻破東便門後，慈禧太後慌忙召集朝廷官員商議對策，眾官員「相顧愕眙，無敢出一語」。後有人主張打白旗投降，有人主張向各國公使求降議和。慈禧太後舉棋不定，又召集幾次會商，但赴會官員愈到愈少，最後僅到二、三人。負責城防的榮祿亦逃得不見蹤影，慈禧太後感到事態嚴峻，決定帶溥?雋等逃離京城。為防列強挾持光緒皇帝執政，於己不利，亦挾光緒皇帝同行。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後等不及梳洗，即微服從德勝門逃出，臨行前，還將光緒皇帝寵妃珍妃投入井中溺斃。隨其西逃的僅載漪、剛毅等十數人，護衛清軍百餘人。二十三日，慈禧太後等逃到懷來縣，在此命榮祿、徐桐、崇綺留京辦事。二十四日，廣東布政使岑春?率兵前來，護衛慈禧太後。二十五日，慈禧太後被迫下「罪己詔」。二十九日，授權李鴻章「便宜行事」，催其「迅速辦理」投降事宜，朝廷不為遙制。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後等逃到懷安。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後到山西大同。十三日，宣布剿匪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命直隸地方官「嚴行查辦，務淨根株」。隨後慈禧太後調各軍進攻義和團，並向聯軍請求「助剿團匪」。十七日，慈禧太後逃到太原。嗣後，又逃到陝西西安。
光緒二十六年（1900）閏八月十一日，法國提出六點要求，照會各國以此作為對華談判的基礎。六條內容為：懲辦罪魁；禁止輸入軍火；賠償各國、各社團及個人的損失；在北京設立一支衛隊永久保護使館；拆毀大沽炮台；聯軍在京沽之間設立若干軍事據點，以敞開北京至渤海的通道。此後不久，各國駐華外交使團重新組成，於九月初六、初九兩日，對法國的要求進行討論。經過反復磋商爭執，在六條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對指使圍攻使館和殺戮教士的罪魁，特別指明董福祥、毓賢二人，處以斬刑；宣布凡是在其轄境內發生排外糾紛的官員，立即革職；增加賠款數額；設立使館區，不許華人居住；拆毀大沽炮台以外的另一些炮台；在全國張貼上諭兩年，禁止民人加入排外會社，違者處死；取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命外交部大臣。德、日兩國又提出對克林德、杉山彬之死的處死方案。又經過多次計議策劃，公使團歸納出《議和大綱》十二條。十一月初三日，公使團以同文照會形式，將《議和大綱》交清政府議和大臣，轉達西安行在。李鴻章等議和大臣為保慈禧太後的地位，在談判過程中，不停奔走於各國公使之間，特別請俄國斡旋。作為報答，李與俄國公使格爾思簽訂了《天津俄租界議定書》，使俄國強劃天津租界合法化，甚至准備以東北主權作交易。在俄國堅持下，列強終於同意用苛刻條件，換取對慈禧太後的諒解。慈禧太後西逃後，十分懼怕各國把她作為首禍論咎，「常悁栗不自安」；及得約，未見追究之辭，如獲免罪赦書，大喜過望，「詔報奕劻、鴻章盡如約」。初六日，慈禧太後發布諭詔，謂「覽所奏各條，曷勝感慨！敬念宗廟社稷關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會，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又按各國公使要求，在諭詔上加蓋御璽，作為照會副本，二十七年（1901）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分送各使館，正式生效。
光緒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萬餘俄軍占領東北後，四處燒殺搶掠，東北民眾紛紛組織起來，武裝抗俄。在當時東北抗俄義軍中，實力較雄厚的是劉永和為首的忠義軍；王和達為首的義和團餘部及農民軍；楊玉麟為首的鎮東軍。為了有效地打擊俄國侵略者，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三支抗俄主力軍在吉林海龍實現聯合，統稱「忠義軍」。聯合後將士達兩萬餘人，原忠義軍首領劉永和為總統，統率餘軍。忠義軍以「御俄寇、復國土」相號召，得到遼東百姓的積極支持。忠義軍活躍在海龍、通化一帶的高山密林中，采取據險伏擊，迂回包圍，避實擊虛，聲東擊西的靈活戰術，打得俄國侵略軍坐臥不寧。俄軍為鎮壓忠義軍調集了大批軍隊，並要求清地方當局配合圍剿，同時還兼施誘騙、招撫、暗殺等手法。忠義軍部分首領在這種情況下動搖。光緒二十七年（1901）秋，劉秉和、姜海山、李貴春等堅決抗俄的將領相繼犧牲和被叛徒刺殺。劉永和、楊玉麟等則於冬季接受清吉林將軍長順招撫，忠義軍抗俄鬥爭以失敗告終。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九月間，俄國利用聯軍侵華鎮壓義和團之機，占領中國東北三省。聯軍對中國作戰停止後，清政府提出交收東三省一事，俄國政府要求與清政府進行單獨協定的談判。十一月十二日（1901），清政府援駐俄公使楊儒為全權大臣，與俄商議交收東三省事宜。李鴻章為在與列強談判中取得俄國支持，力主出賣東三省。十四日，交收東三省談判正式開始。二十七日，俄國財政大臣維持先向楊儒口頭提出約稿十三條。楊儒指責這個約稿是「因利乘便，以力制人」，拒絕答應。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第七次會商時，俄方正式向楊儒提出議款十二條，主要內容有東三省由俄國「設兵保路」；禁止清軍駐扎東三省，只准設「馬步巡捕」，名額須與俄國商定；東北三將軍之委任，由俄國支配；俄國購買山海關至營口鐵路：「東三省蒙古、新疆等處礦產、鐵路及其他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予他國；不准中國在上述各處自行造路」等等。不經討論，俄方便逼楊儒畫押，楊儒以條款須無損我自主之權方可簽字對，雙方爭執不下。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初九日，清政府命奕劻、李鴻章商請各國公使，勸阻俄國強迫簽約。各國不願俄國獨吞東北，接連向俄國質詢。劉坤一、張之洞聯合上奏，力主拒絕簽約；並勸朝廷聯英、日拒俄。楊儒與維特談判七次，與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談判十四次，俄方橫施恫嚇，楊儒據理力爭，仍無結果。在此期間，維特托人通知李鴻章，如要能促成簽約，將以五十萬盧布相酬，「以後還可多給」；同時威脅說，「逾期將決裂」。李鴻章遂向慈禧太後進言，盡早簽約。正月二十二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後約稿十一條，壓迫楊儒，限十四日畫押，不能更改一字，逾期停止談判。李鴻章與奕劻電示楊儒：「勢處萬難，不能不允，即桓畫押，勿誤！」楊儒要求與俄方繼續談判。均遭拒絕，且中國皇帝國書、外交部文件，俄政府也一概不收。二月初二日，清政府電令出使各國公使，請各國代清展限簽定東三省交收之約，以籌妥協。初四日，維特見楊儒，催促楊儒簽字。楊以未奉「確旨」不簽。維特謂：如貴大臣能畫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廢。楊答曰：私自畫押，該當何罪？維特保證，若清政府「欲加罪於與俄訂約之人，俄必出場保護」。楊正告維特，「我系中國官員，欲求俄國保護，太無顏面。如此行為，我在中國無立足之地矣！」初五日，拉姆斯道夫又約楊儒簽字，楊再度拒絕。同日，各國公使向清政府聲明，公約（指十一國與中國談判之約）未定前，不得與他國議立專約。清政府在北京外國公使團壓力下，通知各國公使，謂「中國不敢遽允俄國畫押，請先議公約」。初十日，清政府命李鴻章向俄使婉商，先訂公約，再議專約，交收東三省談判暫告一段落。
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初三日，列寧在《火星報》創刊號上發表《中國的戰爭》一文。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抨擊了俄國政府對中國的無恥侵略，揭露了俄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的野蠻行徑。他的文章一開始就寫道：「俄國正在結束對中國的戰爭：動員了好些軍區，耗費了數億盧布，派遣了幾萬名士兵到中國去，打了許多次仗，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的確，這些勝利與其說是戰勝了敵人的正規軍，不如說是戰勝了中國的起義者，更不如說是戰勝了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淹死和屠殺他們，不惜殘殺婦孺，更不用說搶劫皇宮、住宅和商店了。」「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列寧還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俄國政府的侵華戰爭，亦給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其侵略中國的目的之一，在於將國內深重的階級矛盾轉移於戰爭。他號召俄國人民識破政府制造民族仇恨，轉嫁危機的陰謀，行動起來，「打碎戰爭強加在勞動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鎖。」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鹹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囂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謾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郁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胄，禮義干櫓，人人敢死，既土地廣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難剪彼凶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仰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茂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做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
（光緒罪己詔）
本年夏間，拳匪構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迭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便宜行事，與各國使臣止兵議和。昨據奕劻等電呈各國和議十二款，大綱業已照允，仍電飭該全權大臣將詳細節目悉心酌核，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能不為爾天下臣民明諭之。此次拳教之禍，不知者鹹疑國家縱庇匪徒，激成大變，殊不知五六月間屢詔剿拳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可如保，既苦禁諭之俱窮，復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皇太後誓欲同殉社稷，上謝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瞀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槍林炮雨中倉皇西狩。是慈躬驚險，宗社貼危， 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護庇耶？夫拳匪之亂，與信拳匪者之作亂，均非無因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由來已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官無辦法，民教之怨，愈結愈深。拳匪乘機，浸成大釁。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一朝驟發，不可遏抑，是則地方官之咎也。淶涿拳匪，既焚堂毀路，急派直隸紅軍彈壓，乃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恃仇教之說，不擾鄉裡，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該匪妖言邪說，煽誘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謬無知，平時嫉外洋之強，而不知自糧，惑於妖妄，詫為神奇，於是各邸習拳矣，各街市習拳矣。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三數人倡之於前，千萬人和之於下。朕與皇太後方力持嚴拿首要，解散脅人之議，特命剛毅前往諭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數萬亂民，膽敢紅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我皇太後垂簾訓政，將及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誨，夙昔睦鄰保教，何等懷柔？而況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當此之時，首禍諸人，叫囂隳突，匪黨紛擾，患在肘腑，朕奉慈聖，既有法不及眾之憂，浸成尾大不掉之勢。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則首禍王大臣之罪也。然當使館被圍之際，屢次諭令總理衙門大臣前往禁止攻擊，並至各使館會晤慰問，乃因槍炮互施，竟至無人敢往，紛紜擾攘，莫可究詰。設使火轟水灌，豈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禍者，實由朝廷極力維持，是以酒果冰瓜，聯翩致送，無非朕仰體慈懷，惟我與國，應識此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惟各國既定和局，自不致強人以所難。關奕劻，李鴻章，於細訂約章時，婉間力辦，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為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議之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當京師擾亂之時，曾諭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時開釁，東南之所以明訂約章，極力保護者，悉由遒奉諭旨，不欲失之之意。故列邦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為辭，究之臨事張皇，一無可恃，又不悉朝廷事處萬難，但執一偏之詞，責難君父；試思乘輿出走，風鶴驚心，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後素衣將敝，時豆粥難求，困苦鎧寒，不如氓庶。不知為人臣者，亦嘗念及憂辱之義否？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為此言，並非追既往之愆尤，實欲儆將來之玩泄。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有一番誥誡，臥薪嘗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以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拄，今又構此奇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屯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款，仍當深恤民艱；保薦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內觀心術。其大要，「去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著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國脈之轉機。應即遵照初十日諭旨，妥速議奏，實力舉行。此則中外各大臣，所當國爾忘家，正己率屬者也。朕受皇太後鞠勞訓養，垂三十年，一旦顛危至此，仰思宗廟之震驚，北望京師之殘毀，士大夫之流離者數千家，兵民之死傷者數十萬，自責不暇，何暇責人？所以諄諄誥諭者，則以振作之與因循，為興衰所由判，切實之與敷衍，即強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己屢次剴切申諭。中外各大臣其各凜遵訓誥，激發忠忱，深念殷憂啟聖之言，勿忘盡瘁鞠躬之誼。朕與皇太後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第二章 學者 The Scholar 3/7/08 11:53:05 pm
第二章 學者 The Scholar
喬治．莫瑞森醫師是祖籍海布里地（Hebrides，位於蘇格蘭西方的群島）的澳洲人，他具有強烈的性格，但不能說是野心，在西元一八九八年，他已經是西方殖民帝國在北京當地圈內響叮噹的人物。他出生於吉隆（Geelong，位於澳洲墨爾本的西南方約90公里），在墨爾本大學接受教育，很早就對冒險式的旅行產生興趣，十七歲就開始單獨以步行或搭乘獨木舟的方式，在澳洲展開一系列驚人的探險之旅。二十歲那年，他在沒有攜帶指南針的情況下，獨自徒步縱越澳洲大陸，從北端走到南端，總共花了一百二十三天，走完兩千零四十三英哩（三千二百七十公里） 。隨後他又前往紐幾內亞（New Guinea）去從事另一場的冒險，在那裡他同當地的土著起了爭執，在衝突中遭人以矛刺傷，倒鉤的矛頭插進了體內。他就這樣帶著深插在體內的矛頭，繼續旅行直到抵達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接受手術時，那枚矛頭才得以被取出。之後他留在該校接續他先前停止中斷了的醫學教育，在完成學業並獲得醫學士的學位之後，他又繼續恢復他的漂泊生涯，他在南洋流浪過、徒步走遍牙買加、在西班牙的銅礦坑裡工作過。其後曾在巴黎對醫學做過研習進修，在摩洛哥瓦森王（shereef of Wazan in Morocco）的手下擔任過法醫，再回澳洲的巴拉瑞特（Ballarat）的一家醫院擔任住院外科醫師。西元一八九四年，他身著中國長袍、頭戴瓜皮帽，口袋裡只有十八英鎊，在語言不通又沒帶武器的情況下，從容不迫地從上海，穿越了整個中國，到達緬甸仰光。這趟後來被他寫在書裡當做紀念的不凡之旅程，在他二十五歲，當他決定成為一個記者時，變成一個對他非常有利的優勢條件。西元一八九五年，在倫敦，他被推薦給泰晤士報的常務董事莫伯利•貝爾（Moberly Bell），同時被他所錄用。報社將他分派至當時該報最著名且深具影響力的通訊記者華倫泰•奇洛（Valentine Chirol）所主持的海外部任職，奇洛將他派往遠東地區服務，起先在印度支那和暹邏負責報導法國在該地區的動態，隨後在西元一八九七年，奇洛將他派往中國北京─這個此後他一生安身立命的地方。憑藉著驚人的行動力及對政治敏銳的第六感，他很快地便在當地歐洲外交人員的圈子裡打響名號，成為競爭者眼中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是德國、俄國外交官頭疼厭惡的人物，同時也是奇洛手下最有價值的通訊記者之一。大家都稱他為「中國的莫瑞森」或是「北京的莫瑞森」。
當莫瑞森於西元一八九七年再度踏上這遍中國的土地時，便立即以他慣有的行動力投入了新工作，他很快地熟識了每一個人─至少是包括所有在當地的外交人員及官員，並建立起自己的情報網路。同時也繼續從事他自己的旅行和探險，所以不久之後他便能誇說：除了西藏禁區之外，他已身置其境實際地瞭解中國的每一個省分。他還建立了一個私人圖書館，內有大量以西方語文所撰述的有關中國的藏書，這是他用來做為自我教育之過程的一部份。在這些藏書為人所知而有了名氣之後，懂得利用任何機會做自我宣傳的莫瑞森，一度曾宣稱他將會把這些書留在中國，以表達個人對這個國家毫無私心的喜愛，但那是當他還是單身時的說法。在他年過五十，娶了他的秘書結婚之後，他改變了想法：他把這些藏書以三萬五千英鎊的代價，賣給了一個日本貴族，此後這些書便散落在日本各地。
在身處中國卻難得離開自身所居住的沿海都市的那些外國人的社交圈裡，莫瑞森是個傳奇人物─他熟知中國的地理和事物，對此類主題總是能以莫名的權威來發表議論。他宣稱他的觀點是絕對理性而客觀的，絲毫不受情感或個人因素所影響。即使這話是真的，他卻不太能容忍他人不同的意見，他對那些意見相左的人，所使用的尖酸刻薄的語言，有時令泰晤士報的老闆都會感到錯愕震驚，而奇洛也不時地被上司要求去規勸他。他把對手稱為「嘮叨的蠢蛋、外國人的傭工、騙子、笨蛋」，也會毫不猶豫地因對方持有不同於自己的看法而去詆毀對方。因而，人們敬重他的能力，同時也畏懼他的影響力，但絕沒有人喜愛他的性格。在他的晚年，雖然他享有盛名，但卻幾乎沒有半個朋友。
莫瑞森，身為一個通訊記者，最大的長處是：對蒐集資訊情報方面所具有的行動力、解讀資訊時實在的態度以及清晰明確的表達能力。然而他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正如同阿奇里斯（Achilles，希臘神話裡強悍的戰將，擁有不死之身，唯一的致命死穴是後腳跟）的腳跟長在另一個不壞之身那般─他不會說也不會讀中文。他這個終身不曾想要彌補的弱點，讓他在同其他北京的專家們一較長短時，就已輸在起跑點。幸好他從不覺得這是個缺點，他有一個足以彌補這個弱項並能擊敗所有潛在對手的特長：那就是精準無誤的政治判斷力。克森勳爵（Lord Curzon）曾表示莫瑞森是「對事情明智預測的驚人能力」一語的代名詞，他當此話是種讚美並接受了這個說法。然而很諷刺地，同時這也是個事實，這個正確的判斷力，不是出自於他對中國所具有的淵博瞭解，更不是基於對這個國家的深厚興趣，而不過僅僅是他強烈的個人見解罷了，但是他卻深切知道自己的立場。
用政治術語來說的話，莫瑞森是個激進的帝國主義者，他的主張是毫不躊躇、明確而無情的。他相信「仁慈的英國強權」─正因為仁慈，所以有資格統治世界並促使它現代化。對於中國這個國家本身，他絲毫不感興趣，真正令他感到興趣的是：把中國當作眾帝國主義強權爭奪比劃的舞台。從他抵達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投身於帝國強權政治角力的這場精彩遊戲裡。他不只想要報導事件，還打算要製造事件，也就是建立起英國的影響力，同時還要打擊法、俄、德、日等其他列強國家。他在到達北京後的幾個月後，曾寫道：「整個東南亞往北直到（包含）揚子江河谷，原本就應該是歸英國所擁有的」，為了確保能達到這樣的結果，他是個無恥的戰爭販子。從一開始，他就公開地鼓勵促成日俄戰爭，所以等到兩國開戰時，大家都稱這場戰爭為「莫瑞森的戰爭」。他的哲學觀不是身為一個記者所應該具有的，而倒像是個帝國建造者的哲學觀：活像是一個在遠東地區的西席爾•羅得茲（Cecil Rhodes，英國鑽石大亨，主張應使英國將從北非的埃及延伸到南非的好望角之間的這遍土地都銜接起來，經由整個英屬土地，積蓄財富，推動帝國權力）或是阿佛列•米勒（Alfred Milner，英國駐南非高級長官，曾發動安格魯布耳戰爭，又稱英布戰爭，企圖光明正大地將布耳共和國納入英國版圖）。他終極的企圖是，像前述的二者那般，成為一個帝國的政治家─要當個澳洲的首相，或是個能行使殖民地首長職權的英國駐中國公使。
那他對中國的哲學觀又是什麼呢？莫瑞森對中國國內政治的關心，是完全依附在他的帝國主義之下，他從沒想過要去瞭解中國人的觀點，也沒察覺到中國知識份子意識型態的改變正在醞釀發酵著。所以他會對發生在其有生之年裡中國的那兩次大騷動─西元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事件、西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感到震驚不已。大體上，他不覺得革命是危險的，也不覺得有其必要性。當然他相信改革：中國的老舊政體是需要現代化、西洋化、英國化，但他相信這些目標可以輕而易舉地達成的─中國的執政者只要聽從他的建議，改採「立憲方式的政體」來運作就行了。所以他成功地對一連串握有實權的在位者提出了建言：其中有「那個偉大的老女人」慈禧太后、她繼任者的班底、南方的改革運動者，最終，還有身兼背叛者及大膽的冒險家的袁世凱總統，前者還曾聘雇他擔任其政治顧問。如同莫瑞森所說：本質上，永遠是樂觀的，永遠期著待即將到來的改革─對於時局的任何變遷，他永遠是以自己的觀點來看待─這個特點所導致的天真理想化，實際上，與政治上的諂媚奉承幾乎是相差無幾。這個特點也使得他在參與泰晤士報社內的一場人事鬥爭時，所展現出來的態度是極易變卦逆轉的。
上述的事情是未來式的，當拜克斯初抵北京時，莫瑞森也不過才剛安頓下來，但他已建立起他的知名度並受人敬畏。此時他的政治智慧即使是天真爛漫的，也尚不為人知。但很清楚地，能彌補他在中國事務上的天真無知的，就是他那具有爆發力的性格，他所建立起收集政情訊息的那些管道之效率，以及他自身觀點的明確和尖銳，再加上他的運作技巧與操作時的冷血無情。他渴望權力，並深知在哪裡可以找到它，也會毫不退縮地運用必須的手段去得到它。
在莫瑞森手下，有另一位同在泰晤士報任職的通訊記者─濮蘭德，在後來的日子裡，他比莫瑞森同拜克斯走得更近。濮蘭德是北愛爾蘭．厄爾斯特省人，西元一八八三年，當他畢業於都柏林的崔尼狄學院（Trinity College）時，厄爾斯特省的老同鄉─時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羅伯．赫德爵士，提供了他一個在清朝海關稅務司工作的機會:擔任羅伯．赫德的秘書。他在西元一八九六年離開了這個工作，前往位於上海英國租界，以英國方式運作的「上海自治區委員會」擔任秘書一職。在這裡，他同時身兼泰晤士報於上海的通訊記者，對莫瑞森的幫助很大。在西元一九零四年，他結束了委員會秘書的職務，轉往一家上海重要的商務公司─中英公司（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此公司代表著英國在中國的重大商業利益，擔任該公司上海代表一職，但仍繼續保有泰晤士報記者的這份兼職工作。
不同於緊張兮兮、自我本位又雄心勃勃的莫瑞森，濮蘭德有著親切和藹的容貌，喜愛運動與文學，心胸開闊又善社交，是個高雅又多產的文人。兩人之間個性的差異，自然導致此二人漸漸彼此不喜歡對方。濮蘭德討厭莫瑞森的傲慢自大、自以為是的自負、無情冷酷的做事方式、不能容忍對手或他人不同意見的獨裁風格；而莫瑞森不喜歡濮蘭德，卻只因為他可能會是個對手而且很有自己的見解。此外他們也互不贊同對方的政治觀點，所以只要莫瑞森佔據著北京，濮蘭德也只有被侷限在上海了。他們彼此的互不喜歡並沒有搬上檯面加以公開化，但是只要兩人碰在一起，一定會有麻煩。最終兩人之間的關係緊繃到以中國一地之大，竟會容不下這兩個意識型態如此激烈對立的強人。
濮蘭德終身是個保守派，對於傳統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同情心。在承認莫瑞森的「天分」以及對政治特有的第六感的同時，他厭惡莫瑞森對於社會裡的真實現象缺乏關注，對政治所持的觀點卻顯得獨斷，更不喜歡他那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他也輕視莫瑞森的膚淺─在不懂中國的語文，同時對此地的人民及傳統也沒有一種真心的關切之情況下，總自以為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很瞭解。濮蘭德自身熟捻中文，因而對於莫瑞森在這方面的無知，常會情不自禁的提及這點。事實上，莫瑞森對泰晤士報最大的價值，並非來自於他對中國的瞭解，而是來自於他對於同在中國的其他那些帝國強權的計畫目標的洞悉能力。在英國，中國本身不是新聞，但列強諸國在中國的鯨吞蠶食卻是新聞。
另一方面，濮蘭德最主要是對中國這個國家本身感到興趣，而其觀點也與莫瑞森的迥然不同。身為一個保守主義者及中國的友人，他對帝國列強在政治上所謂的「精彩遊戲」更是強烈反對：他崇尚早期西歐諸國與中國和平貿易的「門戶開放」政策。他樂見的是「英俄協議」，而不是有利於英國的日俄戰爭，他會向莫瑞森抗議說：「畢竟我們到中國來的首要是貿易經商，而不是在北京對俄國或德國外交官取得勝利。」道德上，他對帝國主義強權的蠻橫，那些在中國自稱是文明國家的諸國之惡劣行徑，深感厭惡。他所希望看到的，不是英國與其他帝國強權在對中國掠奪利益競爭時取得的勝利，這些利益皆是由腐敗的滿清官員所經手拱讓的。他希望看到的是中國政權內部的改革，他說：「我們是在中國，不是在德國，主要會影響我們和我們的貿易商務的是它的政策和作法。」
莫瑞森似乎反駁說：「如果我們能擊敗日本和德國，我們就可以照我們的方式來做─要求朝廷來遵照辦理改革。」但是濮蘭德不同意他這種天真的樂觀看法。莫瑞森認為中國很適合採用立憲政體的這種想法，在他看來更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濮藍德深信古老的中國帝制政權結構絕非僅經由一個政治上的決定，即可在一夕間完成改革，任何真正的改造都需經過徹底的變動─或許是一場會修正或甚至終結政治主體的革命。整體而言，或許天生就有些悲觀，他覺得這場革命會結束政治主體─這個目前現存的政權形式，也相信最後勝出的政權繼承者，不會是位處南方城市裡，已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生活，也不瞭解中國傳統，又已西化過的那些中國人。他不相信所謂「中國長期的西化」：他認為中國總是可以熬過外國的干預和影響，至於想將外來的異國思想強加諸於一個獨立文明古國的那些傳教士和西方理想家，他對他們感到不恥。他不喜歡國民黨也不喜歡它那信奉基督教的領導者─孫逸仙和蔣介石。他把孫逸仙看成是個追逐私利的江湖術士，把他的「三民主義」當成欺騙外國人的幌子，沒有中國人會把它當回事來認真看待。當國民黨取得了政權，他又認為它是個腐敗的政權，注定遲早會被一個在農業社會中重新興起的君主帝制政體所取代。但他最看不起的是查塔姆社 （Chatham House，又名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為倫敦富影響力的智庫）裡的那批高傲又無骨氣的自由派人士─外交部的思想學校裡那些多愁善感的國際主義者。在一九三零年代，他們堅持將中國國民黨視為，經由他們的協助，將會獲得他們自由派優點及理想的一個西方自由派政黨。就這點，他最討厭的有羅伯•些西勳爵（Lord Robert Cecil）、萊諾•克蒂斯（Lionel Curtis）及阿諾•土恩比（Arnold Toynbee）。
濮蘭德的想法終其一身不曾改變，一九三零年代身在歐洲的他，依舊輕視那些自由派的英國保守人士，主要是因為他們所共同持有的想法─以為全世界的人最終都是在追求同他們一樣的理想，也會因而獲得救贖。英國自由派保守人士因而認為應該，同時也能夠姑息希特勒並對他做出讓步。在他的晚年，他是個反對姑息主義的積極宣揚者，他認為英國的政治作家都是沒有真正研讀過納粹主義的基礎理論而在裝懂，他對他們的鄙視，就如同當年他瞧不起不懂中文卻裝成很瞭解中國的莫瑞森那般。他甚至呼籲發行一本完整未經刪減的版本的「我的奮鬥」（Mein Kamph，希特勒的著作，內容為宣傳納粹主義）。
莫瑞森和濮蘭德將在拜克斯的一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兩人會因搶著當他的庇護人而成為競爭對手，也會因爭取獨佔著他來為自己效力而激烈爭吵。他們之間的對立始終激烈，有時候甚至到了不講道義的地步。他們彼此厭惡對方，但撇開對個人的反感不提，他們互相之間的憎恨最主要還是來自於彼此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莫瑞森認為，中國只有憑藉著傳教士、資本家、民主人士，在英國的影響力下進行西化才有救。濮蘭德則認為西化會失敗，相信中國應該，也必須重申自己的主權，必須重新找回自己的歷史定位並在該基礎上重新改造。
現在來評斷兩人的對錯沒有任何好處，就某個層面來看，事實證明他們兩個都錯了，他們的主張都太過於專斷。對於那些在中國南方城市，受過傳教訓練信奉基督教的西化過的中國人，是無法強迫廣大的農業社會去接受他們的方案，就這點而言，濮蘭德這樣的臆測是對的。當新國家建立時，執政的政權民意基礎不夠寬廣而且貪污腐敗，無法解決其面對的問題，他這樣的看法也是正確的。但取而代之的「以農業社會為根基的的君主政體」，即使不採用西方的政治架構或觀念，也是接受了西方的技術，關於這點，諸如莫瑞森等西方人的看法卻是對的。西化，其實只不過是邁向嶄新的「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過渡階段罷了。
莫瑞森隻身待在北京，終日面對著中國政局瞬息萬變的精彩變化，卻因自身無法閱讀中文以從文字敘述當中做求證補強的工作而心中暗暗叫苦，此時剛抵達本地的拜克斯，對他而言無異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在西元一八九九年初，我們發現他已在為莫瑞森工作：拜克斯為他閱覽中文報紙、翻譯中國官方的文件公告，因而拜克斯從這其中汲取瞭解到有關中國政治及通俗習性的知識及竅門。他似乎是住在城裡離莫瑞森不遠之處，全心盡力地為他工作著。西元一八九九年四月，他遭遇了一次此生似乎還會常碰到的意外─他被一隻狗給咬了，他和莫瑞森都認為那是隻瘋狗。莫瑞森於是把他送往上海，還寫了封介紹函讓他帶著去給濮蘭德，請濮蘭德帶他去找在上海的一位英國醫師─史丹立。就這樣，拜克斯第一次見到了他未來合作的伙伴。
在介紹函裡，莫瑞森這樣形容拜克斯：「一個貴格會教徒家庭出身的紳士，父親是資深的銀行家兼下議院的議員，是達靈頓皮斯家族（Peases）及其他貴格家族成員的親戚...一個很有天分的人，能聽說讀寫現代希臘文及俄文，此外還通曉三千個中文漢字。見識淵博，我很愛慕他。只要清朝海關稅務司一有職缺，他將會是第一個遞補進去的。為人極為謙遜。」的確，德蒙．拜克斯是謙遜有加，但終其一生，他所寫的信函有比謙卑更強之處。他的謙卑，有種奇特的功能，往往會激起比他強勢的人產生保護他的衝動。但這謙遜也有負面之處：它本身就可能是一種阿諛奉承，也可能是他性格中較不討喜的地方，或者是他性格中更真實的一面的一種掩飾。
在上海，濮蘭德照顧了拜克斯，但沒有帶他去看史丹立醫師，因為前一個由史丹立醫師所診治過的狂犬病患，後來悲慘地死去了。拜克斯回到北京後，對濮蘭德的照顧深表感激，莫瑞森對他的歸來更是熱情地歡迎，認為他是個大好人，一個傑出而忠誠的語言學家，對他而言是個稀寶，也急於據為己用。
隔年，當義和團事件爆發之際，拜克斯人仍在北京替莫瑞森工作。他也身處於被包圍在使館區的眾洋人裡，但他在同僚記憶所及，似乎沒有什麼作為。一個認識他的同伴說：我懷疑當時他曾幫過誰，我聽說他還曾試著射殺他的士官長─又是一個他此生似乎會常碰到的意外。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任何有關於他的可循之跡，直到解圍的聯軍進入北京城裡並佔據了該城，當時拜克斯參與了掠奪：他威脅中國平民百姓將財物交出，否則將告發他們為拳民亂匪。當俄國人逮捕拜克斯時，其主要罪名不太可能是因為掠奪，因為俄國人自己也正興高采烈地忙著到處參與打劫和搬空頤和園裡的財物。拜克斯的罪名，應該是踩在他們的地盤上做買賣：他當時暫住在王府井大街（歐洲人因那住了個名人而將之稱為莫瑞森街）的一間四合院，此時這條街正被俄國軍隊所管轄著。他在被釋放後，決定搬要到英國的管轄區內，在京城禁區裡，他取得許可去佔據清朝官員景善的部分房舍。在那裡，他又找到了一個劫掠的機會：而這個機會卻是一個又長又曲折的故事的開始。
對於打劫一事，我們在莫瑞森對事實所做的紀錄裡找不到任何的反證。濮蘭德也在事後寫道：各國的全權公使、海關成員、記者甚至傳教士，每個人都參與了這場狩獵，識貨的人甚至直接登堂入室，闖進滿州富人或著名瓷器玉器收藏者的家中去搜刮。如果莫瑞森在這場掠奪中，相對地做得不是那麼成功的話，那是因為之前他在參與防衛使館區時，因防守位置過於暴露，使得他的大腿受到了槍傷，因而使得他的行動不是那麼方便。他在事後曾酸溜溜地抱怨著自己這個不適時的行動不便：要不是這樣，以他對本地所具有的獨特瞭解，說不定會比任何行家都有著更豐碩的戰利品。然而他還是設法取得了些宮廷著名的遺物，當中有一件原本是置於慈禧太后寢宮裡以玉石製作的祈禱書。
不過如果說莫瑞森的槍傷讓他在這次掠奪中錯失了個大好機會的話，那麼使館遭到圍困卻帶了給他一些間接的利益。在英國一度曾謠傳，使館區已完全淪陷而所有防衛抵禦者皆遭到殺害。而如他自己在事後所談及的，泰晤士報因而為他刊登出一篇對他盛讚有加的訃文，但當此事過後卻證實他並沒有死時，報社只得給他加薪而且再也不能開除他。尤其是那篇訃文的作者提到：「他那超凡入聖的斷力，在一片他自己常形容為「充滿謊言」的氣氛裡，總是能從不失誤而精準地分辨出諸事的真偽。」我們往後依序將在特定的時機裡看到這個「特殊的判斷力」的例證。
當這一切都過去，北京又恢復了往昔的秩序之時，拜克斯已恰如其份地扮演著莫瑞森的翻譯者。他們會在一起的熬夜到很晚，拜克斯將中文原稿翻譯成英文，再由莫瑞森編輯成新聞稿發送出去。此時兩人的關係誠摯而親愛。在拜克斯寫給莫瑞森的信件中透露著一種真誠的忠實。他在西元一九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信中寫道：「你是如此地樂於見到我，使得我想離開你似乎是不可能的。」隔年他又寫道：「非常遺憾在離去前沒再見到你，無法當面感謝你對我好意以及在困難時所不吝給我的協助。」在西元一九零五年，他寫著：「沒有人會像你對朋友這般地慷慨。」在莫瑞森的庇護之下，生活順遂的拜克斯，開始發覺自己遁世的傾向，並繼續鑽研增進自己的各種外語能力。莫瑞森在西元一九零四年九月寫給濮蘭德的信中提到：「拜克斯現在已能說非常流利的蒙古語，很快地也將能聽說讀寫滿州語了。在北京沒有人能像他那樣輕鬆自在地來翻譯中文。」
莫瑞森並不是唯一在北京運用拜克斯的傑出語言才能的人。在鎮壓義和團叛亂一開始沒多久，英國公使克勞德•麥當勞爵士就被從北京召回英國去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有其必要的外交調動─麥當勞爵士在保衛使館區一役裡的表見相當傑出，在事後安排處理掠奪品的拍賣事項上也是不遑多讓，這使得讓他繼續留在北京擔任全權公使，來面對從西安回來的太后似乎不是一個明智的安排。因此英國政府在遠東區的公使們之間，做了個巧妙的輪調─把麥當勞爵士從北京調到日本東京去擔任公使，而讓原本在東京的公使恩尼斯•莎陶爵士（Sir Ernest Satow）前來北京替換他。莎陶爵士是個學者同時也是個外交官，本身精通日文和中文。他在北京前後待了六年，而很顯然地在這六年裡，拜克斯曾受僱於他，幫英國使館翻譯過些文件，偶而也擔任英軍的通譯工作，但他的主要東家還是莫瑞森。
拜克斯替莫瑞森工作似乎是沒有酬勞的，莫瑞森是他的東家，卻不是雇主，他們之間彷彿有種彼此的欽慕。此外，或許要歸功於莫瑞森的幫忙，拜克斯此時在北京有份工作。西元一九零一年，他受聘於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北京大學的前身），它是「百日維新」唯一倖存的成果，他在那裡擔任文學及法律的教授─這是份兼職的工作，課業份量也不重，但是這證明聘僱了他的中國政府顯然是認定他是個具有足夠資格來講授這兩個科目的學者。對於文學，他自然是飽讀無疑，至於法律，他或許已具有該知識或者是靠著熟背足夠的法律知識來應付課堂上的需要。這所新成立的大學主要的目的，是開立並傳授當時中國人很少接觸的一些西方學術科目的課程，諸如：法律及制度，而在當時，這些科目的合格師資本來就很難找得到。身為一個通曉中文的外國學者，拜克斯自然是個不錯的人選─他能授課，而且人就在北京，而想把他留在北京的莫瑞森自然更是大力地推薦。此一職務他總共擔任了十年，其中的情形的好壞我們無從得知─因為京師大學堂時期的文件早已經無法獲尋，至少從西方的觀點看來是如此。
西元一九零五年，莫瑞森到英國旅行，拜克斯為他分別寫了介紹函給他父親及妹妹佛萊雷夫人（Lady Findlay）。對他父親強納森．拜克斯爵士而言，莫瑞森無疑是扮演著和平特使的角色，前來告知他那荒唐浪蕩的兒子埃德蒙已經痛改前非並安頓下來了。而當見到了始終對那位遠走他鄉的兄長有著一份摯愛的妹妹佛萊雷夫人時，莫瑞森則為他傳達了些私人的口信。莫瑞森功德圓滿地達成任務，在他從倫敦寫給拜克斯的信中，他寫道：「強納森爵士以無以復加的熱誠接待了我，我也很高興看到他對你的關愛是如此地真誠。他寫信謝謝我對你提供了可以信賴的善意，而我回信告訴他，你為了回報我，也幫我做那些了我絕不會忘記的翻譯工作，對此讓我和泰晤士報都深為感激。我想我已告訴了你父親那些你希望我會說的話，我還告訴他，你應該在北京買棟房子，一萬兩千英鎊應該是夠讓你買間適合的房子了。」他還說：「我很希望在新冊封的貴族名單中，看到你父親的名字。不過很確定地，他遲早會被冊封的。（英國封爵制度分為貴族和平民兩種，強納森是平民封爵，並非貴族）」而以我們所瞭解的埃德蒙．拜克斯，他會喜歡莫瑞斯這樣說的。
回到了北京，莫瑞森收到了強納森爵士寫給他的一封信，表示他對他的兒子是個正面的影響，他寫道：「我聽到一些有關於埃德蒙實際情況的敘述，他似乎依然無法承擔去從事任何固定的正職工作。我仰賴你依舊善意地給他持續的指引。」然而，莫瑞森對他所曾提及到的，關於買房子的一萬兩千英鎊的那個暗示，卻似乎沒有任何結果，強納森爵士關愛的真誠顯然並沒有到達那個地步。
莫瑞森繼續引導著拜克斯，運用來他翻譯文件及打探消息，也利用著他鑑定中國藝術品的專長。西元一九零五年十二月，當莫瑞森人還在英國，拜克斯寫信向他宣告了一個自己重大的採買：他說他剛透過中間商，從山西一戶窮困人家的手裡，買到一幅很有意思的軸捲：那是一幅唐朝著名的和尚書法家懷素的草書作品，連當代的大詩人李白都渴望得到他的作品。他還說這是西元七百四十六年的作品，價值不菲。是他花了不少錢在北京的市集買到的....他的陳述又挑起了莫瑞森的胃口，於是答應要出錢合夥來購買它。後來，莫瑞森又加錢給了拜克斯，從他手裡把這作品買斷，成為這幅珍貴的書法作品的唯一主人。由於這幅作品的下落從此就再也沒聽聞過，所以我們無法得知更多關於它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把這段情節牢記心中，因為「珍貴的卷冊」、「草書」和「合夥購買古董」這些等等在往後的故事裡將很快就會再度出現的。
由於這樣的引導和合作關係，拜克斯繼續向莫瑞森以一種近似虛假奉承的方式表達著對他的感激。西元一九零六年，拜克斯回到英國，在一位英國醫生的伴隨下去旅行。他告訴莫瑞森：「科肯醫師好心的陪伴我，因為我有心臟病，需要持續的治療。」（各種嚴重的疾病─通常都是幻想所虛構的，那是拜克斯的併發症狀之一。）他又說：「我希望有天我能夠回去，無論如何，你對我的盛情善意，我都永遠會感激不忘記。」當然，他很快就回到北京去了，渴望著「把握時間為你翻譯那些有趣的文件，就像我們一起翻譯西藏宣言時那樣」。當有次莫瑞森從國外回來並找到拜克斯時，他顯得非常高興。他寫道：「我真的很感激你那高尚而從不讓我失望的善意，你才剛回到北京，就擱下手邊那麼多等著你去處理的重要事情，再次對我伸出援手，來幫我解決我的困難，我的感受真是筆墨難以形容。」上述是發生在西元一九零八年的事，請記住這段感情豐富的話語，做為往後拜克斯對於他是如何被莫瑞森無情地利用所做的那番陳述的一個對照。在當時拜克斯似乎不覺得他是被利用的，如果他覺得是，那麼他的言語顯然是有效地在遮掩著他內心的感受。
然而，這一切很快就要改變了。西元一九零八年，一個新的關係使拜克斯對莫瑞森原本所具有的單純的忠誠蒙上了陰影。在西元一九零七年，當莫瑞森出國的時候，濮蘭德從上海搬到了北京，因為莫瑞森可能將躍升為泰晤士報中國區主任通訊記者，從此刻起，濮蘭德開始代理他原來駐北京通訊記者的那個職務空缺。一向需依賴別人的拜克斯，後來便逐漸轉變成依靠於他。自從西元一八九九年拜克斯被一隻當時被認定為是瘋狗的狗咬了以後，是發生在西元一九零八年十一月的那些事情，促使他們兩人首次有了碰面的機會。在這個月份裡，慈禧太后的長期執政結束了，它的結束就如同它的開始及整個統治過程期間那般，也是同樣地精彩無比：整個事件籠罩在謀殺的黑暗疑雲裡，而其結果也是非常地戲劇化，然而這個她個人又一次的小小勝利，卻是以她不幸的國家來做為代價。
太后已年衰老邁，她的統治期之結束並不會令人感到驚訝，但是有誰能預料得到在她死後的時局變化及政治演變？她在位操控了中國的政治長達四十六年之久，她的長期執政，雖然其間紛擾不斷，至少證明了她過人的生存能力。在這四十六年裡，她廢立了數個傀儡皇帝，從連番的宮廷爭鬥中勝出，眼看著所有的對手一一消失。在西元一九零八年，名義上的皇帝還是光緒，而他的那場「百日維新」卻早在十年前就被殘酷地徹底推翻。這十年來還是慈禧和她的宮廷宦官們在掌權，忍受著在義和團事件裡她曾挑戰過的那些在取得軍事勝利後，竟找不到可用以替代她這個腐敗而殘弱的君主政體的外國強權。在她掌政的最後一段期間裡，她的確是對現代化做出了些讓步：她開放了原本封閉的宮廷，並對不久前才極力反對的改革一事，做了些口頭上的提倡鼓吹。不久之前才被包圍在使館區裡，終日擔心著朝不保夕的那些西方外交官及其配偶們，此時竟被邀請入宮作客。一位美國女士還被獲准幫慈禧畫人像，以便能拿回美國聖路易參展。流行書刊開始更正以前敵對的印象，原本對她那惡貫滿盈的邪惡印象也被一種因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所烘托出的高雅年長的神韻所取代了。而依據宮廷的例律，她的死亡將使得長年被她幽禁起來的光緒皇帝得以重新復出掌權。
事實上，他卻從沒能重登龍位。十一月十三日，慈禧太后，考量到光緒的不知名疾病和自己的年事已高，所以為未來做了更進一步的防範：她宣布了皇帝死後的繼承人。這位新的皇位繼承人是皇帝年幼的姪子浦儀，而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則是光緒皇帝的弟弟，是她所指定的攝政王。第二天，光緒皇帝的死訊就發佈了，只相隔了一天，太后自己也突然地死了。一個奇特而怪異的巧合，奇特到很難令人相信這一切都是自然發生的，傳言說：太后又一次在關鍵時刻，為了阻止已成年的皇帝繼承王位，故冊立了幼兒為帝以便自己能繼續攝政，即使她死了，她的族人仍可接替：新的攝政王是她的外甥，而那位她已授予特權的新太后─隆裕太后（慈禧太后之弟都統桂祥的女兒）是她的外甥女。如此一來，在她政治上所做的這一切安排已經是盡可能地要確保自己的族人─葉赫那拉氏族人將能夠繼續統治著中國的這個帝國。但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帝國的壽命可會比這些安排來得更為長久？
這一連串戲劇化的死亡及所引發的有趣政治牽連，自然引起了在北京的那些西方觀察家們的極大興趣去做探索。當然，在倫敦泰晤士報總部裡的總編輯，更是渴望能獲得自己報社內那位「奇特的先知」─莫瑞森醫師所做的權威性之翻譯報導。莫瑞森想必也是同樣著急想提供這篇報導，來彌補先前當讓他始料未及的義和團事件發生時，錯過即時報導的不快。但是何耐，再一次他又被抓到在打混摸魚：歸咎於一個極其不幸的機緣，當皇帝及太后過世時，他人又不在北京。
這都是由於他的運動嗜好所致─諷刺的是，他似乎已經瞭解到這點。六個月前，莫瑞森去了趟獵鳥探險之旅，在離開北京前，他要求濮蘭德：在他不在的期間，如果發生任何戲劇化的情況時，千萬要暫代他的工作。濮蘭德答應了他，並寫道：「安心地去吧，我會在這裡待命上好些日子，如果老佛爺快要死了或是有其他有趣的事情發生，我會讓泰晤士報知道的。我祝你獵得上百隻的鷂，而不會曬到中暑。」事實上，那一次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這一次，在命運巧妙的安排下，同樣的狀況又發生了。莫瑞森又離開一個星期到黃河沿岸某地去獵鳥，就在這個時候，老佛爺真的死了，皇帝同時也死了。當莫瑞森趕回來時，這一切都已成為了過去，更慘的是，這一次濮蘭德卻是急得一點都沒有辦法來幫他。濮蘭德人是在北京，但是就那麼巧，他正高燒臥病在床動彈不得。然而，在這個危急之際，他曉得該怎麼做，他向在北京最要好的一個友人─范奇勳爵（Lord ffrench）求助。
范奇勳爵是個剛來北京的愛爾蘭貴族，在一家英國鐵路建築公司─寶靈公司（Pauling & Company）擔任此地的總代表。他的到來正是「特許權之爭」最新發展的一個結果─為了抑止日本對滿州的滲透，中國政府特許英美兩國聯手在滿州建造一條名為法庫滿（Fakumen）的鐵路。牽扯在這其中的金融公司有家叫摩根•哈利曼集團（Morgan Harriman Group），它的代表是位年輕的美國人─威樂•史贅特（Willard Straight）。史贅特最早先在羅伯．赫德爵士手下的清朝海關稅務司工作，後來在日俄戰爭期間，擔任過路透社的通訊記者，自西元一九零六年至零八年這段期間，改任美國駐瀋陽的總領事。他同樸蘭德成了好朋友，此時他正著手在幫樸蘭德為一本日後將提獻給他的書「中國屋船的歲月」做插圖。和樸蘭德一樣，史贅特希望幫助中國免於受到日本及俄國的瓜分，而英美合作在滿州建造鐵路的計畫，正是為這個目的而設計的。此時寶靈公司負責鐵道的建設，自然為日本人所厭惡。范奇很快就跟樸蘭德熟捻，於是樸蘭德、范奇、史贅特三人變成了緊密的好友。范奇不久也認識了拜克斯，在一週前，兩人還一起去買西藏的聖書來當為投資。所以當面對太后和皇帝過世，莫瑞森不在北京，而自己又病臥在床的緊急情況時，濮蘭德要范奇趕緊去把拜克斯找來。在這所有的意外都湊在一起的時刻，也只有拜克斯─那位莫瑞森的專家，莫瑞森那麼多篇通訊稿幕後的真正作者，才能夠挽救泰晤士報的信譽名聲了。
拜克斯趕來了，也答應要幫忙。樸蘭德後來寫道：他協助的價值真是無可衡量的，拜克斯運用他對中國禮節的熟悉以及對宮廷儀式的瞭解，他能夠撰寫整篇的報導，或者至少是幫忙稿擬。」在那段最艱辛的日子裡，拜克斯一直陪伴在濮蘭德身邊。「拜克斯給了我最有用處的幫助。」濮蘭德在日記裡寫道：「真的是很好的一個人，不過非常的怯懦，不像是個英國人，倒更像是個典型的中國人。」他所需要做的只是把拜克斯的文稿稍做修改潤飾，最後通訊稿卻是以濮蘭德的名義發出，這讓他有種欺世盜名的罪惡感。他對拜克斯的感激實在是無以復加，於是寫了封信回泰晤士報社連名帶姓地讚揚拜克斯。但是拜克斯以他謙遜過頭的天性，總是明確表示反對這種感激。他僅對濮蘭德修改了他所擬的初稿表示感謝，他寫道：「很榮幸能在濮蘭德生病的期間裡照顧他。」拜克斯拒絕任何酬勞：他只要濮蘭德偶而幫他把已寫好要投稿到雜誌社的一些文稿，稍做潤飾並設法讓它們能被採用刊出。同時，他繼續把文件及翻譯稿送交給濮蘭德，對於提供這些服務，他接受了酬勞的支付。他寫道：「幫朋友做翻譯而收受酬勞，這是個嶄新的經驗。」莫瑞森從未付過他一分錢，但他卻也從不居功。他宣稱：「我提供的僅是骨架，你以你精湛的風格使我枯燥的紀錄敘述變得生趣盎然，提供了它原來所缺少沒有的部分。」
拜克斯和濮蘭德之間著名的合作於是從此展開，在很多面，這是兩個對立的結合。不曉得他們之前合作關係的一位中國醫師，在他們合著的書發表之後，觀察了他們二人，對於這麼不相配的兩個人竟然會湊在一起而感到異常驚訝。他寫道：「濮蘭德是那種在通商口岸的典型傲慢倔強的英國人，而拜克斯卻看似矢志終身學習、授課來為下一代貢獻的那種牛津大學的夫子學者。」但外表可是會騙人的，而他對這兩人的描述也都不盡公正客觀。濮蘭德儘管看似粗獷而外向，但既不自大也不武斷：從他的文字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個重視人道又仁慈和藹的人，既使在深深地被激怒的時刻，總還是能以耐心、智慧、關懷來對待他那位性情反覆無常的伙伴。至於拜克斯對下一代的學術貢獻，我們在後面會有機會來思考這個題目。在拜克斯所有的人際關係當中，他同濮蘭德的友誼，自慈禧太后逝世開始，維繫最久。他在太后死後不久寫給濮蘭德的信裡，寫著：「我不禁這麼想，慈禧的死，儘管在許多方面是令人悲傷的，但對我而言，卻是件好運的事，因為它帶給了我一個榮幸的機會能認識你。」他們的共同朋友范奇勳爵和他的公司寶靈公司，也讓他們的關係更形密切─身為一家在中國業務繁忙的公司的領導人，范奇勳爵需要有個中國通能幫忙，在他同當地人打交道時做口譯的工作並翻譯文件，同時也需要有個瞭解中國政局或是能提供相關資訊的人。拜克斯精通翻譯，同時他有（或者是宣稱有）管道可打探消息。幾乎是在慈禧剛一過世之後，我們就發現拜克斯私下在為范奇工作，幫他翻譯文件並提供從朋友或從高層不具名的來源那裡打探來的內幕消息。在所謂的高層之友人當中，其中一位就是梁士詒，他是清朝末年一位著名的政經要員，曾任鐵路總文案、郵傳部京漢等五鐵路提調、交通銀行幫理、鐵路總局局長，他對英國寶靈公司裡的鐵路理事長這個職位很感興趣。西元一九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拜克斯告訴范奇說梁士詒給他一封信深表感激並隨函附送了一本稀有的書做為贈禮，藉此證明他與梁士詒的關係匪淺，還將這封信的翻譯稿給了范奇。另一位這樣的高層友人─是軍機大臣徐世昌（西元一九一一年任內閣協理大臣），他的政治份量就顯然來得重多了。往後我們還會聽到更多次這兩個人的名字，他們在往後的幾年裡，注定在中國的政治上及拜克斯的故事裡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撇開這些著名的公開政治人物不提，拜克斯是依靠一位被他說成「拜克斯的朋友」、「拜克斯的好友」、「拜克斯的密探」等稱呼的不知名之通報者，此人長期提供消息，他在宮廷中顯然地位崇高：因為他能通報有關於政治、謀略及貪腐等的最隱密的資訊詳情。由於范奇在策略上必須能勝過其他同樣想在蒙古及滿州建造鐵路的外國合約包商，尤其是詭計多端的日本人，這些每天的例行報告對他尤其顯得是很有助益。在西元一九零八年尾，范奇乾脆建議寶靈公司應該讓他雇用拜克斯擔任正職的員工。
公司同意了，而即刻地，范奇馬上就能向總公司報告有關能接近中國政權核心的一個新突破。他寫道：「拜克斯受邀去參加一些滿州人的晚宴，席中有些是此間赫赫有名的人物：聽聽他們的談論將是非常有趣的事。」從此以後，從「拜克斯的朋友」那裡得到的消息所做成的報告書變得更為厚重，來得又非常快速，范奇被告知了有關軍機處的辯論、中國政客間的內鬥、日本人的陰謀以及阻礙著那些重大合約進展的原因。范奇有一次在報告中寫道：「拜克斯的朋友將合約的延遲歸咎於受到不喜歡張某的梁某唆使所致。」另一回他寫道：「拜克斯的朋友說，宮廷中情況非常混亂因而深感憂慮，他要拜克斯過去見他。我覺得年幼的小皇帝快撐不下去了。」又一回他又寫道：「拜克斯過來我這裡前，才剛見過他的朋友，他朋友向他保證，張某已告訴攝政王，他確定會在幾天裡透過橫濱貨幣銀行安排款項。」「根據拜克斯的朋友所言，攝政王已向拜克斯索取一份滿州地圖，應該是想對合適的鐵路位置做些研究」......就這樣，拜克斯透過他這位匿名的朋友，已逐漸地將自己置身於宮廷的秘密會議之中。而就對寶靈公司的利益而言，范奇寫道：「一直以來，除了日期和一些小細節之外，其餘的都讓拜克斯的朋友給說中了。」
拜克斯和范奇之間的交易，身為范奇最要好的朋友兼盟友的濮蘭德當然都知道，而事實上我們也是從濮蘭德的信件中得知前二者的關係的。但是拜克斯非常焦慮，深怕莫瑞森知道此事，而他似乎對拜克斯有種無可抗拒的影響力，並曾宣稱他對拜克斯所做的一切有獨佔的專利權。在西元一九零九年二月，拜克斯寫給濮蘭德的信中，寫道：「我非常擔心我們那位著名的朋友，名字我就不提了（他現在人不在北京），千萬可不要讓他知道我為范奇勳爵所做的事情。」有一次，他甚至禁止范奇對濮蘭德提起任何事情，深怕風聲走漏而讓可畏的莫瑞森知道。
在同一時期，拜克斯顯然偶爾也替威樂•史贅特和他集團所屬的那些美國銀行家們工作。史贅特雇用他來協助自己和中國人溝通。拜克斯願不願意讓莫瑞森知道他在為史贅特工作，這件事我們並不清楚，或許他也是不願意的。此時，史贅特、范奇和濮蘭德三人和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莫瑞森則是孤芳自賞地一個人活在他的世界裡著。
在莫瑞森人不在北京的這段日子裡，拜克斯顯然逐漸找到了自由─或者至少是找到可依靠的替代對象。在對濮蘭德提供消息有些日子之後，他朝這個方向繼續邁進著。濮蘭德似乎建議他們應該合作，這次不是寫一篇文章，而是寫一本關於慈禧太后的書。由身為一個從業記者兼作家的濮蘭德負責籌畫這本書，而做為學者的拜克斯，則來提供史料記錄的相關素材。拜克斯熱切地回應了這個提議，他說，他已經擁有「從慈禧的幼子─同治皇帝登基和肅順計畫宮廷陰謀」那個時期開始以來的足夠資料，這些都是讓慈禧開始能握有中國實權的史料。他給濮蘭德的信裡寫道：「如果你有時間來編排敘述，那麼我可以提供這些資料的翻譯稿，同時還有一些奇聞軼事，讓你以你的風格來來豐潤它們。」尤其，拜克斯還可以提供一本非常有趣的私人日記，內容為個人在義和團事件期間所記載的詳細紀錄，就憑這內容可以在這書裡獨立成為一或兩個章節。但是濮蘭德，身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必須負責找出版商，這點拜克斯自己可是做不來的。
濮蘭德對這個計畫感到很高興，立刻回信給拜克斯明確表示他非常驕傲能和他共同開展這樣的一個合作事業。這件事讓他有機會回報拜克斯上次幫他撰寫那些太后的文章─這次合作，他把自己定位為是拜克斯作品的編輯者和呈現者：「這一次我不會在你的作品裡居功─在有這個明確的理解的前提下，我將很高興地加入。我將會很單純只是個做記述工作的人。」同時他對拜克斯加入幾個日記的章節的這個提議也表示歡迎。甚至，在某些考量下，他覺得這本日記可以構成整本書的重點核心，此時他在腦海裡已經圍繞著它開始構思著了。拜克斯願意從事這個計畫，但他提出一個條件：他分別為范奇和濮蘭德兩人工作的事，絕不能讓莫瑞森知道。拜克斯解釋說，雖然莫瑞森過去是如此令人厭惡地對待他，但是自己仍是畏懼他將會有的憤怒─若他知道自己膽敢獨自為除了他以外的人工作。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合作達成了協議。濮蘭德立刻寫了封信給倫敦的出版商愛德華•阿諾（Edward Arnold），阿諾之前才剛替濮蘭德出版了新書「中國屋船的歲月」。濮蘭德寫道：「我正準備和一位著名的中文學者合作著書，他擁有很特別的資料來源及許多奇特的史料，涵蓋了已故的慈禧太后的一生，我們打算為中國歷史上許多誨暗不明的事件帶來一絲曙光。這本書大約是四百頁並附上插圖，我們希望最晚在這個秋天或冬天把它給完成。我的伙伴是個用功苦讀多年的人，我扮演的角色只是校訂和潤飾文采讓它更生動罷了。你應該不會再碰到像我上次的新書那般的拖延.....」在這本書的整個準備過程裡，濮蘭德總是堅持他僅僅是拜克斯所翻譯的文稿的編輯人。一元一九一零年一月，在他寫給拜克斯的信裡，寫道：「我們將會完成一本好書，但這完完全全是你的作品。」而且他希望在書的首頁，拜克斯的名字擺在他的名字之前：他相信這麼做才會更有禮貌也更合宜。
濮蘭德聲稱自己只是拜克斯文稿的編輯者，他這樣做對嗎？後來，在這本書出版後所發生的爭論中，濮蘭德陳述說：本書的靈感是來自於他，把這本書架構圍繞在拜克斯所發現的中文日記的這個想法也是來自於他，而負責聯繫、安排出版發行等所有的這些麻煩瑣事的也是他─對於這些陳述，拜克斯也都坦承不誨。事實上，運用聰明才智，依據拜克斯提供的翻譯後的素材，創造出這本書的人是濮蘭德。但毫無疑問地，素材是拜克斯所提供的。他收集了宮廷的公告及其他文件，將它們翻譯成英文，並且對內容的真實性做了擔保。他寫道：「手稿裡的每一則陳述都是有憑有據的：有幾則是口述相傳的，但大多數都有書面文字記載可供查閱的。」換句話說，這次的創作是個缺一不可─不折不扣的合夥關係：沒有拜克斯，就拿不到這些素材；沒有濮蘭德，這些素材就不會被塑造成一本書。
就這樣，他們展開了合作：一個將使得濮蘭德及拜克斯二人在西方的漢學界及文學界成名的合夥關係。這個合夥關係將產生兩本著名的作品以及許多的爭論─一些兩位作者在有生之年都無法擺脫的爭論。
莫瑞森醫師畫像
（Dr.George Ernest Morrison）
第三章 歷史學家 The Historian 3/12/08 11:29:25 pm
第三章 歷史學家 The Historian
一旦合作關係確立，拜克斯就立即著手開始工作，而且還做得很快。到西元一九零九年的四月底，他已頗有進展，此時，他決定要回一趟倫敦。他告訴濮蘭德：「如果范奇同意的話，我打算在兩個星期後的今天出發。」他打算親自去拜訪愛德華•阿諾─未來該書可能的出版商。濮蘭德為了安排他的造訪而寫信給阿諾，他在信裡解釋道：「拜克斯是個害羞又神經質的人，平時非常畏懼出版商和商人，此人深受宋代早期的哲學態度影響。但或許你可以試著邀他見個面，藉機看看作品的樣本，相信它會讓你深受感動的。」
很遺憾地，阿諾是看到的作品樣本，但並沒有讓他有所感動，甚至是濮蘭德所謂的「最有歷史價值的真實記錄」─景善的日記，也沒能讓他感到興奮。他委婉地拒絕了出版這本書，因此，濮蘭德告訴拜克斯帶著它去找另一位出版商─約翰•莫瑞（John Murray）。他起先對此書很感興趣，對景善日記的部分尤其是印象深刻，他告訴濮蘭德：他同他父親對此書都感到非常有趣，並相信就僅靠著日記這部分，該書應該就可以賣得很好。但是到後來，約翰•莫瑞也冷淡了下來，在隔年的四月，當書已經完成的時候，濮蘭德將它交給了一位出版仲介商，而這位仲介商把這部作品呈給了威廉•海納曼（William Heinemann），而很快地仲介商就從海納曼那裡得到了他對濮蘭德所開的相關條件的允諾。仲介商說：光憑著那日記的強度，威廉•海納曼就願意答應那些條件了。
這本日記在本書的創作及銷售裡，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後來被長期熱烈爭辯的核心，所以我們不得不在這裡談談它。拜克斯給這本日記取的個名字叫做「景善閣下的日記」（The Diary of His Excellency Ching-shan'）。
日記的作者─景善，是個滿州學者，出身於一個與慈禧太后及當朝權貴有親戚關係的皇室家族。因此，濮蘭德及拜克斯這樣寫著：「他有絕佳的機會得知宮廷裡的閒言閒語、各種提議和不同的意見，他能觀察朝廷裡高層官員（滿人、漢人都有）的一舉一動。是個最接近皇太后的人。」他身為宮廷的內務府大臣，還兼任後來與義和團運動有著極深的牽連的那幾位親王的家庭教師。西元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五日，當聯軍的部隊已開進北京城內，而慈禧也已逃到了西安之時，景善的妻妾和一位媳婦選擇了自殺，沒過多久，他本人也被自己的不肖子恩昌（En Ch'un）所謀害─把他推進自家院中的一口井裡溺斃，死時得年七十八歲。這個兒子後來因藏匿義和團拳民而被英軍所射殺。
景善死後的第三天，根據拜克斯自己的說法，他便搬進了景善的家中居住。之前，我們提過這個搬遷當時的相關背景：即關於拜克斯是如何在俄國的勢力範圍內進行掠奪而被俄軍所逮捕，因而決定要搬進英國所管轄的區域內並提出了佔用這間房舍的申請之那段經過。他陳述說:到了景善的屋舍裡，他走進他的書房，發現了剛過世的死者所遺留下的日記，並千鈞一髮之際搶救到它，使它免於遭到那些看守該房屋的錫克教徒士兵放火焚燬，進而將它據為己有。在擁有它之後，他就一直把這本日記留在身邊長達九年之久。現在，他把挑選過的部分翻譯出來，變成書中的某些章節─沒錯，這正是他這本書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不同的時間點，拜克斯曾敘述過幾次他發現這本日記的經過，有的敘述得較詳細些，有的則是簡略些，但是每次所敘述的內容都是一致吻合的。第一次的敘述是出現於西元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在他寫給濮蘭德的信裡，他寫道：「那時這本日記已經被錫克教徒士兵從景善書房的內室炕上的一張樟木書桌的抽屜給翻了出來，紙張散頁被到處凌亂地撒滿在炕上，有些紙已經被錫克教徒警衛拿來做為打包文件或其他的基本用途。景善的書籍和物品被到處散置著，警衛們正忙著在翻尋值錢的東西。」於是濮蘭德要求他把這段發現日記的經過寫成正式的敘述並將其加插入該書中。對於這個要求，拜克斯真的照著去做了。
這一本日記之所以會如此重要，是因為在當時，在宮廷的內部沒有任何文字記錄記載著，在義和團發難並在初期獲得勝利的那段時期裡，這事件對滿清朝廷所造成的沖擊。無可避免地，當時宮廷裡的意見極為紛歧─相信無論如何都有依循西方模式進行改革之必要的那些人，傾向反對排洋的義和團運動。有些人則是因為作戰策略上的因素而表示反對，他們相信拳民終至無法獲勝，暴亂只會造成傷害而已。另外一方面，有些政治決策參與者和部分的朝廷大臣，卻相信這些拳民正如同他們自稱的，是所向無敵的，不然，至少他們有能力或者應會獲得勝利。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個政權飽受改革所威脅的滿清朝廷會支持義和團，其實是還有其他另外原因的。因為他們寄望這個事件所激起的民間反應和國家意識這兩者的一種相結合，或許真能趕跑洋人，讓這個古老而專制的滿州帝國的壽命再延續上一段時間。對西方的觀察家們來說，一份能揭露當時滿清宮廷內所做的討論及激辯的紀錄文件，不但對歷史，同時對政治而言，其價值也都是無法衡量的。因為朝廷沒有因此而覆亡，而西方強權諸國至少仍是同當初曾參與過辯論的那批人在打著交道。例如說，在西元一九零零年之後，軍機大臣榮祿就急於希望自己被眾人視為，在義和團事件的那段期間裡是個擁洋派的。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個擁洋派的呢？沒有人知道，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的紀錄文件可供依循追溯。就如同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於義和團事件結束的一年之後，在寫給美國傳教士雅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信中，他寫道：「如果能獲得一份真實而可靠的紀錄，記載著朝廷及北京於在西元一九零零年期間裡的一舉一動，那將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事實上，我們都只是在東拼西湊地臆測和推斷著罷了，還沒有得到事實真相，這將是個不會有結果的疑問。」
如果赫德早知道有這本景善的日記存在著的話，那他會是多麼地歡喜！因為景善的日記─正是他所感嘆世上無存的那種紀錄文件。日記裡有意無意地透露出，榮祿始終是個現代化的支持者，也曾想過要避免讓那場對使館區的攻擊發生，同時他還試圖著去阻擋緩和由支持義和團的擁后派所頒佈嗜血的政令。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拜克斯在西元一九零零年發現了這本日記，當時卻沒有將它交出去（他有義務這樣做），而就這樣自己抱了九年，這的確是件很不尋常的事。他堅稱他當時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他說，直到他把這本日記拿給濮蘭德和范奇觀看時，看到他們的激動神情，才瞭解到它的價值，而這已是西元一九零九年的事了。這時，它已失去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因為榮祿早在西元一九零三年就死了。但這日記本身依舊是獨特的歷史記述，也因而帶給了濮蘭德和拜克斯所合著的書，一番新的歷史價值。
在這本書的籌備期間，拜克斯將自己已完成翻譯的部分之景善日記中文原稿寄給了當時人在英國的濮蘭德─在莫瑞森的強力施壓之下，濮蘭德此時已被泰晤士報召回英國去了，雖然在當時情勢還不是很明朗，但事實上，他從此再也沒能回到中國。濮蘭德把這手稿帶到大英博物館，希望所有的學者都能看到它。起先，他建議博物館將它買下來，但是對方告訴他，館裡沒有這筆預算經費可以來這麼做。於是他把手稿存放在那裡，以方便眾學者們前來確認它的真實性。這手稿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的八月被送進了博物館，然後就一直放置在那裡擺到今天現在。
著作的合作關係很少是很愉快的，在這次兩人的合夥關係裡，拜克斯和濮蘭德之間也經歷了常見的爭論和不是很嚴重的誤會。但是考量到他們二人彼此個性的差異，以及拜克斯那不易相處的天性（濮蘭德曾請求出版商海涵拜克斯見諒，因為他是個「有些古怪的紳士」），我們應該對在該書的籌畫期間，兩人在整體上展現的和諧，而不是那些偶爾的分歧，而感到驚訝。這份和諧主要是歸功於濮蘭德在同他的合夥人應對上的手法和耐心。而在拜克斯這邊，則有些問題實在是應要歸咎於他在經濟上的不穩定，而他自己也是這樣地認為。因為即使有著京師大學堂的薪餉、家族從英國寄來的生活津貼，還有濮蘭德、范奇、史贅特三個人各別定期所給他的酬庸，但是，這些錢財顯然始終還是不夠他花用。有時，他為了找錢而會不顧後果地採用所謂的權宜之計，他又天生是個滖人，他的權宜之計往往是為他帶來了負面的不幸結果。
他的第一個不幸，牽扯到他與寶靈公司之間的業務關係。在西元一九零九年，拜克斯那一次回到英國，是得到范奇首肯的，顯然范奇曾委託他順道替自己去代辦某些事務。在此過去一整年裡，他同范奇都走得很近，范奇曾私下借過錢給他，還讓他住進自己在北京的居所。這次拜克斯在倫敦，就是住在范奇的同事的家中。但是寶靈公司裡也有著自己的內部鬥爭，范奇有個對手，一個叫吉內爾（Ginnell）的，顯然是想暗中逐漸地將范奇扳倒。吉內爾是愛爾蘭人，毫無疑問是個能幹的工程師，渴望能為寶靈公司來建造鐵道，但是（根據范奇所言）他沒有社交或外交的天分，也沒有能力同中國官員去打交道。然而，他依舊是野心勃勃而且顯然覺得，實際上自己可以取代范奇來掌控公司在中國地區的業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自然需要一個能充當公關的中間人來處理自己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很明顯地，他引誘了拜克斯來充當這個角色。而永遠在尋求增加金錢收入，同時又有著善變的薄弱忠誠度的拜克斯，自然是加入了這個計畫。
拜克斯在離開中國之前，是否加入了吉內爾的這個陰謀裡，我們並不清楚，但是當他抵達倫敦並發現吉內爾在總公司裡有堅強的靠山之後，他立即把握了這個送到面前的機會。吉內爾透過朋友們向他示好，而他很快就接受了。在寫給濮蘭德的信中，他說現在公司覺得他是不可或缺的，他寫道：「范奇沒有我就會幹不下去，這是奉承的話。」而他顯然是對寶靈公司暗示過，將有可能會失去他的效力，由於濮蘭德的計畫─應該是擔任英中公司的代表，所以他需要拜克斯全心全力的協助來為中英公司工作。其實，這不是真的，而且是荒謬的。因為在范奇寫給濮蘭德的信裡，寫道：「其實你的計畫是打算和寶靈公司密切地配合工作。」而拜克斯這麼做，是為了凸顯自己的價值，來提高自己的價碼罷了，他還寫了份備忘錄給寶靈公司，公司也因而同他單獨簽訂了份協議書，同意派他回到北京擔任一個較高的職位，這個合約一年有效，同時也保留了來年續約的選擇權利。拜克斯因此而獨立於范奇之外，由自己直接向倫敦總公司負責，甚至還可以在保住了中國合約之時，從范奇的佣金當中分得一部分的佣金。
當這個訊息被傳到北京，范奇在得知以後，自然是怒不可遏。范奇寫信回總公司，很堅決地表示：北京是由他所負責的，他不會同拜克斯來合作，也不會再進行任何新的計畫，除非先講清楚，拜克斯是在他的管轄底下聽命行事，而且不能分拿他的佣金。公司立即妥協了，在顯露出一些尷尬的相關回函裡，向范奇保證：凡所有從歐洲派往中國地區的公司員工，自然是聽從他的命令行事。尤其是「像拜克斯這樣的一位紳士，不是那種『一般通常為業務需要而任用』的人，雖然從尋求中國利益的觀點來看，有他獨特的價值」。如果這樣講還不算精確不夠清楚的話，公司向他保證：這一切只是因為覺得不恰當，也沒必要和拜克斯這樣有著「謙遜又溫文儒雅的情感」的人，發生摩擦或起衝突，而他又偏偏誤將對他的好意以為是理所當然...等等。當然，拜克斯擁有的所謂「獨特的價值」所憑藉的，就是他與宮廷及政府官員之間那些不凡的聯繫管道。
就這樣，這個陰謀宣告失敗了。從頭至尾都保持著密切聯繫的濮蘭得和范奇，在私人信件中透露了他們的情緒。他們同意：真正的壞蛋是吉內爾。范奇寫道：「如果吉內爾竟能做為公司裡即將掌權的那個勢力集團的代表，如果愛爾蘭能被允許自治的話，那我就是統一黨的黨員。」樸蘭德回覆道：「事情看起來的確很糟，一個典型的下流愛爾蘭惡棍的作為。」因為樸蘭德、范奇、吉內爾三個都是愛爾蘭人，讓我們想起了強森博士曾說過的話：「先生，愛爾蘭人都是一樣的：他們從不會談及別人的優點好處。」但是拜克斯很顯然地也涉入了其中而背負著罵名，范奇也期望他能給個解釋，但事實擺在眼前「對我，他自始至終就不曾真心相待」。寶靈公司原本是認為范奇可以和他同時並行作業，而「同拜克斯一起搞定一切」；「拜克斯對我並不忠誠，尤其是在當他以為公司要支持的人是吉內爾時，他就背叛了我。但他只是個懦弱、對凡事都沒有野心的傢伙。」
這件事的結果是，在同年的秋天，拜克斯垂頭喪氣地回到了北京，他只得到一個為期三個月有效而且不會再續約的合約。此時，范奇視他為「一個敗事有餘、既危險又古怪的傢伙」，而拜克斯的確也給了個解釋：他純粹是內吉爾那場陰謀裡的一個無辜受害者。但是他的說詞應該是沒有被全部採信，因為范奇似乎從此再也沒有完全地信任過他。
當拜克斯與寶靈公司的合約即將到期的時候，應該是在這樣的一個經濟因素的背景之下，他對濮蘭德提出了一個與他們合作著書有關的建議。在西元一九零九年十月，他寫信給濮蘭德表示願意以兩百英鎊做為代價，將他對此書所擁有的經濟利益權利賣斷給濮蘭德。濮蘭德回覆表示他不認為此書會為他們賺進四百英鎊，但他還是先預支了一百英鎊給拜克斯。六個月後，在拜克斯的再次要求下，他又給了五十英鎊。約翰•莫瑞（先前聯繫過的出版商）後來證實：這本書的獲利，絕不會超過三百英鎊，的確，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初才拒絕出版它。就這樣，拜克斯把有關這本書的一切都賣給了濮蘭德：包括他的翻譯稿及景善日記裡被這本書所採用過的那部分的中文原稿─這也正是後來被濮蘭德送到大英博物館的那部分。
拜克斯還希望把他的名字從書的封面上給拿掉。這也是和他的經濟狀況有關─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當書的文稿已經完成，在范奇同意他離開一兩個月的情況下，拜克斯又回到了英國，雖然先前他才從寶靈公司獲得那份可貴的合約，但他意識到這份將到期的合約，將可能不會再被續約了。當他住在蘇格蘭的妹婿家中時，他收到一封他稱之為「寶靈公司所寄來的非常令人不悅的信」。信中，公司表示願同他續約，可是條件內容，在他看來，非常地不適當而且措辭也不夠「阿諛奉承」。或許是因為范奇交代過，把拜克斯的職權更進一步地設限縮小而更須聽命於他，或許是拜克斯已感受到范奇此時對他的不信任，無論如何，拜克斯沒有接受這份合約，從此以後和寶靈公司再也沒有任何商業往來。當拜克斯回到了北京後，范奇注意到他刻意在迴避著他。
同在這個時候，拜克斯也同在北京的另一個雇主─威樂•史贅特決裂鬧翻了。就在他離開中國之前，他從天津的帝國飯店寫了封信給濮蘭德，告訴他自己為了協商兩個合約，一個是寶靈的，一個是史贅特的，搞得自己精疲力竭累得人仰馬翻。但是史贅特的集團似乎同寶靈一樣，也不怎麼激賞他努力的成果。他們只付了他兩百英鎊，這數目在他覺得是不夠的，因為他負責了所有的溝通協議（他自己說的），他期望得到的是五百英鎊，他問濮蘭德看法如何。濮蘭德隨即機敏地察覺到：這過程的一切進展都是依照著合約當初訂立的內容那樣那般，沒有任何的異動改變，如果拜克斯在原本的合約訂立後，曾被要求做更多的異動，那麼他應該另外再開立過新的合約。「如果你所做的有比原本計畫中的內容還來得更多」，那麼史贅特的集團也不會同他去爭論關於他要求更多酬勞的事。濮蘭德動手寫了封信給史贅特，希望此事能圓滿解決。但是史贅特卻強硬地表示：「我已告訴過拜克斯，他不會再多拿到一分錢了。」拜克斯對此覺得很受傷，他寫道：「我討厭同別人爭吵，而我好像總是冒犯到他人。」他真的認為自己應該要拿到紅利，然而，他也承認，至少史贅特「比起那個從不付我半毛錢的莫瑞森，算是個較大方的人」。濮蘭德又再度圓滑地幫他居間從中來做過調解，但顯然絲毫沒用。拜克斯與史贅特及寶靈公司之間的商業關係，從此就正式宣告結束了。
這時拜克斯如果再回到中國的話，似乎已經沒有經濟收入的來源，因而更加需要依賴一些中國友人的善意協助。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忖讓自己的名字以作者的名義，即使是以合著者的名義，出現在書上，是明智之舉嗎？尤其書中不免提及，也可能因而冒犯到，那些還活在世上而且在中國的國度裡仍握有實權的人士。慈禧太后才逝世不過兩年，現任的隆裕太后是她的外甥女，根據拜克斯所言，她不但是她那尊敬的姑姑的翻版，而且脾氣還特別古怪。在義和團暴動裡扮演著備受爭議的角色的那桐，在景善日記裡被描述成「一個該死的冷血流氓兼惡棍」，現在卻高居軍機處，同時還是重組過的外務部尚書兼會辦大臣。拜克斯每越考量到中國的現況，就會對他自己的那本書越感到憂心。他的這些疑慮，在西元一九一零年的春天，當他的翻譯稿已經完成，在他寫給濮蘭德的信裡的字裡行間都表露無遺。然而，到了該年夏天的時候，他的信心又恢復了。此時，他似乎覺得不會有什麼危險。畢竟，該書裡沒有什麼有會受到異議的內容，除了那桐可能會抗議，「但是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他不提起文字誹謗的訴訟官司就行了」。
拜克斯可以承受吞下那些疑慮，那是因為在那個時候，他盤算著，反正他不會再回到中國去了。六月二十二日，當他同濮蘭德在倫敦一家濮蘭德所屬的俱樂部裡共進午餐時，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濮蘭德把他們之間的對話寫進了日記。在正反兩面地爭辯過將他的名字放在書的封面的利弊之後，拜克斯說自己在同他父親商定做了些安排後，他現在的經濟是獨立了，他「將不會接受那家將要求他去從事協商的某造船公司的聘僱」（我們走著瞧吧─滿腹狐疑的濮蘭德加上了這句話），他還說「他很遺憾范奇和史贅特對他都感到不滿意，這都與中國人和吉內爾的背叛有關等等。他還要我去拜訪他的父親，以及去找他的妹婿─約翰．佛萊雷爵士一起出去打打獵，我回以樂意遵命」。午餐結束後，拜克斯和濮蘭德一起去見了出版商威廉•海納曼，席間並沒有提及從該書本封面拿掉拜克斯名字的事情。結束後，濮蘭德出發前往愛爾蘭去釣魚，拜克斯則是回到達靈頓與父親同住。
十天後，濮蘭德在愛爾蘭收到拜克斯寄給他的一封信，信裡拜克斯所表達的一百八十度的想法大轉變，令他大感驚訝─拜克斯此時堅持他的名字一定不能出現在該書裡。最多，只能出現他名字的縮寫，但最好是匿名，什麼都沒有，因為他怕那桐會對他的中國僕人展開報復，而或許，他自己本身也會被禁止再回到北京....濮蘭德對此態度的大轉變也只能無奈悲嘆：在他的書中所反對的那些中國官員，永遠不會讀閱這本書的，就算讀了，也會認為這只不過又是一本蠻夷之作，也不會把它放在心上的。他們不能禁止拜克斯住在北京，或者是騷擾他的僕人。再者，若是想要將那桐的名字從該書中拿掉，濮蘭德可以立刻著手去照辦，沒有任何的困難。總之，拜克斯為什麼又想要回到中國去呢？留在英國不是遠遠要來得更好嗎？然而，拜克斯堅持他的立場，在連番勸阻都無效之後，濮蘭德放棄了，只得告訴他，匿名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你的一些好朋友，諸如莫瑞森等，不可避免地定將會讓中國人知道這書的作者是誰」。
濮蘭德順從了拜克斯的要求寫了封信給海納曼，請求他將拜克斯的名字從該書中拿掉。海納曼回覆告訴他，現在已經太遲了：這本書的樣本都已經被發送出去了，已寄往全世界的各個地區，裡面都印有拜克斯的名字，所以無法再做更動了。濮蘭德在他的日記裡冷冷地寫著：「拜克斯將會陷入苦惱的愁雲慘霧之中....我擔心生性怯懦柔弱的他，將會再惹是生非」拜克斯的確在後來，如同我們將看到的，會再度惹是生非，雖不是如濮蘭德所預料的那樣；對此目前的情況濮蘭德已是無能為力，然而為了安撫拜克斯，他還是保證將會把景善日記當中不利於那桐的那些段落加以刪除。
其實拜克斯的臨時變卦是有其道理的：此時，他與父親同住著，而強納森爵堅持了他的立場。「經濟獨立」的這個承諾─或者，更像是個幻想，整個徹底地破滅了。如果爵士的確曾說過這樣的話，那恐怕他是沒說得夠清楚讓拜克斯能聽得懂。他父親的原意是他已幫拜克斯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這正是他原本告訴濮蘭德說他決定不接受的那份由造船公司所提供的差事。再者，這份工作將需要他重返到中國，擔任起約翰•布朗─這家大造船公司，在北京的代表這個職務。
於西元一八九六年過世的約翰•布朗爵士，是製造鐵板的先驅。他是雪菲爾（Sheffield）人，本來是個刀具商，但他最大的成就卻是裝甲戰艦的建造與發展。這項發展促成了英國皇家海軍的轉型，並使得位在雪菲爾的約翰•布朗公司成為向親英的眾強權國家，提供現代化裝甲戰艦的大製造廠商。在十九世紀末，它合併了位於克來（Clyde）的湯瑪遜造船公司，在格拉斯哥（Glasgow）成立了一家造船的子公司。現在要雇用埃德蒙．拜克斯擔任北京代表，正是以這家子公司的名義所為。
但這個演變卻不是拜克斯所指望想要的，他原本是希望父親能夠提供他在「異教徒之地」（in partibus，拉丁文，此處應是指中國）的生活經濟來源，無奈強納森爵士的錢袋對他依舊是緊緊地勒起的。拜克斯只好由達靈頓出發前往格拉斯哥，在參加過面試後辦理報到。他所接受的這份工作的前景非常令人興奮，而且根據他告訴濮蘭德的，該職位的待遇比起他在寶靈公司時所得到的，簡直已是遠遠超過了「奉承諂媚」的程度的豐厚。中國派駐在倫敦的總領事曾告訴約翰•布朗造船公司：中國政府已經從國內稅收提撥了六百萬英鎊，並打算在接下去的兩個年度裡，再籌集到四百萬英鎊，來建立起一支現代化的海軍。拜克斯的任務就是將這些合約拿回克來（公司所在地），而他也會因而獲得銷售佣金─這個想法，讓榮華富貴的幻影立即浮現在拜克斯的眼前。但是如果這一切，卻因他在該書中的一些不當分析解釋而遭到破壞了，那將是多麼可怕啊！在這種情況下，匿名可能會是較謹慎的妥當作法。
覺得自己這個叛逆浪蕩的兒子已經回歸到商業正途大道上的強納森爵士，自然而然也認為他的這種想法是正確的。幾個月後，在愛爾蘭、蘇格蘭到處釣魚打獵玩遍各地後的濮蘭德，遵照先前同拜克斯的約定，前往倫敦拜訪強納森爵士。他同爵士及他在海軍的兒子奧力佛一起在卡爾登飯店共進了午餐，他應該是小心謹慎地試圖著說服這位老人，請他對自己那位書卷氣很重但絲毫沒有生意天分的兒子慷慨些，但並沒有得到他任何的回應。濮蘭德在回報給范奇的信裡寫著：「他很傲慢，對我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而且他毫不遮掩自己的吝嗇小氣。」在自己的日記裡，濮蘭德則是寫得更白：「他對帳單小題大作地爭論了一番。（六道菜收他二十三英鎊，還嫌太貴！）然後堅持用銀幣零錢埋單，他解釋說：非不得已，他是從不以五英鎊的紙鈔或金幣來付款的」，然後給了侍者六便士的小費。天啊！難怪拜克斯在牛津欠下的鉅債會深深地刺痛了那顆吝嗇的心。
濮蘭德還對范奇寫道：在談話中，強納森爵士偶然對濮蘭德提及「他在替我們的埃德蒙協商聘僱合約時，耍了點手段。讓最終簽訂的合約裡的年薪高達四千五百英鎊，而且為期四年有效。而埃德蒙寫信告訴我（這是你我之私下的話），他的花費是如此的高，在將來工作時，也可能依舊會是口袋空空，這應證了我對於他老是跟你我哭窮一事做解釋時的看法」。然而，埃德蒙依舊是堅持他父親「把我的薪水給弄錯了」：他說，這樣一來，他一年若用剩有餘，還能存到個五百英鎊就算是很不錯了。不過，他還是要承認，他拿到了兩千英鎊的預支款，而且「合約的條件內容還算是公道」。
拜克斯之所以能獲得約翰•布朗造船公司的這份差事，至少有一部份，似乎是藉著強調那個能讓他能對寶靈公司如此有用的長處─他自身與中國高層宮廷官員的特殊聯繫管道，尤其是他同軍機大臣徐世昌的個人私交。因此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八月，當他還住在達靈頓父親家裡，獲知徐世昌辭官失勢之時，他感到震驚不已。他沮喪地寫信給濮蘭德：「徐世昌的去職對我是個沈重的打擊，因為他曾非常親切地寫信向我保證願意協助我....我所有的計畫，都被世局最新的變動發展所打亂了。我和其他的人一樣，都以為他是穩如泰山的....說真的，我不覺得我再回到中國去有什麼用處了」。然而，濮蘭德還是鼓勵他：「對於你失去徐世昌那位友好的支持，我深感遺憾。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中國政治圈內官員的變動會成為你回去的阻力。除了徐世昌之外，你還有許多好朋友及影響力，而且我相信約翰•布朗造船公司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合適的人選來為他們工作了，雖然我承認，對於在目前中國的經濟情況之下，他們有多大的機會能把船艦賣給中國，對此我的心中存有疑慮」。受到濮蘭德的安慰與鼓勵之後，拜克斯重拾回信心，而當他再度回到中國時，他會發現徐世昌，無論在位於否，對他和約翰•布朗造船公司，都同樣地有助益。我們還會再次聽到他的名字。
約翰•布朗造船公司的職位，讓埃德蒙．拜克斯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症狀─從現在起，他會反覆地給自己灌輸一個同樣的夢想：販售戰艦給中國，為自己賺進大筆的銷售佣金。起初，濮蘭德試圖要點醒他並警告他：中國人老在唬弄外國人，老說是要買那些他們既沒經費採購也沒財力維修的戰艦。「告訴約翰•布朗造船公司不要先動支一分錢，除非是已經拿到最終能確認生意的明確而具有約束力的正式合約。」他懷疑「中國殘敗的政府」的財力，就如同懷疑拜克斯的財力那般。拜克斯為什麼不待在英國「去從事一份博物館會很樂意提供給你的職務工作，而把中國就留給中國人自己呢？」，讓他與「符合天性的學者工作」為伍，而不是「出國去從我們那些住在可怕的沙塵城市（北京）的朋友們的手裡拿到造船的合約，做這種毫無意義的事情」。他後來寫道：「我親愛的拜克斯，我希望你的父親能好好地供養你，讓你能去投身於那種會為你帶來名譽和尊嚴的工作，而不是去從事這些，對任何正直的人都沒好處的，齷齪商業活動，因為我太瞭解這一切了。」對范奇，濮蘭德就直接扼要多了，有次他嘲諷地問范奇：「傑出的拜克斯，截至目前，有沒有機會賣出任何東西給任何人啊？」拜克斯的幽靈艦隊─在長年住在北京的洋人圈裡，逐漸地成為了一個老笑話。但拜克斯並沒有因而有任何的改變，這個有關艦隊的幻想變成了他虛幻世界的一部份，他緊握著這些虛幻的夢想不放，每次只要中國的政權有所異動改變，他總會看到一支壯觀的幽靈艦隊，煙囪冒著濃煙，驕傲地從克來出發駛緩緩向天津，為他帶來一筆巨大的佣金收入。
在此同時，他們的書已經完成校稿正準備開始印刷，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十月，新書終於出版了。書名定為「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由濮蘭德及拜克斯合著」（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y J.O.P.Bland and E.T.Blackhouse），因為出版商拒絕了濮蘭德所提議將拜克斯名字放在前面的這個建議，儘管先前拒絕出版此書的兩位出版商愛德華•阿諾和約翰•莫瑞都覺得此書的前景黯淡，但此書實際上卻賣得奇好，因為它出現的時機合宜正確，也擄獲了當時的人心。至少，它有著充實的內容，滿足了一種實際而嚴肅的需求。
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底，滿州的統治朝代，或許該說是整個古遠的中國帝制朝代，它的終結殞落是可以預期得到的。它曾經是個輝煌的朝代，在這個朝代裡，中國曾激起被它所啟蒙的歐洲的幻想。雖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所能被目睹見證到的，只是腐敗衰退和支離破碎，而這晦暗的場景，某種程度上，卻被那位統治著它的奇特女子自身的性格所遮掩著。如今回顧，這位聲名狼籍的老太后，現在卻似乎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號人物了。她，違反了所有的推理和機率，維護並統治著一個古老、複雜而貪腐的社會，憑藉著她高明的權術手腕，將無可避免的革命延後了五十年才發生。但是此時，世人在問，這些她是怎麼辦到的？對此問題，還沒有人能給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在過去十年裡，雖然有不少洋人被允准進入到宮廷，但是義和團事件爆發前的真實歷史，依舊是被語言隔閡及根深蒂固輕視外人的保密習性兩者交織而成的防衛屏障，所深深地隱藏遮掩著。唯一會揭露闡述慈禧太后神秘生活的，只有那些對她毫無敬意的廣東人所經營的報社，但其報導內容顯然並不可靠。源自於這些報導的醜聞被擴大著，被散播著，太后的宮廷被描述成是奢華淫逸、暗藏春色的私人劇院。為了滿足大眾的好奇，好些暢銷的通俗作品開始爭相出現，的確，濮蘭德及拜克斯也發覺到他們的書之所以被出版商相繼拒絕，是因為這本書沒有達到像其他的書那樣符合流行的要求，所以出版商相競地調頭而去。但是他們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和其他類似的書來競爭：它的目的是要讓它們顯得是多餘的，而它真的辦到了。
濮蘭德及拜克斯所提供的，是第一部對太后執政時期有著文獻及可供閱讀的完整公開記述。它是根據淵博的學者拜克斯所提供和翻譯的真實中文史料，經由文筆流暢又有效率的記者濮蘭德改寫成文雅的英文後公諸於世的，它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它公開了許多中國的國家文件，尤其是都御史的紀錄。它引述了中國朝廷官員的日記並同他們做過面對面的個人採訪。這本書展現了對中國宮廷政治及其人物的深入而詳盡的理解，整體的文筆風格既輕鬆又生動。沒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作品能將沒落中的滿清宮廷，對其古老的繁文縟節、對它整體的貪污腐敗、對它無法忍受的進退兩難、或是將它那位不合法又無法除去的統治者的霸道及其狹隘又本位的自大，做出一個如此清晰的畫面呈現。一個史學家，或許會對本書沒能對讀者講述宮廷以外的事情，而感到遺憾，但那本來就不是寫這本書的目的。一個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學者，或許會因無法對書中登載的文件來做求證的工作而有所抱怨，因為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供參照比對的方法，但這書原本就不是寫給這類凡事都要實事求是的學者來研讀的，而本書也不是以學院裡撰述論文的那種學術風格所寫成的。它是寫給一般的知識份子看的，它會讓他們無論在何時翻閱此書都能感到能增進自身的知識、具有教育意義並而從閱讀當中心生喜悅。當這本書首度發行，即獲得書評家們無異議的一致讚揚好評。泰晤士報評論寫道：「這本書可能是，從中國一地寫出來的眾著作當中，最亮麗的一件作品。」讀者大眾也都贊同這個說法，本書在發行後的頭十八個月裡，就已經再版了八次，並同時被翻譯成數國的語言。
在本書的各項特色當中，最令那些見識廣博的讀者們感到興奮的，就是景善的日記，在書中佔滿了第十七章的篇幅，大約有五十頁，這些權威性的內容也在其他章節裡屢次地被引述著。被本書採用的日記片段，主要是從西元一九零零年五月起，直到同年八月十五日景善去世前的幾個鐘頭，其中生動地描述了宮廷對義和團之亂的反應，以及太后和群臣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就歷史而言，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對世人揭露了當時太后，在軍事上及政治上，最堅定的支持者─榮祿的態度。在西元一八六一年，太后就是靠著榮祿所帶領的軍隊的支持，才得以展開第一次的攝政政權。他現在是獨掌兵權的軍機大臣，也是太后最親信的個人顧問。依據景善日記裡的記載，榮祿始終反對義和團，儘管太后持相反意見並對他施壓，但他仍盡力藉由削弱保守勢力的影響力來保護外國人。在日記理所呈現的榮祿，不同於他之前的表現，是個對現代化、實際主義以及同外人合作一事的堅定支持者。就因這些理由及其他的因素，這本書在發行後，被視為對歷史的一大貢獻，而受到普遍歡迎。一位書評家寫道：「毫無疑問地，它傳遞了中國宮廷在最動盪的時刻裡的全貌，這些是從來不曾被提供過，讓歐洲得憑以做出任何評斷的。」四年之後，拜克斯自己公開直指此書已經首次地提供了「關於慈禧被權臣操控著的這個看法，一個能被公評的權威性證據。」一位同濮蘭德一樣曾在清朝海關稅務司待過的友人，寫信給濮蘭德時寫道：「這日記真是一個大發現，令人感動。我很高興讀到你還原了榮祿的原貌。」這本日記也讓它的主人出了名，從那時候起，景善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朝庭命官變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而他的日記也成為有關身處在野心勃勃的西方帝國主義與後來崛起的中國革命這兩者之間的夾縫當中，忍痛茍存著的滿清宮廷在那段最艱難的時期的文字記錄的一個主要依據來源。
濮蘭德和拜克斯自然對他們的作品所帶來之喜出望外的成功感到滿足，拜克斯或許曾對之前已將自己對這本書的所有權利，以一百五十英鎊的代價賣給了濮蘭德一事感到懊悔。然而，濮蘭德認同拜克斯對此書的貢獻價值，決定將前述的該項交易作廢，仍然繼續把此書收益金額的半數，定期地匯寄給拜克斯直到西元一九一七年。如此一來，讓拜克斯對他的這項安排深感滿意，終身不忘濮蘭德在這件事裡所表現的「慷慨有加」。回到了北京以後，就開始忙著推銷他的幽靈艦隊的拜克斯，也沒有碰到當初他所憂心的困境。在他向濮蘭德回報的信中寫道：麻煩是有一點，至少像是，有些他的友人說這本書太過於輕率無禮，應該隔個世代才發行出版。有的則是說「它會讓我們同中國人的關係永遠地決裂」。有些中國人已經顯現出他們的憤慨，有些老朋友變得非常冷淡，有的則是激怒不已：例如，清朝駐倫敦公使李經方，就對拜克斯文稿中所附帶一提的一個不利於他的陳述，感到忿忿不平。 新繼任的隆裕太后是慈禧的外甥女，她令人將整本書翻譯成中文後寫在「黃色絲卷」上（拜克斯總是詳述情景細節），大聲地朗讀給她聽。當她聽到用「不吸引人」一詞來形容她的時候，深感不悅，因而下令禁止報界提及此書。警察造訪過拜克斯所雇用的抄寫人員，還想利誘他透露出有關被登載在書中的文件的來源出處。「當然，他是不會說的，因為事實上，我從沒告訴過他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拜克斯這樣寫著。有一回，拜克斯又回報說有武裝的歹徒接連兩個夜晚侵入了他的庭院：毫無疑問，是住在他隔壁的鄰居，一位年輕的皇室貴族的手下，他剛玩樂回來，又是個慈禧的族人，因而藉此在表達他的憤怒。
所以，至少拜克斯是這樣地回報給濮蘭德的，但是濮蘭德對他所說的話有所存疑。他在日記裡這樣寫著：「拜克斯說滿州人對這本書感到憤怒，但是他誇大了。他們可能連罵都懶得罵。」的確，如果拜克斯所回報的是真的，那我們應該對於那個怯懦軟弱的人，在面對這許多驚險刺激的狀況，甚至是危險時，所表現出來的鎮定沈著，而感到驚訝不已。在他的回報裡非但沒有絲毫驚慌失措的徵兆，而幾乎是沈溺於一種自我陶醉的感覺。這是成名的代價，而且無論如何，他現在覺得滿州的朝代對他已是無可奈何，很顯然它已經結束了，天命被奪，無法再延續到今日現時。而拜克斯好像是為了凸顯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的決心，他開始為自己在北京城外建造一間鄉舍。他對於一本被證明為是如此成功的書，無論寫得是否輕率無禮、內容是否突兀不得當，此時心中已經沒有任何懊悔之意，於是他展開另一個新的著書計畫。當拜克斯手上已握有大量的文卷史料，濮蘭德和他怎能不乘勝追擊，就以國家的記錄文檔做編纂即可，來寫下一本名為「清朝回憶錄」（Memoirs of the Manchu Dynasty）的書？這作品應可以很快地就完成，也可以從明朝的末年開始來做敘述。
但是天不從人願，拜克斯對新的出版計畫的陶醉感並沒有能維持太久。在西元一九一一年的春天，當他仍沈醉於，有生以來第一次，由成功與名譽所帶來的美好感覺之際，英國方面傳來了一個噩耗─他畏如蛇蠍的莫瑞森正在回到北京的途中。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莫瑞森人在歐洲，大部分時間是待在英國，為新生的中國之理想目標在做大力的宣揚（他是袁世凱的顧問）。現在，他的任務結束了，於是再度踏上回到東方的旅途。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尾，濮蘭德在給范奇的信中寫道：「莫瑞森在下個月就要回去了，新生的中國應該為他搭起凱旋拱門和講台，為他高歌聖詩來讚美他。」年輕的中國或許會視他為凱旋榮歸的英雄，但是怯弱諉諾的拜克斯將如何能面對這個比整個滿州宮廷加在一起都還要來得更為強勢的專橫人物呢？尤其是，拜克斯又該要如何來自圓其說，解釋他是如何掙脫束縛的，然後遮遮掩掩地和莫瑞森的頭號死對頭─濮蘭德勾結合作呢？
第四章 兩個東家之間 Between Two Patrons 3/20/08 11:56:17 pm
第四章 兩個東家之間 Between Two Patrons
在西元一九零九年二月，當拜克斯從原本替老東家莫瑞森工作著，偷偷地轉變為替新朋友濮蘭德及范奇工作之時，他說服了自己是從一個剝削自己不付酬勞的主人之暴政下逃脫離去，而投向一個既自由又有錢賺的合夥關係。對濮蘭德，拜克斯會解釋說莫瑞森一直脅迫控制著他：因為莫瑞森發現了他年輕時的一些荒唐行徑─「多年前，我曾瘋狂得像個年少無知的蠢蛋」，莫瑞森以要將對其所知一切公諸於世，讓他在北京的信譽破產做為要脅，除非拜克斯為他工作，而且純粹只為他一個人效力。這番話到底有沒有一句是真話？我們至少將看到部分的事實─不過當然不可能完全是真的；因為莫瑞森對拜克斯的獨佔，很顯然地是帶有情感的，而不單單僅是工作上的關係。拜克斯與生俱來那柔弱而女性化的個性，本就需要屈服於一個強者之下；而個性天生專斷獨裁，不能容忍濮蘭德作主的的莫瑞森，發現拜克斯是個非常理想的僕役，而且是出自於心甘情願的。
在拜克斯和濮蘭德合作著書的期間裡，在大部分的時候，莫瑞森並沒有從中作梗。從西元一九零九年起，濮蘭德就待在英國。西元一九零九年和一零年裡的大部分時間，拜克斯也是在英格蘭及蘇格蘭度過的；雖然莫瑞森在西元一九一零年曾回到英國，但是大家彼此並沒有什麼機會碰面。此外，在這個時候，莫瑞森還有要緊的事要忙，他回英國是有目的的─泰晤士報社裡發生了一場人事的革命。
這個故事開始於西元一九零八年，當泰晤士報的業主─華特家族（Walter family）發現有人正逼迫著他們要讓出經營所有權。在當年錄用了莫瑞森的那位常務董事莫伯利•貝爾的主導之下，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策略運作，報社最終被諾斯克里夫子爵（Alfred Harmsworth, 1st Viscount Northcliffe）所買下了，他是個財大氣粗的大亨，創立了「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一些流行報章雜誌。貝爾把策略操作的過程都告訴了莫瑞森，對權勢獨具慧眼並且眼光銳利的他，立即從這場內部的爭鬥裡，看到了個人升遷的契機。他立刻向那位新的報社所有人迎合示好，而得到了對方熱烈的回應。在確信已獲得對方的支持之後，他便開始著手除去自己的兩大死對頭─首先是，海外部的編輯華倫泰•奇洛，再來就是，他在中國的對手濮蘭德。
有好些年，莫瑞森與他的直屬上司奇洛之間維持了一種和諧的關係─奇洛欣賞他的報導，莫瑞森也誇讚他的上司，就如同誇讚拜克斯那般，當兩人面對面時，莫瑞森更是會拿些言過其實的言詞來讚頌他。在西元一九零四年寫給奇洛的一封信裡，莫瑞森這樣寫著：「你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訊記者，無人可比擬，我很驕傲能夠認識你。」但是從那時候起，他們的關係就開始惡化起來。奇洛不能接受莫瑞森在政治觀點上，所做出的唐突的大轉變；他無法相信莫瑞森所持的那種天真的看法，認為中國有可能在一夕間就能完成改革；更因莫瑞森對其他的同僚所做出的那些猛烈的評擊而感到震驚不解。有時，他甚至不得不動手幫莫瑞森修改或緩和他的報導內容。雖然遇到前述的情況時，他總是會耐心地向莫瑞森解釋為何需那麼做，但是莫瑞森對於自己的言論竟然受到了箝制，感到異常的憤怒。此時，藉著這次經營所有權易主的大好機會，他充分利用新老闆的影響力，要一了百了地來做個徹底的了斷，打算將奇洛從泰晤士報社裡給趕出去。
在西元一九一零年一月，莫瑞森回到英國並開始著手進行自己的計謀。在同諾斯克里夫子爵的幾次私人會晤裡，他很輕易地說服了他的這位新老闆，說范奇是「非常不適合擔任海外部編輯這個職務」，而且對諾斯克里夫子爵想要控制整個報社的企圖雄心，也是個一大障礙。同時，他也開始動手除去在許多方面變得讓他都無法容忍的濮蘭德─首先，他們兩人的政治觀點本就是南轅北轍，凡事看法都不同。再者，在上次那個不是他願意的不幸機緣裡，濮蘭德報導了皇帝和太后的戲劇化的逝世，莫瑞森對於那次不適時的獵鳥之旅依舊是耿耿於懷。第三，在對中國的政治觀點上，濮蘭德很明顯地是贊同奇洛的看法─或許甚至，奇洛還是受到他的影響才會有那樣的看法的。我們在此不是要關注莫瑞森對奇洛所展開的爭鬥：我們將要專注在他和濮蘭德之間的對抗。
西元一九零九年，當濮蘭德被召喚回英國報社時，莫瑞森就已經是先馳得點，贏得了第一回合。這是不錯，但還不夠好，因為既使回到了英國，濮蘭德還是在報社任職著，還是可以威脅到莫瑞森在新老闆答應要擴編的海外部裡的權威地位，莫瑞森決心要解除這個威脅，而他那根本不需要再予以激勵的決心，只因一件特定的偶發事件就變得愈發堅定。
西元一九零九年十二月，有家叫「隔週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的雙週刊雜誌，對泰晤士報裡一篇署名為「我們的通訊記者」（our correspondent）所撰的有關中國的報導讚譽有加，稱之為是「巧妙不凡的文章」，並把這份讚譽歸功於莫瑞森醫師，但實際上，這篇文章是濮蘭德所寫的。莫瑞森對此非常地氣憤，他氣的是自己居然因為濮蘭德的觀點而受到讚揚，氣的是看到濮蘭德的文章受到了輿論的肯定，氣的是濮蘭德竟然可以在報社裡任意地發表文章。因此莫瑞森寫了封信給濮蘭德，說他的觀點是「錯到離譜」（damnably wrong），絕不可以假借他的名義來發表。濮蘭德立刻寫了封信給「隔週評論」的編輯，向他做名詞解釋：「我們特有的通訊記者」（our own correspondent）是指莫瑞森，「我們的通訊記者」（our correspondent）才是指身為副手的自己─濮蘭德。但是此舉並沒有讓莫瑞森覺得舒服些，當他從北京回到英國時，他就已下定決心要迫使讓這件事有個了結。
莫瑞森在出發前，就已經對自己這個休閒性質的探險行程規劃了很久，在西元一九一零年一月，他從北京出發，緩慢地行經中國到達俄國，再到中亞。莫瑞森從北京的離開，讓拜克斯無拘無束地享受到新發現的自由，而以抒情感性的言詞表達他內心的喜悅。西元一九一零年一月十六日，他從北京寫了封信給濮蘭德，寫道：「莫瑞森走了，我常常懊悔曾幫他做了那麼多事情，因為他向別人說了些對我並不公道的話，如果范奇是另外一種人，那也可能會對我造成極大的傷害。莫瑞森從沒有原諒我在當他去獵鳥不在時，幫你寫了關於老佛爺的那篇救急的文章。我不喜歡在人背後暗箭傷人，雖然他老是這麼做；但是他似乎不瞭解友誼裡忠誠的意義。」濮蘭德非常瞭解他的處境，六個月之後，濮蘭德得知莫瑞森即將抵達英國，他在寫給范奇的信裡，寫道：「我不會給他添麻煩，也不會太常去麻煩他。他對我們的書即將出版一事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我感到很好奇，而拜克斯又將如何解釋為何他斗膽敢未經他的同意而這樣做。」
濮蘭德很快就得到答案了：莫瑞森才剛抵達英國，出版商海納曼就建議他─既然羅伯．赫德爵士（清朝海關總稅務司）拒絕為此書寫序文，那何不就找莫瑞森來寫呢？他自然是拒絕這一個提議：莫瑞森如果願意為書寫序，他必定儼然以施惠的恩人來自居或是藉機加入自己的觀點，或者是，更可能地，他會加以拒絕而「讓我們的顏面盡失」。海納曼同意了這個講法，讓濮蘭德很開心地避過了這個進退兩難的情況。但是幾天之後，濮蘭德同莫瑞森在倫敦碰面了，在交談中─既然寫書的事已經不是秘密了，他首次告訴莫瑞森關於他與拜克斯合作著書的事，還把新書的樣張拿給他看，其中介紹了該書中的重點─景善的日記，莫瑞森「讀著，臉上卻露出了一絲變態的笑容」（濮蘭德事後回想）然後開始貶低拜克斯，說他一定是自己編寫了這本日記，因為景善在西元一九零零年的時候還沒死，而日記也不可能會是拜克斯的。一個月後，濮蘭德又在火車上碰到他，這次，莫瑞森卻裝得很熱絡，還邀他共進午餐，可是他沒有接受這個邀請。
在倫敦會晤過莫瑞森之後，濮蘭德寫信給拜克斯，告訴他有關莫瑞森對於景善日記的批評。這個時候，拜克斯也回到了英國，正在彌洛西安（Midlothian，蘇格蘭東南部之一郡）安逸舒適地悠閒度日，所以當他看到了莫瑞森的非難，他還笑得出來，他寫道：「從不犯錯的莫瑞森把景善和那位較有名的軍機大臣啟秀弄混了，但是他這樣說是為了好讓他的懷疑合理化，或是希望會有類似的效果。」總之，拜克斯建議在他們的書中加入一個註解，來強調這是不同的兩個人；「否則莫瑞森會依據這兩個是同一個人的編造假象，對此書從頭罵到尾。」於是一個用以阻斷類似這種異議的註記，就這樣被適時地加入了這本書裡。
西元一九一零年十月十日─新書發表後剛滿三個月，又有一個與莫瑞森碰面的機會，他同其他兩位客人到濮蘭德家族位於靠近雪博頓（Shepperton）的海立佛高地（Upper Helliford）家中作客共進午餐。濮蘭德在寫給范奇的信中描述了他這次的造訪：「莫瑞森沒有提及書的事，好壞都沒有。但是談及拜克斯，他說的話就跟硫磺一樣臭，我相信只要逮到機會，他也會這樣地對別人來說我。以一個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來說，他真是一個最說話不經大腦的人，他的字典裡，沒有「忠誠」這個字。」
在他自己的日記裡，濮蘭德對當天莫瑞森的言談有著更詳細的描述，他寫道：「莫瑞森很顯然地正同報社的新老闆諾斯克里夫子爵有所密謀，他向我敘述了許多他們之間友好的交情....他把拜克斯說得那麼臭，說他拒絕償還牛津大學時期所積欠的債務，還涉及當時身陷名譽官司的編劇作家奧斯卡．外爾德的醜聞─送過很多珠寶給舞台劇名伶愛倫．泰芮和其他女演員─他在中國高層官員當中，根本沒有真正的朋友或是熟識的人。但是他閉口不提慈禧太后！他絕不會原諒拜克斯將那本日記私藏了這麼多年。」
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指控至少有一部份是真實的：拜克斯的確曾拒絕償還牛津大學時期所積欠的債務；我們從曾於西元一八九三年到牛津做人像描繪的威廉．羅山斯丹那裡得知，他對愛倫．泰芮的愛慕以及從事過珠寶買賣；我們從麥司•比爾伯恩（Max Beerbohm）那裡得知他曾為奧斯卡．外爾德募集打官司所需的經費。莫瑞森，當他想要的時候，顯然也是會毫不猶豫地盡其所知來傷害拜克斯，迫使他再度臣服於自己腳下。
當莫瑞森告訴濮蘭德有關他同諾斯克里夫子爵之間密切的關係時，他應該是不曾提及到自己得逞的計謀當中的任何細節。我們必須從莫瑞森的私人信件裡來尋找這些詳情：他是如何鼓動諾斯克里夫，讓他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來譴責當時的海外部編輯華倫泰•奇洛，「在大不列顛所能找到的，最沒救的、不公正又狡猾的海外部編輯」，如果諾斯克里夫想要完全掌控報社，讓此人去職是絕對必要的。他又自告奮勇地為諾斯克里夫效犬馬之勞來對抗那些「舊勢力」（the old gang）─那些當初在諾斯克里夫購入報社時，曾保證不會去騷擾，現在卻急於要除去的那批人：不只是奇洛，還有主編巴克（Buckle）以及報社的常務董事莫伯利•貝爾─而這些人在諾斯克里夫成功地購入該報社的過程當中，都曾出過力。而在此後的一年裡，前述的幾位都一一地遭到剷除：貝爾英年早逝，而奇洛和巴克則是自請離職。
想當然地，莫瑞森也不會對濮蘭德提到自己正計算著如何來毀掉他的計謀。只有在後來，從辦公室一個友人的口裡，他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莫瑞森攻擊過他，然而濮蘭德得到奇洛的支持；但對這件事，莫瑞森自然說成是，這只證明了奇洛的「不公正」，於是大夥又找了一個第三者來評理，而此人也覺得是濮蘭德有理站得住腳，這讓莫瑞森更是感到火上加油地憤怒不已。濮蘭德躲過了這個第一回合的攻擊，但是他能清楚地預見結果會如何。他在日記裡寫道：「只要莫瑞森是北京的通訊記者，就別期望他會喜歡我。如果他堅持要報社只能在我們兩人之中來擇其一的話，也不會太令人感到驚訝，在這種情況下，他很確信他會為自己爭到那唯一的位子的。」
當人在北京的范奇收到濮蘭德的信，信中描述有關莫瑞森造訪他並共進午餐，以及莫瑞森是如何說拜克斯壞話的同時，他或許會感到有些納悶困惑，因為他才剛收到莫瑞森的來信，述說他先前曾會晤過濮蘭德，席間親切地談及有關他們將發表的新書，並預言該書將會賣得很成功還。還託范奇請求剛回到北京的拜克斯直接同他聯繫，對於拜克斯，他沒有任何的怨恨，只有最深摯的情感。」（on whom he poured out not sulphur but the softest glycerine）莫瑞森寫道：「如果拜克斯同我聯繫，我真的會樂壞了。他現在將首次獲得大眾的喝采和對他那不凡的能力的公開認同。他是英國所擁有最佳的學者之一，而擔任約翰•布朗爵士的代表，對他而言也將是一個嶄新的角色。」
這個友善的訊息顯然被傳達到了拜克斯的耳裡，因為他幾乎是立即地就動筆寫信給莫瑞森，向他述說今生的志向：他並不想擔任約翰•布朗爵士的代表，而是希望「能在北京過著，我自己覺得最合適的，學生般的生活。」至於莫瑞森對新書所做的美言，雖然心存感激，但是他必須婉拒。他只是個翻譯者：「都歸功於濮蘭德，這本書是他的，他一個人的....我的名字根本不應該出現在書裡；我確實是決定過要將它移除，但卻發現為時已晚。」然後，在描述過如何發現景善的日記（莫瑞森顯然表達過有興趣要瞭解此過程）後，他又回到了他的基調：「不論這本書值得任何的讚譽，都應歸功於濮蘭德，我所做的部分只是些呆板的工作罷了。」
莫瑞森立刻回信，把他的那些謙遜的主張通通給推翻了。他寫道：拜克斯太過於謙虛了，這本書很棒，讓他與有榮焉。拜克斯是「我所認識中，最奇特的天才....更不需要提起我是多麼仰慕你那巨大的才能，而對於你經常而且樂意給予我的那些協助，我也將會永遠感激。」就這樣，莫瑞森，在對濮蘭德說了那麼多揭他底的惡毒話語之後，竟直接轉向他，試圖再用甜言蜜語及極度阿諛奉承的言語來拉攏他，希望他能回心轉意再度為己所用。
在離開倫敦出發前往西班牙做短期的訪問之前，莫瑞森仍盡其所能地在暗地裡詆毀著該新書的聲譽，他在倫敦的文藝界，不斷重複地提出他對景善日記之真實性的懷疑。例如，一篇署名為史迪的文章，就暗示說景善日記的翻譯有誤，而史迪卻說不出個道理，來使自己這樣的一個說法具有合理的正當性。可想而知，濮蘭德感到非常地氣憤，而這個暗示的最終來源，也必定是來自於莫瑞森無疑。然後，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濮蘭德收到出版商海納曼所寫來的一封急件，寫道：他聽到了不只一個的傳聞，說莫瑞森對外宣稱說景善日記是件造假的贗品。這其中的一個消息提供者，正是海納曼所發行的月刊「世界文藝」的編輯，他說這還是莫瑞森親自斬釘截鐵地當面告訴他的。莫瑞森甚至暗示說，這本日記是拜克斯的「僕人」（boy）的傑作。海納曼堅持這件事必須要做出澄清，因為「放任莫瑞森醫師以他的權威性做出這樣的一個聲明，而不加以應對處理的話，對我們及這本書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濮蘭德立刻寫了封信給莫瑞森，要求他否認這些指控。然後又寫信給在北京的拜克斯，徵詢他的意見。濮蘭德希望莫瑞森在從西班牙回來後，能給個令人滿意的答覆。要不然，景善的筆跡是否能被拿來辨識真偽呢？畢竟，那份手稿現在就躺在大英博物管裡任由大家去觀看。
拜克斯帶著些許威嚴地回覆了這些指控，他寫道：「要辨識景善的筆跡沒有任何困難，我還有他的其他文稿可供做比對時的樣本，但是我想大家會說這些也是假的吧。」說他的「僕人」偽造了這本日記的這個想法是滑稽可笑的：不如就直接指控他本人還顯得理性些。如果濮蘭德還有疑慮的話，拜克斯建議他應該找個英國的漢學家─西立爾或蓋爾斯─來鑑定那份手稿；「我不認為一個中國人能好好地給個公正的意見，因為他們對該書的出版感到非常氣憤。」但是大體上，他將此事視為荒謬、無聊，認為無須認真來對待。尤其在才看過最近剛收到由莫瑞森所寫給他的那些奉承的信件之後，他補充道：「真是奇怪，莫瑞森會對我厭惡到這種地步」，但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吧。「要樹立一個敵人最保險的方法，就是對他施以恩惠。每當我想到我曾為莫瑞森所做過的一切，我就覺得十分悲痛。」
當莫瑞森從西班牙回來，他卻以頗為閃爍迴避的方式來回應濮蘭德提出的要求，他暗示濮蘭德自己對日記的真實性沒信心，說不定他自己才是那些負面消息的源頭。他又把這一切歸咎於海納曼，說他身為一個精明的生意人，挑起這個話題的動機，只是為了要確保能從偉大的中國通莫瑞森醫師那裡得到他的認同背書。但是在這封由莫瑞森寫給濮蘭德的回覆函裡，他寫了這麼一句生死攸關的話：「我從來沒有說過景善的日記是假的。」所以濮蘭德才有辦法能讓海納曼感到滿意。莫瑞森隨後寫信給拜克斯，告訴他濮蘭德（「你也知道，他是多麼敗事有餘的一個人」）一直在製造麻煩，「說海納曼先生告訴他（是濮蘭德這樣說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說景善的日記是假的，但我可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倒是濮蘭德自己到處在提日記的事，所以我相信這是他自己搞出來，才會給了大家這樣的一個印象。」接著，他又再添加一些橋段，希望能在拜克斯和濮蘭德之間製造出些事端。最後，他又開始奉承拜克斯：「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像你這樣，是個擁有才能和天分的天才。」
我們從上述這段內文有著曲折迂迴文句的信件裡，應該要瞭解到什麼呢？釐清這段信件內容是很重要的，因為更大的爭議仍在後面還沒來。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是莫瑞森、濮蘭德及拜克斯三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第二，是直指景善日記為造假的這個主張。而這兩者的始作俑者都正是莫瑞森本人。
很顯然地，莫瑞森對濮蘭德「錯得離譜」的觀點看法以及他具有獨立見解的個性皆感到厭惡憤恨，他一直盡其所能想將濮蘭德孤立起來。莫瑞森做到了讓他無法再回到中國去，也（如他所想要的）壓抑了他對中國的政治觀點發表的自由。因此，當濮蘭德發表了一本獲得高度成功並且─就如同莫瑞森自己心不甘情不願地向第三者承認的─ 是本關於中國歷史的「具有價值」的書時，真讓莫瑞森感到顏面盡失。但是濮蘭德自己深信，若沒有拜克斯的協助，他是絕對無法完成這本書的。拜克斯，就如同他寫信時告訴他人的，是位「我們在北京的偉大學者」：在這本五百頁的書裡，他寫了四百四十頁；他同濮蘭德的組合非常有效率的，「因為濮蘭德以一種拜克斯永遠做不到的方式將翻譯稿串連了起來。」因此，對佔有慾極強的莫瑞森而言，將拜克斯從他與濮蘭德兩人的合作中拉開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可以削弱濮蘭德，另一方面可以替自己找回一個很有利用價值的中文學者，他可以一起共事但卻不會同自己爭利奪名。他以一種不擇手段的奸詐權謀來達到這個目的─在公開場合裡，他閉口不談此書，不褒也不貶；對濮蘭德，他寫了封相當做作的信，向他道賀新書的銷售成功；但暗地裡，他詆毀這本書，並對濮蘭德及拜克斯分別說他們彼此的壞話，希望能破壞他們的合作關係；同時，他也頻頻向拜克斯奉承示好，雖然始終瞧不起他的個性，但仍需要他的天分來為己效力，所以看看能不能藉此將這個軟弱的人誘回自己身邊來。
宣稱這本書的核心文件是件造假的「贗品」，這是詆毀這本書的一種方法。也應該是毫無疑問，就是莫瑞森在努力地散播著這個說法，然後又企圖將這說法的源頭嫁禍於濮蘭德，因為濮蘭的從沒有懷疑過這文件的真實性：他寫道：「能偽造這樣的文件的人還沒出生哩，而且原稿是開放給任何人去檢驗的。」當莫瑞森被質問到時，他又明確地否認曾這麼說過，他分別寫過信給拜克斯及濮蘭德，說他從沒有說過文件是假的；然而這個心不甘情不願的否認，大體上不過是個謊言罷了，其實在他心中早就已有定論。再者，我們將看到，在做出這個否認之後，他依舊是繼續重複他的斷言；濮蘭德相信他這麼做，單純是出自於內心的怨恨：他對拜克斯將這本日記的秘密保守了這麼多年從沒告訴過他，然後竟把它給了濮蘭德而不是他自己，因而感到憤恨不已，現在他宣稱這本日記是假的，以此來做為報復，雖然他明明知道它是真的。當然，這只是個假設性的可能而已。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較不會敗損莫瑞森品格的可能性：他真的是這樣認為，或者是懷疑，這本日記是件贗品，但是知道拿不出任何證據來支持自己的看法。
當然，其實莫瑞森從沒打算要找出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指控，在該書出版之前，他一度所提供給濮蘭德的證據，顯然根本是沒有價值：只證明了自己的無知。而他也不可能是根據一項確實的證據，才會有了這樣的想法，因為他根本不是學者，總之，他連這文件原稿都沒看過，就直接做了這樣的指控。如果莫瑞森真的認為這文件是造假的，那只有可能是因為：他知道拜克斯所做的那番關於發現日記的詳盡敘述是假的，要不然就是，某個他所信賴的人曾告訴過他，這文件本身是偽造的；而且如果莫瑞森婉拒在公開的場合裡堅持他的主張，那絕對是因為，為了某種理由，他不能，或者是不願意，讓他的證人站上法庭去對薄公堂。談到這裡，我們可以暫且先將這個疑問擱置下來。
就這樣，於西元一九一一年初，當人在英國的濮蘭德與人在北京的拜克斯，兩人仍共同沈醉在全世界的人為他們所合著的新書發出歡呼聲中之際，決心要摧毀他們二人的情誼並重拾對拜克斯的控制權的莫瑞森，在盡其破壞之能事後，正準備從倫敦出發前往北京，去對那個已經軟化了的無助受害者，給予最後的一擊。拜克斯是如何看待莫瑞森的到來呢？這個他膽敢欺騙、遺棄，而現在正用甜言蜜語引誘他重回懷抱的令他畏懼的東家。根據他寫給濮蘭德的信來看，他是打算同莫瑞森保持距離。在一月八日的信中，他寫道：「我希望莫瑞森和我彼此之間將再也沒有任何的瓜葛....當他抵達之後，我會故意地去完全迴避他。」濮蘭德顯然可以理解對方的想法，莫瑞森這時應該已抵達北京了，濮蘭德在二月底給拜克斯的信裡，寫道：「我會很有興趣聽聽他是如何地對待你。」自從莫瑞森在「對於歸咎於他的那些陳述，提出了非常典型的否認」之後，他就不曾再寫過信給濮蘭德....「我想，在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人成為了中國問題的權威，這自然是讓他感到非常不快，也難怪他會那樣做。」過了一個月，莫瑞森到達北京了，拜克斯回報說，他提到濮蘭德時，所使用的言語非常地尖酸刻薄，但是他們很少碰面：現在，「他和我已經幾乎形同陌路了」。
幾天後，拜克斯碰到了莫瑞森，因而向濮蘭德回報他們的談話內容。莫瑞森表現得非常友好又帶同情地，對於拜克斯因為工作而「失去臭名遠播的機會」（neglected chances of achieving a measure of notoriety）表示深感遺憾。「如果當初我去找他，他會願意幫我們的書寫序文，而讓我名聲遠播，等等....我指出你很慷慨地，把寫書的構想及章節的架構都歸功於我，而你在此書的貢獻，是給了這本書獨特的風格和品味，使得它能賣得那麼好並獲得佳評。否則，即使有出版商曾發現它，也是早就被拋諸腦後掩沒在遺忘裡了。」拜克斯還說：「莫瑞森到處在攻擊你，但是終究惡有惡報....我不想和他公開地爭論，因為他還能在傷口上灑鹽，對我造成更大的傷害；我只能視他為一個充滿仇恨又肆無忌憚的敵人，只會為我的毀滅而感到欣喜。」
拜克斯這封關於莫瑞森以及與他交談內容的回報，讓濮蘭德徹底有了警覺。拜克斯堅稱，他看穿了莫瑞森那番「忠誠和無私的友誼」的表白，這固然是很好；但是一旦生性怯弱的拜克斯，因為不願公開與他爭執，而又落入莫瑞森的手掌心裡，那他又將如何避免讓自己再度成為莫瑞森的工具呢？在得知莫瑞森在利用拜克斯的虛榮心，正試著說服他：說自己竊奪了他在這本書裡的聲譽，甚至是著作的收益後，尤其是對於這點，濮蘭德的心中更覺警惕。當然，這樣的一番指控是非常可笑的。濮蘭德不是總是肯定拜克斯對此書的貢獻，公開地把榮譽歸於他嗎？懇求他不要匿藏自己的名字，還試著把他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嗎？甚至在拜克斯將一切所有權賣給自己後，仍堅持他應得到該有的著作收益嗎？在一封寫滿忠告勸誡之詞的長信裡，濮蘭德懇求拜克斯要堅定自己的立場，不要接受莫瑞森的阿諛奉承和勸誘。「我很害怕你那根深蒂固的善良天性會使你再度又為他來工作，就如同這些年來你曾做過的，聲譽榮耀全歸於他，而你到頭來只有被他毀謗的份罷了。那就是莫瑞森的行事風格─他先利用他人，然後再詆毀他們。我曾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甚至不會亞於你，但當我因而受到一點外界的讚譽，讓他失去「北京唯一的通訊記者」的寶座時，他就開始使用各種可能的奸詐陰險手段來傷害我；就如同他對奇洛和對你所做了的那般。他去年秋天在我這裡，當著一個人證的面前，說了你的一些壞話─也就是在雪博頓（濮蘭德家族所在地）所說的那番對你的惡毒批判─我實在是不忍再加以重覆敘述；但是我要警告你，千萬別再被他誘騙去為他工作。就我而言，我已經將他從我的友人名單中剔除，他的報導好與壞都與我無關，我都不會再去在意了。大部分正直的人，終究也都會這樣做的。」
如果濮蘭德因莫瑞森在中國所說過的話，而會心生警惕的話，拜克斯同樣地，也會對那些被傳回英國給濮蘭德所得知的言語，有所警覺。他因而決定來個先發制人，拜克斯在四月二十日寫信給濮蘭德，告訴他：莫瑞森「重施故技」不斷地同別人說，拜克斯很少向他提到濮蘭德，對於這點，他要抗議，絕不是真的。「我老是提到你身為一個好友的那份最深厚的誠摯情誼，也一定會談你在書中的份量，你才是讓這本書能舉世聞名的因素。此外的任何言論，則都是莫瑞森自己所捏造的。」對濮蘭德所提出的勸告警語感到震驚的拜克斯，宣稱他此後再也不會踏進莫瑞森的大門一步；他還加上一句：莫瑞森對他們所合著的那本書，完全是視若無睹。在這封信被寄出的四天後，拜克斯向濮蘭德提議合著另一本新書：「滿州王朝備忘錄」（Memoirs of the Manchu Dynasty）。濮蘭德答應要合作，於是拜克斯便著手開始收集文件資料並進行相關的翻譯工作。
截至目前，至少依據拜克斯自己所做的陳述，他似乎並沒有屈服於莫瑞森。但是在西元一九一一年六月，當濮蘭德在倫敦與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友人共進晚餐時，從友人口中聽到了一個令他提高警覺的消息。根據這位友人所陳述，北京普遍謠傳著濮蘭德很對不起拜克斯，竊奪了他應得的合夥收益以及因該次合作所獲得的聲譽。濮蘭德聽了勃然大怒，當然，這不是真的，而這些謠言的根本源頭自然正是來自於莫瑞森。濮蘭德立刻寫了封信給拜克斯，敦促他寫封信給莫瑞森，把話給說清楚：「我真的認為像這種惡毒的謊言是應該要停止了。」如果拜克斯，果真如他所回報的，已經在回到英國的旅途中，那麼濮蘭德將會親自寫信給莫瑞森，把實情告訴他；「而我將告訴他，他在對於一個被他有計畫地利用了許多年的人的利益，所展現的關懷，將會為他贏得無上的聲譽。」拜克斯在回信裡，對濮蘭德的這番陳詞，表達了極度兩難的苦惱，並重申他自始至終都不願在他們合著的書裡居功，不信可以問問他們在北京的那些友人們：「我希望你知道，你沒有比我更忠誠的朋友了。」
拜克斯在那年的夏天或秋天，並沒有真的回到倫敦。他仍待在北京，忙著在收集那些要寄給濮蘭德，用來撰寫「滿州王朝備忘錄」所需要的資料，以及推銷他的那支幽靈艦隊。關於莫瑞森，他對濮蘭德則是表達了一種非常循規蹈矩的態度，並保證他絕不會再和那個惡棍有任何的瓜葛：「我對他的所作所為是怨恨難消，要在我和他之間存在著友好的關係，那是件不可能的事。」濮蘭德以和善的態度回覆了他，贊同並鼓勵他的著書工作，但也對販售軍艦一事表達了自己善意的懷疑。但是濮蘭德並非全然開心：他太瞭解拜克斯的弱點了，更何況，在莫瑞森最近從北京所送發回泰晤士報的電文稿裡，由文稿當中的文筆風格來看，濮蘭德察覺到，顯而易見地那文稿正是拜克斯所撰寫的。在一封寫給拜克斯的信裡，對此事實，他輕輕地點了一下，寫道：「我只希望你所提供的協助，在將來會有遠比過去要來得好的回報。」
在十月，他收到了拜克斯寫來的一封奇特的信，又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在沒有任何徵兆下，拜克斯又變調了。他以不尋常的語氣，要求此時先要弄個清楚，確定他在這次合作的新書裡的相關權益，並抱怨在上次合作時，所被剝奪的聲譽以及收益。對濮蘭德而言，是誰引發了這樣的一個新基調，自然是再清楚也不過了：「我在同拜克斯正常而友好的交易裡，聞到了莫瑞森的味道氣息。」濮蘭德在他的日記裡這樣寫著，然而，他行事謹慎而不願對此做出過度的反應，於是以謙遜有禮的筆調寫了封信回覆拜克斯，告訴他：當然，拜克斯應該為他在新書裡所做的貢獻辛勞而居享完整的功勞，並拿取此書大部分的收益，「因為我工作的部分，僅僅是編排整理你的作品而已，讓它以最有利的面貌呈現出來罷了。」然後，他按部就班地著手去探訪整個事實的源頭，他找了在北京的摯友─范奇勳爵來幫忙做這件事。
濮蘭德給范奇的信中寫道：「有一件事我特別想知道，那就是，拜克斯與莫瑞森之間現在的關係如何？我懷疑詭計多端的莫瑞森已讓拜克斯像從前那樣為他工作著，並盡其可能地阻止拜克斯再度和我合作。」於是，在對范奇描述過拜克斯那封奇特的信件內容後，他繼續寫道：「那麼，如果這是莫瑞森的傑作，而那個可憐懦弱的傢伙一直都在聽從他的話來對付我的話，那我將會寫信告訴他，他可以和莫瑞森合作來寫下一本新書，看看他們兩個之間到底能寫出個什麼東西來。這新書以莫瑞森的名號，要大賣應該是沒問題才對，不過這將可能會是件怪異的作品！他們也可能將會為作品和收益而爭得不可開交，這樣一來將會讓我開懷不已。」至於拜克斯宣稱「他同莫瑞森沒有任何瓜葛，他將不會再踏進他的大門一步」等等，濮蘭德語氣堅定的寫道：「我知道他在對我說謊，我在莫瑞森的電文稿裡，看到他每天同拜克斯見面的完整證據。因此我彷彿可以十分清楚的聽到，拜克斯告訴莫瑞森，我所做了的每件事，這一切都是為了向莫瑞森表示他有多麼愛慕他，而是我害他誤入歧途的。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他大可跟著那個魔鬼走，而我會有我的辦法來寫我自己的書的。」而范奇的回覆至少是支持了濮蘭德的某些推論。他寫著：拜克斯每天去見莫瑞森，提供他自己所翻譯的中國官方文告「就像以前那般」，但范奇也幫拜克斯做了辯解，范奇解釋說莫瑞森「握有他的大把柄」─也就是逮到拜克斯曾賄賂過幾個中國人去做些傷天害理的壞事；此後，他就藉此把柄來掌控住他。「我不怪拜克斯，」范奇補充道：「他是如此地怯懦軟弱，而我還真是愛慕他的天分呢」；同時「我必須說，他總是以最好的言語及方式來談論你。」
這封信似乎緩和了濮蘭德激動的情緒，他以一種容忍而無可奈何的語調寫信回覆了范奇：這的確是很特別，拜克斯「在沒有得到任何感激或是酬勞的情況下，願意這樣讓自己被莫瑞森利用，但他是個怪胎，我真的認為他們的情況就像是「斯凡加利和小崔爾碧」（Svengali & little Trilby，『斯凡加利』為英國作家喬治．杜莫里哀於1894年所發表的小說『崔爾碧』中之一個人物的名字，後來用以代表『某人心懷不軌，用操縱的方式遂行慾望』，常常意指控制慾很強的教練、導師對其學員子弟的制約管理）那般。因此，他又以友好的語氣來同拜克斯恢復通信。但就在這一年的年尾，一個新的危機爆發了。這是由刊登在「亞洲貴族社會日報」裡的一篇對「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書評所引起的，這篇評論被署名為「W.E.L.」，實際上此人名叫「勒維遜」（W.E.Leveson），是濮蘭德在報社裡的一個好友，當時他人在上海工作。這篇評論似乎大大地冒犯了拜克斯，也讓莫瑞森有機會來興風作浪；因為在這篇文章裡，非但把書說成是濮蘭德一個人所撰著的，而加以好好地了讚揚一番，對於他的另一位合作著書的伙伴卻是絲毫沒提及，還忽略過其中拜克斯貢獻良多的日記文件部分，並把它貶稱為書中一段「無聊的插曲」（wearisome interludes）。
拜克斯讀過這篇評論後，感到忿忿不已，於是他寫了封洋洋灑灑的信給該報社的編輯，並把副本寄給了濮蘭德看。這下子讓濮蘭德的立場倍感尷尬，變得裡外皆不是人。他原本已去函向勒維遜為他那篇慷慨美言的評論致謝，但現在他看到了這份慷慨所牽連出來的完整含意了，這不正是證實符合了莫瑞森所說的，他們合作成果所獲得的聲譽都歸濮蘭德一人所有的那個主張嗎？他立刻再度提筆寫信給勒維遜規勸他：拜克斯應是「可想而知」地憤怒。「我現在說什麼都無法說服他和莫瑞森，讓他們相信我和撰寫那篇評論一點關係都沒有。看看你幹了什麼好事！」諷刺的是，既然拜克斯始終口口聲聲地表示，極力地不願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書裡，現在當真的遇上沒有提到他的名字的時候，竟然會演出這樣的一幕。但是拜克斯的名字確實是有被印在書上，那麼勒維遜為什麼又要故意完全地忽略他呢？濮蘭德曾勸拜克斯「別傻了」，但是對勒維遜寫道：「說真的，我對那個可憐的傢伙感到被冒犯，絲毫不感到奇怪。尤其是當你拐彎抹角地把他的翻譯說成是『無聊的插曲』。這個他稱之為『卑鄙而殘忍的嘲諷』，在我看來，是對一個敏感的靈魂的一種故意的侵犯。」濮蘭德寫了不下四封的信給勒維遜，懇求他寫信給拜克斯，去安撫他，但是勒維遜根本就沒有回信。勒維遜的動機還有目的（如果他有的話）晦暗不明，我們根本無從得知。
在此同時，濮蘭德試著去安撫拜克斯敏感的情緒，他以最緩和的語調寫信給他。告訴他：他完全理解拜克斯的懊惱....他已經立即寫信給勒維遜指出他對此事之愚蠢的不公正....「你不可以讓我來承擔我友人的輕率」....最後，濮蘭德提議放棄撰寫「滿州王朝備忘錄」的合作。「一個不是基於完全互信的合作，對我而言是沒有意義的，而我也不得不認為，你深受你一個非常忠誠的朋友所影響而有意終止這項，即使繼續下去，也似乎會讓中國唯一榮耀的光環滅減的協議。」
在濮蘭德寫給拜克斯的信一寄出的同時，他收到北京寄來的另一封信。拜克斯在寄來的信中以冰冷的語調，重復著先前莫瑞森提出的那些主張：他在上次合作裡的貢獻沒有被充分地肯定，他應得的聲譽被剝奪了，而在該書封面上的作者名字排序就是個最好的證明...等等。對濮蘭德而言，拜克斯這次真的是做得太過份了。他終於決定要拜克斯做個斷然的處置，逼迫他在自己和莫瑞森之間做個選擇。
西元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濮蘭德寫了封長信給拜克斯─這是濮蘭德所寫的一系列長信中的第一封─要求他立刻誠實面對自身的處境。而拜克斯的最後一封信，就如同他寫給「亞洲貴族社會日報」編輯的那封不合宜的信件那般，證實了濮蘭德逐漸獲致的一個結論，換句話也就是說，只要拜克斯還活在莫瑞森的淫威之下，他們之間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了。很顯然地，一如濮蘭德所料的，他現在已完全屈服於莫瑞森了。拜克斯仍依舊重複著他與濮蘭德之前合作時的不公，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那是個「天大的謊言」，「你那輕易被左右的腦袋裡所虛構的」。此時，濮蘭德要求他公開證實他所說過的那些指控─如果他能的話。最後，濮蘭德在闡述表明了前次合作裡的各項事實的真相之後，他向拜克斯下了最後的通牒：「所以，我親愛的拜克斯，帶著誠摯的遺憾，我希望你，在你那個慷慨又忠誠的朋友的協助下，能做到『臭名遠播』（a measure of notoriety，這真的是你想用的字眼？）。我希望你能拿出我想要看到的證據，同時，在你回到英國以前，請別再提任何有關我們合作的事情。」
在這段期間裡，如果說濮蘭德的信件顯得有些激動，甚至是有些神經質的堅持的話，其理由是再明顯不過的了。不單是拜克斯對他的指控非常地不公道─濮蘭德對於指他暗槓了拜克斯的金錢收益的這種暗示，尤其感到氣憤難消，因為事實上，他一直以來對待他是極為慷慨的─顯而易見地，這些又是莫瑞森對他所展開的仇殺伎倆其中的一部份。就在這個時候，莫瑞森一直以來在泰晤士報總部裡對濮蘭德所進行著的陰謀詭計，將獲致勝利的成果。而這次拜克斯的叛離─重回到那個對他毫不留情、剝削利用他、輕視他的東家莫瑞森的掌控之下，伴隨著莫瑞森在泰晤士報社總部裡的全面獲勝，也給予了濮蘭德最後一次的羞辱。
這個漫長的危機始自西元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當泰晤士報刊登了濮蘭德一系列的三篇報導中的第一篇─「中國的貨幣改革」，這文章是篇對於一個複雜的主題有著嚴謹態度同時附帶有充分佐證所做成的檢視，幾乎無可挑剃，但是這篇文章卻激起了莫瑞森幾近歇斯底里的狂怒。因為莫瑞森把中國地區視為他獨享的采邑：是新老闆諾斯克里夫所親自賞賜給他的，是任何人都無權碰觸的一塊禁地。因此，他對濮蘭德撰寫了，而泰晤士報竟然還刊登了，關於中國的這一篇文章，感到異常地憤怒；他決定對此借題發揮。起先，他打算直接向老闆諾斯克里夫投訴，他連電報稿都擬好了，但是再想了一下，當下心念一轉，他改變了計畫：他忽然覺得在那些小人物面前張牙舞爪虛張聲勢一番，所收到的效果可能會來得更好些。這時，海外部編輯奇洛早被趕出了他的辦公室，他的職缺正暫時由他的助理杜理•布漢（Dudley Braham）代理著。布漢顯然處於劣勢，而有財大氣粗的新老闆大力撐腰的莫瑞森，相信他能恫嚇布漢並讓他屈服─尤其是反猶太人的諾斯克里夫曾告訴莫瑞森「他不會讓一個猶太人來主持泰晤士報的海外部的」，而布漢恰巧就是個猶太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莫瑞森寫給布漢的那封信成了一宗可怖的文件，他口無遮攔地公開指責濮蘭德和他「卑鄙的行為」，而對於泰晤士報竟然讓這樣的事情發生，表達了他內心的憤怒。他寫著：濮蘭德的所作所為，對莫瑞森及「英國在此間的利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他是「我所認識最不忠心、最不可靠的人....你似乎不瞭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所有與他意見不合的人施予報復。我現在確定，唆使奇洛來對抗我的人就是他....他也讓拜克斯完全地背叛了我，在過去，拜克斯常常會幫我忙，但是我幫他的地方更多。然而現在，他視我為點頭之交，僅此而已。這是不可能的，他告訴我，要不然，可以去看看在濮蘭德所寫給他的信上，關於我是怎樣說了他的壞話，還警告他千萬不要同我有往來。」接著，莫瑞森的筆鋒從連番的抱怨轉變成隱隱約約的恫嚇威脅，提到了他自己的職位所被賦予的權限，他在報社裡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以及他對新老闆的影響力。「我是目前在印度以東地區最知名的英國人，也常常被人稱為舉世最知名的通訊記者....諾斯克里夫子爵懇求我，只要我覺得事情不對勁，就要馬上告訴他，他還要我編個代號，好讓我能同他秘密地做聯繫....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機會來這樣做，然而，如果讓我發現這樣的惡劣行徑再次地發生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立即這樣做的。」他宣稱：濮蘭德「精心策劃要削弱我的權威和聲望」；他在信的結尾，要求布漢保護「一個被遺落在遠東的通訊記者所擁有的最不受羨慕的名譽，免於遭受狂妄、不忠實及陰謀的侵害。請原諒我寫這封便箋，我寫得很坦誠，我只是希望協助報社盡可能地來提升它的利益。」
面對這樣的最後通牒，整個泰晤士報都舉白旗投降了。布漢似乎曾試圖著幫濮蘭德脫困─濮蘭德當然也相信布漢盡力試過了，並永遠感激他─但是當這件事被提送到了主編巴克手裡時，巴克立刻對這個威脅繳械投降了，顯然他並沒忘記奇洛的下場─但縱使他投降了，很快地，他自己還是難逃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無論如何，莫瑞森被告以：濮蘭德將不會在泰晤士報撰寫任何關於中國地區的報導，「所以你將完全擁有這塊領域」─這句話令人想起六個月前，濮蘭德在他自己日記理所做的預言：「如果他堅持要報社只能在我們兩人之中擇其一的話，也不會太令人感到驚訝，在這個情況裡，他很確信他會為自己爭取到那唯一的位子。」濮蘭德對於自己被設限排除一事自然是倍感苦澀，他在寫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莫瑞森憑藉著他和『太上皇』的關係，盡其所能地最後一次惡整我，所以我再也無法在『那家』報社寫任何關於中國的東西了」；再對另一個朋友寫道：「因為莫瑞森醫師對於那些被刊載的意見，與他的見解有衝突或者可能會有衝突表示嚴重的反對，主編因此再也無法接受我的效勞。」
拜克斯一直在抗拒莫瑞森的甜言蜜語，至少是如此，直到─六月九日，這個在莫瑞森寫給布漢的信裡所偶然被提到的日期。直到濮蘭德被擊敗，莫瑞森向拜克斯誇耀自己已將他擊倒，才讓這個「可憐怯懦的傢伙」轉而向他屈服，要不然拜克斯還正如范奇所陳述過，似乎抗拒過一段時間，仍舊繼續說著濮蘭德的好話。但是到了秋天，無可抗拒的莫瑞森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很顯然地，濮蘭德對中國的主題已不能有任何主導權，也失去了在泰晤士報裡的影響力；而拜克斯又再一次地完全依歸仰仗這個勝利者。在這種情況下，自認為是陰謀受害者的濮蘭德，對於這雙重的迫害，有些歇斯底里的反應，或許也是可以原諒的。
濮蘭德在一月十二日所寫的一封語意堅定的信函，讓卑劣的拜克斯對他的忠告諫言感到極大的苦惱。於是在給濮蘭德一封又一封的信裡，拜克斯表達了自己的懊悔，並懇求和解。他如同釣鉤上悲慘地蠕動著的虫餌，宣稱著他從沒見過莫瑞森，用這些虛偽不實的自我辯駁將自己緊緊地環繞起來。但是濮蘭德沒有反應，他說，他打算將有些事情擱置到拜克斯人回到英國時再談，但是對於關鍵點，他是不會讓步的。他相信拜克斯的言行完全為莫瑞森所掌控：「你自己所寫的信件已提供了最終的證明」。「當你逃離莫瑞森那幾乎是將你置於催眠狀態般的影響力時，當你舒舒服服地待在英國的家中時，我將非常樂意與你復交並再度一起合作；」在此之前，所有的合作都將被暫停，拜克斯也可以自己發行「滿州王朝備忘錄」，在任何他喜歡的地區，由莫瑞森來幫他出版發行。這個時候，拜克斯早先為寫這本書所準備，而已寄給濮蘭德的那些的資料，還在濮蘭德的手上，他打算要把它們全部都歸還給拜克斯，「請告訴我，你希望我把這些資料寄給誰。」
拜克斯懇求他，對他表示抗議，但都沒用。所有的辯解，所有的異議，都為濮蘭德所堅定地加以拒絕，要不然拜克斯所能得到的，就只是濮蘭德再一次對他那番熟悉的故事所做的嚴厲數落。在一封信裡，濮蘭德再明不過地點出了拜克斯進退兩難的處境，「我深怕你是處於魔鬼與無淵的深海之間，因為你天生注定要承受你朋友之間的爭執和罪惡，讓我一次徹底地說清楚：我拒絕與你有任何進一步的合作，除非你不再為莫瑞森工作。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始終告訴你，直到你回來後，我才會繼續跟你合作的原因，因為我不認為，你有能力當面拒絕他開口要求你做的任何事情。」濮蘭德繼續寫道：「我這個堅持，你或許會覺得奇怪。但事實上，在很多陰險的作為裡，莫瑞森早已毫不猶豫地設限，規定我不准在泰晤士報裡撰寫任何關於中國的文章。你自己也告訴過我，他是如何地向你誇耀這件事，而我在辦公室裡，也重複聽過太多次了。好吧，他最懂，泰晤士報應該也是最懂，不管這種事情以後會不會有報應，但我還是覺得沒有理由不反對你為他工作。」
一個「敏感的靈魂」因兩個有著更強強悍剛烈的個性的人之間的爭鬥而遭到撕扯破裂，在此情況，的確也很難令人不同情拜克斯。但就莫瑞森的情況而論，絕不能單單歸罪於他一人，如果濮蘭德被遺棄了、背叛了，那麼莫瑞森也曾經遭遇過相同的事情。濮蘭德抱怨說，曾經為他所摯愛、聽從過他的拜克斯，投向了對手的陣營，加入了對方污衊詆毀前任東家的行列。然而，莫瑞森又何嘗不是曾經一模一樣地被如此對待過呢？在濮蘭德來到北京之前，莫瑞森是他的東家，而拜克斯，不要說成是諂媚奉承的話，也曾以最感激的方式來承認他的主宰權。然後，濮蘭德出現了，誘惑他，而拜克斯，在濮蘭德的鼓勵之下，背叛並反過來譴責莫瑞森對他所做的剝削及侵奪他的聲譽或工作報酬。現在，莫瑞森對濮蘭德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莫瑞森或許在詆毀他人之際，顯得較為狂妄無禮，在利用拜克斯時的態度上，顯得較為嘲諷輕蔑，但他覺得自己是個背叛行為的受害者，他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復仇而已。而對他最為不利的罪名，是他仍繼續散播著─景善的日記是件「贗品」的這項指控，這個他無法證實，而且當被要求對質時，竟不得不加以否認的指控。對於這項指控，在目前的這個階段，我們同意先暫時擱置著。
在濮蘭德連番無情的文誅筆伐之下，拜克斯終於崩潰而無條件地投降了，他答應會同莫瑞森斷絕來往，他宣稱他會回到英國。在獲得拜克斯的善意回應後，濮蘭德以較緩和的語氣回覆了他，信中誇讚拜克斯的寫作能力，同時對他傷痕累累的心靈予與安撫，隨後還答應要以拜克斯的名義寫信給「亞洲貴族社會日報」的編輯─雖然在寫的時候，仍擔心著編輯會認為「我們兩個人的精神都有點不太穩定」。濮蘭德也同意，在那個時候，要拜克斯和莫瑞森「斷絕往來」可能是太困難了，所以這件事可以延後再履行；並且決定「要彰顯我們友誼間的絕對平等，最好同時也是最高雅的方式，就是依照慣例，在下次新書封面，你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而這時，這本書名暫訂為「滿州王朝備忘錄」或是「滿州王朝的起落」，還是「滿州王朝密史」的新書，反正終於是有個眉目了，正開始邁向完成之路前進出發。
中國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或許讓拜克斯想要從莫瑞森的束縛及催眠咒語中獲得解放來得容易一些。西元一九一一年，中國的革命爆發。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的年初，滿清王朝，在新任太后的自動遜位之下，黯淡結束了。這時，革命黨宣告獲得政權的繼承，一個共和國隨之被建立起來，由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孫逸先，擔任它的首任總統。身為革命黨支持者的莫瑞森，在這幾個月裡正享受著自己被神格化的日子。他的預言似乎成真，而這時他的規劃就要依照著被執行了。在泰晤士報社裡，現在都是他一個人的聲音：因為這個時候，在沒有了濮蘭德對中國事務的觀點陳述之後，泰晤士報已被他個人所完全壟斷。
濮蘭德的觀點自然非常不同，他將新成立的共和國視為終究不會持續執政的一個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並嘲笑莫瑞森對它的支持。莫瑞森在西元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寫道：「唯一的通訊記者發自北京所傳回的報導認為，只要滿州人被驅離之後，所有一切都會朝最理想、最好的可能來發展。」而在濮蘭德眼裡，需要被驅除的，不是從龍椅上被拉下來的滿州人，而是官場上那根深蒂固積習難返的貪污習性；而他絲毫不認為革命黨，或是它的後繼者，有能力做到這點。現在，共和國成立了，他嘲弄公開表明支持這個「一日政權」（this government of a day）的莫瑞森。「中國不用多久就會開始分裂」他在西元一九一二年五月寫道：「目前政府的功用，只是讓各方人馬藉此機會壯盛自己的羽翼；」還寫道：「我看到莫瑞森繼續對共和國及革命黨保持著信心，那麼，他會在有生之年裡發現自己的錯誤。」對濮蘭德而言，中國的問題是以社會層面及經濟層面的為主，遠遠要比政治層面的來得重要。他觀察到，莫瑞森對有關經濟問題的瞭解程度，就如同「一隻母牛對天文學所瞭解的那麼多」。
然而，很快地，莫瑞森和世局進展的腳步都絲毫沒有稍緩下來，在孫逸仙曇花一現的統治之後，一個更強而有力的人物闊步邁進了舞台的中央，就是在西元一八九八年的那場關鍵性的背叛行為的主角─袁世凱。
做為背叛那位可悲的光緒皇帝的應得獎賞，他得到了皇太后的賞賜，而在她的攝政政權裡，擔任起直隸總督，而且是位最有權勢的軍機大臣之一。但是改革派人士從沒原諒過他，光緒至死也是如此。光緒對於那些曾對他不忠或為了追求既得利益，因而背叛來同他對抗的眾人，皆能予與原諒並釋懷，但唯獨袁世凱不在被原諒之列，傳言在他臨終前交代他兄弟的遺言裡，有一項就是要他們千萬不可再信任這個人。
光緒的弟弟醇親王載灃，在皇太后死後，擔任攝政王接掌了政權時，自然是依照著光緒的交代來行事。他解除了袁世凱的職務，把他趕出了北京。在滿州王朝的最後三年裡，他一直處於待機而動的狀態，當革命來到時，他挺身而出領導參與。此時，他將自己置於共和國的領導階層，終其餘生，都是這個階層裡的統治者的角色。
袁世凱的崛起，並沒讓多疑的濮蘭德印象深刻。他並不相信這個「資質平庸」的袁世凱能成事，或者是他真的有維護共和國政體的意願。但是抱持著狂熱態度的莫瑞森，歡迎他以政治強人的姿態出場，也為他的獲取權力而欣喜歡呼，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的夏天，他接受了袁世凱的邀聘，出任他的政治顧問。濮蘭德對此一任命的消息嘲諷不已，他寫道：「我相信善良的袁世凱將會發現這位新聘的顧問對他助益良多，在將來適當的時候，還可以買下他的私人藏書，來為莫瑞森輝煌的一生劃下一個完美句點。反正，聘用一個不會說中文的人來當一個聽不懂英文的人的顧問，這種方式本身就有夠奇特的了。用不了多久，袁世凱將不是變成一具死屍，就是成為一個獨裁者，而如果是變成後者，莫瑞森將會發現，很難向新生中國的那些理性的共和主義的朋友們，來解釋他自己的立場。」
濮蘭德的預言其準無比，在西元一九一三年，孫逸仙發動「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便打壓革命運動並擴張自己的權限，準備要自立為帝，成為另一個新的王朝的創建者。對此情況，濮蘭德更是能再加以嘲弄一番。他會問拜克斯：「你和袁世凱之間的造船合約進行地如何啊？」「他現在可是穩穩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凡事都不需要再經過國會的批准認可了，依我看來，你的機會似乎是到來了，我希望看到他向你購買大量的戰艦喔。」過沒多久，他寫信給范奇告訴他，莫瑞森預期將會回到倫敦，「而我期待在辦公室見到他，好好聽聽他所帶來的，有關袁世凱做為一個共和主義擁護者的最新精確資訊。」
毫無疑問地，莫瑞森的新職務替拜克斯轉移掉部分來自於他的壓力，也讓濮蘭德與泰晤士報社之間演變出一種嘗試性的友好關係，因為莫瑞森此時必須放棄擔任泰晤士報在北京獨任通訊記者的職務。如果徵詢濮蘭德的意願，他是願意接替他的職務的，這件事曾被討論過，然而還是沒能成真。在此同時，拜克斯短暫地回到倫敦，探望剛做完大手術仍在醫院裡的父親，之後，回到達靈頓暫住在家族的屋舍。在這個情況下，新書的合作計畫又恢復了。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夏天，濮蘭德已經完成了編輯的工作，而出版商也允諾新書應該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的一月中旬即可開始發行販售。而此時，書名已改為「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而作者的名字是依照拜克斯和濮蘭德（E.T.Backhouse & J.O.P.Bland）這個順序來排列的。
因此，雖然曾經歷過可能讓它終止的狂風暴雨所威脅，濮蘭德與拜克斯二人在文學上的婚盟，終究仍然是二度開花結果了。新書剛一完成，拜克斯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又開始感到忐忑不安疑神疑鬼。正如同當初他怕「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會激怒中國人，而在那本書出版的前夕，想要否認自己與該書的關係那般，現在他又擔心這本「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會惹惱英國的讀者。這本書整體上是不是合乎道德規範呢？書中對中國宮廷裡荒淫的性生活描述會不會太於過多呢？這些主題會不會太過於隨興，敘述的尺度會不會太寬鬆了？當他看著自己所撰寫的書中的某些特定的章節時，內心中滿疑慮，儘管他也試著說服自己，其實書中所描述的，比起舊約（Old Testament）中敘述歐南（Onan）的行為（寡婦與亡夫的胞弟同房生子─見舊約創世紀38章8-10節：猶大的長子死了，就叫他二兒子歐南跟大嫂同房生子，以為他哥盡留後的義務，歐南認為這樣不該，為了不留後，於同房時體外射精而遭到上帝嚴重的懲罰），也沒有什麼特別猥褻不當之處。同樣地，他又覺得這書將會惹來麻煩，或許畢竟應該先將這書送一本給溫徹斯特學院，拜克斯曾唸過的學院，讓校長潤德爾博士先過目：「我想若將這本書送給校長，以他那嚴厲的道德眼光來看，一定會覺得這本書顯得不堪入目，而厭惡地將書退還給我。」
書並沒有送給潤德爾博士過目，但是濮蘭德自然被拜克斯這種突然變得瞻前顧後的道德感所激怒了，他寫著：他對於拜克斯不喜歡書中的某些章節感到很難過─尤其是完全由濮蘭德所撰寫的最後一章─而對於拜克斯會把整部作品看成是「不堪入目」，更是有著說不出的遺憾；「但我突然想到要問為什麼，如果你現在覺得它是如此地不堪入目，那你當初就應該為這次所要出版的書，蒐集些你覺得合適的資料啊。事實上，我親愛的拜克斯，你有觀望的傾向，應是對那些對負面的評價所懷有著的深深恐懼吧。人啊，應該要有堅定自己信念的勇氣，試著去做到心無二志。」
辛苦閱讀本書的各位讀者，當看到拜克斯自己的回憶錄的章節時，也會不免對他一直以來都恪守著清教徒的禁律一事感到驚訝。但或許，在此刻，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春天，當他撰寫「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的工作完成之時，他正準備展開他生命裡的另一章，當時，他從北京寫信給濮蘭德，說他要回去英國定居了，他已經受夠了向根本沒有財力購買軍艦的臨時政府去推銷戰艦，這種空中樓閣的工作。傳言說他是要回去結婚的，但是他本人從未提及此事。他又提議一起合作再寫幾本新書，同時他也在進行著其他的計畫，而這些計畫需要他以一個受人敬仰而不是「不堪入目」的形象，去見一些校長及其他知名的人士。他正準備要擠身進入學術的殿堂裡，由那個鐵路建築公司、金融銀行界及造船公司的代理人的拜克斯，搖身一變成為博學的中文漢學教授、慷慨的學術捐助者的拜克斯。
第五章 捐助人之一 The Benefactor - One 3/25/08 12:10:00 am
第五章 捐助人之一 The Benefactor - One
拜克斯對牛津大學所做的驚人的捐贈─這個故事，起源於西元一九一二年的夏天，這個時候，正當拜克斯已經或者是正要，向濮蘭德所做的最後通牒投降，答應要同莫瑞森斷絕在北京的一切往來。此時的中國，正是身處於革命的時期；而他父親強納森．拜克斯爵士也在這個時候得了重病，因而從此至死都半身不遂。在北京不順遂的生活壓力，毫無成功跡象的艦隊推銷，以及同自己在重病中的富裕父親和解所能帶來的明顯好處，這些都可能是讓拜克斯興起想要回到英國去尋求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並定居下來的動機。早在西元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他就已經寫信給濮蘭德說，他打算辭去目前在北京的工作─那應該是指他當時所擔任的約翰•布朗造船公司在北京的代表這份差事─然後回去英國。信中他寫著：生意的前景黯淡；他想回去倫敦了；「這一陣子或許會有個剛好適合我的教授中文的職缺出現。」
拜克斯首先透過一位亞述學（Assyriology，亞述─亞洲西部古國）的教授采斯（A.H.Sayce）與從前就讀的牛津大學聯繫。他告訴采斯，他手上握有著大批的，他以低價購自北京「宮廷藏書庫」的古書及文卷，他現在想把它們都捐贈出來，放置於牛津大學裡的伯德雷恩圖書館。采斯立刻接受了這個提議，他寫信給拜克斯要他將這些書籍全都寄回去，並極力請求他繼續透過這種管道再購買「任何可能獲得的古書」。如果他個人的財力有困難做不到，買不起這些書的話，那麼伯德雷恩圖書館當然會想來辦法的；因為，當采斯寫信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管理員法爾康納•梅丹（Falconer Madan）回報這件事情時，寫道，「為一本宋代的古書，裡面有著滿滿的明朝皇帝的御批，花上五到十英鎊是並不為過的。」因此拜克斯把他自己將要捐贈的收藏文物的目錄寄給梅丹過目，他寫著：這些書「原本是屬於明朝的庫藏書冊，於西元一四零零年至西元一六四四年期間，一直都被保存在宮廷裡」─也就是說，直到明朝結束。這目錄中列舉了宋代的畫，最早的可溯及到西元一一五零年。而且有些宋代及明朝的宮廷收藏品是極為奇特的：例如在為數共一萬七千卷的書冊收藏之外，還有約一百五十件就是軸卷及名人的真跡。「如此之多的著名收藏品已經在最近的叛亂動盪中大量遭到摧毀殆盡」，以致於想要完成像這樣龐大規模的收藏的機會，幾乎是絕不會再發生了。拜克斯自己說：「要捐贈的這些書冊，目前的價值估算大約是四千五百英鎊，不過這個數字絕大部分只是個臆測值而已。」
拜克斯原本是打算將這些書籍和手稿先存放在伯德雷恩圖書館裡，他希望能在那裡親自來研究它們，並同意將來會把目前這些文物連同以後可能再收集到的書卷等，一起通通捐贈給圖書館，因此很顯然地，他是想居住在英國的。然而，在發現自己沒有財力來支付運費、貨運保險費及關稅等相關費用之後，他很快地就改變了原來的計畫：如果伯德雷恩圖書館願意支付前述的這些費用的話，那他願意無條件地將自己的這些收藏都免費捐贈給圖書館去收藏，而圖書館欣然接受了他的這個提議。於是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春天，這批收藏被寄送出去了，一共有二十九只木箱，總重達四又四分之一公噸。其中包括，罕見的鉅著「永樂大典」百科全書（明太祖下令編纂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備輯為一書。永樂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全書兩萬兩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萬字。現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間的抄本。現今《永樂大典》尚存約四百冊，近八百卷，不到原書的百分之四。）其中的六冊。拜克斯宣稱曾有人出價五千英鎊欲向他購買，但為他所拒；他並不因此而居功，因為他是希望藉著把他的這些珍藏放在伯德雷恩圖書館裡，讓自己在有空閒之餘，還能待在那裡親自對它們來做些研究，如此一來，自己與大學皆能共蒙其利。在這份厚禮中，還有九十冊中文報紙的剪報，內容為滿州王朝最後幾年的例律以及與其對抗的革命之相關報導，他說，他曾利用過這些剪報，來做為他在那段時期裡寫作時的參考。
拜克斯才剛指示僕人將他的收藏寄出送往牛津大學，他就一如往昔但總是為時已晚地，開始為自己的決定感到懊悔不已。因為在這個時候，一些熱愛中國的英國友人正試著要成立一個，以宗教做為基礎，把總部設置於某個山中聖地的「英中聯盟」（Anglo-Chinese League），這個聯盟的主要支持者是瑞基納•強斯頓（Reginald Johnston），當時在威海衛擔任地方官的一位孔學學者。拜克斯是從英國使館的醫官普西瓦•葉茲（Percival Yetts）那裡聽來的，葉茲在後來也成為一個傑出的中國文學及藝術學者。拜克斯在聽聞之後立刻表達了對此事的高度興趣，葉茲向強斯頓報告說，拜克斯「對於已將自己的藏書捐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一事，哀怨自嘆不已，因為他非常喜歡這個『聯盟』，如果能早點獲悉知有關聯盟的事，他會將那些藏書都捐給這個聯盟，而不是伯德雷恩圖書館。」然而，一旦在圖書館已經接受了這份捐贈後，就無法再後悔毀約了。但過沒多久，這個聯盟就因缺乏支持而宣告失敗，而這件事也就隨著煙消雲散。
在他的那批珍藏寄出過後沒多久，采斯就前來北京拜訪拜克斯。拜克斯告訴采斯，那些他送回牛津大學的收藏是「在歐洲及美國所能找到最好的中國古書的珍藏」。現在的中國人都處於緊張不安的狀態中，因而將他們的珍寶以象徵性的價格隨意售出：才剛有人要以兩百五十英鎊的價格，將一套宮廷版的光緒百科全書賣給他，而大英博物館光是買了同樣的一套，就花了兩千英鎊。采斯聽了後便興高采烈地加入了這場遊戲，在這個他自稱為「一個很棒的大豐收」裡，買入了不少瓷器及宋代的畫。他說：「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再來的天大良機。」
的確不錯，各種奇珍異寶任人挑選，在以極低的賤價被購入後，載運往歐洲及美國。今天一般的世人，都為當初致使這些中國藝術品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奪略之舉，感到悲嘆不已。而中國各個博物館的管理者，也都一成不變地重複細數著因「美帝及國民黨反動份子」而造成的慘痛損失。有些人在當時就已深感悲哀，但卻絲毫無能為力去阻止它的發生，有人甚至認為，這是能讓中國藝術遺產被保存下去的唯一方式。就如同濮蘭德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的四月所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裡所記述的，試圖想要讓中國人感到羞愧，或者是，試圖想去減低他們在珍貴遺產中的損失，都是同樣沒有意義的事情。「事實上，依據中國現在以及在未來許多年裡，都可能不會有所改變的情況而言，每一件被發掘而安然地被帶走的作品，都將成為全世界明日的教化之物，而被遺留在中國，對其而言，反而是種持續性的高度風險。歐若•史丹（Aurel Stein ）從千佛洞裡掠取的佛像頭部雕刻，並無損於中國，但對於本世紀的學者及古物研究者而言，卻是一大利多....目前，中國的古代珍寶，有十分之九是被留存在歐洲及美國，它們要不是被這樣地保存者，毫無疑問地，這其中的大部分，在這幾年的大動盪裡，將早就被毀損殆盡而所剩無幾了。」
拜克斯的收藏於西元一九一三年的七月抵達英國。這時候，他已明白地表示，他將回來定居。事實上，他也已接受濮蘭德的建議，放棄在中國的那些齷齰的商業活動，並意識到自身無疑地具有在家鄉做為一個學者所需的天生資質。他手上同時有幾個計畫，其中之一，是修訂華特•凱恩•海利爾爵士（Sir Walter Caine Hillier）所著的「口語中文袖珍版字典」，海利爾是位傑出的學者兼外交官，在擔任過北京使館的秘書及韓國的總領事之後，於西元一九零四年回到了英國，在倫敦的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擔任中文教授。於倫敦執教四年之後，他應聘回到中國，擔任皇太后過世後的中國政府的顧問，而於西元一九一零年，在上海發行了這本他所編撰的字典。結果發行得非常成功，再版的呼聲四起，海利爾於是將再版修訂的工作交付給了他在北京使館秘書職務的繼承人─雪尼•巴頓爵士（Sir Sidney Barton）和拜克斯兩人。到了西元一九一四年，巴頓和拜克斯的工作進度大幅超前，以致於拜克斯在「名人錄」（Who's Who）一書裡，將此字典列入在他的著述出版品的名單之中；但是這本修正版的字典直到西元一九一八年才問世。拜克斯，在此時，還計畫著要編撰一本更大本的中文字典，並希望由克拉潤頓出版社（Clarendon Press）來幫他出版；他也同濮蘭德建議，再一起合作寫「幾本新書」，但是濮蘭德對此提議並不熱衷。他表明了他想在牛津定居的意向，他想在此為他的收藏編輯目錄，同時也可能運用這些資料，來撰寫中國革命及滿州王朝的歷史。
但這個在英國同時顯得學者氣息濃厚的新生活，是需以有份固定的經濟收入做為先決條件的，既然他父親不願意資助他，讓他在經濟上獲得獨立，拜克斯決定要尋求一份學術性的工作。當他人在倫敦的時候，在海利爾的支持下，他向國王學院提出了申請，來接替當時剛好出缺，原本是由海利爾所擔任的那個職務。但他心裡真正想要的，就如同他曾對梅丹吐露過的，是承繼布洛克（T.L.Bullock）來擔牛津大學裡的中文教授一職。在牛津大學的教職的薪餉向來是公認的少─比起倫敦（國王學院）的年薪三百英鎊，這裡的年薪只有一百五十英鎊─但是對於這點，他解釋說，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同時還意識到一個難題：他在牛津大學，可是從來沒有把在那裡的大學課程給唸完，所以並不具有大學的學歷。但是他希望這項缺失，能被忽略或是能有變通的辦法加以補救。滿腦子裡充滿著這些計畫的他，表示將訪問牛津大學，並同梅丹做些協商。日期、時間、搭乘的火車班次都已經確認了，但臨到最後一分鐘，這個訪問被拜克斯所發來的一封電報給延期了，最後乾脆取消了。接著，拜克斯突然消失無蹤，他又再次離開回到北京去了。他收到了「中國來的壞消息」，他說：「我在那裡的資產有麻煩了，我希望和當地尤其有趣的政治局勢繼續保持接觸。」這正是袁世凱自立為帝，濮蘭德寫信告訴他，毫無疑問地，袁世凱將會向他購買「大量的戰艦」的那個時間點。
拜克斯實際上並沒有賣出任何的戰艦，但是在這一年的年尾，他在英國的計畫倒是開花結果了。首先，牛津大學向它的這位捐贈人致敬。在西元一九一三年的十二月二日，泰晤士報刊登了關於他對牛津大學所做的這項慷慨捐贈的一篇讚美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由萊諾•吉爾（Lionel Giles）所撰寫，他是大英博物館裡東方文卷的管理員，父親是著名的漢學家。吉爾反復述說著那些在牛津大學裡，數量突然成長了四倍的中國珍藏品，有了這些文物，使得牛津大學成為歐洲地區之中最好的中國收藏品的擁有者。其中有三件價值連城的古代印刷品，拜克斯可能因太樂了而誤指為宋代作品：它們分別是：一本孔子所著作，其內有周朝的批註的「春秋」，印刷精美保存良好；一本孔子所著的「倫語」；還有「一本稀少而有趣，由黃震所寫的『古今紀要』（古今紀要十九卷由宋朝從五品宗正少卿慈谿黃震所撰），其內還有著榮祿的親手眉批，他是在當時為世人所牢記的義和團事件時期，慈禧手下頃權一時的滿州權貴。」吉爾自己認為後兩本書，分別應該是明朝和元朝所印刷的，但絲毫不減其本身的價值。另有一些價值絕不比前者遜色的明朝稀有版本的古書；除了那著名的「永樂大典」百科全書中的幾冊之外，還有部一千六百二十冊現代精簡版的鉅著（『真是世界奇觀之一，本身就是個小圖書館』）─那就是，雍正皇帝時被撰著完成，體積龐大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四十年，夢雷開始編纂，首版印於雍正六年，共萬卷，目錄四十，共三十二典，初版五千零二十大冊，五十多萬頁，一億七千萬餘字，萬餘幅圖，乃今存至大之類書）；吉爾也注意到一些中國著名學者優美的書法作品，「老佛爺慈禧及知名政治家李鴻章蒼勁的手跡」，及一幅「與路易十四同時代的康熙皇帝所書寫的高雅之真跡」。吉爾寫著：這份令人難以置信的豐盛珍藏，「是如此地寬廣而龐大，要細細探究它們，可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他在文章的結尾，賀喜著「拜克斯先生打算在近期回到英國，將投身於這個適合他的艱鉅工作。」
隔天，牛津大學為拜克斯這次慷慨的行為，對他發佈了一份正式的感謝狀。這份感謝狀的內文及各家報紙對此的新聞報導剪報，一起被寄送給了人在北京的拜克斯。他回覆宣稱將繼續為伯德雷恩圖書館購入更多的珍藏，同時還加上一句：「有沒有可能頒個榮譽學位給我呢？我一直為沒能擁有正式的學位而感到難過不已，我可能將被聘任的事實，再加上這些書籍的餽贈，或許能讓頒發榮譽學位的理由顯得充分正當些吧。」他說，他打算在二月回到英國，屆時將開始著手編纂目錄的工作。而克拉潤頓出版社也準備好─如果他能找到五千英鎊的資助金─就要幫他出版他的中文字典....
此時，就同在這一天，國王學院發佈了他所參與的中文教授那個職缺的遴選結果，一切正如計畫中的那般順利。濮蘭德看到他的規劃實現成真了：拜克斯現在終於可以逃離在北京英國使館裡的那些爾虞我詐的業務，以及莫瑞森專橫的使役差遣，更可以不必再荒謬而卑俗地嘗試著去同那些貪腐的中國官員打交道做生意，從此可以獻身致力於「你天生就合適的學者工作」。濮蘭德即時寫信向他表達對獲悉此事的喜悅，他寫道：「我想你的學生，最多不會超過三、四個吧，所以工作量應該是很輕的，而你將會有足夠的時間待在牛津或其他的地方，從古老的檔案文卷裡去挖掘文史資料。」在接受倫敦的教職的同時，拜克斯辭掉了原在北京大學（西元一九一二年五月，京師大學堂改名國立北京大學）任教的工作。
接下來的那個月，出版商海納曼發行了「北京宮廷年鑑備忘錄」，大致上，評論家們都對這本書感到滿意，當然也有部分的書評，就如同當初拜克斯所害怕的，對書中特定的放蕩內容有意見；但總體上，這本書被視為不愧是前本「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的姊妹作，同時也確立了拜克斯做為一個英國的漢學家的聲譽。這時的一切發展似乎都對他極為有利，他被眾人讚譽為捐贈人、學者及作家；他的名聲傳遍文藝界與學術界之間，他的時代到臨了。
再者，他計畫中的下一步，似乎也獲得到保障，在拜克斯獲得倫敦國王學院教職的任命的同時，接任牛津大學裡的教職─這個他真正企圖心的所在─的相關安排也正在進行著。大英博物館管理員萊諾•吉爾，在訪問過牛津之後，向此時人也在英國的瑞基納•強斯頓回報說，預期布洛克很快就會辭職，而拜克斯「尤其可能」將會接任他的職務；三週之後，強斯頓在結束他在牛津的訪問後，向他在威海衛的主管詹姆斯•洛克哈爵士報告說，雖然拜克斯接受了倫敦的教職，「但似乎大家都有共識，他應該將會接任布洛克，只要那位傑出人士一旦能被勸退的話。」強斯頓留給他在牛津的友人的忠告是「他們應該盡快把布洛克請走，讓拜克斯進駐這個職位。」因為似乎沒有人對布洛克，身為一個學者，有很高的評價。他是位年邁的退職領事，沒有任何的著作，他在「名人錄」裡宣稱自己的興趣是「翻譯『京報』（Peking Gazette，西元一九一四年，由陳友仁創辦的一份英文報紙）」。
但是很不幸地，布洛克並沒有打算要辭職，當時也沒有所謂的強迫退休的制度，他可以愛待多久就待多久。但是至少，拜克斯的繼任權算是被確認了。就如同曼徹斯特的中文教授派克（E.H.Parker）所寫的：拜克斯現在被牛津大學明確地視為繼任人選，「但在布洛克退休之前，他對國王學院的教職應會感到滿意才是。」同時，他「藉著捐贈了四噸的中文書籍給牛津，同他們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派克本身也曾受邀去參與編纂目錄的工作，但是他拒絕了，當時他還不知道拜克斯就是捐贈人。就如同其他人，他對身為一個中文學者的拜克斯，有著最崇高的敬意，他認為，沒有其他人能和拜克斯去競爭牛津大學裡的這個職位。
在這樣一片肯定的祥和氣氛裡，只有一個刺耳的雜音傳出，它是發自於牛津的一位知名的珠寶商喬治•沛恩（George S.Payne）。在西元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沛恩寫了封信給住在牛津北區（North Oxford）的鄰居兼朋友─梅丹（伯德雷恩圖書館管理員），告以有些事需要提醒他。沛恩說，在好些年前，他曾答應要捐增一百英鎊給那個他們常一起做禮拜的那個地區教堂，「只要我拿到艾德蒙•拜克斯先生向我購買東西所應支付的那一千六百英鎊的貨款。」這筆至今未付的帳款是「幾乎二十年前」所積欠下的─換言之，也就是在拜克斯仍是個大學生就讀於莫頓學院的那個時期。但是拜克斯，在「拿到破產法院的赦免」之後，只不過支付了一英鎊裡的兩先令（他父親以債務十分之一不到的金額在法院達成支付協議）。現在，當沛恩先生聽到了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一事，認為他或許應該先償還那筆他早該付清的債務，想必當年他「一定是非常不願意對我爽約的」才是。
我們早知道拜克斯，當他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曾收集珠寶並向威廉．羅山斯丹展示過「價值連城的翠綠寶石」，我們也知道他對歌劇名伶愛倫．泰芮及「其他女演員」所做過的珠寶餽贈，在此後，我們還將得知更多關於他對於珠寶的這項喜好。而這些故事，在莫瑞森的推波助瀾之下，早就在北京被廣為流傳著，但是這些故事此時還沒被傳到牛津，但終究將是會的。這時，沛恩先生的這番獨白正好回應了那些傳聞。
除了這個微弱的異音之外，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的頭幾個月裡，拜克斯這個名字依舊仍是被包圍在一片讚賞聲中，他的未來似乎是確定了，對此他自己也感到有幾分沾沾自喜。在四月份，也就在他離開北京啟程回到英國之前，瑞基納•強斯頓在英國使館的中國二等秘書哈洛•哈汀（Harold Hading）的帶領下，一同前來探訪他。雖然強斯頓與拜克斯活在同個時代裡，也同樣是學者，而且兩人都在中國住上了二十年，但是兩人從未謀面，強斯頓還擔心這個有名的隱士「願不願意賞臉屈尊來接見我」。但是事實上，拜克斯非常地親切，「甚至還和藹地問我，要不要改天約個時間一起共進晚餐」。他談到了自己正在編纂中的大字典，而且他也正為出版這本字典所需的經費在進行著募捐。他說，即使他在英國擔任教職，他還是打算在每年的夏季都回來待在北京，為此，他已請人為自己建造了「一棟有平臺的小屋舍，就在離莫瑞森的屋舍不遠的地方」。顯然地，他還浸淫在莫瑞森迷人的吸引力的魔咒裡。
事實上，拜克斯從沒前往倫敦去履任他在國王學院的那份教職，一如往常，每當面臨需要做決定的時刻，他就退縮了。就如同之前兩次那般，當他的新書即將出版的前夕，都讓他寢食難安而急於設法使自己置身事外；也正如他對牛津大學的慷慨捐贈，所曾做過─為時已晚─的懊悔；又如同他從無法遵照一個既定的時程來行事，卻老急於告訴別人，他那隨時有可能做變動更改的行程─有一次濮蘭德在寫給范奇的信裡，寫著：「你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善變難測的傢伙，我從來不寄望他的到來或離去」─所以當他才剛接受國王學院的職位，他就開始為自己尋找無法上任的藉口理由。到了二月份─離他應該前往履職還有三個月的時間─他發現他的眼睛出了嚴重的大毛病，他自己認為是青光眼；他必須回到倫敦去接受特殊的治療；他的眼科醫師告訴他，必須在歐洲待上至少十二個月；他必須放棄閱讀....於是他寫信向國王學院請假，請求允許因為「他眼睛出了問題的關係」而延後他的履職。他告訴濮蘭德：他被他的眼疾所「擊倒」（bowled over─像保齡球瓶被球擊倒），同時也寫信告訴梅丹說現在自己沒有辦法擔任學術性的工作：「即使單想保存一眼的正常視力，也需要一年以上的完全休息。」
拜克斯在六月十六日抵達倫敦，他寫了張明信片給濮蘭德，告訴他自己的到來。濮蘭德在寫給范奇的信裡，寫著：「在這封字寫得要用顯微鏡才看得到的信裡，他告訴我，他的眼睛糟到無法寫字或閱讀，他還說，在八月的時候要回到中國去」─在歐洲為期十二個月的治療期間裡，要做的事還真多─「毫無疑問，他是想回去完成那筆銷售戰艦的交易，我對這個難纏的傢伙已經失去了耐性，除了每季必要的商業聯繫往來之外，我不想再理他了。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曾寄一封信到北京給他，卻因郵資不足而遭到郵局退回，上面蓋著『收件人拒收』的戳章？」而這封被退回的信封裡，恰巧裝著一張支票，是「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這本書一半的版稅收入所得。而拜克斯在因郵資不足而拒收這封信後，竟找了他的律師寫信給濮蘭德，向他抱怨沒有收到他的版稅收入─當然，這是筆他原本早就沒有合法權利來要求的款項。所以我們不會感到驚訝，到這個時候，濮蘭德已經受夠了這個「反覆無常沒有定見的傢伙」（gelatinous individual）；但是如果濮蘭德認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會這樣就平靜地無疾而終，那很不幸地他可就錯了。
如果濮蘭德沒有想要見到拜克斯，那麼拜克斯這趟回來，很顯然地也沒有想要見到他。在七月八日，拜克斯從倫敦寫了封信給濮蘭德，向他解釋自己沒有想要社交的慾望，他寫道：「我是個隱士，除非是受邀，否則絕少或者是從不拜訪任何人....這是我這輩子的原則，我珍惜像你這樣少數幾個朋友的友誼，但是除了我自身的工作和嗜好，對凡事和任何人都漠不關心是我的大原則。」然後一如往常地，他又開始哭窮：對照他最近才對牛津大學所做出的那項慷慨的捐贈，他此時所自稱的貧困拮据顯得是特別地怪異突兀。
在西元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戰在歐洲爆發了，濮蘭德對拜克斯做了最後一次無力的請求，挽留他待在學術界工作。他問道：「對於販售戰艦給中國政府一事，這場戰爭會增加或減低你的任何機會或是帶來任何的前景嗎？」他自問自答：「我覺得他們現在會買德國的二手貨，價格比起任何你所能提供的都還要來得便宜。」因而，他應該會回到國王學院擔任那份受人尊敬的教職。但是這個職缺已不復存，因為拜克斯早下定決心要放棄它，也寫了信給國王學院明確地請辭這份他從未履任的工作。他必須回到中國，說是要「讓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他確實是回到中國去了；但是在這趟旅途中，我們將看到，他的眼睛卻又銳利到能看到了另一個新的契機。
然而，即使拜克斯放棄了在倫敦的那份有前景的學術工作，他依舊渴望著牛津大學能給予他榮譽學位；他對一位，藉著此次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慷慨捐贈而結交認識的，在圖書館裡工作的新友人，解釋著他的狀況。他寫道：「因為沒有學位，當我在異國被視為一個漢學家及東方學者時，身處於一個非常不利的地位；」然後他又再一次地詢問牛津大學授與他榮譽學士的可能性。為了讓他這個謙卑的請求能獲得更充分的支持，他又對牛津大學再度寄出了第二批的中國書籍和卷冊：在七十六個木箱裡，有四百六十三卷冊或印刷書籍、十五幅捲軸、一塊精美的中國布幕上面有印刷的題銘，還有一片以玉鑲裱的文稿。他宣稱這第二批贈禮的價值，遠要超越第一次的：一共值九千六百英鎊。
他宣稱的這個數目應是還算合理，當第二批的餽贈抵達牛津時，這些贈禮由萊諾•吉爾做了檢視，他心醉神迷地回報說：「像這樣令人讚嘆的中國收藏，確定是不會在英國再一次地出現了。」吉爾並驚訝地列舉了許多項目，這裡面沒有宋代作品，這是事實：拜克斯弄錯了年代；但是裡面的奇珍異寶也夠多了，吉爾尤其強調「那幅令人訝異的偉大書法家王羲之真跡的書法作品，真的是讓我屏息以對」。
再一次，這份贈禮到達得還真是時候，因為在西元一九一五年三月，布洛克教授死了，而拜克斯正式提出繼任他所遺留下的那個中文教授職缺的申請。在宣布他提出申請的決定的同時，他告訴梅丹，他剛在美國以五千零四十英鎊的價格賣掉一些中國的古畫；他問梅丹，伯德雷恩圖書館有沒有興趣得到一些類似的古畫，來做為另一次新的贈與。在另一封信裡，他寫說他非常希望得到那份教職，「但是我怕有位前任的領事將會捷足先登」。他又說，他的眼睛現在好多了，無論如何，他打算離開中國，因為「在開始為我前次所捐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那批收藏品，展開編纂目錄的工作之前，我要先完成我的字典」。
從各方面看來，拜克斯都被認定應該會得到在牛津大學裡的那份職務，他毫無疑問是一位學者─比起他可能的對手，那些退休的使館官員或是傳教士，是個遠比他們要來得機敏的學者。他已經在北京執教著，同時在倫敦也被提供了一個教職。他曾是個牛津的學生（Oxford man），再加上那些慷慨的捐贈，讓他更有資格踏進牛津。如果這個職缺在西元一九一五年被補實，他一定會被遴選上的。但實際上，這個缺並沒有被補實，此時，歐洲的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所以學校方面決定，將遴選工作延展到戰爭結束後才進行。然而，拜克斯已經公布了他的意圖，學校對此表示瞭解並予與尊重。在布洛克教授死後過了十八個月， 普西瓦•葉茲回報說：「只要當局決定恢復遴選工作，拜克斯將會得到牛津大學裡那份傳授中文的教職。」
同時，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第二份贈禮，讓他的意圖獲得了更有力的支撐，這第二次的餽贈被細列刊登在「伯德雷恩圖書館季刊」當中，拜克斯要求該圖書館將列出了捐贈物件明細的副本，分別寄送給他那位住在魯克立（Rookery）的父親，以及住在蘇格蘭的妹婿約翰．佛萊雷爵士。他寫道：「我那個無依無靠的殘障老父親，看到這份小小贈禮的介紹，應該會感到開心滿意的才是。」強納森爵士（他父親）和約翰爵士（他妹婿）都曾正式確認收到寄來的文件信函，但是他們看過後，是不是覺得開心滿意，我們就無從得知了。或許他們都有著同珠寶商沛恩先生一樣的看法，而強納森爵士甚至或許已經察覺到，在自己長子的友好表示下，所隱藏的動機。因為老人家顯然是來日不多也不久於世，而他這個長子，同樣明顯地，畢竟希望長久以來那個喪失繼承權的威脅，不會真的被照著執行。他父親的過世，會讓他繼承起從男爵的爵位，當然他需要父親留下足夠的錢財，讓他能撐得起這世襲爵位的尊嚴。
第一批餽贈價值四千五百英鎊，第二批價值九千六百英鎊，這些數目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無疑代表著不平凡的慷慨。拜克斯如何能承擔得起這樣的慷慨呢？當我們看到他所寫給牛津大學的信件時，他表現得像是位負擔得起如此豐厚贈禮的慷慨捐贈人。但是當我們看到他所寫給濮蘭德的信件時，信裡所呈現的又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景緻！拜克斯在信裡，不但哀嘆他那正日趨走下坡的健康狀態；他那無可救藥在衰退中的視力；他似乎是還處於一種極端貧窮的狀態裡。濮蘭德被他這種牢騷抱怨所激怒了，他在西元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寫給拜克斯的信裡，寫道：「我相信你的眼睛已經好多了，而你的事業也正欣欣向榮，我不認為你真的有任何的理由讓你腦中的思想停留在經濟拮据、失業的等等想法裡，那樣會使身體和心智都處於一種生病的狀態，你永遠可以確信自己有勝任的能力。」但是這樣並沒有讓拜克斯停止自哀自怨，在西元一九一五年整個年度裡，他所寫的信裡都如此持續著同樣的悲嘆語調。他賣掉了他的屋舍，還正在拍賣他所有值錢的東西，他請別人原諒他用碎紙來書寫─因為他窮到買不起合適的書寫用紙，那年的冬天他回到倫敦做短暫的停留，但也沒好過到哪裡，他忙著到處看醫生，因為他的膀胱出了問題。他退出了原本加入為會員的俱樂部，他的錢都花光了，他所有的投資也憑空消失了，他的視力正在衰退著，「一個幾近瞎了的人如何能謀生，真叫人懷疑」，等等。濮蘭德試圖想要再激勵他，寫道：「說真的，我親愛的拜克斯，你必須留意你那越來越明顯的過渡節儉的傾向，還有你一直以來對身無分文的晚年所持有的恐懼感，這些想法如果持續加強下去，對心智和對身體都是同樣的不好。就你而言，實在是沒必要這樣，一點都不值得這樣做....回去好好地振作起來，打敗那些虛幻的心魔吧。」但是這番善意的勸告也是枉然的：拜克斯哀怨的言詞還是繼續地傳來。然後，突然地，一切都歸於寂靜無聲，拜克斯又神秘地消失無蹤了。
這個神秘失蹤起始於西元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當路透社通知報界說拜克斯被派任為英國「駐法國地區的中國苦力的理事」（Director of Chinese Coolies in France），對於那些認識他的人而言，這項任命簡直是不可思議，當然，這也不是真的。人在北京的莫瑞森將此是記錄為，不知路透社如何被誤導而去發佈這樣的消息，但他認為這是拜克斯自己或是一個他的共謀者所為的─也就是說，應該是拜克斯設計誘導了報界去報導這樣的一則新聞，來做為他在不久的將來從北京消失時的合理解釋。隔年，人在英國的濮蘭德，聽說「拜克斯在最近的六個月裡不見蹤跡....據報載，是去擔任駐法國地區的中國苦力的理事，或者是在法國類似這樣的一個瘋狂的工作。」從那時候起，就沒有人再見過他，濮蘭德還加上一句：「他一定是死了，因為在聖誕節前，在我寫給他的一封信裡，我說我還欠他五十二英鎊；如果他還活著，他會就此馬上回覆的！」
事實上，拜克斯並沒有死：他是偷偷地溜出了北京，在日本做過短暫的停留後，悄悄地渡過了太平洋，現在正躺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當地的皇后飯店裡，聲稱自己病得很重；但是他的病卻又從來沒有被認真地對待過。在此同時，幾個國家的律師們卻正在打著一場硬仗。
在西元一九一八年的夏天，一縷不幸事件的淡淡輕煙飄進了牛津大學─拜克斯家族在倫敦的律師事務所裡的柯頓•敏卿（J.Cotton Minchin）以一種寧願說是憂慮而不是苦惱的語調寫了封信給法爾康納•梅丹。依據敏卿在信裡所言，他的一位客戶兼老友強納森•拜克斯爵士，現在他的人住在約克郡，病臥在床命在旦夕，而他的兒子艾德蒙也得了重病，現正躺在英屬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而他，敏卿先生，必須獨自來對抗一個令人驚訝而不快的威脅，來捍衛他們二人的利益和名聲。簡而言之，他告訴梅丹的訊息，就是拜克斯急需一份足以證實拜克斯擁有足夠能力來擔任鑑定中國古董專家的這類證明文件。「私底下秘密坦白的說，我們的朋友（指拜克斯）看走了眼，讓一個『混蛋』（wrong-un，同等asshole）加入他一起合夥做買賣，現在我們同這個傢伙搞得很僵並有了大麻煩。」後來，敏卿親自造訪梅丹，梅丹為他的到訪還做了個慎重的備忘錄，「能記下的」他寫著，就是拜克斯在加拿大病得很重，以及「艾德蒙爵士和一個名叫霍爾（Hall）的人有了商業糾紛」。然而，最後，在彼此之間達成了協議；這個可怕的傢伙霍爾，不知是被勸服還是被迫，撤回了他對拜克斯的告訴，而「現在訴訟不會發生了」。此外，梅丹還聽到了些什麼，我們無從得知。從頭到尾，他所能聽到的，都是由拜克斯的律師所提供給他的版本，而這個版本，從後來的結果看來，並沒有讓他對拜克斯的誠信產生任何懷疑，顯然他認為拜克斯在這整個事件裡是受害的一方。梅丹繼續對他保持著自己選擇性的信任；直到在西元一九一九年退休時，由亞瑟•高里接任管理員的職務。而高里自己也是個東方學專家，而這份對拜克斯的信任關係，也就這樣地被交接延續了下去。對拜克斯而言，梅丹和之後的高里，正是莫瑞森及後繼的濮蘭德的承接人（指對他的信任而言）。
我們將會再回過頭來敘述發生於西元一九一七至一八年期間的奇異事件─有關假冒中國苦力的駐法理事，突然從北京跑到英屬哥倫比亞的倉促逃離，以及可怕的傢伙霍爾等這些事；因為敘述這整個事件始末需要一整章的篇幅才夠。此時，就算用年表列記的方式來記述，我們也是必須依循著故事的主軸，以維持故事的延續性為最高優先，所以即使觸及旁類的敘述，在目前也是要跟拜克斯與牛津大學、他的捐贈以及他對教職的追求，這三者之間的關連為主。
強納森•拜克斯爵士於西元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約克郡逝世，他並沒有，如莫瑞森曾自信滿滿所預言的，被冊封為貴族（英國封爵制度分為貴族、平民兩種，強納森為平民封爵，並不是貴族）。而他的長子不得不心滿意足地繼承起從男爵的爵位─但就僅僅是一個爵位而已，此外，沒有其他的任何遺產了。因為當他父親的遺囑被開封時，拜克斯很失望地發現，裡面沒有寬恕他的任何具體的跡象，強納森爵士留給了這位繼承人，一輩子享有他位在魯克立的房舍的股份，但僅此而已，同時這些不動產的信託人被授予了很大的權限，能有效地對抗這位新任的從男爵所提出的任何實際要求的主張，以維護這些不動產產業。
拜克斯極度沮喪地回到了中國，經濟上的失望引發了生理上的失調─妄想症、自哀自憐─那些習慣性的症狀。他寫著：「我是個身得重病的人....我怕我的來日不多了。」但他仍寄望著，梅丹曾答應支持他的，牛津大學的那份中文教職，他也藉著學術性的出版及豐碩的餽贈，正緩緩地朝目標前進著。同在這一年，西元一九一八年，由拜克斯及巴頓所修訂及擴編的華特•海利爾爵士的「口語中文袖珍版字典」增訂版，終於出版發行。到了秋天，拜克斯又開時恢復他的捐贈活動，他宣稱他得到了一整套的雍正百科全集，共一萬冊─是華麗的宮廷版本，也可能是現存唯一完整的一套，那是於西元一七二六年在北京以精美的紙張印刷而成。他寫著，這樣印刷的版本一共只有六套。六個月之後，他回報說他又買進了五千冊，「大部分都是絕佳的版本，許多是明朝的，一套以上是元朝的，還有一些極為稀有的古代作品。」如果圖書館願意支付包裝和海運的費用，這些珍品他都願意捐獻給圖書館。這些稀世珍寶都如期地從天津被運往到了牛津大學，當拜克斯望著腦海裡所呈現出他所擁有的全部收藏時，內心真是滿意極了。他相信，「這些是除了中國與日本兩地以外，世上僅存最好的收藏。當然，除了還有極少數的偉大珍藏還留存在這個不開心的國度裡，在倫敦，沒有任何地方能跟牛津所擁有的匹敵了；」他還加了一句「只要我活著，我絕不會放過讓收藏品增加的任何機會的，向我這樣接觸學者頻繁的生活，機會有的是。」
就在這個時候，拜克斯在學術界受尊敬的地位，藉由他一次平日罕有少見的文學發表，而得到了肯定。西元一九一九年，一位在山東待了二十五年的傳教士，曾在西元一九一七年曾發行過野心勃勃的「中國百科」（Encyclopaedia Sinica）的山謬爾•柯林（Samuel Couling），創辦了一本學術性的漢學期刊「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在前幾期裡，以人物照片為插圖，介紹了在中國的幾位傑出人物，最開始是兩位偉大的漢學家吉爾（A.H.Giles，萊諾•吉爾的父親）和艾督爾•查文尼（Edouard Chavannes）。在西元一九一九年十月份的期刊封面上印著的正是拜克斯的肖像，他在這本期刊裡也發表了一些小作品。這樣的一個巧合，很顯然地，正當牛津大學即將補實出缺的中文教授那個職位之際，這封面上的肖像無疑是個非常適時合宜的宣傳。在這封面裡，拜克斯看起來像個傳統的英國紳士，儀容整齊，穿著歐式西裝，有著硬挺的衣領：十足一個令人尊敬的英國教授職缺候選人的完美形象。
很不幸地，這個嚴肅而受人尊敬的形象很快就被撼動了；就在學校正審慎地在考慮著這個中文職缺的任命之際，牛津大學察覺到一件頗為令人震撼的事情。我們因而隨著回到學校裡所聽聞的這個事件上。
第六章 捐助人之二 The Benefactor - Two 3/31/08 2:33:19 am
第六章 捐助人之二 The Benefactor - Two
在西元一九一九年的年尾，當伯德雷恩圖書館的管理員還在望眼欲穿地等待著那一萬冊偉大的宮廷版雍正百科全集到臨的時候，拜克斯他那此時已奇蹟式地好轉了起來的眼睛，卻正緊緊盯著牛津大學裡那個教授職缺所能帶來的願景。他對他的老盟友─他這捐贈過程裡最起先的仲介人─亞述學教授采斯吐露，他「非常想成為牛津大學的中文教授，縱使只能擔任很短的一段期間也好；如果他錯過了著個職位的話，那他將會非常地失望。」采斯將他的訊息傳達給了校方，即使拜克斯對自己疾病的看法是對的，他寫道：「（對此我表示懷疑），他的疾病只是讓他無法旅行和觀光而已，並不會妨礙他授課。疾病不也是沒能妨礙馬克斯•穆樂（Max Muller，德國哲學家）好好地去參加並享受晚宴嗎？但我不認為在倫敦的專家們會贊同北京醫師的看法。」拜克斯的熱切期盼被注意到了，而前景也看似光明。新任圖書館管理員高里也答應支持他，正如同前任的梅丹支持他那樣。然而，皆下來的一連串發生的新事件，卻將原本有如已仔細上過潤滑油的機械那般正滑順地運作著的遴選佈局全都給拆散了。
這一切是從那些著名的宮廷百科全集並沒有如期抵達開始的，圖書館管理員曾做過查詢，而得知這些物品從來沒離開過中國天津。當拜克斯被告知此事時，立刻大表驚訝，並覺得這是個陰謀。他寫道：「我無法理解中國相關當局的這種行徑，他們對我絕對是沒有置留權的，因為他們沒有對我提出過任何的主張。」是誰可能在主使這場叛逆的行為呢？那當然應該就是現在人在英國的雪尼•巴頓爵士（英國駐北京使館秘書）。「我曾經為了一本我們聯名出版的中文字典─海利爾爵士所著作「口語中文袖珍版字典」的增訂版─而準備同這位紳士打官司，因為他沒有依照合約履行做他該做的部分。我猜想他攔截了這批書籍，來報復我膽敢要脅將對他提出訴訟。」
當然巴頓是一點都不須為此事負責的；沒過多久，事情就很清楚，如果這些書沒有被運出，那僅是因為貨運空間不足的問題。拜克斯因而很快地寫了封信，爽快地道歉並撤銷了這個指控。他說，他的指控做成得太倉促粗糙，完全是因為心急如焚的結果，現在他同巴頓之間的爭論平息了：「他和我，我們兩個都有錯。」然而，最先的指控所顯露出來的迫害妄想症之徵兆，更讓那些原本就對這位未來的教授的穩定性有所疑慮的人士，愈發堅定了他們對他的這種看法。那是不是也可以說成這樣？也就是說，這位帶著他那浮誇而適時的禮物，等候著被遴選的候選人顯得有些太迫不及待了，而他的贈與也顯得有些不夠機智和得體，就如同他所提出的指控：顯得有些太過頭了。拜克斯在他寫給高里的第二封信裡，依舊重覆著他那持續不變的企圖心：「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一心一意想被遴選上來擔任這個中文教授的職務，也正是這個期望，讓我拒絕了在倫敦的那個教職。」此時，他很顯然地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自己眼睛所罹患的可怕疾病。
三個月後，正當遴選委員正慎重地為這個中文職缺的遞補人選在做評估之時，拜克斯又再一次主動地接觸校方表示要再度提供餽禮。他發了封電報給高里，說他現在有一個讓伯德雷恩圖書館內容更加充實的大好機會，如果圖書館能先預支給他一千英鎊，他將可以購得六件手稿及十二幅捲軸，都是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作品。圖書館長們同意了這項提議，於是讓高里回覆他。但是講授民法的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Civil Law）出面加以阻止，他說這種預支款項的行為違反了伯德雷恩圖書館本身的規定，於是館方發了封電報請拜克斯暫緩前述的購買事宜，但是為時已晚太遲了：館長們被回報以拜克斯已經依據先前的電報完成採購了，這些剛購入的物品和之前那批宮廷百科全集，很快地將會被運送回牛津大學。
這時館長們覺得狀況有點棘手了，於是部分的館長們私下掏了腰包湊集一千英鎊，來做為應變的措施。依拜克斯的指示，這筆款項的支票被存進了拜克斯在柏克萊銀行的戶頭，然而銀行卻宣稱沒有這個帳戶，讓這事情顯得有些蹊蹺，但是後來還是被處理好了，拜克斯也向高里保證，這「十八件稀世珍品將會是伯德雷恩圖書館『永遠的珍寶』，而對失去這些珍貴的古代遺物的中國而言，卻是一大損失」。他還說，他曾遭人脅迫要他將其中的這十二幅捲軸以兩萬美金的價格賣給中國國民政府的總統，但是被他所拒絕。然後，拜克斯提出一個新的要求：身為這十八件新購入的手稿及前批的書籍─應是指那些宮廷百科全集─的捐贈人，他希望圖書館能替他保密不要提到他的名字。這在策略上真是一個令人驚訝的大轉變：先前，他才剛堅定地要求務必讓眾人將他的名字和捐贈聯想在一起；但是我們對他在是否要以作者的身份列名在「皇太后統治下的中國」一書時，所做過的極大的轉變仍是記憶猶新：在那時，他也是曾經一度畏首畏尾，想要隱匿姓名。
幾天後，拜克斯又寫信提及他曾以五千九百七十英鎊的代價購入了「五件極珍貴的中國手稿」，而約翰•摩根當時出價每件五千美金要購買。但這些手稿是他對銀行的擔保品，所以他現在不得不將這些珍貴的手卷送往蘇富比拍賣公司（Sotheby's）去拍賣，它們將會被以賤價賣出─或許每件只賣個十五英鎊而已，因為「中國手稿在歐洲沒有市場」。伯德雷恩圖書館能不能出面去買它們，或者，找個慈善企業家─譬如說，克森勳爵（Lord Curzon）─讓他來為圖書館買下它們？拜克斯說，可以找他的律師事務所裡的律師，向他們提出要求去觀看這些手稿。但是他請求高里千萬別提到他最近捐贈的事，「因為除了你和館長們，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知道此事，也不願我的名字被公開張揚」。
在兩週之後，也就是西元一九二零年的六月二十八日，拜克斯又發來一封電報，聲稱還有更多的贈禮。他告訴高里他剛購得三萬冊「著名的宮廷藏書」，如果圖書館願意預在七月二十日之前預付運費的話，他也要將它們都托運回去，若是七月二十日之後，他就將已搭船在回英國的路上了。他說，一共有一百五十個木箱，運費總計需要六百英鎊。管理員高里對於這個在漫長假期裡（暑假）所收到並來得這麼突然的要求，有點猶豫退縮，但是由於這批贈品似乎是相當豐碩，所以這個請求被接納並被處理了。然而宮廷藏書的數量，很快地，又從三萬冊增加到四萬冊，而運費也從六百英鎊增加為七百九十四英鎊；但是一張一百九十四英鎊用以補足運費差額的支票還是依照拜克斯的要求被寄給了他。這時，拜克斯已因伯德雷恩圖書館所預支給他的款項，而對圖書館積欠下一筆總數達兩千四百九十五英鎊的債款。
此時，牛津大學終於展開對新任中文教授的遴選作業，最後，遴選委員會的委員們並沒有選擇拜克斯。在過去六年裡，他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繼任人，而他更是以慷慨的贈與來增加這份確定性。但是現在，他突然發現長久以來所期盼的獎品並不是屬於他的。到底是什麼影響左右了遴選委員們的決定，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捨拜克斯而選擇了穌席爾（W.E.Soothill），他是一個退職的傳教士，也是個有能力的中文學者。
拜克斯坦然地接受了這份失望，他寫說，儘管在遴選中失敗了，他依舊希望回來並在牛津定居；他的確在隔年的春天回到了英國，他安排自己住在蘇格蘭的妹妹荷莉耶與妹婿約翰．佛萊雷爵士的家裡。在他抵達倫敦的那天，佛萊雷爵士的女兒菈逖緹雅（Laetitia）到維多利亞火車站去迎接他，可是在整個月台怎麼都看不到他的人，當她正要離去之際，突然聽見身後有人喊她，當她轉過身時，看見一位留著黑色長鬚，身穿中國滿州長袍的人，這人正是她的舅舅，他已經變得中國化了。穿著這身奇裝異服，他繼續往北走，前往佛萊雷爵士在般夫郡的鄉間別墅─雅伯魯宅第，他在那裡停留並住了一段不算短的期間。在此同時，牛津大學仍引頸期盼著那些偉大的宮廷藏書的到來，並因他持續不斷的慷慨贈與而對他發出了第二張的感謝狀。圖書館並同時決議將豎立起一塊大理石的榮譽紀念碑，屆時將會把他的名字列進石碑上所將銘刻的對該館最有貢獻的捐助人的名單之中。
從批判的角度出發來看，拜克斯在西元一九二零年至二一年期間的言行舉止，確實顯得有些怪異令人不解。他屢屢以發送電報的方式，拿運送書冊手稿回牛津做為理由藉口，然後不斷地來向圖書館詐取錢財，而那些電文中所做的描述卻又極為含糊不清，而托運寄送的書籍數量也是每天不停地在做更動。他堅持在這過程裡，他的作為必須被保密，甚至連他自己的律師都不能知道。為什麼他在蘇富比拍賣公司拍賣的那些手稿的估略價格，他自己說每件才只值十五英鎊─到底何者才是它們真正應有的粗略價值呢─他不是說這些手稿，每件都花了他一千英鎊以上（他以五千九百七十英購入五件），還說有人要出一件五千美金來向他購買的嗎？這一切都非常古怪的。但是他前一次贈禮的價值卻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很難讓身處於漫長假期裡的伯德雷恩圖書館管理員，以自己的權限，來拒絕一個認識又曾做過慷慨捐贈的捐助人，所提供的一個似乎是極好的豐厚餽贈。很不幸地，這個事件的謎團並沒有因拜克斯的人回到英國而變得較為明朗：它甚至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西元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拜克斯從雅伯魯宅第寄了張面額為兩千四百九十五英鎊的支票給高里，以清償他對伯德雷恩圖書館所積欠的款項。在信裡，他又提到他最近獲得的一些著名的宮廷藏書，其數量還繼續在增加中，已經達到五萬八千冊。他現在解釋說，這些藏書是需由偏遠的甘肅西部運來北京的，這兩地之間隔著一千六百英里的遙遠距離，中間缺發適當的交通工具又是正值叛亂和內戰四起的一大遍荒蕪之域，因此這趟旅途的運輸費用是個天文數字，他自己就已經為此花費了四千英鎊。這整批藏書現在正在北京開箱整理著，而有鑑於圖書館曾給予他大方的預支款，拜克斯並不要求館長們需支付這筆運費的開銷，但是他必須承認他自己所有的基金現在已經用馨。他提議將於兩週後親自到牛津走一趟，屆時見面再來商量這件事....兩週之後，事實上，他除了他妹婿在愛丁堡的房舍之外，哪裡都沒去。因此他再次寫了封信給高里，要求他不要將那張兩千四百九十五英鎊的支票拿去銀行軋票，因為那張支票還不能兌現。彷如惡兆地，他解釋道：「我正在協議出售一條我所擁有的珍珠項鍊的一筆買賣」，而原本有人要以三千九百二十五英鎊的價格向他購買，但是最近突然受到日本「養殖」珍珠的刺激，導致天然珍珠的市場價格直直滑落。他願意以這串珍珠作為抵押品來向銀行來貸款，但是銀行不願意收....
管理員高里原本已經將有關拜克斯的新贈厚禮與以及收到他的支票這兩件事都向館長們報告了，因此，這個新的發展演變讓他的處境有些尷尬，然而，高里還是盡其可能完善地處理了此事，而館長們在瞭解到拜克斯的難處後，也想盡辦法將他積欠的債款縮減為一千八百四十一英鎊。拜克斯寫了極為禮貌的信函對此表示感激，但在此同時也承認他現時的處境極為窘困，因為他發現他的珍珠實在賣不出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只有請求延後支付所積欠的款項。他寫道：「或許我在購買書卷時的野心太大了，但我的出發點仍是好的....一個生意人會說我太輕率地高估了自己的資源，但就如同我解釋過的，是運送過程的費用而不是購買書冊本身的金額，才會造成了今日這種尷尬的場面。」
這下子，館長們可是糗大了，因為他們替那十八件手稿預付款項的行為，早就曾被指出是違反規章法令的，所以他們分別都須為此來負責。而他們又該如何來面對大學的會計呢？再者，他們曾預付了七百九十四英鎊做為運費的那批五萬八千冊的宮廷藏書也依舊沒有抵達。到了西元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館長們對這兩筆帳款都感到憂心不已，拜克斯仍不曾在牛津出現過，而截至此時為止，他已經沈寂了六個月。高里寫信到雅伯魯宅第，也寫信到愛丁堡給他─這兩個他最後曾經出現過的地址；但是都沒有絲毫的回音。再一次，就如同西元一九一七年那次，他似乎又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的確，他是又消失了。他在佛萊雷家族中的逗留，在三個月後，不要說成是災難性的結束，應該說成是曳然而止吧。起初，一切都很好，佛萊雷夫人誠摯地愛慕著她的兄長，佛萊雷爵士，雖然受不了他這位大舅子的標新立異，但對他還真感到興趣，而佛萊雷家族的孩子們更是喜歡聽這位舅舅述說他在中國生活的故事、中國的歷史以及他個人所熟悉的宮廷生活及皇太后等。然而，漸漸地，拜克斯的特意獨行，對這個一直容忍著他的家族而言，變得實在是太超過了。他無視於真實情況，凡事都表現得無所謂的態度，常令人感到尷尬，而其公開的言行舉止也是如此。他穿著他的中國長袍到處晃，讓般夫郡的當地居民及愛丁堡傳統而保守的市民都感到詫異不已。接著，發生了珍珠項鍊的事件，拜克斯涉入曾費心盡力地想出售一條，根據他自己說，原是屬於慈禧太后的珍珠項鍊。但最終的真相是：這條項鍊根本不存在。佛萊雷爵士對此勃然大怒非常生氣；在有過這樣的場面之後，在七月的某一天，大家突然發現拜克斯不見了，從此，他的家人在此生裡，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一直到西元一九二二年十月，高里財收到拜克斯所寫來的ㄧ封信，那是用來回覆他早先寫過的那些信件，而這封信是從北京寄出來的。類似他在西元一九一四至一五年期間寫給濮蘭德的那些信件，這信裡也是充滿著哀怨的語調。拜克斯開始解釋自己為何很明顯地失去了聯繫，他說，他曾在西伯利亞寫信給高里，但毫無疑問地，蘇聯的信件審查員攔截了他所寫的信件。然後，他開始解說自己的狀況，「我現在是身無分文、無依無靠地在這裡，和一個自身處境也是很拮据的友人住在一起。」英國國教駐北京的主教諾瑞司（Norris）博士好心地，藉由請他將「 蘭貝斯會議的教皇通諭信函」（Encyclical Letter of Lambeth Conference）翻譯成中文以便能公告，來給予他抒困。以諸如此類的方式「我才能賺個幾英鎊，但是我的前景是何其地黯淡。這裡的冬天是非常寒凍的，但是我連最基本的禦寒裝備都不敢奢望，而我的家族（經由我父親最不公平的遺囑，以犧牲我為代價而獲得了好處）也不會為我做任何的事情。」現在老到不能工作了，他只能藉著偶然碰到的機會，提供廉價的翻譯（penny-a-line translations）來度日。至於宮廷的藏書，這些珍藏最好的部分都已經寄回去了─的確，在此同時，圖書館是收到了六只木箱的書冊。拜克斯繼續說，截至目前為止，他所捐贈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所有收藏，總共也已花去了他兩萬四千英鎊的現金。在這封信尾，有個註記：「請記下地址，也請在今後將信件直接寄到這裡，因為我同我的妹婿佛萊雷爵士處得不好，他或許不會將我的信件轉寄過來這裡。」佛萊雷爵士，就像莫瑞森、巴頓，現在被列入他的敵人的名單之中了。
拜克斯請高里記下的地址是「（進/出經由） 張何差（音譯，Chang Ho-chai）先生，石駙馬大街十九號，北京」這代表著他的經濟狀況有了點改變，這棟房舍是拜克斯自從西元一九一二年開始就一直佔據著的房子，是他在這個韃靼城市裡屬於他自己的房子，而他這位「好客」的朋友張何差，是他中國籍的雜役。到了這個時候，拜克斯已經將房子的所有權過戶給張何差，然後以房客或是客人的身份繼續住在他自己先前僕人的房子裡，而現在，拜克斯似乎已完全地被他掌控著。我們將得知更多有關這位僕人的事，但絕少是好的一面。張何差，根據一位知情的人所述，是「一個歹人，拜克斯同他一起兩人涉入不少珠寶及古董的不法勾當裡」。
當館長們看到這封訴苦的信件，他們意識到關於拜克斯的這個問題，不會那麼容易或迅速地獲得解決了，同時也讓他們陷入一種頗為棘手的狀況。一年前，他們核准了雷吉諾•布隆斐爵士所設計的紀念碑，當時他們已考慮將捐助人名字銘刻在那上面。他們也決議將兩個名字從原本的名單中剔除，但是拜克斯的名字不在被剔除之列。現在紀念碑刻好了，不久及將要被豎立起來，在這敏感的時刻，如果因為他們與拜克斯之間的關係，而使得他們捲入醜聞的話，這實在是不太好。所以當西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八日，他們再度集會時，大家決定謹慎小心地繼續進行：繼續讓這些積欠款項，暫時地，就當成是「收得回來」的債務存在下去；寫信給海運船務代理，請他們看看是不是能追蹤那一百五十箱據稱是著名的宮廷藏書的下落；寫信給拜克斯本人以求能釐清狀況；同時私底下寫信給約翰．佛萊雷爵士，詢問他「艾德蒙．拜克斯爵士最近是不是曾有，或正有著精神方面的困擾」，因為他們發現他最近的言詞「在各方面都不是能十分令人理解，敘述的前後也無法連貫一致」。然後他們就分手各自回家過聖誕節，下個學期一開始，他們又聚在一起參加由副校長所主持的紀念碑的揭幕儀式，隨後便聚一起觀看先前寄出去的信件所得到的回函。
可想而知，收到拜克斯的回信，並不能讓問題獲得釐清。他不過是以新的潤飾來重覆著載運宮廷藏書所需花費的昂貴運費的那個老故事：他說，在這些藏書能被搬運到離甘肅境內最近的鐵道之前，需先以馬車載運，橫越經過盜匪出沒的七百英里之地，所以運費才會如此昂貴。為此，他已經花費了兩千五百英鎊。大部分的藏書都已委託克羅夫斯（Croft's）船運公司運出;剩下的部分，拜克斯會負責寄回去的運費。至於拜克斯積欠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款項，只要他收到先前他在北京所代表的一家造船公司所積欠他的三萬英鎊，他會立刻連本帶利地雙手奉還，現在他正同這家公司在打官司。我們認得這家造船公司：它就是約翰．布朗集團，這家公司曾在西元一九一零年輕率地雇用了拜克斯擔任代表，來對毫無財力的中國政府推銷販售軍艦。
在此同時，有一位當約翰．佛萊雷爵士還是就讀於巴里奧學院（Balliol College）大學部的學生時，就已經認識他的圖書館館長，很謹慎地寫信同他接觸，而得到他較不那麼拘謹的回答。他寫著：他對館長提出的問題，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他的大舅子的確曾於西元一九二一年在英國住過幾個月，但在七月時突然地離去。從那時候起，佛萊雷只曾收到過一封他所寫來的信，「有鑑於那封信的內容以及他在此地曾有過的行為」，佛萊雷爵士曾寫信給北京使館裡的雪尼•巴頓爵士，請他幫忙察看一下拜克斯的精神狀態。但是因為巴頓被調派到上海去了，所以至今仍未收到他的回覆。佛萊雷還寫道：「就先前的兩個情況來看，艾德蒙爵士的精神狀況確實值得注意，而且就我看來，他從沒有能力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目前，他似乎是正處於蒙受嚴重的著魔狀態，就精神方面來看，是個很不好的症狀。」在信的結尾，佛萊雷爵士說，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到牛津探望在當時也是正在巴里奧學院大學部唸書的兒子，屆時如果有必要，再來進一步討論這件事。
此外，另一份關於拜克斯的秘密報告也在同一時間由北京傳來了，它是來自於諾瑞司博士，英國國教中國北區主教，打從拜克斯於西元一八九八年抵達中國時，就認識他了。主教說，拜克斯的確是非常貧窮─徹底的窮困：「為什麼，這是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諸事不順，父親的遺囑又讓他大失所望。「事實上呢，蘇格蘭的佛萊雷爵士，他的妹婿，還曾借貸過『一大筆錢』給他，但他至今仍未歸還。」他和弟弟們的關係都還不錯，唯獨與佛萊雷不和，雖然上一次回英國還住在他家。他神智清楚嗎？是的，相當清楚。怪異？那是當然的，在當了這麼久的隱士之後。但是毫無疑問地，他的心智是正常的，「而且，如果他願意的話，還可以是一個令人愉悅的伙伴」。他有沒有沾然任何惡習？鴉片？藥物？「對這個問題，我想，我可以很光明正大，沒有絲毫保留或猶豫地來給予絕對的否認。」
擁有這些有些衝突矛盾的陳述之後，館長們也只得暫時接受了這樣的一個結果。直到西元一九二三年七月，一個新的人物出現在舞台上，而這齣戲展開了新的一幕。這位新的人物是威德若（M.E.Weatherall）先生，一位中國藝術專家，他自稱是拜克斯前任的合夥人，我們無法得知他們合夥的性質。威德若遠從中國到英國來做一次短暫的訪問，請求伯德雷恩圖書館是否能允能許他查閱館內一些被聲稱是由艾德蒙爵士所撰寫的手稿。因為威德若認識他，也熟知他寫作編排的特有手法，如果他能被允許來觀看這些收藏，威德若有把握能輕易地找出這些他要找的手稿。他在西元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來到圖書館，但是東方文稿的管理員不在，所以由西方文稿的管理員克拉斯特（Craster）將那些收藏展示給他觀看。
在威德若離去之後，克拉斯特為他的這次到訪寫了個備忘錄，他寫著，威德若曾對拜克斯所提議的兩項計畫感到興趣，其中之一，是拜克斯常常提到正在編纂的大字典。而他告訴威德若的是，那部字典的文稿早已經完成，隨時都可以出版，一直以來他把原稿存放在伯德雷恩圖書館。根據拜克斯所言，唯一欠缺的只是發行出版該字典所需的資金贊助，他正試圖在北京殖民帝國圈裡募集這筆錢，而這個數目此時已經從最早他原先所講的三千英鎊變成了一萬英鎊。威德若顯然是對於他這番說詞的真實性存有某些疑點，並懷疑這一萬英鎊的贊助金如果真的被募集到了，將會被他移做其他的用途；所以他前來牛津就是為了來發掘拜克斯口中這本的偉大字典的真實狀況，因為他說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編纂了「很多年」而且「進展的速度很快」。威德若發現，事實上，這文稿只是由「寫滿了從中國古書所抄寫來的，除了艾德蒙爵士之外沒有人能看得懂的句子的幾本筆記本」所組成。並沒有任何可以拿來出版的「文稿」。另一個計畫，是一本中文日記的翻譯文稿。拜克斯告訴威德若，這日記完整的中文原本和他翻譯好的文稿都被他存放在伯德雷恩圖書館裡。而威德若發現根本沒有那本他所講的中文日記的原本，只有薄薄兩張用打字機打印的「翻譯」紙頁。據拜克斯所言，這本不存在的日記，是統領皇太后的朝廷四十年，頃權一時的大太監李蓮英的日記。往後，很快地我們將還會聽到更多關於這本日記的事情。
威德若顯然對自己的這些負面的發現絲毫都不感到驚訝：一切正如他自己原先所預料的。在向克拉斯特吐露了自己的疑點之後，他接著告訴克拉斯特一些有關於拜克斯有趣的背景細節：譬如說，拜克斯是如何不時地想出售一條根本不存在的珍珠項鍊，而圖書館裡的人，當然也都聽過有關這些名貴的虛幻珍珠的故事。然後威德若提出請求，想要查看那六箱他剛寄回來的書─那些耗盡千金，由盜匪橫行的甘肅運出來，裡面裝著名貴的宮廷藏書的的一百五十只木箱當中，僅僅到達此地的六箱。伯德雷恩圖書館有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些書籍真的是出自於宮廷的書庫呢？當然是沒有，威德若對此深表懷疑。總結，克拉斯特註記著，「威德若先生強烈地建議我們，不要同艾德蒙爵士有任何經濟上的交易往來，除非是有明確嚴謹的商業規範，在沒有確實收到物品之前，也不要先支付款項，更不可為任何支票開立收據」除非這張支票兌現了。他說，拜克斯不是真的很窮困（這樣的說法，不知不覺就和諾瑞司主教所說的有所抵觸）：他的家族是有定期給他生活津貼；但若要想他會還錢給債主，那簡直是痴心妄想的。他說，「艾德蒙爵士深受他自己中國籍的助理張何差（他以前的擦鞋童）的掌控，那位張何差主張艾德蒙爵士所擁有的錢財當中，大約有兩萬五千英鎊應該是屬於他的。」臨走前，威德若還將自己在倫敦的地址留給了克拉斯特，並答應當他人還停留在英國的期間裡，如果有幫得上忙的地方，他願意替圖書館來效力。
過了五週之後，圖書館管理員跑了趟倫敦去造訪威德若，因而得知了更多關於拜克斯的事情。管理員被告知，拜克斯所做的那番關於缺乏資金的陳述並沒有「惡意」，「他是個有著豐富想像力、既緊張又敏感的人，這些特質致使他會做些不實的敘述和做出造假的行為。那些『珍珠』就是由他的想像力所虛構出來的東西，並且至少是從西元一九一二年就開始有的一個幻想，當時他還曾想用這些虛構的珍珠當做抵押品來向威德若借錢。當然，那本中文日記同樣地也是虛幻的。」對於其他的事物，威德若對那些所謂的宮廷版的百科全書表示懷疑：管理員真能確定它們是真貨，而不僅僅是後來重印的再版印刷品嗎？拜克斯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所做的陳述都是不能相信的，正如最近追加新增的金額，「所給付給他做為運費之用的金額（或許連同購買的）都已很經明顯是高得太過頭了，看來似乎這筆錢是被他挪用到其他的用途上去了。」在這個不祥的備忘裡記載著，威德若即將要離去，準備回北京去了。
這一切的訊息在在都向館長們在示警著，所以從此時起，有一個特別的「拜克斯委員會」常常定期召開會議，會中大家研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彼此交換信件閱覽著，也繪製財務平衡表並向律師及會計師來做諮詢。威德若從中國當地也提供了些協助，他們拿到了一份已故的強納森•拜克斯爵士之遺囑的副本。他們打算採取「堅定的步驟」來取回至少是損失的一部份，同時委員會也決議將延請專家來評估拜克斯曾預支了一千英鎊所買回來的那十八件獨一無二且價值連城的手稿及軸卷。
而佛萊雷爵士的回覆著實是讓他們失望了，他寫著，拜克斯是有一筆由他的家族所提供的，為數不多的生活津貼，這筆錢是由照顧他的諾瑞司主教來幫他管理的。另外，還有由他父親的信託人所給予他小額的款項，除此之外，他一無所有。聽起來似乎沒有一個能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是佛萊雷爵士要求圖書館在採取「堅定的步驟」之前，務必要先通知他。當強納森爵士的遺囑拿到手之時，他們就更加確信拜克斯並沒有任何可供債權人催討的資產。然後接下來的，就是請來的專家對那十八件手稿及軸卷的評鑑報告了。
再一次，這份報告仍是由萊諾•吉爾（Lionel Giles）所撰寫的，他就是大英博物館裡那位曾對拜克斯第一次的贈禮摒息以對的東方文卷管理員。這一次，他在報告裡寫著，這些文物原本同樣地也將會是無價之寶─如果它們是真的，但是很遺憾地，他們並不是真品。在這份冗長而詳盡的報告裡，他顯示了所有的證據─從紙張材質、墨色、筆法以及內容等各個不同層面來做評斷，在在都證明這些全是「不入流的贗品」，很顯然地只是被偽造來「矇騙一些容易受騙的外國人；因為其中偽造的手法粗俗而低劣，矇騙不了任何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至於它們的價值，吉爾寫道：「經由我的察看，它們是贗品，而且不是特別高明的贗品，我實在不認為有必要去估算它們的市場價格；但是我想，這樣講對你們而言會比較保險一些，如果你們把四英鎊當成是它們較接近實際的應有價值，而不是四千英鎊」。吉爾的這個結論也得到新任的中文教授穌席爾的支持與贊同。再接著下去的查證，也證實了威德若對那些百科全書所持的疑慮：它們並不是於西元一七二六年所印製的宮廷版本，而是在西元一八九五至九八年期間，重新以平版印刷所製作成的再版品。
伯德雷恩圖書館的拜克斯特別委員會只得面對這個悲慘殘酷的事實，報告指出這些手稿和軸卷是由不知名的偽造者所製作的贗品，但有鑑於圖書館已經蒙受拜克斯大量的捐贈，所以諸位館長們不應該因對艾德蒙爵士的信任而受到責難，委員會建議由圖書館來承擔吸收這些損失，但是拜克斯家族應被告知這一切實情─很顯然是希望該家族或許會對圖書館的損失有所補償。有部分的館長還希望能貢獻一己之力來「幫助圖書館並避免勒索的再度出現」。
在這一事件裡，並沒有人指稱拜克斯涉及參與了偽造的工作，任何有關類似的設想都被佛萊雷爵士擋掉了，他寫說，雖然拜克斯對中國白話文甚至中國文學有著相當的學識，但是對手稿並沒有足以稱得上是專家的研究，而且「依據因我個人錢財的損失而所能得知的，他不斷地因購買了價格與實際價值不相稱的手稿而深感失望」。然而，一個公正的評論家一定會觀察到這個抱怨並不是很強烈，而僅是佛萊雷爵士也因他這位大舅子對中國手稿的投資而蒙受到損失的一個單純陳述而已，它對於證實這位大舅子的動機並沒有幫助，而任何這樣的解釋也不會為拜克斯自己所接受。西元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拜克斯寫了封信給高里，用以回覆他先前所寫給自己的一封既拘謹又客氣的信，高里在那封信裡向拜克斯解釋著圖書館的尷尬窘境，拜克斯在回信裡提出抗議並表示不可能改變自己對於「那十八件手稿是極有價值而且是真品」的這個觀點，他還寫道他很有自信地這樣說，因為「我已經勤奮地研習中國的書法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在中國，甚至連中國人自己，都視我為這方面的權威」。如果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館長們不喜歡他的贈禮，他建議他們把這些手卷全都寄回去給他，他會把它們給賣了，拿拍賣所得的一部份來支付所積欠下的債款；或者他們也可以將他早先的那些餽贈的一部份拿去賣掉，那些同一位「專家」曾是如此欣喜若狂地對待過的餽贈：因為他當然不難判定這次揭發這批偽造品的權威專家正是上次同樣鑑定過第一批捐贈品的萊諾•吉爾。
管理員並不急於回覆他的這封信，因為他自身已被牽扯進了這個迫切的難題，而怪異的拜克斯卻隨著每封來信而越扯越遠。此外，就在收到拜克斯的信過後沒多久，已經回到北京的威德若也寫了封信來；在那封信裡，他建議說再和拜克斯做更進一步的聯繫是徒勞無功的，甚至是不切實際的。根據威德若所言，拜克斯已經離開北京，他宣稱自己病得很重，一個醫師相信了他的話並告訴他必須離開中國。所以他就這樣離開了，將經由加拿大，前往歐洲。威德若實在無法想像他是如何募集到這趟遠行所需旅費，這不可能是他自己的錢，因為「我確信他已經毀掉了自己，長久以來，無論他一拿到什麼錢，立即就會被他那個中國籍的僕人從他身上所竊取一空，他的僕人完全掌控著他，利用拜克斯的一切來使自己致富。」而也不可能是他家族所提供的錢，雖然他們有給付給他生活津貼─真的不多，每個月兩百美金，「對於一個像艾德蒙爵士那種個性以及毫無生意概念的人，是絕對不夠的」─在靠這份津貼的情況下，他並沒有離開中國，整個事件顯得非常地撲朔離迷。就如就如同威德若所抱怨的，「在同艾德蒙爵士打交道時，他那搞神秘的無可救藥之癖好，絕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處理，我開始嚴重地懷疑，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去區別分辨真實的事物與他自身腦袋裡的幻想，往往他說不出口的事，在腦海裡卻是做得到的。拜克斯又再度出現在英國到處閒晃的這個想法，讓威德若感到非常地憂心，他寫道：「我很擔心他跑出中國地區，因為在北京這種鬆散的半殖民地的氣氛裡，他古怪的行為是可以被大家所容忍的，但是一旦回到了英國，他恐怕很快就會被關進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皇家監獄（Wormwood Scrubs）。」和拜克斯打交道的結局，總是有人為他破財而咒罵不已，學校想收回曾預支給他的款項是絕對沒有指望了：他的家族是不會對他伸出援手的─他們「已經對於老是幫他在善後而感到厭倦」。總而言之，威德若對拜克斯未來的情況大感不妙，然而，就如同其他接觸過拜克斯的人一樣，威德若發現自己也折服於他那永遠不變的彬彬有禮的迷人風采之下。「當我們會面時，艾德蒙爵士總是那麼地令人愉悅開心，儘管一切對他都是負面而不利的，但我還是很喜歡他。」毫無疑問，他一直是「那個能幹又不擇手段的中國僕人的工具」，他讓拜克斯犯下「用愚蠢來形容還嫌太仁慈」的惡行...「然而不可思議地，他總是還能依舊維持著一個學者及紳士的形象。」
事實上，當威德若寫這封信時，拜克斯並沒有離開中國。或許他只是假裝離開而已，以便能將威德若從自己的生活裡擺脫掉。因為他在五月三十日寫了封信給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館長們，抱怨著他因一直在等待高里寫信回覆他於三月二十四日所寫的那封信而無法離開北京，（他說）為了等候著個回覆，他已經將出發日期往後延展了四次，現在他已對此而感到憤怒。同時他也對將他的那些手稿指為贗品一事表示憤恨不平，因為圖書館沒有給他機會來證實它們的真實性。現在，他要求館長們將他所有捐贈的文物全部賣掉，在清償他所積欠的債款後，將剩餘的收益與他對分。他說，這些收藏品在日本會是很好賣的，日本人正好拿來遞補那些最近在東京大地震時被摧毀的許多珍藏。既然館長們對於這些收藏已經沒有興趣，他相信他們會很樂意這樣做的....一個月後，還是沒有收到回信的拜克斯，更為火光地又寫了封信去，他說他的這些手稿「毫無疑問是真的」，中國學者們也是這樣說的，一共價值兩萬零三百美元，再一次，他要求將他所有的收藏變賣掉。一個月後，他又提出相同的主張，如果館長們不願出售他所有的收藏，那麼他將回到英國，把這些做為他終身喜愛也是終身保障的收藏通通帶走，當成是抵押品來向銀行貸款。或者，館長們也可以將這些備受爭論的手稿退還給他，他可以很容易將它們賣掉，因為「它們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館長們自身在此時幾乎也已經決議至少要賣掉部分的收藏品，如同高里向威德若所解釋的，將十八件手稿退回給拜克斯是沒有意義的：「毫無疑問，我們將血本無歸地損失這些（偽造的）手稿，而讓我們自己捲入一場官司，隔著那麼遠的距離，這場官司將是既昂貴又困難的。」唯一的變通方法，就是賣掉一些價值能足以打消壞帳金額的收藏品，但是要怎麼做？在哪裡賣呢？部分館長們也試著私底下來進行募款，想讓管理員「免於拍賣的困擾，避免圖書館被強制清算，也使得大學無須去否認一個足以讓其他捐助人蒙羞的醜聞。」他們寫了兩封信給約翰．佛萊雷爵士，然而卻有如石沈大海，他並沒有回覆：如同一位館長所描述的，他「氣得如同一隻在淺灘上的鱒魚」，約翰爵士已經付出夠多了，就如同其他的家族成員，老是在幫拜克斯解決他那些永無止境的爛攤子。
最後，拜克斯被有著好耐性也很有技巧的高里給安撫了下來。他最後一封被歸在伯德雷恩圖書館檔案裡的信，日期標記著「八月一日收穫節（Lammas），西元一九二四年」，在信裡，拜克斯感謝高里真摯友好的解釋並為自己的牢騷抱怨做出道歉，他說，這一切都是德威若和「我手足般的敵人約翰．佛萊雷爵士」兩人所說的損人不利己的故事所引起的。前者在造訪過伯德雷恩圖書館後，曾告以「拜克斯的收藏是白忙一場的無用之物（white elephant），這裡有的只是他所曾做過的承諾裡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零頭，他矇騙了圖書館。」而雪尼•巴頓爵士「曾很難過地發表了一份公諸於世的報告（Urbi et Orbi，拉丁文，同等英文to the City and to the World，為羅馬教皇文告之專用名詞）」，說伯德雷恩圖書館的館長們對於拜克斯「搶劫並欺騙」了他們，感到異常的憤怒。於是拜克斯寫信給巴頓，說這些報告「經由我在遠東各形各色的敵人散播出去之後，對我造成永無止境的傷害。」接著他就開始悲慘地敘述起他的貧窮以及為了充實圖書館而所做的犧牲，要不是他總共花費了兩萬六千英鎊來購買送給圖書館的珍寶，他大可過著舒適富裕的生活。他送給圖書館的那十八件手稿，全是毫無疑問的真品：在決定購買它們之前，他曾花了整整十天來做鑑定工作。至於那個判定它們為贗品的蹩腳貨萊諾•吉爾，他會向他討回公道的，他會對吉爾提出毀謗名譽的訴訟官司。他還說吉爾是個假漢學家，同他那個不學無術的父親一樣，他父親的中文字典理「錯誤的翻譯多得就像瓦朗布羅薩（Vallombrosa，義大利中北部的一個村莊）的落葉一樣厚。」
高里以溫和委婉的語調寫了封信回覆拜克斯，做為彼此書信往來的結束，因為再這樣繼續聯繫下去，也沒有什麼太大意義了。而伯德雷恩圖書館在學校裡諸位稽核的協助下，也想出了辦法來核銷這筆壞帳，並沒有拍賣收藏品。但在將近兩年之後，這個名校又再度驚鴻一瞥，或許也是最後一次，見到這位難以捉摸的捐助人的蹤跡。在西元一九二六年三月，圖書館管理員回報說「他收到一封由艾德蒙•拜克斯爵士由海外發送回來的電報，但是電文內容語焉不詳。」然而，這封電報有可能又是想要澄清再做說明，因為就正好在那個時間點，取代拜克斯贏得了那份中文教授職位的穌席爾剛好在遠東地區旅行，他曾提議，如果到了北京，要去拜訪拜克斯。他在寫給高里的信裡，寫道；「私底下容我這樣說，相信拜克斯完全地臣服在一個對他有著某些控制權的中國僕人之下，他不接見任何人，當乘黃包車外出，碰上一個西方人時，他會用手帕遮住頭和臉。他已將把郊區的房子和馬車賣掉了，住在他先前老房子的一個角落的偏間，他的僕人則掌握有房子其他的部分。」後來，在見過拜克斯之後，穌席爾回報說，他同拜克斯經歷了「一次少有的相談甚歡的會面，他顯得意志消沈，健康情況不佳，服裝不整幾近是到了衣衫襤褸的程度，頭腦也顯得不太正常。我懷疑他的衣冠襤褸是有意的，為了凸顯他的貧窮！」拜克斯依舊向穌席爾抗議著他的手稿是真品，以及「那部也是真品的百科全書，事實上，它並不是」：但既使是十九世紀末再版的，蘇席爾評論著，「終究也將會有不平凡的價值。」蘇席爾去探訪拜克斯至少有四次之多；在第二次探望過他之後，蘇席爾在一封信尾加上了一個註記：「可憐的傢伙，我以最深摯的同情來看待他。」
就這樣，艾德蒙•拜克斯爵士同牛津大學的關係就此結束了，自西元一九二六年起，他的名字雖然被紀錄在這間聲譽輝煌的學府裡，但是從此不曾在正式的文件裡被提及，似乎是有計畫地要將他淡忘抹去。在西元一九三四年，當北京國立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訪問牛津大學，他宣稱個人對拜克斯的收藏尤其是印象深刻，於是派其手下的高材生向達來為伯德雷恩圖書館裡的中國收藏品編纂目錄，向達受命前來為這些收藏品工作了長達九個月的時間，之後，他為此呈交了一份報告。在報告裡，他詳盡陳述了其中許多收藏品的崇高價值，他觀察到那十二冊「極為稀有的永樂大典」，這是在歐洲地區數量最多的部分收藏。他也證實了蘇席爾對平版印刷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所曾給予的高度評價：他寫著，這書「雖然知名度很高，但在中國卻很難找得到」，還對許多收藏品給予讚賞就如同拜克斯當年所說過的。但是這份報告的翻譯及編輯者，牛津大學的中文講師修吉斯（E.R.Hughes）覺得沒有必要去強調這些真實的珍藏的起源出處：實際上他僅有的一個評論不過是個提示而已，表明那些書法捲軸的收藏「有絕大部分，其真實性十分令人懷疑」。
兩年後，修吉斯在新成立的中文榮譽學校裡所發行的牛津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裡，他提到從西元一六零五年以來，有關中國書卷及手稿的相關取得，他詳述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亞歷山大•偉烈（Alexander Wylie，1815-1887）於西元一八八一年所提供給圖書館的珍貴藏書，但當提到拜克斯捐贈的那一年，他僅註記著「在西元一九一三年，圖書館花了一千英鎊添購收藏」，這樣簡短的敘述似乎顯得有些小家子氣。當西元一九四四年，拜克斯過世時，伯德雷恩圖書館並沒有注意到他的辭世，當時或後來都沒有：沒有伴隨著哀淒的訃文宣告，來提醒這個大學憶想起這個古怪但卻是貨真價實的捐助者。
這個可悲的故事讓我們想問一個明顯的問題，拜克斯是自發的，還是被誘導的去偽造那些書法捲軸及手稿？還是他（就威德若所說的）只是「那個能幹而不擇手段的中國人的工具」？他真的無辜地相信那些「著名的宮廷藏書」是以昂貴的代價從甘肅運來的，還是他自己編的？前述的這兩種說法中的任一種，不過是他想辦法為自己找錢的說詞，還是說僅僅是他腦海裡的一個虛幻的想像？佛萊雷以及威德若都曾對他的行為做了較厚道的演繹解說，也都為館長們所接受─佛萊雷或許因不願家醜外揚而有所保留，威德若則用了很特殊的表達說用愚蠢來形容拜克斯的行為「或許太仁慈」了。而我們想問，為什麼在這些奇特的過程裡，拜克斯總是堅持要匿名，甚至連對他自己律師都要如此？但或許，最好的辦法是暫時先讓這些問題懸而不決，直到我們看到更多的證據。因為最終，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及通則，而不是某個特殊章節裡的細節，或許可以用來解釋這個神秘人物的性格；總之，我們還沒有徹底探究完西元一九一八年的事件，為了這麼做，我們必須擱下對伯德雷恩圖書館所做的沈悶的研究，回到我們的男主角身上，回到中國。在那裡，我們將發現其實他一直過著一種遠不是在與世隔絕的牛津大學裡所能想像得到的多采多姿的生活。
第七章 秘密仲介人 The Secret Agent 4/7/08 10:57:39 pm
第七章 秘密仲介人 The Secret Agent
我們回到了西元一九一五年，該年的春天，在經過第一季的冬天戰事之後，歐洲各國即將展開彼此競爭的新一季戰事。德國於西元一九一四年所展開的閃電戰術（blitzkrieg，德文）被「馬恩河奇跡」（Miracle of Marne，又稱 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西部戰線的一次戰役）所阻止而宣告失敗，而歐洲的強權國家皆全力以赴地準備著要做長期抗戰。但是對於那幾個在軍事上及工業上都仍尚未備妥要應付這樣的一場戰爭的協約盟國家而言，卻面臨一個嚴重的首要問題，那就是武器彈藥的短缺。西方國家及俄羅斯帝國（1721─1917），在經過西元一九一四年的激烈戰事後，大家都已經沒有足夠的彈藥和槍械能拿來打這場緊接著將延續下去的戰爭。在英國，這個問題最終被丟給了勞萊•喬治（Lloyd George）所主持的軍需部（Ministry of Munitions），而間接地，也就落到首相賀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H. Asquith ）所執政的政府頭上，所以即刻地，政府開始在世界各處搜尋現成可用的武器裝備，因為製造生產武器所需之時間而造成的武器空窗期，必須依賴著這些國外的採購來填補。
蠻出人意料之外地，有一個可能的供貨來源地竟然是─中國。在近幾年裡，中國地區曾是現代戰爭的一個舞台：在滿州一地，日本打敗了俄國，因而大量被擄獲的俄製步槍在中國革命的期間便在其境內被流通販售著。但是現在的中國，在袁世凱總統的治理之下，正處一種太平而無戰事的態勢，與諸國的外交關係也已逐漸地建立了起來。在這場歐洲的大衝突裡，它是處於中立的立場，一種對協約國較友好的中立狀態：毗鄰的陸上強權俄國和無處不在的海上強權英國都立刻看出了這點，那為什麼不讓那些現在躺在中國境內無用武之地的槍械被運往英國或者是俄國，只要拿過來就馬上可以派上用場呢？在西元一九一五年春天之初，英國陸軍部（British War Office）便要求外交部去詢問英國駐北京公使，看看是否能在中國購得這些武器彈藥來供給歐洲戰事之用。
當時的英國駐北京公使是約翰•喬丹爵士，就像羅伯．赫德爵士及濮蘭德，又是一個在遠東地區有所成就的北愛爾蘭．厄爾斯特省的傑出人士。他在西元一八七六年離開了英國，從擔任學習翻譯員開始─那是個從事外交生涯最平常的入門工作─然後一直待在著個領域。他深諳中文，在於西元一八九六年被調往韓國之前，一直擔任著北京使館裡的中文秘書這個職務。他在當時被視為是遠東地區政治暴風圈核心的韓國任職了十年，擔任過總領事、代理公使再升任成公使。西元一九零六年，在受到莫瑞森的推薦和他那高度影響力的運作下之，喬丹於是被調回北京接任恩尼斯•莎陶爵士，主掌北京的英國使館。他的生性直率，甚至已達不顧外交禮儀的程度，他輕視東方慣有的虛偽，憑藉著長久的外交經驗，對細節的精確掌控，以及自身正直不阿的性格，讓自己在北京的使節團裡，成為一位廣受尊敬的成員。並從西元一九一一年起，開始擔任各國駐北京之使節團的團長這個榮譽職銜。據說，他的最大缺點就是，不願向自己在遠在千里之外的英國政府，提供他個人見廣視博的意見和看法。有些時候，他甚至寧願違背自己更好的見解，也不願同倫敦方面有所接觸。
這一次的事情就是上述情況的一個例子，喬丹顯然並不贊同從中國地區搜購武器的這個主意，他告訴外交部，這些被打主意的武器是無法去做追蹤的，更何況中國政府嚴禁任何戰爭軍需品被出口。然而，在英國的軍需部門，一旦有了這個想法，自然是不會輕易放棄的。他們要求外交部飭令北京使館回報並提供中國所使用的機槍之型號和評估進行這種採購的可能性，軍需部並不因喬丹的負面回覆而就此閉口做罷，陸軍部的陸軍大臣科契納（Kitchener）勳爵更是親自出面施壓來要求此事被遵照著辦理。三月十七日，在科契納的要求下，外交部發了封特別的「私密電報」（Private & Secret）給喬丹，指出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在中國地區一定是找得到武器的。外交部承認不能要求中國政府違反它自身的法令規範，也不能破壞它所宣稱的中立狀態，但是外交部建議喬丹「或許可以設法透過某種中間媒介來為我們完成這樣的一種交易，如此就不會因而遭到任何的異議反對了。」喬丹被責成需對此議題先做相關的思考研議，再彙整成報告回覆倫敦方面。這封電文的副本被分送給了國王、首相、科契納勳爵、邱吉爾先生、巴爾福先生、艾德華•葛雷爵士以及法國大使。於是從中國採購武器的這一個問題，就這樣地，被提升成為國家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情。
看到了這樣的一封電報，喬丹就知道自己是不得不屈服了，他便回覆外交部說，如果能在完全地保密的情況下，這件事情或許還有一絲成功的希望。於是他找來使館裡的中文秘書雪尼•巴頓爵士諮詢他的意見，在兩人的磋商協議之下，他們最終研擬出了一個具體的行動方案。
如同喬丹在一封發送給外交部的私密電報理所陳述的，他的計畫打算在兩個月後展開，由一位秘密的仲介人來進行這項作業行動。這位秘密仲介人將依循指示，純粹以其個人的名義和能耐來購買軍火，這同英國駐北京使館，或是與將給付費用、提供載運方式與最終處置這些武器的英國政府之間，沒有任何顯著的關連。如果英國駐北京使館在這次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完全不為外人所悉知，那麼喬丹相信這位仲介人私底下能以每支三點一英鎊的價格，購入三萬枝於西元一九一一年至一二年期間所製造的毛瑟槍（Mauser）以及曼利徹步槍（Mannlicher），不包括彈藥。但是所有的交易必須完全由仲介人自己獨力來完成，這位仲介人已經選定了：他就是拜克斯。
乍看之下，這個人選的決定還真是蠻怪異的，是一個會讓莫瑞森和濮蘭德感到驚訝的決定。這個人選的建議很有可能是出自於巴頓，巴頓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他是拜克斯的朋友。他們是活在同一個時期裡的人，相繼在前後的年份離開英國來到了中國，兩人也都是中文學者，在這個時候，他們正合作一起增訂海利爾的那本中文字典。巴頓向來以直率膽大著稱；但他顯然不是一個敏銳的外交官，他從小被灌輸以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的單純信仰，他那擔任軍人的父親，更是此教會的狂熱皈依者。在中國待了三十五年之後，巴頓最終被調派到東非衣索比亞的首都阿迪斯阿貝（Addis Ababa）擔任駐該國的公使，並在那裡為他的外交生涯劃上了句點。西元一九三零年正被派駐在當地的他，很不幸地碰上了英國作家伊佛林•瓦夫（Evelyne Waugh）造訪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稱衣索比亞）：他因而無可避免的被認為就是瓦夫在其小說「黑人的禍害」（Black Mischief）裡所描寫的那位滑稽的「非凡的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而他舉薦拜克斯在一個微妙而棘手的作業行動裡，來充當一位稱職的仲介人，在事後則是被證明為另外一個的不幸。但是他為什麼不應該推薦拜克斯呢？他欣賞拜克斯對中國、中文及中國人的性格所具有的深厚瞭解；而拜克斯的商業經驗以及機敏靈巧，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因為他不是那家舉世聞名的造船公司約翰．布朗集團在北京的代理人嗎？
為了確保拜克斯能為自己工作，喬丹要求外交部「派人去到位於西敏寺聖堂路八號的約翰•布朗集團，找該集團的常務董事查理斯•艾利斯（Charles Ellis），告訴他我現在徵召拜克斯，以他公司的名義，聽從我的命令行事，來幫我做些協調的工作。要求艾利斯要對此事嚴加保密，並請他發一封指示拜克斯要依照我的命令行事的電報到我使館來，此外什麼都別做。如果中國派駐在倫敦的公使有問起這件事，他必須回覆說拜克斯是依公司授權在行事的。」喬丹堅持說，徵召拜克斯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我們的名字出現在這過程裡面，這樣可能會引發對中國中立狀態的破壞。」事實上，袁世凱希望能確定英國才是最終的買家，因此喬丹希望得到政府的認可而能告訴他事實真相，萬一這個作業被他國發現了，英國政府會挺他到底的。喬丹要求立即得到這項授權，「因為我在週五將與總統共進午餐」。
這個建議被即時地交送給了外交部長艾德華•葛瑞（Edward Grey）爵士，葛瑞起初並不喜歡這個計畫，並表達了自己的疑慮，他認為這個風險太大了。這個買賣一定會遭拆穿的，並不值得僅為了三萬枝步槍的緣故，而鼓勵中國政府做出嚴重破壞中立的事情。但是陸軍大臣科契納勳爵沒有因而輕易地被勸阻了下來，如果嫌三萬枝步槍太少，所以不值得來擔待這個風險的話，難道就不可以把數目再增加嗎？如果外交部老是對破壞中立一事吹毛求疵，在這上面做文章的話，難道就不能把這些武器提供給英國在遠東地區的盟友，俄國嗎？武器可以先被直接運送到海參崴，然後穿越西伯利亞，送到西岸的前線來啊。
外交部把這個新的建議轉達給了喬丹，並問喬丹認為中國政府會願意在相同的條件下，把武器交給俄國嗎？如果願意的話，那麼外交部將向「行事不像是會那麼嚴謹」的俄國人提出適當的提議，要不然，還有一個辦法，步槍的數量是否可以增加呢？如果可以的話，這或許也能夠讓英國政府停止躊躇猶豫：「我們急需要步槍，一些當數量少的時候我們所不願做的事，在當數量夠大的時候，我們或許願意這麼來做」。
在喬丹才剛收到這封電報時，他又接到一份新的提議，這次是中國方面所提出的，由掌控著中國海關的中國交通銀行總理梁士詒所提議的。這位梁士詒就是我們之前曾讀過，在西元一九零九年拜克斯所稱的，他的提供消息者當中的一個。他曾起草最後一位皇帝的退位詔書（但據中國歷史所載，退位詔書是由當時臨時政府實業部的部長張謇所起草的），是袁世凱在清朝時的內閣署郵傳部大臣，後又擔任過大總統府秘書長兼交通銀行總經理、代理交通總長兼全國稅務督辦、參議院議長、全國稅務總辦，是袁世凱的左右手及內閣要員，後來自己更成為了中國的國務總理。在同喬丹的對話中，梁士詒顯然對協商購買中國境內槍枝這件事一無所知，但是他很清楚地表示，他知道科契納勳爵對人力的需求，他希望能在這方面幫得上忙。他建議讓中國提供三十萬人「在英國軍官的管裡下，派往任何需要的地方服務，譬如說，派往達達尼爾海峽（The Dardanelles，在土爾其歐亞兩部分之間,連接馬爾馬拉海與愛琴海）。這些人將依照西元一九零四年簽訂的移民公約，以苦力的身份被運送前往，同時中國政府願意提供十萬枝槍。」喬丹心想這個提議簡直是太棒了，在梁士詒的堅持下，他把這個建議傳回給外交部，同時，也回覆了先前外交部所問他的那幾個問題。他說，中國政府不願意將武器交給俄國：只願把它們提供給英國。因此他正在設法增加中國所能供應的數量，來讓這個風險變得值得一試。如果中國政府願意不再提三十萬苦力那件事，而單純提供十萬枝步槍的話，那麼或許值得答應他們所要求的承諾─譬如說，這些武器將只會由英國來使用，英國政府將在萬一風聲走漏，當中國政府被同盟國（Central Powers）成員指責為破壞中立時，給予保護以及賠償。
當時外交部裡的政務次長（under-secretary of state ）是華特•蘭格雷（Walter Langley）爵士，在他手底下主管採購中國軍火事務的是貝比•雅爾斯頓（Beilby Alston）。雅爾斯頓是位家族世代相傳的外交官，在他正式出訪時，外交部通常還會授予充分授權的委任。他個人在遠東地區曾有工作經驗，在大戰之前，他曾擔任北京使館的參事，在西元一九一三年，喬丹不在北京的期間，他曾代理其公使的職務。當雅爾斯頓讀到有關梁士詒所提出的「再理想不過的建議」的這份公文時，他不屑地把它扔到一旁去，他在備忘錄寫著，「這是典型的梁士詒思考模式的一個範例（他是中國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義大利外交官，提出要求君主要強有力，執行鐵腕政策』），毫無疑問地，這個建議是想用來給日本一個暗示，並改變中國目前外交孤立的狀態之一種手段，同時也想在戰爭結束後的和平條件協商裡取得一席之地。這是一個可悲的建議，應該被禮貌地加以拒絕。然而，如果苦力是多餘的，步槍可不是，至於這個部分的建議，他則是同意喬丹的看法，不應該被忽視，尤其是中國人自己把數量提升到十萬枝。這個增加的數目「讓答應中國所提出的要求承諾一事顯得更為有價值」。
軍事委員會表示同意，他們堅持是軍方如此急迫地需要這些武器，所以應該要答應袁世凱所要求的承諾，科契納勳爵又親自向外交部施壓，讓外交部來給予中國那些承諾。但是此時他要求至少要二十萬枝步槍；可以向袁世凱保證，這些槍械全都是英國自己所要用的；他請求外交部答應，在萬一東窗事發，中國遭到敵國政府抗議時，給予中國完全的支持。因而，一封內容如上述所言的電報被發送到北京使館去。
在這一連串同陸軍部匆促而焦慮的研議過程裡，外交部幾乎忘記了還有拜克斯這個人，直到六月二十五日，突然地，外交部才不得不想起這位仁兄。拜克斯顯然是向約翰•布朗集團提及他將要為英國駐北京使館來工作，而從未被外交部告知此事的該公司主管，對此大感震驚。拜克斯因而收到他的公司所發來的一封極表憤怒的電報，要求他對此事做出解釋，但是這件事很快地就被平息了。外交部政務次長華特•蘭格雷爵士會見了約翰•布朗集團的主席查理斯•麥克勞倫爵士（Charles Melville McLaren–Baron Aberconway），親自向他解釋是政府希望委託拜克斯為國家去進行一個很重要的秘密任務。對於允許拜克斯「以本公司名義」在中國進行採購軍火這件事，在獲得外交部所發的一封保障豁免的正式信函之後，麥克勞倫爵士便立刻做出了回應，他發了一封電報給拜克斯，「對他為英國使館做仲介的工作一事予與充分的授權」。由於麥克勞倫爵士同意讓拜克斯為國王陛下的政府效力並願為拜克斯未來的行為來承擔完全及官方正式的責任，外交部還特地為此向他鄭重致謝。
因此在西元一九一五年的六月二十五日，拜克斯被任命為英國駐北京使館的秘密仲介人，而被授予了一個最複雜而微妙的任務。以一家私人公司代理人的身份，靠其單獨一人之能耐，他必須神不知鬼不覺地從中國境內取得至少二十萬枝的步槍，並負責安排送往英國，而不能讓英國或中國其中任一方的政府牽扯其中。由於對槍枝的需求是如此地急迫，而有政府涉入其中的疑慮又必須做到絕對的避免，以致於拜克斯享有幾乎是完完全全的獨立自主權。他獨自一人來做這個仲介的工作，來安排處理這些槍械，越少接觸使館越好，英國使館及中國政府都希望能在官方立場上，對此事表示毫不知情；雖然使館在必要時會對他伸出援手，保護他免於危難，並提供他同倫敦方面聯繫時的管道，但是在館裡只有兩個人涉入這次的行動─就是公使本人和中文秘書。而在倫敦，這個科契納勳爵所親自大力鼓吹的重要行動，其相對窗口的層級則是高至首相、內閣，有時還甚至是國王本人。
這次行動的運作體系就這樣地被建立了起來，拜克斯也立即開始著手工作。在六月三十日他向喬丹報告，他已在中國不同地區找到了十五萬枝澳洲製造及德國製造的步槍：漢口有三萬枝，杭州有四萬五千枝，瀋陽（Mukden）有三萬零五百枝，天津有兩萬六千枝，南京有兩萬枝。在南京，他還發現了一批特別有助益的軍械庫藏品，那是一百挺的捷克史考達廠所製造的馬克沁單管重機槍（Skoda Maxim gun）。所有槍枝的型號、製造的年份、彈藥的口徑都回報得非常精確。喬丹通知外交部，「最後得協議將在拜克斯所提及的地點，由他來主導完成，但是各地的軍方將領統帥們都將需於本週末前來北京開會，所以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先同他們做初步的協商。」
陸軍部對此消息感到欣喜無比─尤其是對有關馬克沁重機槍的訊息。但不幸地，拜克斯宣稱他的行程都已排定，無法受到延誤，而且在中國東方地區的協商，受到頑抗拒絕而遭敗挫，接著他就開始解釋其中錯綜複雜的困難障礙。譬如說，他發現日本三菱公司也涉入這場遊戲裡，該公司也正替俄國政府秘密地在採購武器，這種盟國之間的競爭，讓事情變得非常不好做。於是外交部飭令駐東京的英國大使，設法去接觸同駐在東京的俄國大使，來發掘此事的真相。當被詢問到此事時，俄國大使明確表示對這樣的行動不曾聽聞；使得整個事情顯得更加神秘難解。根據拜克斯所言，這種所謂的俄國人的競爭，使得武器的價格節節上升，而讓中國人能對每挺機槍開口要價高達三百英鎊。陸軍部聲明每挺機槍的價格不應該超過一百二十英鎊；但是又附註了一句，對此需求實在是非常急迫，所以價格已是次要的考量。
接著又是再一次的延誤，到了七月底，陸軍部已經露出不耐凡的徵兆，而拜克斯解釋說主要的困難是「曾被提及將到北京開會的將領們延後了抵達的日期」；但是他還說很不幸地，「有些特定的地區也有所疑慮」。面對這種狀況，喬丹也開始失去耐心了，他說，除非整個事情在幾天裡能有個頭緒，要不然，他將聯繫總統的私人秘書。幸虧還沒有必要需採取這個危險的步驟，因為拜克斯突然宣稱說障礙都已經清除了，喬丹也因而能回報說「目前進展順利，原本拜克斯與督軍要在漢口簽訂的合約，現在將改在北京簽訂」，這筆買賣有不下於十萬枝的毛瑟步槍，伴隨著每枝槍不少於三百發的子彈。而唯一所需要做的，是加入一項條款，載明這筆交易是純粹私人性質的，而涉入的公司，─也就是拜克斯的負責人，約翰•布朗集團─在中國政府如果被迫需對提出抗議的外國勢力給付賠償金時，需給予中國政府保障。陸軍部對於這條新增條款卻一點都不感到擔心─事實上，還十分歡迎哩─因為這裡面並沒有提及任何關於轉賣的事，而科契納勳爵的心裡，正再度盤算著想要把武器轉賣給俄國。
大使館先前曾答應過倫敦方面像這樣的事情絕不會發生，但是現在拜克斯所提出的新條款，被視為是對先前承諾的一種破壞。於是在八月六日，在科契納勳爵親自下令的情況下，拜克斯接到一封電報告以這些新條件都被接受了，同時他被要求需盡快將這些槍械送上英國所屬的船艦，「有鑑於新的條款內容，我們認為，我們無須告知中國方面，這些槍械真的運送目的地。」
就這樣，在八月上旬，一切似乎都已打點好了。拜克斯（如同他告訴喬丹的）已經談妥在漢口的十萬枝步槍，連同三百五十挺西元一九零九年德國製造，點三一三口徑的克魯伯機關槍（Krupp）及三千萬發子彈。價格是每挺機槍賣兩百英鎊，每一千發子彈賣四英鎊。陸軍部對此表示滿意並做出更進一步的提議。在中國的軍械庫裡，難道找不到更多克魯伯野砲（Krupp field-gun）了嗎？如果找得到的話，約翰•布朗集團願意也讓拜克斯以他們的名義買一些。在此同時，拜克斯應由漢口取得那些機槍，並將它們運往香港以便能船運回英國。但是突然地，指令改變了。現在這些槍械哪裡都不去了，只要確保取得它們就好，當它們都安然地在英國的掌控之下時，就通知外交部讓他們知道。這個改變計畫的原因是，這些槍械現在不需要被運送到香港去了，而最有可能的目的地是海參崴，科契納勳爵決定要把它們賣給俄國。
從現在起，一切的進行步調都加快了。拜克斯全心投入他的作業裡，以最秘密的方式來和神秘的中國官員做協商，向遙遠的中國將領們下達指令，提供英國使館槍械、彈藥口徑、製造廠商的清單，聯繫槍械的載運作業，從尋找發掘貨源，向賣家做必要的解釋，到克服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既複雜又困難的阻礙。在這一段期間裡，是英國駐北京使館與倫敦兩地的譯碼人員工作最忙碌的日子，隨著拜克斯宣佈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出擊，電文變得越來越長，發送的次數也越來越頻繁，這每一封的電報都在外交部裡被傳閱著，同時也被一堆睿智的分析評論所包圍著，這些都轉化成了令人滿意的情報交給了陸軍部、軍事議會以及陸軍大臣科契納勳爵。這些身在倫敦的軍事戰略的專家們，對喬丹在八月十一日所發送的一封電報尤其感到雀躍，因為該電文宣布了由他那位精力旺盛的仲介人在北京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在這一天─也就是接到「要確保從武漢取得的武器」的那個指令的那天的隔日─喬丹回報說，湖北的督軍「就他自己和在其他省分的一些朋友所能掌控的武器裝備，在中國政府的默許之下，已經和拜克斯達成協議，現在這些武器都可以被出售了」─只要能保障這位督軍，在萬一風聲走漏時，不會遭到被求償。外交部被告以，「只要德國不提出異議，這個協議就能執行，而德國會不會抗議，則完全取決於在船運過程及港口通關時，能保密到什麼樣的程度。」假使能做到並維持這樣的保密程度的話，那麼作業的細節都已經談妥了。這些物品，由漢口到上海，將由中國人自己來搬運，但運費由英國來出，這樣比較安全，再安排從上海為英國運送到香港去。為了規劃安排這樣的運送行程，拜克斯將親自到漢口去，而巴頓─唯一知道這個秘密的另一個人─則將前往上海。至於貨款將在港口以現金支付，香港的指揮官（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也被要求指派一名軍官待命準備接受重要的任務。就這樣，一切都已經就緒待發。但是於拜克斯與他的中國聯繫人之間的這場純粹私人性質的交易，當然還是可能會出差錯的，喬丹要求提醒陸軍部「這個非常複雜微妙的作業能否能成功主要是視局的勢變化而定，而其中絕大部分並不是我或者是中國政府所能掌控的。」的確是沒錯，它是受拜克斯一人所掌控的。
在此同時，精力旺盛不知疲累的拜克斯還正繼續在發掘一批批更多的軍火來加入他的「庫存」裡。陸軍部會不會想要一百一十五門捷克史考達廠於西元一九一一年製造的速射連發野砲（Skoda quick-firing field-gun），連同馬車、彈藥運輸車、拖砲的前車，整組要價六百英鎊？還是要一百門也是於西元一九一一年製造，七五公釐口徑的克魯伯野砲，也是整套的賣，每門要價九百五十英鎊，還有兩萬五千發的炮彈，每顆要價八英鎊呢？或是一百挺克魯伯機關槍？這些都是在他已經確保到手的九萬五千枝於西元一九零九年至一一年期間製造的毛瑟步槍和三萬枝西元一九一一年製造的七公釐口徑曼利徹步槍以外的追加品....陸軍部立刻要買下幾乎所有的這些軍備武器，並命令香港的指揮官做好萬全準備，已便在這些物品送達港口時能對它們來詳加檢驗。這整批貨都已經準備好要送往香港了：「當這些貨物安全抵達時，將會再確定最終的目的地」。
八月二十一日，喬丹在北京正不耐煩地等著拜克斯完成他那煞費苦心的協議─依照協議，他的中國友人會所有的將武器匯集於漢口，當匯集完成後，所有的貨物將經由揚子江運往上海，再由上海出發沿著中國海岸南下而行，運往香港。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應該可於九月十五日前後抵達香港。在英國，陸軍部同樣也是按耐不住等得坐立難安，於是堅持協議不能再繼續這樣地被延遲下去：該是要開始行動的時候了。所有大夥都鬆了一口氣，當喬丹在八月二十七日終於能回報說協議已經全部完成了，所有的軍火都已確保到手無虞，將於九月八日起開始由揚子江隆重地出發。表面上，這趟貨是運往廣東，好讓外人看起來純粹像是中國人自己的一個作業行動，但實際上，這趟貨永遠不會到達那裡的：它會悄悄地溜到香港去，英國指揮官正在那裡等著驗貨哩。這整趟行程需要十天的時間，所以貨物應該在九月十八日抵達。
一個漂亮的計畫，被安排得天衣無縫！沒有碰到明顯的阻礙，危險似乎也成為過去，在八月三十日，外交部要北京公使計算一下所有的費用，應該是多少錢？要以何種方式來支付？經過一番估算後，喬丹回覆說所有的費用加在一起，不應該會超過一百七十五萬英鎊才對，但是他建議，透過香港和上海的銀行，準備匯入個兩百萬英鎊，來讓他來調度運用。現在他允許在北京的銀行的經理知道並參與這個機密行動，而巴頓則被派往上海，向該地銀行的經理做解釋。當這一切相關事務都安排妥當時，喬丹就已經做好了結帳的準備工作，只要軍火抵達香港，隨時都可以做付款的動作。
如同拜克斯所堅持的，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完全的保密。很不幸地，在最後一刻的緊要關頭，這個秘密卻被嚴重地洩漏了。九月十一日，英國駐彼得格勒 （Petrograd，聖彼得堡於西元一九一四年改名而來）的大使回報說俄國政府問了他一個奇怪的問題，是否正如俄國駐北京的公使所言，英國是不是真的正在中國秘密地搜購著一大批的軍火要送往俄國這份報告在外交部激起了一陣焦躁不安的騷動，這時主管採購中國軍火事務的雅爾斯頓道出了實情，他在備忘錄寫著：「科契納勳爵要直到他非常確定那些軍火已被裝上一艘英國的輪船，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中之後，才會對最後目的地這個問題做出決定，他的想法是將步槍等送往俄國，但是不希望因此而讓俄國產生錯誤的期望。」這些槍械或許能適用比利時製造或是塞爾維亞所製造的彈藥，但這只是可能而已。「我們原本告訴中國政府，英國政府是最終的買家，但是在最後的合約裡」─也就是，由拜克斯所擬定的那份合約裡─「並沒有被要求承諾或立下最終的目的地為何。」預期希望這批貨在九月二十日會抵達上海，「但現在所有的關鍵，就在於如果德國沒有提出異議，換句話也就是全靠保密的功夫....」建立在這份備忘錄的基礎上，相關的指示被下達給了駐彼得格勒的英國大使，他將告訴俄國政府「這些協議全都是經由一個私人身份的個人所達成，並當成是個純粹個人的交易買賣來處理，而最後整個協議的執行能成功與否，則全賴保密工作是否能做得徹底到家而定」。
四天之後，也就是九月十五日，貨物最後終於似乎應該是上路了，英國的北京公使發了封電報給香港的指揮官，告訴他已做好的安排細節以及香港應做的配合事項。喬丹為自始沒告以計畫內容而向該指揮官致歉，但解釋說由於此次行動極為微妙而複雜，所以需要高度的保密做配合。隔天，殖民大臣伯納•洛（Bonar Law）也拍送電報給指揮官，請他盡可能地提供必要的協助。
又一週過去了：那是焦急等待中的一個禮拜，然後在九月二十二日，喬丹終於能發給外交部一個令人開心的訊息，「由那些裝載著要送往香港的貨物的小船所組成的船隊，在負責帶隊的軍官帶領下，已於昨晚半夜由上海出發前往福州，但南駛的船隊分將散開來各自前往，避免吸引不必要的注意，船隻將在福州外海會合聚集後，再一起駛往香港，最快將於下週六抵達。上述訊息是由拜克斯從堅持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整個交易的中國方面所取得，我並無意要招惹令人不悅的注意，但是想要知道這些裝載著貨物的各艘船隻的清楚動向究竟是否精確無誤，那是辦不到的。巴頓昨晚已經抵達香港配合。」
此時對喬丹而言真是個緊張的一刻，因為在過去四個月裡，他一直為這次的行動在做著準備，而現在眼看整個行動就要接近完成了。再過幾天，這支船隊的各艘船隻，滿載著武器軍火，將在福建的沿海福州碰頭聚集，屆時將只差最後的一小段距離就能投向安全的香港的懷抱裡了。然而，這一切當然還是得依賴保密─守口如瓶的功夫，以及拜克斯組織動員的效率。遠在北京的喬丹，從頭到為，只能完全地依賴著拜克斯，他所能知道的也全都是拜克斯所告訴他的。表面上，英國使館對此事是毫無所知，不能被發覺牽扯在這其中，甚至連被懷疑都不行，也不能提及此事─除非是在迫不得已時，才能向表面上對此事同樣也是裝成毫不知情的中國政府來提。使館裡除了巴頓之外，也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而巴頓現在他的人正在香港。
在九月二十五日，拜克斯突然地宣佈這項行動緊急暫停。「由於受到德國及奧國嚴重的抗議（喬丹照此向倫敦回報），現已抵達福州的船隊，是否能獲得政府允許從該地駛往香港，仍然有很大的疑慮。」根據拜克斯所言─抗議國指責中國政府假借將武器販售給日本為幌子，最終由協約國及蘇俄來取得使用。喬丹還說：「拜克斯目前正盡其所能地在說服中國方面下達指令，讓船隊如期無誤地駛往香港，但是在沒有得那位到仍處於激動焦躁狀態下的總統所下達的許可之前，他們是不會有所行動的。」
隔天，喬丹對次做了更進一步的報告。他電文寫道：「經過一番的猶豫躊躇後，由此地指揮著這次行動的中國方面當局宣稱，他已們發送電報指示船隊直接駛往香港，預期可於週二抵達。由於這項指示應該是沒有得到總統許可的，而是藉由典型的中國權術運作來閃躲過這個棘手的難題，所以出差錯的機率依舊是相當的高。然而，我已經警告他們，再有任何延誤的發生，將逼使我不得不親自出面去同總統斡旋。」喬丹並沒有指明，誰是在北京指揮這次行動的所謂的「當局」，他只提到他們是所謂拜克斯的中國友人，因礙於自己的公使身份，而不方便出面直接與之交易。這一切都是透過拜克斯來進行的。而要脅將剔除拜克斯與他的中國友人，親自來與總統面晤，則是喬丹手中的最後一張王牌。如果總統真的是被蒙在鼓裡的話，這一招會是很管用的。但是這也將會是致命的一招，因為這會讓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涉入這場所謂私人交易的英國使館，把自身對此交易所具有的的強烈意圖都暴露無遺。
外交部在回電裡，並沒有提及喬丹的最後手段，只是暗示性地要求喬丹先試試其他的方式。喬丹所得到的指示是，「獲得該批武器軍火是最重要的優先，不要考慮錢，盡量去賄賂中國官員或船隊的船長們，讓他們把貨帶到香港。」隔天，外交部收到喬丹的覆電時，應該是感到寬心不少，電文寫道：「此間一直同拜克斯在做溝通的中國當局，接獲福建省長來電，告以船隊已於週日晚出發。」一切終於都再度上了軌道，沒有必要將拜克斯剔除，也沒有必要去找總統申訴，船隊終於在駛往香港的途中了。
此時，倫敦和北京兩地的人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候著船隊抵達的那個消息了。但是始終等不到這則訊息，在焦慮地等待了四天後，喬丹收到一封電文：「有沒有進一步的消息呢？我們沒有從香港接獲任何的消息。」喬丹的回電則指出又碰上麻煩事了，他的電文寫著：「中國人解釋說船隊延誤抵達香港是因為當初船隊在出發時，表面上喬裝成這批貨的最終目的地是廣東，而廣東的省長，並不是參與這次交易的成員之一，他現在堅持廣東才是這批貨的終點站，並派出了一艘砲艇攔截這支船隊，迫使它們駛向廣東。據說現在船隊停在惠州灣（Huichowon），省長下命讓船隊明天一大早就駛向廣東。很難斷定上述的陳述是否屬實，正在盡最大的努力誘勸中國當局依照原先計畫來行事。」
還有什麼消息會比這則更令人懊惱憤怒的？在經歷過這許多耐心漫長的協議、有驚無險的緊張的時刻，這支長久以來一直被期待著的船隊，載滿了那些無可取代的重要物品，在眼看著即將抵達終點時，竟然從眼前經過而駛向一個不該去的港口！一種失望的無力感擊垮了在遠東區部門（Far Eastrn Department）裡工作的專家們：這份無力感更因自身的無能而倍加沈重─因為既使動用了所有的資源，竟然在地圖上怎麼找也找不到那個叫做「惠州灣」的所在之處（作者註─我自己也是找不到）。喬丹這封令人傷心的電報，在外交部裡被輪流傳閱著，也引發了陣陣悲觀的評論。毫無疑問地，有位權威專家察覺到，中國人的計謀是想讓這位不會被人懷疑的廣東省長，來承擔讓船隊找不到路去香港的過失，而這位詭計多端的狡猾省長已擊敗了所有的對手。但是這個狀況或許還有得救：「我們必須相信這位省長還有接受『爭論』的雅量。」的確是如此，外交部政務次長華特•蘭格雷爵士同意這個看法：「對於爭執一事，我對約翰•喬丹爵士予與充分的授權，可以對廣東總督提出最強烈的異議申訴。」
約翰•喬丹爵士並沒有打算賄賂廣東省長來換取對船隊的放行，他決定要打出他的最後一張王牌。他宣布他將盡全力去面見總統，並「親自向他做出強烈的申訴」。拜克斯在最後終於被剔除出局了。
在十月二日下午，兩人終於會面了，讓喬丹深感訝異的，總統「對此次的整個交易表示是完全無所悉知，但是他說如果我將相關細節提供給他的機要秘書，他將非常願意給予英國協助；這也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從頭至尾中方的態度始終是非常誘人的友好，我們現在有機會能測試拜克斯所講的故事的真實性。」喬丹注意到，總統對協約國的理念顯得較為贊同，也願意提供軍火彈藥；他答應將批准提供特殊的交通設備給上海的一家英商公司，讓他們能向俄國輸出一大批貨品至海參崴；而這指的正就是他宣稱對其毫不知情而原由拜克斯所主持著的那個偉大計劃。
外交部的專家們對總統宣稱不知情一事倍感憤怒，而政務次長卻覺得荒謬可笑，這次的面晤應該是非常戲劇化的，他在備忘錄寫道：在他受到德國及奧國公使的「強烈抗議」的一週後（如同拜克斯已經發覺的），他才鄭重其事地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其中的荒謬筆墨難以形容。政務次長對這些東方人幾乎已是失去了耐心。
但喬丹仍依舊保有他的耐心，在四天之後，他拜會了總統的親信，那位「中國的馬基維利」梁士詒。他回報說「梁士詒對此交易完全知情，只是不知道船隻的動向，他覺得延誤的原因應該是沿途需要收集搬運不同批的軍火所致，但是對於將貨品送達香港仍具有信心。他個人建議，這些船應該要駛到廣東，然後再運用火車將這些軍火從廣東運往香港。」喬丹還加上一句：「梁士詒的保證，讓我對此事的成功增加了一些希望。」
既然還有成功的希望，外交部便催促喬丹繼續進行，在十月十日，外交部長艾德華•葛瑞爵士親自插手此事，他以個人名義發了封電報給喬丹，告訴他：「從來沒有比獲得這些中國的步槍和機槍更緊急的事情，你應不計金錢代價來確保此事的完成，如果真的不行，我將商請日本派遣一艘巡洋艦，在中國領海之外等待並護送該船隊至香港，這樣就可以讓船隊出了領海後不會遭到任何的干擾。」
一接獲外交部長親自發來的電文，喬丹就下定決心要斧底抽薪徹底地來解決這件事，並發掘此事的真正阻礙到底是在哪裡。他同梁士詒再度約定了一次面會，在前往赴約之前，他先驅車到拜克斯在石駙馬大街的宅第，發現他正同一位美國商人在會談，他讓拜克斯結束了他們兩人的談話，然後要他坐上了自己的馬車一起共赴梁士詒之約，打算大家當著面來做一次對質。
一抵達梁士詒的住處，公使就要拜克斯說出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根據喬丹的回報，梁士詒的神態顯得「非常地狐疑」，並表示拜克斯所宣稱收集到的那些武器，其數量是「遠遠超出被閒置在中國境內所能讓出來的」，況且載滿著軍火武器的船隻，是絕不可能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來任意移動行走的。他早先曾給喬丹帶來一絲希望的那個說法，梁士詒此時說那是場誤會：他當時以為所談論的，是一些數量相對來得較少的武器移轉─而絕不是像現在所說的數量這麼龐大驚人。他向喬丹保證，他十分願意提供英國一些數量不是很大的步槍並且用中國的砲艇將它們載運到香港，然而要機槍則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總而言之，「他宣稱相信拜克斯是被耍弄欺騙了」。喬丹以此做為電文的結尾：「我將繼續強烈地為此事做爭取，但是成功的希望渺茫。」
這封電文在外交部做備忘記錄的官員之間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宣稱，這封電報是「令人既失望又震驚」，中國人顯然是在設法想耍賴食言。毫無疑問地，這番解釋具有高度的政治意味，先有對俄國使館的不幸洩密事件，接著德國和奧國的抗議，連日本都被假定成牽扯在其中。最後還有「帝制復辟運動」（Monarchical Movement）正在醞釀形成氣候─這也就是讓袁世凱總統變成中國皇帝的那場運動。這個運動主要是由中國軍方所支持的；在這過程裡或許需要同敵對的勢力團體來做對抗，當爭鬥來臨時，武器是絕對不可或缺的，而在這時如果卻發現，在中國境內閒置的武器全都不見了，早已被那些貪官污吏拿去換成現金了，那麼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總括來看，情況變得令人傷透腦筋。幸好，給使館的兩百萬英鎊存款還沒有實際被支付出去，但是那些費人疑猜而難以理解的船隊和軍火究竟現在身置在何處呢？難道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從中取得部分的武器嗎？外交部長艾德華•葛瑞爵士親手下達最後一道外交照會給喬丹，要求他盡可能地去獲取任何拿得到的武器，「梁士詒在說過那番話之後，很難拒絕這項要求。」
一封建立在上述立論基礎的電報被發送給了喬丹，他被告以外交部對事情最新的發展轉變感到失望至極，但瞭解公使已經竭盡所能地做了努力。「你能告訴我現在這些船隻以及槍砲究竟身在何處嗎？基於對步槍的急迫需求，你應該獲取所有的或是盡可能地多的槍枝，並立刻將它們送往香港。梁士詒在說過那番話之後，很難拒絕這件事的。」
喬丹的回覆卻是個失敗主義者所講的話，他回道：「我對船隊及槍枝的下落，真的是一點概念都沒有，而提出任何的詢問或要求都可能是有害無益的。拜克斯相信他們在廣東，梁士詒卻相信從頭至尾根本沒有船隻曾移動過。梁士詒與同拜克斯一起做這件事的那一夥人，顯然不是同一個派系的，但前者的實力看來是強過後者。」喬丹還說目前他同梁士詒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我現在自己親自來處理這件事」─也就是說，拜克斯已經被剔除到一邊去了，由他自己直接同梁士詒來做協商─他有相當的信心可以獲取一定數量的武器。此時俄國公使也正透過梁士詒在尋求武器，但梁士詒願意提供軍火給英國，如果英國願意在香港接收這些武器。隔天，梁士詒取得總統的批准而允諾，將提供兩萬枝步槍及充足的彈藥，往後或許還有。對此，外交部的評語是「我們必須對他們施佈的小惠心懷感激」。
這個小惠到頭來還真的是很小，因為這兩萬枝步槍並沒有成真。喬丹解釋說，「經過拜克斯所做成的那筆交易安排徹底的失敗破滅，我只好親自與梁士詒打交道，但是商談進度由於收集槍枝的困難度所致而遲緩不前」。此外，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因素，此時中國的武器軍火真的被捲入高度政治化的事件裡了。梁士詒現在成了「帝制復辟運動」的主事者和操盤人，而英國對此運動卻是抱持著反對的態度，「我怕這樣會讓整個事情無疾而終，總統和梁士詒可能會厭惡我們的干預調停，因而取消原先已答應的承諾。」外交部所做的備忘錄記載了喬丹這份報告所帶來的憂悶，解決採購武器的問題竟然需要取決於我們對帝制復辟的態度而定，真是何其不幸。外交部的人悲嘆著，「但是我們已經向日本人承諾過了，也唯有甘心冒著失去這些武器的風險了。」因為雖然袁世凱花費大筆的國家錢財，對日本做了很大的讓步來爭取它對帝制的支持，但是實際上，日本並沒有打算讓中國的軍事帝國重生。
喬丹繼續努力試圖著在中國購買武器，但是現在大家都一致認為，「卸下面具，公開地來談論此事」會是個較妥當的方式，收穫或許不會有多豐盛，但至少還有機會得到些什麼。於是他耐心地等待著袁世凱和梁士詒的回覆，最終所得到的，果然是不出所料的貧乏。袁世凱和梁士詒兩人對建立一個新帝國的興致，顯然要比秘密地同歐洲做武器交易的興趣來得高出許多；拜克斯事件的陰影也籠罩著這整個的交易；就如同喬丹所回報的，「我只能拿到他們所願意給我的，並忍受交貨時遙遙無期的拖延。」在西元一九一六年的初期，中國零散地收集了些步槍並運送到香港，此後這個議題就趨於沈寂了。軍需部此時早已經動了起來，而英國政府也發現了比同中國那些政客討價還價還來得更好的方式來武裝自己在歐洲的軍隊。
在歐洲大戰及中國內部劇烈動盪的雙重壓力之下，沒有人有閒情逸致來對不幸的拜克斯事件加以好好地做一番檢視（post-mortem，拉丁語）。 在北京的巴頓及在倫敦的雅爾斯頓皆以仁慈寬大的觀點來看待此事，覺得拜克斯是被他那些無德無能的中國伙伴們所欺蒙愚弄了，或是他的這些中國同伴們在這場政治內鬥裡，被馬基維利主義者梁士詒所設計利用了。這些中國人從未曾被喬丹在往來電文裡列出姓名來，顯然他並不認識他們─基於外交因素考量，他也不想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只有拜克斯知道他們是誰，對使館而言，他們只是「從此地指揮著整個作業的當局」，「那個堅持以他們自己方式來處理整個作業的當局」，「那個同拜克斯一起共事的團體」。
起初，喬丹也接受了這種寬大的角度觀點，並認定拜克斯所說的那些武器及人員毫無疑問一定是存在的；而那幾個督軍同樣地也做了正如同拜克斯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好幾批貨確實是被裝載到一支由許多真實的小型船隻所組成船隊上；這支船隊曾經秘密地由揚子江駛抵上海，再分散個別地沿著海岸行駛到福州，先是遭到外交抗議而被阻攔，後來透過拜克斯友人的秘密影響力而獲釋放行，最終，因被拜克斯友人所疏忽而沒協調一致的廣東省長所做的突如其來的干預，而被迫轉向駛往廣東。或者，如果喬丹並不相信這一切，至少他相信拜克斯是被告知而天真地相信了這個精心設計的故事，一個由他膽大妄為的中國「當局」友人所捏造虛構的故事。就算故事不是真的，「也定是別人將它告訴拜克斯的」。
但是逐漸地，當喬丹探究了整件事情始末，他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一個截然不同的結論：一個既令人驚訝，而且對其個人而言，還是對他的一個羞辱；因為事情的跡象在在都指出，受騙的人，並不是拜克斯，而正是他自己本人。因為，到底拜克斯過去常常引述的所謂神秘的中國「當局」究竟是何人？在過去月復一月、日復一日的這段期間，在自己同外交部所往來不斷註記著「私密等級」的電報裡，所談論的事情究竟有什麼客觀的真實證據？他越仔細地檢驗故事的細節，就發現越多其中的疑點。每當故事發展到與當時實際狀況接軌時，故事卻無法與真實狀況產生連貫的一致性，而且從頭至尾，沒有任何可供辨識的資訊或來源能用來追溯或查證這故事。於是最終，喬丹終於相信這整個故事，從頭至尾，純粹是虛構的─而且，猶有過之的，不再僅是他人告訴拜克斯的一個虛構故事，而根本就是拜克斯個人所編造的一個想像。不知名的中國「當局」，那幾個督軍，那些連製造日期等其他細節都描述得清清楚楚的步槍與機槍，那支由小型船隻所組成的船隊，還有船隊從漢口到廣東途中所發生種種戲劇化的歷程─這一切，曾讓北京和倫敦兩地的譯碼員忙碌個不停，曾讓使館派遣官員前往上海與香港，曾讓軍事將領們被邀參與了這場秘密行動；這一切，曾讓英國全權公使等候著中國總統的回覆，曾讓東京及彼得格勒的外交圈裡起了漣漪，曾讓兩百萬英鎊由倫敦被匯轉到北京，甚至差點召喚一艘日本巡洋艦進入南中國海；這一切，曾讓外交部及陸軍部裡無數的人振筆疾書，曾讓陸軍大臣科契納勳爵忙進忙出，曾讓外交部長及殖民大臣親自關注；這一切，還曾被拿來向內閣、首相及國王做過報告，如今看來，這一切似乎只是一場虛幻不實的盛會，一齣毫無依據的綺夢，突然地，就這樣解體消失了，消失得無跡可循，無影無蹤。
對這樣資深的一位外交官，一個在過去四十年裡，一直待在遠東地區服務且功勳標榜，同時也是第十個年頭擔任北京使節團團長的一個六十三歲老人而言，這樣的結論一定是讓他感到無比的懊惱與鬱悶。在整個事情宣告失敗接下來的幾週後，喬丹似乎處於一種極度沮喪的狀態之中，而且普遍謠傳他已經辭職了，或將要辭去這個職務。這個謠言後來被刊登上報紙，而鬧到需要在國會做澄清。幾個月後，外交部決定將喬丹暫時調離北京一年，指派當初在倫敦負責處理拜克斯軍火事務的貝比•雅爾斯頓擔任參事並兼任代理公使，讓他暫時來接替這個職務空缺。再度輿論又立即臆測宣稱說喬丹要退休了，外交部不得不出面向中國政府保證：喬丹只是從現有北京的職位暫時離開，休一年的長假，屆滿後就會回任。這些廣為流傳的謠言，當然不可能是直接依據拜克斯的軍火事件而來，因為那是一個被緊緊地看守著的秘密；但是這謠言卻有可能是因喬丹在那事件後所表現出來意志消沈的精神狀態而引起的。外交部政務次長也親自向喬丹保證，說政府希望他盡其所能地擔任在北京的職位，事實上，他在北京待到西元一九一六年的十一月，直到雅爾斯頓抵達北京到任接替他為止；然後他放了將近一年的長假，但這期間他仍保有全權公使（Minister Plenipotentiary）的頭銜，然後在西元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回到了北京並做完他的任期。我們將很快地會再看到他。
拜克斯此時也發現暫時逃離北京是個變通的好方法，在西元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也就是當喬丹宣佈他將「卸下面具」剔除秘密仲介人，公開地去同袁世凱及梁士詒協商的那天─拜克斯通知使館說，他打算回到英國，去檢驗他最近送給牛津大學的那些贈禮，並籌畫安排自己所編纂的一本新的中文字典的相關工作。一抵達英國，就如同多次在面臨危機的時刻那般，他又倒地不起聲稱自己得了重病。這個時間點就是他曾寫信給濮蘭德，卻迴避不願意在倫敦見到他，而只在那些自哀自憐的信裡，述說著自己身體和經濟的不順遂：他的膀胱、眼睛的嚴重問題、他的貧窮潦倒、在倫敦看診時的可怕感受、他的投資都已化為烏有以及自己身為一個失明又窮困的老人的黯淡前景等。那已是在經過夏天那幾個興高采烈得意洋洋的月份裡，曾對牛津大學炫示他豐富的收藏，曾藉由在中國的秘密行動，吸引了內閣部長們、將領們的注意及目光之後，再一次悲傷的倉皇跌落罷了。
然而，我們先別為拜克斯的無望感到悲哀，在他週而復始的人生裡，失望的沮喪感和安樂的陶醉感永遠是交替反覆地出現的，他的倒下只是為了下次再度地豁然躍起；此時他下一次冒險的跳板已為他準備妥了，這是在剛過沒多久的西元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的那天晚上才準備完成的。
對一個粗淺的觀察者而言，西元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這天看來對拜克斯而言，似乎是個不祥的日子。因為就在這一天，約翰•喬丹爵士到他家裡造訪並把他帶去同梁士詒對質：也就是揭穿了拜克斯整個故事都是不實的那一番對質。但是對質的架構卻對拜克斯極為有利─因為它證明了他是被「欺騙耍弄」了。但事實上，對拜克斯而言，這劇情發生得真是再適時也不過了。國王陛下派遣的全權公使親自前來自己家中造訪，帶著自己去會見中國總統最親信的顧問「中國的馬基維利」梁士詒，這一切都看在當時正在拜克斯家中那位同伴的眼裡，他自然對拜克斯人脈廣闊的程度留下極了深刻的印象。這位平凡的同伴是位美國商人喬治•席爾威斯特•霍爾（George Sylvester Hall），他就是我們前面已經讀過，那位被稱為「混蛋」，替拜克斯的家族律師柯頓•敏卿先生帶來「可怕的大麻煩」的「合夥人」。現在是我們在這故事裡，好好地來介紹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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